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

　　田汉初识郭沫若，是经过宗白华介绍的。五四运动期间，宗白华是李大钊、邓中夏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的著名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并担任在上海出版的《少年中国》月刊编辑。而田汉当时正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文科。田汉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东京分会。田汉自幼喜好文学，爱写诗，又酷爱戏剧。1919年是美国诗人惠特曼诞辰100周年，日本文坛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田汉同郭沫若一样，都喜欢这位平民诗人和他那豪放雄浑放荡无羁的自由体诗风。因此，他写了一篇《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的文章，投寄给《少年中国》月刊。编辑宗白华将它发表在同年7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创刊号上。过了一个多月，在暑假中田汉专程由东京去上海拜访宗白华。两人相见恨晚，遂结为挚友。

　　1919年9月，宗白华又担任了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后又接替郭虞裳继任该刊主编。宗白华在积稿中发现了郭沫若的诗，认定他是一位极具才华的诗人，不断发表郭沫若的诗，并开始了通信。由于他们意气相投，志趣相近，又都不约而同地爱上了德国大诗人歌德，因而宗白华就急于牵线搭桥，将田汉介绍给郭沫若。1920年1月3日，宗白华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介绍了田汉。说：“我有个朋友田汉，他对欧美文学很有研究。他现在东京留学。他同你很能同调，我很愿你两人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你若愿意抽暇去会他，我可以介绍。（就这封信去，我们的交际是专重精神，不要形式的。）”郭沫若经宗白华的介绍，专门找来《少年中国》一二期读，并通过上面的诗、文认识了田汉。并感到田汉才配做“我国新文化中的真诗人”！他那样早就那样地崇拜惠特曼，说明他比自己对于新诗更具素养。郭沫若是很想同田汉会面的，只是他此时在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福冈离东京很远，要坐三天的火车，因此暂时不能去拜访他，打算今后同他通信，进行笔谈。1月18日郭沫若在写给宗白华的信中特意提到上面他的那些想法和打算。

　　宗白华在给郭沫若写信的同一天，还给田汉写了一信，在信中向田汉介绍了郭沫若，并盼望他们结为朋友。信说：“我近有一种极可喜的事体，可减少我无数的烦恼，给予我许多的安慰，就是我又得着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又说：“我已写信给他，介绍他同你通信，同你做诗伴，你已知道了么？我现在把他最近的一首长诗和寄我一封谈诗的长信寄给你看，你就知道他的为人和诗才了。（我还有一封复他的信，也写给你看。）”信中提到的长诗即郭沫若诗集《女神》的代表作之一的《凤凰涅槃》。

　　田汉读了宗白华介绍郭沫若的信，又读到了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及一篇诗论后，十分激动，于2月9日给郭沫若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向郭沫若坦露了自己渴慕相交的热切心情，说：“沫若先生！我若是先看了你的长诗，我便先要和你订交——那怕是你不肯下交我这样的蠢物。——又何况有白华兄这样的珍重介绍呢。我真欢喜！我真幸福！我所交的朋友很多天真烂漫、思想优美、才华富丽的人。于是又得了一个相知恨晚‘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如何不喜欢，如何不算幸福呢？”田汉还在信中赞扬了郭沫苦的诗论，以为“真论的透彻”。并说：“我觉得有了你这篇诗论，我那几万字的《诗人与劳动问题》都可不作。

　　郭沫若早期诗歌主张“自然流露”。他以为“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iain(旋律),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音凋），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所以，“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还用下面的公式来说明什么是诗：

　　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Inhalt(内容)  Forn（形式）

　　同时，做一个诗人又必须具有高尚的人格和理想。郭沫若披肝沥胆，契然无间的纯情，深深打动了田汉，因此在信中他由衷地赞美道：“你给白华的论诗的信，正好像我和日葵订交的信，真算是真善美的萃点啦！”“你这样真挚优美的人，我如何不爱！我如何不要找你做我的诗友，做扶我这个醉人的扶者。”信的最后，田汉热情地企望郭沫若把自己当做他的弟弟，“常写信来教督我”。经过宗白华的介绍，郭沫若与田汉自此订交。

　　2月29日，田汉得读郭沫若的《独游太宰府》诗后，给郭沫若又去一信，一面赞赏郭沫若的诗才，一面又畅谈对于今后在戏剧方面的打算。信说:“你的诗——《独游太宰府》的诗,处处都见你Lyrical（抒情的）天才，可见白华的批评是不错的。但是我对于你的诗的批评，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我爱读你这样的纯真的诗。既不爱旧技巧派的诗，也不爱新技巧派的诗！我在《日华公论》上看见日本人译了你那首《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和一首《鹭鹚》，我尤其爱前者，因为既知道了你的Career（生涯）就知道你的诗，都是你的生之断片呵！那首诗的日译也不错，很天然——我虽没有读过这首诗的原文，可就这首译诗已有可传的价值了。那本杂志上同时译了我一首《梅雨》，一首《朦胧的月亮》，可是都译错一些，我于是感到译人家的诗之难哩。”田汉这里提到的两首新诗，是1919年9月11日在《时事新报》《学灯》新文艺栏首次刊出的郭沫若的诗。

　　田汉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艺术家。他在给沫若的信中，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打算和人生理想时坦率地说道：“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剧曲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自小时就有做画家的手腕，可是此调久不弹了，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写方面去。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第一热心做Dramatist（戏剧家）。我尝自署为A Budding Ibsen in China（中国未来的易卜生）可就晓得我如何僭妄了。现在我所搜集的近代脚本凡五十余种，大都很重要的。等到满了百种，我想开一个纪念会哩。那时一定要请你来赴会。”田汉还谈到自己的腹稿《歌女与琴师》（正式发表时题名《梵峨磷与蔷薇》）。他说这是鼓吹平民艺术的新浪漫主义的剧曲。地方是上海，时代是民国初年。题材写一歌女与琴师的恋爱。并且是以当时在上海唱黎花大鼓的刘翠仙为模特儿的，但剧中的女主角比上海的社会和女艺人更高尚优美，更理想化。所以此剧又是通过现实主义的熔炉的新浪漫主义的剧曲。浪漫主义而又吸取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和表现方法技巧，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时代特征。田汉的新剧构思，正反映了五四时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特点，从田汉后来发表的一些浪漫主义的戏剧来看，也都具有这样的一种特色。1921年1月18日郭沫若写给田汉的信中还说：“你做的《Violin and Rose》，我很想看，可惜《少年中国》杂志已经停寄了，所以我至今还未入目。”很关心他的创作和创作计划的完成情况。

　　田汉在信中还谈到作家必须还是批评家。他说，一定要有文艺鉴赏和文艺批评的眼光和鉴赏力，才能去谈文艺创作问题。我们对于一种艺术品，若既不能理解又不能欣赏，就辜负艺术品了。他对那些封建顽固派和守旧的人们作了猛烈的抨击。他说：现在的人大都心气薄弱，看见写两性题材的稍为露骨一点子的深刻一点子的东西，都掩面却走，破口大骂，不肯面对事情的真相。他主张：做艺术家的，一方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间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一方面更当引入于一种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使生活艺术化，借艺术改造人生，美化人生，也是郭沫若的艺术主张之一。虽然，他们在艺术趣味上都有过分注重艺术形式的美的唯美倾向，但在五四时代却是必要的，是建设五四新文学，使文学彻底从旧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必不可少的一步。

　　自比歌德与席勒

　　自田汉与郭沫若通信以后，他们的友谊与日俱增。田汉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进步文学青年，胸怀远大的抱负，因而迫不急待地想见郭沫若。终于春假到来，1920年3月19日午前，田汉从数千里外的东京坐了三天的火车，专程到福冈来拜望神交已久的郭沫若兄。时逢郭沫若的次子郭博出生后的第三天。那时郭沫若仅靠留学生的几十元官费养家活口，因此没有余钱请保姆，家中一切杂务、煮饭、照料产妇婴儿等事，都是自己动手。郭沫若一边在楼下的厨房烧水煮饭，一边在读比利时诗人、戏剧家维尔哈伦的英译本诗剧。他事先不知田汉会在这时候来，一点准备都没有，田汉刚一开口作自我介绍，郭沫若马上意识到面前站着的面孔清癯的陌生青年就是田寿昌，便转身请他上楼去坐。安娜闻声也忙从床上起来，怀抱婴儿，含笑迎客上楼。田汉的来访令郭沫若兴奋异常。他一会跑下楼去弄菜烧牛肉，一会又跑上楼来同田汉聊天。顾了这头忘了那头，终因烧过了火，锅里的两块牛肉全给烧糊了。平时，郭沫若家吃的菜很简单，只是些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烧牛肉是为产妇准备的，拿来待客不料给烧糊了。招待田汉的这顿饭也只好简单地应付了。田汉见到盼望已久的挚友也十分欢畅，这样的招待他也觉得别有一番滋味。郭沫若与田汉都是五四时期具有浓厚浪漫主义气质的杰出诗人、戏剧家，尤其田汉长期住在东京，又接触过欧美许多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诗人、戏剧家的作品，又不似郭沫若那样有家庭的拖累，生活不用说比郭沫若要潇洒得多。眼前的郭沫若与他幻想中的浪漫诗人郭沫若，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乃至田汉后来在回忆这次见面时，用了“谈笑无鸿儒，往来有产婆”两句打油诗来打趣。

　　田汉这次来，适逢安娜在月子中，郭沫若不能陪他尽兴地玩个够，感到有些歉意。但田汉并不计较。他们在一起时，田汉总是滔滔不绝地向郭沫若谈他的创作和翻译计划，及其远大的抱负。郭沫若年长，显得矜持一点，只是说“自家的志愿还是只想当个小小的创作家”。其实他胸中的激情和抱负不差于田汉，只是不便自夸罢了。他们都喜欢歌德和海涅，一起读歌德的长篇剧诗《浮士德》和海涅的诗歌。田汉还提议一起来翻译海涅的诗向国内介绍。他不知郭沫若在几年前就曾译过海涅选寄回国内，却没有书局愿意出版。郭沫若还担心海涅的爱情诗易遭国内的守旧派误解，以为是“诲淫之品”。他对田汉说：“其实我看海涅之贞于情那断不是我国底一些‘挥弦送鸿’的道德家所可同日而语的呢！”又说：“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海涅底诗要算是他一生底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在郭沫若忙家务时，田汉便把带来的《少年中国》将发表的文章的校稿取来校对，又把宗白华、郭沫若和他三人的通信稿拿出来整理，打算编成一部书。田汉联想到去博多湾看元军遗址时所见到的三叶草，就打算将三人的通信集取名为三叶集。为此，他还撰写了一篇序言，说：三叶草是“一种三叶矗生的植物，普通用为三人友情的结合之象征。我们三人的友情，便由这部Kleeblatt（三叶集）结合了。”又说：“我们三人，虽两在海之东，一在海之西，在海之东的，又一在东京湾的上面，一在博多湾的旁边，然而凭着尺素书，精神往来，契然无间，所表现的文字，都是披肝沥胆，用严肃真切的态度写出来的。”并预言，十八世纪德国有狂飙突出运动发生，一部歌德的自传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经问世便掀起了一阵“维特热”；今天《三叶集》的问世，亦将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掀起一阵“三叶热”。果然，1920年《三叶集》问世后，受到了刚从封建礼教禁锢中解放出来渴望自由、幸福、新生的一代青年热烈的欢迎，前后再版6次，是继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出版后新文学影响最大的第二个集子。《三叶集》就好比是一部自我意识苏醒后的自由之歌，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五四一代新人的心态实录，在今天弥足珍贵。

　　3月23日，郭沫若丢下坐月子的安娜一人在家里，特意邀请田汉去福冈不远的太宰府（管原道真祠）游览，以尽地主之谊。他们由博多驿乘火车至二日市，然后步行去太宰府。那天的天气甚好，火车在青翠的田野里急驰，好像一个勇猛沉毅的少年向着希望弥满的前途努力奋进一般。飞！飞！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他们眼前飞舞，仿佛“自我”融化在这个磅礴雄浑的大自然的交响音乐中，我，火车全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了！郭沫若一边听着车轮鞺鞑的进行调，一边念着立体派诗人马尔克思·韦伯的《瞬间》诗，体味着诗中借自然音律，表示“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都在流徙创化”的妙不可言的韵味。同时还构思了一首立体派诗《新生》：

　　紫罗兰的，

　　圆锥。

　　乳白色的，

　　雾帷。

　　黄黄地，

　　青青地

　　地球大大地

　　呼吸着朝气。

　　火车

　　高笑

　　向……向……

　　向……向……

　　向着黄……

　　向着黄……

　　向着黄金的太阳

　　飞……飞……飞……

　　飞跑，

　　飞跑，

　　飞跑，

　　好！好！好！”

　　由二日市去太主宰府一路光明灿烂的大自然给他们提供了无限的诗料，触景生情，沿路吐诗，吐出了许多自然的牧唱。他们谈到了做诗的秘诀，便在自然二字上。如：

　　鸟儿！你在什么地方叫？

　　你是什么鸟儿？

　　你的歌声怎样地中听呀！

　　你唱得我的灵魂怎样地陶醉呀！

　　这些都是眼前的景物所引起的感兴。郭沫若以为只要得其中的“什么”、“怎样”等词语，加以想象和形象化，低回地发展开去，便会成为一首绝妙的好诗。田汉则以为，这样便是实感，已经好了，不用再发展了。雪莱有一首《百灵鸟曲》，就是这样的一首自然质朴的绝妙的抒情小诗。它专挹美的神髓，透彻了美的精神。他们悟到了“凡为艺术品于最不经意时得来的，最是神品”的妙诀。

　　他们在太宰府畅游了一天。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诗，兴致极高。等酒喝到半醉半醒的时候，二人彼此相扶着，蹁跹起舞于寺内的梅花树下。他们还手拉手地站在一块大石上，仿照歌德与席勒并肩的铜像状，照了一张纪念照。事后，郭沫若写了一首《偕寿昌兄再游太宰府》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写真师！写真师！

　　我们在寻你！我们在寻你！

　　歌德也在这儿！

　　席勒也在这儿！

　　你替他们造铸铜像的在哪儿？

　　我的诗，你的诗，

　　便是我们的铜像，便是宇宙底写真师！

　　这一段郭沫若收入诗集《女神》时作了删除，全诗题为《梅花树下醉歌》。

　　田汉与郭沫若自比德国的大诗人、戏剧家席勒与歌德的消息传出以后，社会上有人大不以为然。北大教授、五四新诗人刘半农就在《语丝》杂志上写文章，嘲骂过郭沫若。他说：“上海滩上的诗人，自比歌德。”郭沫若对此耿耿于怀。三十年代他在自传《创造十年》中还旧事重提，说：“我虽然不曾有自比过歌德，但我委实自比过屈原。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其实，以郭沫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巨人，及其卓越的建树和在中国文学界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来看，堪与十八世纪德国的文化巨人歌德媲美的，并非名不副实的攀附。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周扬就曾称郭沫若是“中国的歌德”，直到郭沫若去逝时，他仍不改其初衷。田汉在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及其在剧本创作上的成就，也不逊于席勒之在德国。当然，青年人以历史上的歌德和席勒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亦不可厚非。正是他们怀抱着这样的崇高远大的理想、人生的鹄的去努力追求，因而才在文学和学术上做出了那样卓越的成就，令后人望尘莫及。

　　发起创造社，退出创造社

　　五四以后，郭沫若进入了诗歌创作的高潮期，他和成仿吾、张资平的文学交往频繁起来，并进一步联络了郁达夫。成、郁、张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常在一起商讨创办文学刊物的事，并将结果向福冈的郭沫若通报。田汉与郭沫若订交之后，田汉又介绍了在京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伯奇和穆木天。他们以文会友，相互间把自己的作品来交流，批评，修改，乃至推荐发表。1920年12月，成仿吾写信给郭沫若，决意在国内创办一个纯文学杂志。信说：“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了起来了。”当然创刊杂志还有更大的目的、使命。郭沫若将此信又抄寄给了田汉。同时大家还请田汉向国内各书局、报纸联系出版问题。1921年1月，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北京酝酿成立，由沈雁冰、郑振铎、郭绍虞、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等12人发起。而在此前数月，郑振铎曾发信邀请田汉与郭沫若一起加入文学研究会。因文学倾向不同，田汉不愿加入文学研究会，这事他也未写信告诉郭沫若。1921年4月，郭沫若在上海筹组创造社期间，郑振铎借半淞园宴请郭沫若，出席作陪的还有茅盾等人，当面又邀请郭沫若入会，郭沫若又以田汉不愿加入作了推脱。实际上郭沫若正在筹组自己的文学社团，是不会再去加入文学研究会的。1921年2月，田汉通过国内友人与上海的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等几家书局联系出版纯文学刊物均未有结果。后来是成仿吾得到友人李凤亭的信，才联系到一个小的书局——上海泰东书局作为创造社刊物的出版处。1921年9月29日郁达夫在上海《时事新报》头版刊出“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附列了创造社的同人名单，第一位即是田汉，以下依次是：郁达夫、张资平、穆木天、成仿吾、郭沫若、郑伯奇。这个名单是郁达夫随手写的，因此有好几个创造社发起同仁都未具名，如何畏、徐祖正、张凤举、陶晶孙等人，这不能不是一个疏忽。在创造社的成立初期，田汉是很积极的，出过不少力。他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咖啡店之一夜》。田汉认为《咖啡店之一夜》是他自己的“出世作”，是“戏曲创作生活的发轫”。虽然此前在《少年中国》上发表过五幕剧《梵峨嶙与蔷薇》，但他认为那个作品实在太不成熟。在后来他出版《田汉戏曲集》第一集时甚至弃置不顾，也不愿下笔修改。《咖啡店之一夜》由于校对的荒疏，错误百出，乃至引起田汉的抗议。一册创刊号错字在二千以上，同时出版的创造社丛书《少年维特之烦恼》（郭沫若译）错误竟达五百以上。田汉为泰东书局校对的错误，曾怀疑是郁达夫改坏了他的原稿，曾写信给郭沫若索回原稿，拿到别的刊物重新发表，甚至要与郁达夫断交。后经郭沫若说明，达夫不会做那样卑劣之事，他不曾亲自校勘以至出错，田汉才未急切地与达夫断交。田汉还把应在《创造》季刊第2期上发表的剧本《午饭之前》寄给了郭沫若。

　　此前，1921年5月27日，郭沫若在上海与泰东图书局商妥了《创造》季刊出版事宜后返回福冈。在家中住了一天，便动身去东京、京都联络同人。6月8日下午，在东京郁达夫寓所，创造社成员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田汉、杨正宇等开会，商讨《创造》季刊的筹办工作和创刊号的稿件问题，以及各人所分担的创作任务和编辑出版创造社丛书等计划。这次会议，事实上是创造社成立的标志。

　　郭沫若在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去东京郊外回访了田汉。田汉当时已经是名人了。虽然还是东京高师的学生，但是早已不去上课，只是写作和演戏。田汉住的地方，就是从前成仿吾住过的月印精舍，是由几个留学生共同组织的“贷家”。田汉和易漱瑜夫妇住在一间小屋里。同住的留学生在精舍里面养了一些鸡，吃中饭时还杀了一只鸡来款待郭沫若。饭后，田汉邀约郭沫若去拜访日本作家佐藤春夫，郭沫若拒绝了。又约去会见著名的戏剧家秋田雨雀，郭也谢绝了。郭还讲了一通自己“不带贵”的脾气，因此怕见名人的理由。田汉还打算邀郭沫若晚间去东京银座领略一下那里的“咖啡馆的情调”。郭沫若初到东京读书时，从未上过咖啡馆，更不用说去银座的咖啡馆，而以后又去了冈山，那时的冈山犹如东京的乡间一样。这次郭沫若倒是想去看看。当时田汉生活很穷困，吃了晚饭后漱瑜说要去某姐处，实际是去借钱。后来漱瑜回来了，钱未借到，推口说她肚痛，咖啡馆终究未能去。田汉感到对不起郭沫若，次日一定要陪郭沫若去电影院看一场表现派的电影《格里格里博士》。田汉当时囊空如洗，连坐电车的钱也是郭沫若掏的。此时，郭沫若才明白了田汉为什么带他去见这个朋友和那个朋友的缘由——借钱。

　　田汉此时正与生活奋力拼搏。他一面参加创造社活动，一面又创办《南国》半月刊，还编辑着《少年中国》。《南国》刊物全靠田汉夫妇支撑着，自己出钱，自己创作，连校对、发行都是自己干。《南国》录登过郭沫若、宗白华、郁达失诸友的通信。由于田汉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南国》上，与创造社渐渐地疏远了。后来又因与成仿吾在处理发表稿件上意见相左闹得不愉快，于是到《创造》季刊第4期时便脱离了创造社。正如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上写的编辑余谈所说：“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强求相同。我们相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因此，在前期创造社有田汉、张凤举、徐祖正等人退出，实在并不是一件怪事，创造社原本就是一个来去自由的极为松散的文学社团，它与文学研究会等团体有所不同。田汉退出了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但与郭沫若仍保留着以往的友情。在今天，当提及创造社文学成就在戏剧方面的代表时，首先要提到的便是初创时期的田汉与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史上，田汉的浪漫主义戏剧是独树一帜的，影响深远。田汉脱离创造社后，仍继续从事《南国》的进步戏剧活动，无论在戏剧创作上和戏剧运动上，都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1926年日本当代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田汉创办的南国电影剧社工作室时，在欢迎酒会上作陪并兼翻译的是郭沫若。有一晚，田汉、郭沫若等人到谷崎氏下榻的“一口香”旅馆谈话到深夜12点钟。田汉、郭沫若都很直率地吐露了现代中国青年的苦闷。诸如外国资本的入侵，中国产业的萧条；中国传统文化渐被西洋文化驱逐；农村破产，农民更加贫穷，过不了安闲的日子；贫富悬殊，城市乡村距离越拉越大；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愤恨不已等等。他们曾想把这些苦闷表现到诗歌和小说中去，但结果都没有优裕的时间和细腻的工夫，不久都走到另外的方向去了。郭沫若到广东参加了北伐，田汉则专门去搞南国电影的活动去了。他以为电影这种艺术手段来得更直捷，作用更大些。

　　1997年5月于成都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