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戏剧创作，交流戏剧创作经验和探讨戏剧创作问题，本刊召开了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邀请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部队的剧作者近百人参加会议。文化部部长黄镇同志出席了大会，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以及老一辈剧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周扬、夏衍、曹禺、于伶、张庚、李伯钊、冯牧、王朝闻、吴雪、郭汉城等同志都相继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与会的同志通过观摩和小组讨论，畅谈了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深切感受和创作体会，并踊跃地在大会上发言。座谈会从五月十八日开始，至三十一日完满结束。

　　这次座谈会分为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揭批“四人帮”，第二阶段讨论戏剧创作问题，第三阶段谈发展戏剧创作的具体措施和要求。会议自始至终贯串着对“四人帮”及其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洋溢着团结战斗的气氛。与会同志首先批判林彪伙同江青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列举戏剧创作上的成绩和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说明，二十八年来的戏剧工作，成绩是主流，我们的戏剧队伍是一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打不散、压不垮、经得住考验的队伍。

　　与会同志愤怒揭发、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在戏剧界造成的严重罪行。“四人帮”不仅扼杀大批优秀的戏剧作品，使许多戏剧工作者受迫害至死，而且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妄图篡党夺权。曹禺同志在会上义正词严地指出：“四人帮”对一九六二年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及其参加者所进行的诬陷和迫害，就是其中最明显的罪证，现在应该给广州会议恢复名誉。许多身受其害的剧作者，如《兵临城下》作者白刃，《松涛曲》作者关守中，《不平静的海滨》作者翟剑萍，《平凡的岗位》作者袁家浚，川剧《江姐》作者席明真，以及老剧作家于伶等同志，都以自己的亲身的遭遇，揭发、批判“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给革命戏剧事业造成的劫难。

　　在座谈会上，还召开了对“四人帮”反革命舆论工具“初澜”的批判大会，来自各个地区的革命文艺战士，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控诉、声讨“初澜”的反革命罪行。大会由赵寻同志主持，“初澜”专案组负责人高汉同志作重点发言，参加批判大会的许多剧作者都是“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受害者，他们纷纷以自己所受到的迫害的事实，对“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和“初澜”的两个头目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批判大会群情激奋，在铁的事实面前，使这些丑类不得不低头认罪。在这炽热的战斗气氛中，吴雪同志最后指出：今天的会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这说明：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不可侮的！当年“四人帮”一手遮天，我们革命戏剧工作者都被打成了“反革命”，“黑线人物”，随时要被他们揪斗。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了！今天，是我们来审判反革命了！与会的同志们纷纷表示决心，要继续揭批“四人帮”，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座谈会的第二阶段进行了戏剧创作问题的探讨，会上对一年来的戏剧创作作了回顾。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四人帮”被粉碎以来，戏剧舞台呈现出一派令人鼓舞的新气象，戏剧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冯牧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根据二十八年来的经历，在发展创作方面，我们是有规律可循的。其中最根本的规律是，每当我们比较自觉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办事的时候，我们的创作就会出现繁荣，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高点；每当由于主观努力不够，客观上受到干扰，不能自觉清醒地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时，创作就会出现挫折。冯牧同志还谈到，艺术门类的发展并不是平衡的，戏剧战线在很多时候起到了突击队和先锋队的作用，在这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话剧的表现尤为瞩目。很多同志在发言中相继指出话剧创作不仅数量多，创作和演出的大型话剧近百个，而且创作水平有很大提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把笔触深入到前所未及的领域，他们怀着无限崇敬和怀念的深切感情，塑造了一批革命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反映我党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剧目，紧密地配合了当前的政治斗争。华主席的“一年初见成效”的英明预见，在戏剧领域已经实现。

　　大家一致认为，在戏剧舞台上塑造革命领袖和老一代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是我国当代戏剧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光荣的历史任务。我们如果创作不出这类的好作品，就是失职，对不起后代。周扬同志指出，过去“四人帮”控制时期，作家们只要多少写了一点和真人有关的事，“四人帮”就大批特批，说是“树碑立传”，成了一条大罪状。现在应该有一个明确态度，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去树碑立传，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碑，立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传，这是关系到党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教育千秋万代的问题。应该更多更好更快地把党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在艺术上体现出来。这一年多来，不少剧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勇敢的实践，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创作思想比较解放了，创作经验也逐渐丰富了，从不敢写到敢写，从少写到多写。现在从《秋收霹雳》到《杨开慧》，毛主席的舞台形象越来越生动；从《城下城》、《转折》、《报童》到《西安事变》，周总理形象的塑造越来越丰满。此外，在《曙光》和《东进！东进！》等剧目中，贺龙、陈毅等老一代革命家的艺术形象也相继在舞台上得到动人的表现。它标志着我们的戏剧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揭批“四人帮”的戏剧创作，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具有如下的一些特点：首先，这些剧作大都以高昂的阶级义愤，抓住了千百万人最关心的主题，反映了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第二，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的鲜明形象。过去关于塑造党的领导干部正面形象的问题，多年来未能解决好，现在，这批剧本写了相当高级的党的干部，都很生动感人。第三，它广泛地描写了工农兵、干部、知识分子、各行各业的革命人民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作品的题材、体裁和风格丰富多采。这也是建国以来戏剧创作上一个重要的收获。

　　为什么这类剧本的正面人物写得比较好？有的同志认为，正面人物处在“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境遇之中，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安危，这一切都在考验着人物的党性原则，考验着他们全部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性格。而作者本人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往往都有剧中正面人物相同的遭遇，能够以革命的激情来描述这些可歌可泣的正面人物的斗争。所以目前这类剧本中的正面人物一般都写得比较有光采。

　　目前戏剧创作取得的成就还是初步的，在塑造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光辉形象和揭批“四人帮”的创作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进一步解决。诸如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如何对革命领袖人物进行艺术概括的问题，如何既要深刻反映“四人帮”对党对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又要写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典型环境，既要揭露“四人帮”，写好反面人物形象，而又要防止不利于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以及写这类作品是否有“禁区”，当前剧作者是否仍然心有余悸、身有余毒的问题等等。出席座谈会的同志们本着政治上尖锐揭批“四人帮”，学术上自由讨论的精神，各抒己见。有的肯定了当前创作上的成功经验，有的畅谈了自己在创作实践上所尝到的甘苦，有的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有的提出了一些创作上的难点，有的向领导创作的部门提出了建议和希望。讨论是在热烈而舒畅的气氛中进行的，所讨论的问题，并不要求都作出结论，有的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有的问题准备在刊物上继续展开讨论。

　　周扬、夏衍、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等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当前戏剧创作的成绩，对创作队伍作出了热情的估价，还畅谈了有关进一步繁荣戏剧创作的意见。他们指出：当前的戏剧创作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服务。我们正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我们正进行着伟大的新的长征，我们要在二十二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亿万人民期待我们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真实地反映出这个新的世界、新的人民的优秀作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同时，还必须深刻地认识和努力表现当前的时代精神。我们的任务很光荣，我们的责任很重大。过去，我们产生过象关汉卿、王实甫那样的戏剧大师，后来又产生过象郭沫若、曹禺、老舍、夏衍、于伶这样优秀的剧作家，建国以后，大量的剧作家不断涌现。我们深信，只要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在新时期新长征的斗争中，文艺界人才辈出，捷报频传的日子，一定很快就会到来！

　　座谈会领导小组由贺敬之、林默涵、曹禺、张庚、于伶、沈西蒙、冯牧、吴雪、丁宁、江晓天、侣朋、赵寻、肖甲、凤子、叶林组成。参加座谈会的有李之华、刘佳、杜烽、傅铎、杨兰春、丁洪、木柯夫、吕复、白刃、席明真、金紫光、海啸、丁毅、兰光、胡沙、吴祖光、兰澄、逯斐、田川、任萍、白桦、所云平、史超、马吉星、杨履方、刘川、赵寰、董晓华、丛深、乔羽、刘沧浪、黄悌、顾尔镡、徐进、文牧、吕瑞明、翟剑萍、李恍、朱祖怡、叶至诚、胡小孩、程士荣、武玉笑、姚运焕、郑重、连衡、陈默、陈屿、赵羽翔、于雁军、何求、关守中、王昌定、崔德志、张仲朋、树元、叶锋、李汉飞、柯岩、罗英、刘厚明、苏叔阳、王颖、刘朝兰、姜则善、王正、金振家、陈剑秋、柳仲甫、李桦、郭绍法、魏杰、范敏、谭仪元、翟俊杰、王兴浦、袁家浚、柯子铭、哈经雄、石万英、崔增佑、赵令善、高方正、杨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