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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人生存现状:血泪浸染戏服

  大量戏迷流失、演出减少、入不敷出、演员老龄化严重、正面临后继无人的绝境……

  伶人生存现状:血泪浸染戏服

  导读 近日,湖南省花鼓戏剧团的演员在汇演开始后,从道具箱中拉出两条白色横幅,然后跪在舞台上讨薪,横幅上写着“十八年不发我们一分钱,我们要生存,要吃饭”。这无疑将底层艺人生活的苦涩和艰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在“激流勇进”的时代大潮中被人们抛弃、践踏、遗忘……

  艺人戏子的心酸只是戏剧文化落寞的冰山一角。调查显示,中国平均每年消失两个剧种。随着影视和网络的兴起,大量戏迷流失,戏班子的演出减少,入不敷出,演职人员老龄化严重,正面临后继无人的绝境。这样“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根源是什么?戏剧与戏班子的涅槃又何以实现呢?

  戏里戏外的粉墨人生

  不久前,湖南省花鼓戏剧团的演员在演出开始后,突然从道具箱中拉出两条白色横幅,然后跪在舞台上讨薪,横幅上写着“十八年不发我们一分钱,我们要生存,要吃饭”。台下的观众先是一阵骚动而后是心酸,不少人看到这一幕因此流泪。

  剧团成员唐嘉国说,剧团领导从1997年起便以财务困难等理由停发他们的工资,为了谋生他们只能自己组建团队,靠接婚丧嫁娶的商演赚钱养家。但近几年戏曲演出市场不景气,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不得已才开始维权,要求政府补发工资。

  “我们这些人从小进科班学艺,只会唱戏,没有其他的生存技能,现在这个市场也不行了,养家糊口都很困难。”唐嘉国说,停发工资后他们曾多次到相关部门上访,几年下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都很喜欢唱戏,不只是为了钱。”唐嘉国说,因为欠薪久拖不决,于是这次接到衡阳市专业剧团新创剧评比汇演的任务后,他们决定在演出现场进行维权,“这样做是有些极端,但我们也是没办法了,不然根本没人管。”

  曾获华语电影奖的《变脸》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四川,老艺人变脸王身怀绝技,却孑然一身,生活贫苦,以小船为家、与青猴为伴。这种底层艺人生活的苦涩与艰辛在镜头的讲述中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不论是《变脸》还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所表现出的戏子艺人生存之困苦并非夸张,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浙江绍兴市区皋埠镇东林村河埠头,经常可以看到一辆满载戏班子家当的汽车缓缓地停靠在岸边,戏班子里的成员将车上装载的演出道具、音箱设备及生活用品卸下在岸边,并搬到一条被改造成许多狭小单间的旧轮船上。这个剧团有20多位成员,她们以唱戏为生、以客船为家,长年累月地生活在船上。

  一位15岁就开始学艺、至今已经闯荡绍兴城乡30多年的演员介绍,早年条件艰苦的时候只有一艘水泥船,运载各种演出、搭台的家当,演完节目后也只能借宿在村民家中,经常要靠村民的救济才能艰难支撑下去。随着影视、网络的兴起,大量的越剧戏迷流失,戏班子的演出也比以前减少,演职员们的收入也受到影响。

  夹缝中的生存:曲终人散台空空

  根据近年调查显示,1950年,全国剧种多达370余种,到了1980年,有320个,2010年前后还有250个左右。从这个递减数字来看,平均每年要消亡两个剧种,而且其消亡速度越来越快。剧种的持续消亡使得本就处于危机中的戏剧面临更加严重的局面。

  自1980年代以来,戏剧艺术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观众对戏剧的热情渐次消退,戏剧艺术的创作无法适应观众需求而日趋匮乏,戏剧审美逐步走向边缘;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因解禁而有过一小段短暂的繁荣,但很快就跌入了谷底;观众逐渐淡出剧场,戏剧在不断被边缘化中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们的审美领域,成为了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的审美活动。于是,“戏剧危机”逐渐弥漫于整个戏曲界的天空,各地方戏剧表演团体处于惶恐不安的风雨飘摇之中。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戏剧界的现实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呢?根据今年考察所见,全国三千多个戏剧表演团体,在财政开支上,除了少数因为被列入世界教科文组织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故而享受政府财政上的全额拨款外,一般都是差额拨款,即按照百分比计算,余下的部分由剧院自己通过演出补足。但实际上,靠自己演出补足的那部分是很困难的,通常是每场演出政府都要补贴给剧院才能维持正常开支;但也常常是因为所在地经济状况等诸多原因,差额补贴的部分由剧团自己承担。

  对剧院实行演出补贴的办法,主要是指每年要完成上级部门规定的演出任务,如到场矿、部队、农村等“三下乡”演出。即便是像河南省的豫剧三团,浙江省的越剧“小百花”等屈指可数的国内很有影响、有实力的演出团体,如果单凭剧场的常态演出,靠窗口卖票,是根本养活不了自己的。那么,弱一些的演出团体,其情形更是演一场赔一场,不演不赔,一演就赔。一个剧团不演戏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可是演出必赔,剧团当然吃不消。

  于是,剧团只有通过各种关系向社会各界包场。包场演出是有条件的,人事关系极为重要。它不是一个稳定恒常的演出收入来源。包场固然能够从经济上收益,但有时候场次包出去了,来看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往往会让演员的情绪提不起来,也就很难创造艺术上的奇迹。

  戏剧队伍的建设状况,总体来说也不尽如人意。以云南省壮剧流布的滇东南地区为例,那里的演出情况自2000年就开始低入谷底。在农村,壮剧原本有深厚的基础,但是各种新的娱乐形式如录像片、流行歌曲进入后,人们对传统的戏剧的兴趣就越来越冷淡了。特别是外出打工潮的涌起,很多年轻人纷纷向外地打工赚钱,没有心思再去继承既不赚钱又费力的壮剧了。不仅如此,由于外出打工者受到各种新潮文化娱乐形式的影响,眼界开阔后的他们,对于土生土长的壮剧没了感情。农村过去戏剧演出的繁荣景象从此不再。

  在城里,随着文艺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山州的壮剧团为了能够保住壮剧免受冲击,2002年又挂出了文工队的牌子,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办法。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剧团的功能被文工队化。加之剧团原有的演员或因年老相继退休,或因专业调离剧团,能演戏的好演员不断减少。到了2008年,剧团所剩的人员连排一个小戏的力量都很困难了。新招的演员大多对壮剧知之甚少,也没有对于戏曲本身的热情,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文山州壮剧团的情形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一些省的市级专业剧团,也都在不同的合并形式中被异化或名存实亡。

  受邀请编剧、剧团演职人员力量配备、观众群预测等几方面的制约,如果没有一定经济力量作保障,实验性或探索性戏剧实践很难开展。上演的新的创作剧目大多也是为了参加不同级别的赛事,如汇演或展演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评奖,是作为当地政府的政绩来看的。因此,剧本的创作有领导的明确指示,经济上有政府给与的保证和支持,但这种赶任务的创作待到汇演结束,任务完成,新的创作剧目也就从此封箱,再难演出。

  国务院也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和世代传承的剧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由于这种保护,一些传统剧目得以恢复上演,但参加演出的人员,主要是年事已高的演员,剧目都是老戏老演法,以“非遗”的名义一切照旧演老戏。保护剧种的目的是为了传承,是要新一代青年人来承续,但因为资金投入有限,即便有编制,待遇也不高,招聘很难成功。本来戏剧就已经被观众冷落了,再拿不出新剧满足观众的需要时,观众只能失望而归。传统戏,观众就像去博物馆看文物一样,一次看新鲜,再就很难走进剧场了。

  戏班子的出路:乡土创作+多元运营

  在历史上,戏剧演出组织的体制,大致有四种:一种是宫廷皇家戏班,如唐代的梨园、明代的玉熙宫、清代的清平署;另一种是私家班底,明清时代最盛,如明代的李开先、李副宪、张岱的家班,清代的冒襄、李渔、金斗家班,都是有名气的家班组织;再一种是民间职业戏班,如清代的聚合班、内江班、集芳班、四大徽班,近现代的京剧玉成班、昆剧传习所、川剧三庆会;还有一种是我们现代兴起的国营剧院和集体经营剧团。

  我们从历史上戏剧班制的变化来考察,发现这样的规律,戏剧由皇宫和家班演变为民间职业戏班,由此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走向商业化的方向,乃是戏剧功能得以扩展、得以开放的重要环节。

  这个环节的实现是伴随着戏剧创造的自由精神的。戏剧从民间获得了它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演艺才人在自由精神的引领下,创造的才华和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国戏剧之所以在元明清三朝大放异彩,清代乾隆嘉庆之际地方戏剧出现蓬勃的局面,都是因为它能自有的从民间提取生命资源,因为它才能创造出数百个剧种和如山如海的数万剧种,才出现了人才辈出、百剧如林的局面。

  河北大厂县就有一个评剧歌舞团,30多年来不仅活得有声有色,而且活出了几分传奇色彩——其作品拿遍了所有舞台艺术的最高奖,其演出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备受欢迎。其团长赵德平是一位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编剧,他说:“作为一个剧团,你首先要弄明白戏为谁演,剧为谁排?我们的定位很明确,戏为农民演,剧为农民排,永远扎根基层,服务农民。”

  赵德平说,他就爱睡土炕,吃大铁锅贴的玉米饽饽,和乡亲们拉拉家常,听听村里的新鲜事儿。侍弄着庄稼,听着乡音,乡亲们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不知不觉中就走进了老赵的剧本中。《嫁不出去的姑娘》人物原型是大厂夏垫镇的一个姑娘,仗着长得漂亮,大要彩礼,憋死了未婚夫。《男妇女主任》写的是大厂袁庄村的一个村干部,工作有热情,经常好心办坏事。还有反映农村党风问题的《啼笑皆非》、描写妇女思想解放历程的《大门里的媳妇》和反映新时期女性的电视剧《当家的女人》等等。作品的原型都是身边的人。这些来自农村生活的作品清新朴实,厚重深刻,带着浓浓的乡土味儿,演到哪儿,火到哪儿。

  “我一直认为农村火热的生活永远是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赵德平说:“有人说‘农’字太土,作品难有观众,而我认为‘农’字是金,只要平下心、扎下根,黄土就能变成金。”30多年中,赵德平带领大厂评剧团,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其中每年七八个月都活跃在农村,有时一天演出六七场,演出收入的60%都来自农村市场。“树高千尺在根深,离开了脚下这片土地,剧团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剧团要永远为基层、为农民演下去。”赵德平说。

  同时,为适应城市观众的审美需求,剧团通过“专业名作家+团队名演员+精品名剧目+演出新模式、敲锣打鼓”,走进多个大城市,效益很好。城里观众说:“大厂评剧歌舞团带来的农村戏,就像农家的窝窝头,但是玉米面里加了栗子面,好吃好看。”

  除了舞台演出外,该剧团还走出了产业多元化之路。大厂评剧歌舞团在京东潮白河畔规划建设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题材影视拍摄基地。还与中国电视剧制作公司合作,拍摄完成了农村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进错门的女人》,已报央视备播。剧团在创演舞台艺术的同时,渐渐走近影视,现已有多名演员与多个剧组合作拍了多部有影响力的影视剧。

  政府方面的努力同样重要,克莱夫·贝尔说:“社会对艺术家所做的唯一的善事就是让别人不去干扰它,给他自由。”一个国家对于戏剧指定的政策和方针,是国家意志对戏剧经营的直接间接地指导,政策的严宽松紧决定了戏剧事业的兴衰成败。但越来越为人们所共识的是:戏剧本性是自由的,宽松的政策是有利于戏剧获得自由本性驰骋的。政府如何寻求合适的尺度以刺激戏剧的创造精神,同时又能在资金、平台上面给与地方剧团足够的支持,是现在最迫切、最紧要的问题。

来源:搜狐文化频道总策划432期   2015-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