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籍江苏常州，但是却生在北京，1936年十九岁的时候在北京的中法大学先理科后文科读了两年，那时父母亲在一年以前携带全家我的姐姐及弟妹们已经离开北京去到南京，孩子里只留我一个仍在北京。暑假里我回南京家里去度假，父亲说：“你回来正好，你的四表姑夫昨天来找我商量，要你去他的学校做他的校长秘书。你去不去自己决定。”

　　父亲一向是让孩子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那时候他刚刚离开他酷爱的、自己参加创办的北平故宫博物院负重要责任的职务，转到南京新成立的农本局负责总务工作。我的四表姑夫是在美国学成回国的戏剧专家学者余上沅先生，刚刚就职两年的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校长。

　　在亲戚朋友当中，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老实学生，相反是个任性的自由派，尤其是一个京剧迷，曾经逃学将近一年，每天下午去看富连成科班的京戏演出是许多长亲都知道的。余上沅先生在北京创办“小剧院”，定期在协和礼堂演出话剧，历来都送票给我去看戏，现在要我去作他的秘书也并不出我意外。我见到余先生时，提到我原来计划暑假过后，仍要回到中法大学去上学的。他说，欧美的大学生很多都是在学习期中做一两年工作，取得一些生活经验，再回去读书会学得更好。他一下就说服了我，首先是我从小进幼儿园按部就班读完大学二年，实在也有些“腻味”了，其次是这个“戏剧”学校对我有很大的诱惑力，我当时就同意了校长的要求，第二天就去南京薛家巷国立戏剧学校做了校长室秘书。

　　上班头一天得知：学校正在举行第一届学生毕业公演，头两届学生都是两年毕业，这一届毕业公演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现在还记得女主角是叶仲寅（即现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叶子），男主角陈健，现在仍在银幕发挥威力的老导演凌子风扮演摩洛哥亲王（？），在学校时他原名凌风。所以上班头一天，白天八小时下班以后，当晚就去了剧场，我非常适应这种生活，在中学时候，我就在前台、后台跑惯了，只是那是在传统的京戏舞台。

　　这样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坐办公室的秘书工作。说来工作十分轻松，只是做校务会议的记录，拟发校长室的布告，为校长草以有关公务的信稿。日常接触的是学校的专任教师，有陈治策、马彦祥、王家齐、阎哲吾、曹禺等，这里面年纪最轻的大概就是曹禺了，当时他才二十六岁。

　　三十年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头，长期在北平生活最叫人烦恼的就是经常会看见那些骄横野蛮的日本兵和俯首帖耳、奴性十足的国民党当局，相比之下在南京的生活就要自由得多了。然而，日本强盗连这点自由也不会给你，我在南京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日军炮击宛平的芦沟桥七·七事变，从而激起了实际上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抗日战争，一个月以后的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政府大举向西南大后方迁移。国立剧校也立即作出内迁的安排，由于交通工具的困难，剧校全体师生和员工只雇了约五六只木船，沿长江西行，过洞庭湖，迁到长沙。这是一次原始方式的旅行，也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木船旅行。由南京到长沙走了二十几天，横过洞庭湖全靠人力划桨，行近江边逆水而上时则要登岸拉纤。我们坐船的高兴了也和船工们一起划桨背纤，只是不得不惊诧船工们的铁脚板，他们一年四季光着脚。拉纤时就是踩在尖利如刀刃的石头缝上也是一踩而过。平时坐在船头上聊天时，嘴里抽着香烟，抽完了把烟头扔在脚下，竟是用光脚丫子一下把烟头踩灭，真叫人挢舌不下，目瞪口呆。

　　学校在1937年的暑假期间到了长沙，在这之前已经租下了一所有亭台楼阁的书卷气浓冽的房舍，地址在稻谷仓，门牌号现在不记得了，只记得房主人王姓，前代是长沙著名的学者。现在我很后悔没有考察一下他的沿革传统，记忆早已模糊了。

　　到了长沙，学校发生了新的情况。原来在南京可以聘请到的学者、专家来校兼课和一些专职教师都没有了；甚至一些非戏剧专业的普通课程的教师也难以找到；这一来作为四姑夫的校长就给他做侄子的我连续下达了兼课教师的任务。头一个任务是“国语发音”，这对于从小在北京生长的我是没有困难的，而以前在南京录取的第三届新生正陆续来长沙报到，由于来自四面八方，自不免南腔北调，发音成为很重要的课程。不久就给我增加了国文课，由于我从小在亲友之中以文、字浪博虚名，这门功课亦能粗粗胜任，不成为重大负担。而到1937年末，由于战争逐渐深入，学校西迁重庆，再迁长江边南岸小城江安，我担任的教课任务就又增加了《文艺概论》和《中国戏剧史》，这两门学问就只能靠我跑图书馆找参考书临时抱佛脚了。而我的学生年岁大都和我相仿，有一些同学其至比我年长。

　　到长沙使我完全离开了家庭，从此开始了一个人的长途行路。这时父亲携同一家人已早离开南京去湖北武昌调换了新的工作，由主持湖北省政的张群安排他在湖北政务研究会和区政研究所作会长和所长工作。由于任务的性质，他掌握了一些国内形势的文字材料。我到长沙不久，就接到他从武昌寄来的挂号邮件，是一份关于东北抗日“少午铁血军”司令苗可秀被俘不屈殉国的史料；附有父亲的来信，说故事很感人，希望我考虑写一个剧本。

　　现在回想当年，父亲实在天真，也十分可爱；他怎么会想起他的儿子凭空就会写起剧本来？在这之前我写过什么？但是儿子也是糊涂胆大，收到父亲的信之后立刻就动起脑筋来，立刻就开始作分幕的结构。首先我觉得材料单薄了些，组成一个大戏还远远不够。我首先到学校图书馆收集材料，找报纸，没有什么收获。第二天我上街去逛书摊，真是好运气，一下子就看见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义勇军》，我翻了翻就买回来了，里面是十来个短短的小故事，全是描写“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抗日事迹，正好弥补全剧的空白。这样我不太费力地把苗可秀抗日的全部故事编成了一个四幕剧：第一场是别家；第二场是战地的指挥所与敌人展开的激烈斗争；第三场写战败出走与群众的密切关系；第四场是被俘和负伤治疗中与朝鲜地下党接触在义军攻入监管处所拯救时因伤重牺牲，临终为铁血军接班人留下继续战斗的遗嘱。

　　戏都是在每天下班之后回到我那间楼上卧室去写的，一幕戏写一个月，用了四个月时间写完全剧。苗可秀战败死难的地方是辽宁的凤城县，地在丹东以北，当地人称凤凰城，正好做了剧本漂亮的名字。

　　凭我现在的记忆，在此之前我只在1935年应上海刊物“宇宙风”的征文、在林语堂、陶亢德主编的“宇宙风丛书”第一辑《北平一顾》中发表过我的具有忏悔录性质的第一篇随笔《广和楼的捧角家》；1936年春天在南京王平陵主编的“文艺月刊”上发表散文《睡与梦》。这个四幕剧的《凤凰城》应该是我的第三篇文章了。　

　　剧本写好以后，第二天上班我就拿去给余校长看，因为在四个月中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在写剧本，所以姑夫看到十分惊讶，说：“啊！你写了一个剧本！”他翻了翻，厚厚的，更加意外。我说：“很幼稚，你有空看看……”他说：“好，好。”说着，打开书桌的旁边抽屉放在里面，把抽屉关上了。

　　校长日常事务确实很忙，除了忙于公务、还要开会、上课、排戏……而我关心的就是盼着他看我的剧本。然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过去了……我发现他竟然没有动那个抽屉，他已经把这件事完全忘记了。于是我终于自己打开抽屉，把我的剧本取了出来：拿到隔壁房间的教务处，交给了曹禺先生，在长沙开学时，原任教务主任的陈治策先生已经离校，曹禺是新任的教务主任。

　　曹禺拿到剧本，和校长同样地吃了一惊。他翻开看了几页，对我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剧本。我马上就看。”

　　第二天一早，曹禺就来找我了。他非常兴奋，说：“太好了，四幕每幕都有戏，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他立刻把第一届毕业生刚组成的国立剧校校友剧团的负责人余师龙和汪德找来，叫他们赶快油印，定为立即排练上演的剧目。他连连对我说：“这是当前最需要的剧本。”这时全民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抗敌救国宣传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但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剧目在全国境内也还没有一个。上街头宣传的节目只有短短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香姐》、《松花江上》和《流亡三部曲》……

　　当时的前线战争形势迅速变化，日军步步进逼，剧校再度西迁陪都重庆。1938年《凤凰城》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上演，演出是十分隆重的，四幕戏的四个导演是：余上沅、曹禺、黄佐临、阎哲吾。黄佐临和夫人金韵之（后更名丹尼）刚从英国回来到剧校任教。金韵之扮演剧中夏川菊子，主演苗可秀的是蔡松龄，苗夫人扮演者夏易初，耿震扮演苗可秀的继承人赵侗，朱平康扮演苗可英，杨育英扮演小老韩，张生由郭兰田扮演，王卓然由陈永京扮演，刘壮飞由何治安扮演，田大娘由沈蔚德扮演，朝鲜志士人见绢枝由赵韫如扮演。由于“文革”期间把保存了半个世纪的唯一一张《凤凰城》初演的说明书毁掉，其它的演员我不记得了。在重庆上演时，正值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先生到达陪都，更巧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牺牲后继任司令员的赵侗也来到重庆。首场演出王、赵登台和观众见了面，满场观众热烈鼓掌欢迎他们。演出当中发生了很有趣的现象，有一次在剧场门口，检票人不许我进去，我不得已告诉他我就是剧作者，他一笑说：“你是他的儿子吧。”正巧剧团来了人，作了证明，才许我进去了。我生来个子小，可能是不太象个大人，这使我苦恼。后来我对外人讲述自己或填写表格时都故意多报两岁，怕人家看不起我。不久生活书店出版了《凤凰城》剧本，两篇序言是余上沅和父亲吴景洲写的。很快的连续再版，我看到过第六版。我至今还留着唯一的初版本，封面只留下一半，头几页也残破了。经过反右、文革抄家，这个本子居然存在真是难得。国立剧专的校友剧团在四川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巡回演出。当时交通梗阻，但我却得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旅行剧团在香港演出的消息，著名的演员陶金、白杨、施超等都参加了演出，由于国立剧校的演出开了头，《凤凰城》迅速在前线、后方未沦陷的国土上，以至港、澳、东南亚，广大的地区普遍上演。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近年来我多次回答记者的采访时说了以下的话：

　　1937年曹禺先生是审阅初稿的第一人，立即进行上演的决定也是曹禺的作用。没有多久，剧校的一位同学郭兰田（已故，后来曾任中国戏剧学院教授）告诉我，曹禺在学校讲“编剧”课时，曾讲到《凤凰城》男主角苗可秀一人贯穿全剧，而四幕剧每幕都有一个女主角，构思独特，全剧“剧情强烈”。这四个字他也对我说过。我认为苗可秀的素材本身就很感人，而那本小册子《义勇军》几个人物和事迹亦充满生活气息，这是“剧情强烈”的主要原因。然而另外两个重要因素是：一，全民抗日战争形势的宣传极需这个题材。二，所有当代的写剧大家还都来不及创作这样的剧本，因此给了我二十岁的小青年一个“投机、取巧”的机会：投全民抗日战争之机，取大剧作家还来不及创作抗日战争题材剧目之巧。

　　抗战八年中写作甚丰的著名戏剧评论家刘念渠曾在战后作过统计：《凤凰城》是八年中演出最多的剧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代剧作家竟没有一个写过描写抗日战争的剧本，因此《凤凰城》是唯一的。在战争中以至战后，不止一次两次，新结识的朋友在听到我的名字时，对我说：“我演过你的《凤凰城》……”1946年我在香港第一次见到画家黄永玉时，他说：“我演过《凤凰城》的小老韩……”

　　我写的剧中插曲《流亡之歌》由张定和先生作曲，抗战八年唱遍前线后方。1993年中国音协主编的全国唯一的五线谱刊物《音乐创刊》第三期重新发表了这个55年前流行全国的抗战歌曲。

　　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戏剧出版社主持编务的陈北鸥先生专程来访，要出版《凤凰城》，刚一提出之时，我吃了一惊，因为时间过去十多年，竟已恍如隔世。当时我就拒绝了，说这个剧本很幼稚。北鸥说：“你不要谦虚，它是八年抗战中的一个记录，作为戏剧出版社，应当出版这个剧本。”我同意回去找剧本看看考虑一下再说。待我找到剧本时，没有看完一幕，就看不下去了；毕竟是二十岁时的头一个习作，实在是过份幼稚，简直难以想像，这个戏居然在抗战期间演得这么多、这么久……后来北鸥又找我谈过两次，我都拒绝了；他表示遗憾，我也只有遗憾，北鸥是我的老朋友，已辞世多年，我至今觉得对不起他。

　　从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接触了中国共产党起，就好象在漫漫长夜里见到了阳光，心里充满了一片对共产党的热爱；主要是对国民党的腐化、堕落，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新中国建立，我认为是比天还大的喜事。我在两年前是为了在国统区连写了讽刺国民党的两个剧本，受到有关方面的警告而出走香港，从事电影工作。1949年9月大量赴香港“避秦”的文艺界朋友纷纷买舟北上，为了参加并庆祝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唯独我手边一部电影占着手，紧赶慢赶做了结束。十月一日赶到青岛，只在青岛参加了开国盛典，二日换乘火车才抵达新的首都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用一句现成的话来形容我的心情那就是“如鱼得水”。我一心向往的就是这样的自由天地，清白世界，我亦自愿参加一系列的政治学习，但是觉得学得非常吃力，到了1957年毛主席号召帮助党整风，我高兴地听从召唤，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竟是“向党进攻”，我是“被引出洞之蛇”（我还正是属蛇的），是不可饶恕的“右派”分子。我得到“彻底平反”的文件是1980年1月，已经过了23年，青春已经消磨干净，我已经进入暮年。

　　说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从事现代文学的专家们把我这半个世纪从事文学写作的事迹全抹掉了，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在这年10月出版了一本《六十年文艺大事记》，“六十年”是从1919—1979年，其中当然会记下抗战八年中重要的戏剧成就，但是对这个唯一表现抗战题材的、写作时间最早的、演出次数最多的、影响最大的《凤凰城》却一字不提。这八年中我的作品也不仅是一个《凤凰城》，我也自知《凤凰城》的艺术水平不高，但它的影响却超过一切，而且我的作品中比《凤凰城》影响大、水平高的也并不是一个、两个！这本《大事记》里面也是一笔抹掉。

　　历史证明，我的一生是认真地、严肃地、勤奋地从事写作的。仅在剧本写作方面我所创造的“第一”，远远不仅是一个《凤凰城》而已，还有不止两个、三个类似如此的记录……。

　　这篇小文是我经过认真思考而写的关于我的第一个创作剧本《凤凰城》的记录，在这以前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从未炫耀过自己，我现在这样写，只由于一个动机和目的，就是尊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