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史实

　　这个题目实在不是一个新鲜的题目了。此前，已有不少权威人士围绕这一话题撰文。文中在缅怀田汉先生对戏剧事业的杰出贡献，赞扬他襟怀坦白，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和爱惜人才的同时，大都列举了他和我父亲戴不凡之间的一件往事：即50年代初，田汉对批评自己作品《金钵记》的外地一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戴不凡非但不嫉恨，反而将其调京工作，加以重用和培养。戴不凡也不负其厚望，调京后在田老领导下，发挥其所长，在戏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文章以阳翰笙伯伯《深深地怀念田汉同志》一文影响最大。文中写道：“值得一提的是，田汉同志……从不搞阴谋，耍手段。他从事业出发，爱护青年，珍惜人才。戴不凡同志对他的《金钵记》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他虚怀若谷，吸收各种意见重写了《白蛇传》。不仅如此，田汉同志认为戴不凡有学问、有见解，在征得组织同意之后，将他调来加以重用。”

　　翰笙伯伯的文章发表之后，这件事似乎一时成为定论。诸多报刊以不同形式，谈论着这一故事。记得在1985年夏秋时节，我出差去天津，就曾见过一本少年儿童刊物以连环画的形式向小朋友介绍了田汉爷爷和戴不凡伯伯的这段往事。可见，这件事虽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但也已在相当的读者群中产生了影响。以至于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建德县志·历史人物传》中的“戴不凡”条也沿用此说。

　　但下面我要陈述的是，大家的说法是与事实有出入的。我父亲1952年撰写的《评〈金钵记〉》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同年年底调京工作，这都是事实。但他不是由田汉建议调京工作，更不是田汉一手操办将他调来北京的。

　　还是在“文革”前，幼时的我不知怎的，忽然有一天问父亲，为什么能从南方调到北京来工作。

　　“我是周部长点名来京工作的呀。”记得父亲一边看着什么书，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周部长是谁？他为什么要调您来京工作？”我继续问着，颇有点打破砂锅的意思。

　　“周部长就是周扬。我因写了文章批评田汉，所以他要调我来京。”

　　田汉的名字我太熟悉了。虽然，已上小学的我不知道田汉的具体职务，但他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啊。

　　“您为什么要批评田汉，批了他，他不恨您吗？”

　　下面的谈话便不那么愉快了。我喋喋不休的提问搅扰了父亲的工作，他把我轰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虽如此，“我是周部长点名来京工作的”这句话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之中。

　　1966年春夏之际，中国大陆的政治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批判点名的已不限于吴晗和《海瑞罢官》了。文艺界、教育界以及党和政府的领导们一个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父亲已感觉出了那紧张的政治空气中带有浓厚的火药味和血腥味，他间或自言自语，抑或是对我们几个儿女们说：“只要周部长不倒，我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那时，每晚7点钟，我们全家都围坐在饭桌前，专心致志而又万分紧张地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后来，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电台广播中被公开点名批判。那些日子，父亲心情沉闷，似乎己感觉出自己在这场运动中是在劫难逃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父亲这个职位不高的非党业务干部被揪了出来，最初的罪名是“黑线人物”。他不能回家，被造反派剃光了头，关押在文联大楼里（现商务印书馆所在地），与田汉、阳翰笙、赵寻、贺敬之以及文联其他协会的“黑帮”们一起被揪斗示众。此后10年，父亲的生花妙笔只能无休无止地写那谁也不去认真看的交待和申诉材料了。

　　在他去世后，我们在一堆文稿中发现了他在“文革”初期写的交待材料的底稿。有一份材料的开始这样写道：

　　“我在1952年10月，由马彦祥建议，经周扬同意，通过正式组织手续把我从杭州《当代日报》调来北京工作的。调我的原因是由于我写了那篇批评田汉《金钵记》的文章。”

　　还有一份材料写道：“1952年8月间，由于修改文章的关系，我曾到北京。当时人民日报文艺组负责人袁水拍同志先向我提出，希调我到该报工作。艺术局副局长马彦祥（我当时住在该局）也向我提出，希我能调该局工作。最后，由马彦祥介绍，周扬曾找我谈过话。他除简单地询问我的历史及在杭工作情况和文章写作经过后，说：‘他们都想调你来京，你自己意见怎样？’我说，估计杭州不会放我；但我个人服从组织决定。”在此，他虽没有直接说是周扬点名调京工作，这大概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想尽量摆脱与“文艺黑线”的干系吧，但作为学者的父亲，还是实事求是地道出他调京工作确与周扬有很大关系。另外，这份材料还针对大字报上说的“积极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一条做了辩驳，谈到他调京工作后，对某些剧作中体现的不良思想和评论中的错误观点撰文批评，因此而得罪一些人，其中不乏有身居高官者。在1958年整风会上，一位剧协的负责人在会上说过诸如“你辜负了周部长的提拔”一类的话。50年代的谁是谁非姑且不论，但这段话中“周部长提拔”一事即指周扬将我父亲调京工作之事。

　　1990年2月，家乡浙江建德市为纪念我父亲逝世10周年，召开了“戴不凡学术研讨会”。我受家乡政府的热情邀请，亦往赴会。父亲当年的老上级，解放初期曾任《当代日报》总编辑的李士俊叔叔在发言中谈到我父调京的经过。他回忆起1952年夏，《人民日报》来信，谈及准备发表《评〈金钵记〉》一文，但文中几个问题需与作者当面探讨。报社批了一笔旅费，让我父亲进京。半月之后，他返回杭州，向士俊叔叔汇报工作：“到京后的第二天，袁水拍就陪我去见周扬同志。在路上，他告诉我，那篇文章批评了田汉同志的观点，他没有把握，送请周扬审阅。周扬看后叫他约我去面谈。见了周扬，他也没有谈文章里的什么原则问题，只问了问有些观点和史料的根据。然后，却比较详细地问了我在杭州《当代日报》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等情况。”士俊叔叔当即预感到组织上可能要调我父亲到北京工作。他说：“不日，省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通知我，调戴不凡的档案，说中宣部要……可是，直到冬天，才接到中宣部电话通知，调戴不凡到北京工作。原说是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后未落实，改到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剧目组。过了一二年，才调到田汉为主席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编《剧本》月刊的戏曲部分。”接着，又谈到我父调京后，陆续写了不少有独到见解的戏剧评论文章，以戏剧评论家的身份，活跃在中国文坛上。有些文章，也得到田汉的赏识。“后来，有些人不明不凡调京工作的底细，在纪念文章中，说是田汉把他从杭州《当代日报》破格拔擢至中央文化部，这就不符合事实了。”

　　在此，士俊叔叔详细说明了我父亲调京的经过。我父当年撰写了批评田汉剧作《金钵记》的文章，现在看来，其中有些结论未免稍嫌绝对，部分言词也有些过激，但论述的史料依据是扎实的，写作态度也是严肃的。主管宣传工作的周扬通过“面试”，决定将其调京工作。因当时开展的戏曲改革运动，正需要如我父亲这样一批懂行的，有真才实学的干部。再者，我父亲在一份干部登记表的草表上这样写到：“1952年10月，奉中央宣传部电令调京。”田汉先生建国初期没有在中宣部任职，他是不可能以中宣部的名义调我父亲进京工作的。

　　我本以为，士俊叔叔的文章发表后，那些关于田汉先生不计前嫌，将我父亲调京重用的说法已经予以纠正。但后来发现，人们似乎不去理会那篇文章所陈述的事实，而依然如故地重复着、沿袭引用着以前的说法。以至于1998年6、7月间在京举办的“田汉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人们依然重提这段“往事”。因此，我认为似乎到了非把这件事澄清的时候了。

　　由衷地尊重和敬佩田汉老

　　调我父亲来京工作虽非田老所为，但当他正式在田老手下工作后，田老对这个曾给自己剧作提过尖锐意见的、只有高中学历的青年非但没有以上压下地打击报复和利用工作之机泄私愤，反而大胆任用，并根据其工作能力和实际业务水平逐步加以提拔，使之成为建国以后戏剧界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这不仅反映了田老正直无私的高尚品质，而且折射出50年代共产党员大多数领导干部的光明磊落和实事求是作风。而我父亲，也从未因自己提过意见而诚惶诚恐，畏葸不前，更没有阿谀奉承，以博领导好感。但他对自己这位上级和前辈是由衷地尊重和佩服。70年代，我在科尔沁草原插队之余，曾试着写过几首“诗”给父亲看。他的评语是：“有的诗比话都没味，有的话却如诗一样美。你去看看田汉的剧本台词是怎么写的，那才叫诗呢。”

　　50年代末，田老创作了话剧《关汉卿》，我父亲撰文《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对这个剧本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剧中将关氏写成为人民而战斗的剧作家，是一次成功的翻案。因关汉卿曾被一些文人认为是“可上可下之才”的风流荡子。他认为剧作者以科学的方法来观察历史生活，才可能饱含激情地将这位性格突出鲜明的13世纪的梨园领袖的形象展现出来。文中还赞扬该剧精巧的构思、独到的选材等。当然，“文革”中我父亲的罪状之一即将田汉吹捧为梨园领袖，起因就是这篇文章。此乃后话。

　　田老公开平反的前夕，父亲抱病写出了《田老改〈群英会〉》的长文。文中饱含深情地回忆了50年代初在戏曲改革运动中，田老亲自从头至尾修改京剧《群英会》的经过。他说：“田老亲笔修改过的这个《群英会》剧本和他给我的短柬，现仍保存在我手头。”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其间又经历了10年浩劫，尽管“文革”中的造反派给父亲罗织了种种罪名，但他没有为摆脱干系而将一切“物证”销毁，始终珍藏着田老的手迹，这也体现了对田老无比敬重和深切怀念之情吧。

　　父亲对田老的治学精神十分钦佩，文中写道，京剧《群英会》中甘宁上场起霸，有这样一句上场诗：“自幼生长鄱阳湖”，田老将其改为“锦帆画戟闯江湖”。因为他怀疑甘宁的籍贯，便去查陈寿《三国志》，在剧本上批注：“甘宁四川巴陵郡临江人，不是江西人，因而不是‘生长鄱阳湖’。”并注明“宁尝以西川锦为帆，故号‘锦帆贼’”。“田老这一改，写出了东吴大将的经历，也勾画出了他的精神面貌，又不改动底本辙口，便于演员记诵。这4句诗是他发现了问题去查阅正史后写出来的，可我这个负责整理剧本的人，却没有去翻一下正史！”我父亲从中找出了自己的不足。此后的日子里，他写过大量关于历史剧的论文，如《曹操外论》《岳飞的诗文》《为演员写戏——谈麒派新戏〈澶渊之盟〉》《〈大风歌〉小赞》等等，文中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均是在认真阅读了正史，再结合艺术规律之后得出的，这也是他向田老学习的结果吧。

　　目睹田汉藏书遭劫

　　父亲生前十分喜爱收藏书籍。五六十年代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最大的乐趣就是逛旧书摊。间或与吴晓铃诸人交流藏书和购书的经验。若听说某人藏书甚富，遇有机会，他便要前往一观。到京工作不久，他便听人说田老有许多藏书。后来终于有一段时间，他得以经常光顾田老的住处。“文革”后期至运动结束之初的一段时间，父亲在身体状况极差的情况下，除研究《红楼梦》外，还将自己历年藏书购书之见闻记录下来，撰为《冬藏录》一稿。这部书稿的第4部分有一段便记录着田汉书屋的情况，从中，亦可反映出田老形象的另一侧面。现摘录片断如下：

　　“人咸以为寿昌多书……彼家自五四（1954）年移居后，住内四合院。其北屋（京中之上房也）颇宽敞，以高大之木制书架隔成三间，中间置茶几沙发，可坐十二三人。若加靠背椅，则可坐人二十许。此即其接见外、内宾及会议室也。西间为其写作室，东间则其秘书之办公处也。东西间又各连耳房……北屋之东西靠墙处，复玄木制高大书架。其架甚阔，两面均可直立大32开洋装本；其架甚高，若取架顶书，非立于板凳上不可。又，东耳房之南（即内院之北头东屋），有方丈之室（此即1966年11月底迄1967年1月，清真、敬之、赵寻及余4人每日共坐破条凳愁眉相对处也），其中置一般木书架数个；其西屋餐室中，亦有一般木书架二。故入彼家，颇有图书满室之感……内院之南屋，中为过道，两室则曾为余之办公室，东室则老兵所住。故开会也、午间小睡也，余每入其北屋，颇乱翻其书架，彼见了亦不之禁。其架上以日文书为黟……我尝遍索其架，仅西壁近彼办公桌架顶上有线装书一堆，约廿余册。审其书根。亦是清刻。询是何书，彼亦不之记忆。曾向彼借开明版《清史稿》，彼及黎之彦（其秘书也）为之大索无着。越三四年，则又见列于架上矣。盖当时被扔于一书架顶上，杂于大堆杂志中也。尝见彼桌上有红雪楼曲数种，一套，开视之，则是从戏校借来者。欲与之一谈《红雪楼》与“九种曲”之关系，彼忽由《临川梦》而汤显祖而及禅佛，而及弘一法师，并建议余好好研究弘一生平，写出论文。寿昌之闲谈杂乱无章如是……其尤杂乱无章者，则晨起忽找不到另外一只袜子，以至于老李（光华，其司机也）开车出胡同送彼开会时，始发现一只袜子反穿，因而停车解皮鞋之事，亦数见不鲜……其北屋1966年冬以迄翌年1月，为造反派办公室，架上杂陈之书已有散失。其后连屋封存。丙辰春三月，文艺图书馆（筹办中）要接收，处中日派四五人前往编目整理；对方所要之书，随编目随以三轮平板车拉走。所不要者，后悉装运至我们会议室，其中有成堆乱捆者，有以破木箱、皮箱、大香烟纸箱乱装者，有以麻袋盛者，亦是杂乱无章，高高堆满大会议室之一角。然其中多是新版薄册及内部资料之类，亦有尚可参考之书不少……当时屡有人建议，不妨廉价处理，在处内出售，无回答。无奈，连同处内及干校运回之此等书籍、材料等，悉售予废品公司，闻得价达五六百元（每公斤不过七八分钱而已）。其中有寿昌历年原稿塞满两麻袋，谅亦是以杂乱无章而‘告终’矣……”

　　或许，父亲从未打算将此稿公布于众，故此写来毫无拘束的实实在在。他眼中那心胸豁达、才华横溢、平等待人的老领导，在平日的生活中却有些不拘小节的“杂乱无章”。下属在他书房中“乱翻其书”，他也不以为意；与人谈话聊天可以“海阔天空”地“信马游缰”。我想，或许是因为这种性格所致吧，田老在不合时宜之际提出要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又在不合时宜之际撰写剧本《谢瑶环》，以至于后来终被迫害致死。数十年藏书被洗劫一空，数十年手稿丧失殆尽。此乃性格的悲剧乎？时代的悲剧乎？父亲写到田老历年手稿以每公斤七八分钱被人卖了废纸，似乎只是淡淡地评论“谅亦是以杂乱无章而‘告终’矣”，但我揣想，他的眼中一定在流泪，心中一定在流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