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湖南各民族傩文化中，往往呈现出多种民族文化色彩。它们糅合得十分和谐，浑成一体，不易分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神话传说的启示 

　　湖南汉、土家、苗、瑶、侗诸民族流传着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主题，大都聚集在一个焦点：人类的产生或民族的形成。饶有意味的是，越是在这块古“蛮夷”的腹地，这个宏伟的主题便愈加鲜明，故事的保存亦愈加完整。这就是叙述一对洪水浩劫中幸存的兄妹，为繁衍人类而被迫成婚的古老神话。土家、苗、瑶等族称为女娲伏羲兄妹，侗族称姜良姜妹。诸族都尊这对兄妹为“二皇”、“人祖”、“傩神”。

　　如果说，上述神话传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上古洪水文化背景的产物不足以说明其特性，而这些神话中却有着令人惊讶的共有的细节。

　　苗族、侗族传说雷公发洪水，兄妹在仙瓜（或巨瓜）内藏身得救。

　　土家族、瑶族传说雷公发洪水，兄妹藏在葫芦瓜内得救。

　　“兄妹成婚造人”反映了人类初期的曾经存在过一个兄妹婚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世界可能发生过一次毁灭人类的洪水灾难。先民对这次浩劫的反应，便是留下了一些人类再生的神话。中国母系社会中，晚期，正值新石器时代。湖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中，这个时代曾出现过一些史诗性的神话人物。苗族先民唐虞前称九黎，尧舜时谓三苗，由黄河流域南迁江、淮、荆、沅时的首领，是史家称之为“九黎君”的蚩尤。土家族先民主要来自黄帝族的东夷颛顼部落，夏禹时，颛顼后裔以虎图腾为标志的廪君蛮一支已活动于鄂两，与湘西土著融合后，是为“五溪蛮”之一部分。槃瓠为瑶族始祖，是帝喾高辛氏之灵畜，其先民由岷山东渡黄河至淮河，后又南下江汉并入湘，亦为“五溪蛮”之一支。蚩尤、颛顼、槃瓠都是具有人格的神，是一个部落集团的首长，是原始宗教的领袖，是所谓能沟通入神之间的大巫。《山海经》所展示的半兽半人，人神杂糅的年代，正是新石器中、晚期，也是上述大巫产生的年代。巫被视为“巫抵（帝）”，能登天梯、登灵山、操不死之药，持青、赤、玄蛇于左右，集政治、军事、宗教、巫术于一身。如曾在《山海经》中出现过的大神伏羲画八卦、作筮卜：女娲炼石补天；蚩尤铜头铁额，食沙石、制五兵；颛项为镇压九黎三苗教，命其子重、黎绝地天通；盘古能一日九变，嘘为风雨，吹为雷电，等等。

　　傩，源于上古逐疫祭仪，是巫的直接派生体，它保存了大量口句巫术成份和人神崇拜。苗族史诗《古老话》记述了苗族先民在太皞（伏羲）时代的生活，他们古老的祭祖仪式“跳龙”就称为“祭傩神”，祀奉一对兄妹夫妻木偶神像（女娲称奶龙，伏羲称巴龙），叫傩母傩公。即使是“傩”被列入宫祭后，我们从《周礼·夏官》记载的索室殴疫的方相氏形象可辨，其黄金四目，蒙掌熊皮，执戈扬盾的造型，正是铜头铁额、四目双角，以金作兵（器）的蚩尤。他所驱殴的疫鬼，又正是颛顼生下即死并变成疫鬼的三个不肖子（见晋干宝《搜神记》）。可见周以前的“傩”已经曲折地反映了代表黄帝族的颛顼集团与楚南黎蛮集团长期斗争的历史。楚巫为报颛顼“绝地通天”镇压黎蛮之仇，遂用“九黎君”蚩尤之图腾，四时驱殴颛顼不肖子，这种巫术行为，久之便演化成一种巫觋驱邪纳吉的祭仪，沿袭至今。

　　神话既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折光，又是民族宗教的传导体。神话表现了先民对族祖的认识和崇拜，而民族又在神话中创造了自已的神圣。当巫文化中的傩祭形成、发展后，各民族便在这宗教的祭坛上，巫术的氛围中，宜泄他们的感情，表达他们的愿望。正如此，今天人们才有可能透过傩坛中袅绕的迷雾，在一定程度上寻觅出民族发展史中的的某些奥秘，从中亦可窥探民族文化对傩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民族形成期的复合轨迹 

　　民族史学是个十分复杂的学科。湖南苗、土家、瑶、侗等民族史的研究虽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一些重大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同远宗，连近亲’’的客观规律。

　　新石器时期末（印公元前35世纪左右）。蚩尤氏率领的南蛮集团活动在江淮、荆州一带。其中苗族祖先“三苗”部落在洞庭湖鄱阳湖创立巫教（见《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所谓“三苗昏乱，相尚听于神”（《尚书·吕刑》），累遭黄帝族颛顼势力的征剿。至舜禹，三苗一支被驱逐回西北故土三危之地，一支则沿沅、澧二水窜逃至湘黔山区，与先后迁入的僕、僚、巴、庸、卢及杨越人融合，形成了苗族的一支先民。殷商时，荆楚南蛮强盛，首领鬻熊自恃有功于周文王，自封楚武王，苗人为楚族先民中强大的一支，三苗崇巫尚鬼的风气成为楚文化之主流。故史家言：“楚国传统文化是巫官文化，继承了九黎与三苗巫教的缘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战国至秦，连年战乱不息，荒袤的湘西崇山峻岭，成了各族人民避乱之所。尤其辰溪、酉溪、巫溪、武溪、沅溪一带，成为古南蛮夷族的集汇点，故秦称“黔中蛮”，汉称“武陵蛮”，均俗称“五溪蛮”。“五溪蛮”是湘楚民旅溶合的典型。而盘古神话则是楚巫对“五溪蛮”现象的演绎和神化。

　　盘古的原型槃瓠，晋人郭璞在《海内北经》关于“犬戎”篇的注释指出：“昔槃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同时也记述了“女娲之肠”化为十神的神话。说明这两位人类始祖的神话，在战国前同时流行于楚地。槃瓠的神格及其族祖身份确立的年代当在秦汉之间。汉末应劭《风俗通义》较完整地记述了灵畜槃瓠杀犬戒寇酋而得高辛氏之女为妻，在南山生六男六女，自相配婚，为长沙“武陵蛮”。《后汉书·南蛮传》亦有类似的记述，并且更具体地说“槃瓠得女，负而走南山”，此“南山”当指辰、沅一带的武陵山。《太平寰宇记》言：“南山”在“今五溪中山地”。《通志》说武山有石室，《路史》、《辰州图经》等均云武山槃瓠石窟有狗形石像。槃架瓠半人半兽的形象，反映了他生活在人类进化的初期。其后嗣六男六女自相配婚，更证实了槃瓠神话与女娲神话，均以其兄妹成婚为特征，形象地反映了蒙昧时代的历史。“武陵蛮”后裔崇敬犬神的事实，论证了摩尔根的名言：“（先民）认为他们的始祖是从动物或无生物变成男人或女人的。”（《古代社会》）槃瓠作为“武陂蛮”始祖的人格，经三国时徐整的《三五历纪》得到了稳固和发展。这里，已将槃瓠之名改为盘古，去掉了兽的属性，并认定盘古夫妻为“阴阳之始”，将其升格为开天辟地之人神。“武陵蛮”（“五溪蛮”）作为“盘古蛮”族种，在古代的文人笔下，是一个复合型状态。曾在五溪作过官的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一书的叶前《序》说：“五溪蛮，皆盘瓠种也。聚溪区分，名亦随异，沅其故址。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风俗气习，大抵相似。”可谓言简意赅。朱、叶将几个民族之源都上溯至盘古，并非个人的杜撰。唐樊绰《蛮书》卷十云：“黔、泾、巴、夏四邑苗众……，祖乃盘瓠之居。”苗族的盘瓠神话，是表达对其宗祖缅怀和敬仰的文化形态，其情节与《后汉书·南蛮传》中盘瓠神话如出一辙：神农（炎帝）为取西方恩国的谷种，愿以女嫁给取谷种者，御狗翼洛窃得恩国谷种并啮死国王，神农被迫将其女伽价公主配给御狗。后来公主生下一肉球，神农用剑剖开，从中跃出七男七女，男为代兄代玉（苗语苗族之意），女为代茶代来（其他民族兄弟）。这个神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盘瓠（御狗原型）之后裔除了苗族外，还有其他种族。这就与宋人朱熹、陆游、朱辅等文人关于“五溪蛮”族种的记述暗合，加强了他们论述的可信性。

　　瑶族的始祖是盘古，这在瑶族世代相传的《评王牒卷》、《过山榜》等史诗中，有非常详尽而形象的叙述。苗、瑶同宗渊源久远。《山海经·大荒东经》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舜为姚姓，“姚”、“摇”同音；而摇民苟姓，又与“狗”同音。这说明瑶族先民原来活动在黄河流域，禹时南迁长江流域，与苗蛮集团相结合后，接受了楚巫保存下来的盘古神话。其中一支进入湘西，与苗、僚、巴、汉等族杂来，成为“武陵蛮”的成员。南朝至隋唐，苗、瑶先民曾统称为莫瑶。《隋书·地理志》云：“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傜。自云其祖先有功，常免僻役，故以为名。”蜒人亦南蛮之一支，原生息于川、湘山区。《川志》载：涪陵郡“东接巴东，南接武陵，西接恠牂牁，北接巴郡。土地山险水滩，人憨勇，多獽，蜒之民”。春秋时，覃姓蜒人定居澧水为土著，南北朝时，蜒人与盘瓠蛮、廪君蛮等杂居，合称“夷蜒”。苗、瑶先民的亲缘关系还表现在语言方面，苗、瑶两族均属汉藏语系中的苗瑶语族。历史上，两族的称呼常被通用。宋时，瑶族势力强大，苗族被包容在瑶族之内；明代苗族强盛，瑶民又被统称为苗人。有一点值得注意，盘瓠神话的流传多集中于武陵山区的苗民，这与“五溪蛮”的形成历史不无关系。甚有苗民将盘古说成是定情之物。洪水浩劫后幸存的一对兄妹，各持一盘一瓠（葫芦）从山头滚下，盘瓠在山下重合，兄妹遂成亲并生下六男六女，后又自相婚配繁殖后代。盘子与葫芦出自帝喾（高辛王）与神犬神话，兄妹成婚又源于女娲伏羲的洪水神话，故湘西流传的上述神话实为此二者的奇妙组合，同时也是苗族“神母狗父”神话的姊妹篇。

　　“五溪蛮”中的“僚”与“仡佬”两族，关系颇密切。僚族原属东夷集团，其先民为夏禹之裔娄人，居山东。商灭夏后，其一支南迁至长江中下游，继而进入西南山区。至秦汉，已流入沅水。《新唐书》“南平獠传”言：“乌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乌武獠即沅水支流武水、巫水一带的僚人。《新唐书》又有“葛獠”之名。“葛獠”可能即是“信僚”。《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传》云仁宗宝元二年，“辰州佶僚三千人款附。”这说明仡佬是僚人在宋时分化出的一支，承袭了凿齿的习俗：“仡佬妻女，年十五六，敲击右边上一齿。”（《溪蛮丛笑》）明后，活动于湘西的仡僚人，逐渐融合于今日的苗民或土家人、侗人。

　　湘西因溪峒叠嶂，其民又有“峒溪蛮”之称。唐宋时，很多汉人因战乱被迫避入武陵溪峒，当地称为“峒客”，后渐与峒溪土著融合成为侗族。湖南侗族来源复杂，湘西南侗族多与百越关连，而湘西侗族则又多是明清时杂居在武陵溪峒的僮、僚、蜒等与土著融和的结果。因此，又与苗族，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曾有侗家苗、阳洞罗汉苗以及峒僚、峒瑶等称呼。因此，侗族亦有汉、苗、瑶等族类同的洪水神话“丈良与丈美”（新晃侗族又称“姜良与姜妹”）。说天上的雷婆发洪水以泄私愤，丈良、丈美兄妹藏于瓜中得以幸存。在岩鹰的撮合下，兄妹高坡推磨石，坡下磨合而成婚，丈美生下一肉团，丈良剁为碎块撒于深山，逐变成人烟。有的说汉语，有的说侗语，有的说苗语，有的说瑶语。很显然，这个歌颂本民族先祖的神话，又客观地反映出了侗族形成的复杂状况。

　　在“五溪蛮”中，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没有盘瓠神话的民族，这就是土家族。湘西土家族是聚居于湘鄂川黔边区的古老的土家族之一支。其生息之地历属武陵郡，又为武陵蛮中之一种。但土家族有自己的独特语言、风俗和艺术。土家族在五溪一带繁衍的漫长历程中，与苗、瑶、侗等族和睦相处，相互融合。同时，也曾受到鄂、川巴人的一定影响。土家族的洪水神话，亦有民族融和的痕迹，说伏羲兄妹成婚所繁衍的人类，一部分是土家族人，叫“毕兹卡”，一部分是汉人，叫“帕卡”。

　　民族文化色彩的形成，先民的构架固然是重要因素，同时，在中国长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少数民族歧视迫害的大环境下，各少数民族历史上出现的大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出现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在湘西，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迁徙及汉人的渗入，并通过通婚，通商等渠道，促进了汉、苗、土家、瑶、侗诸民族的大融和，使湘西的族种、民俗、文他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傩文化中的历史烙印 

　　民族性随着民族的分化与融和，相应地产生变化和发展。具有民族属性的各种古老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打上这种历史的烙印。湖南各族的傩文化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民族融和的历史现象。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学者凌纯声，芮逸夫在对湘西进行广泛调查后，写出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书中指出“汉人的巫教传人苗疆，苗人亦信汉族之神。故今日苗疆中已有两种宗教；一为苗教，二为客教。”并将苗族40堂祭鬼仪式，分辨出16堂属苗教，24堂属客教。准确地说，书中所说的“苗疆”，至少是应包括土家族在内的湘西两广大山区，因此，汉巫的渗透亦应包括由土家巫（土老师）主持的祭仪。作者在“苗教活动”中列举了24项内容，其中“还傩愿”是苗家每年自阴历9月9日开始，延至年底的一种大型祭祀活动。是苗人以宗教和艺术形式表达对祖先崇敬、对现实追求的一种感情宣泄。“还傩愿”30堂法事，在浓烈的苗族傩文化色彩之中，也存在着鲜明的汉族、土家族傩文化的影响。第13节“唱傩歌”，是苗巫与观者“互相对唱”的具有典型苗族风格的自娱性节目。在唱完《傩神起源歌》及《傩公傩母》等傩歌后，再“演唱《孟姜女》戏文”。孟姜女是汉族中广为流传与歌颂的历史人物。在湖南，她早已成为出生于澧州的贞洁刚烈的女性楷模。明代，官府为她修建的“贞烈祠’俗称（“孟女庙”）被当地人称为“傩神庙“，冬傩祭仪中必演出《孟姜女》戏文。永顺是湘西北土家族苗族的聚居地，巫风鼎盛。但“永俗酬神，必延辰郡师巫唱演傩戏。……至晚，演傩戏。彭锣击鼓，人各纸面一，有女装者，　曰孟姜女，男扮者，曰范七郎。”（清乾隆《永顺县志》）不难看出，湘西由苗巫或土家巫掌坛的“还傩愿”祭祀中，不惮从数百里之遥的外地延请汉巫演唱《孟姜女》，在明清之际已成习俗。又如第18节“扮送子”，则是巫师扮演汉族传说“七仙女”故事，唱仙女下凡与董永婚配事。再如第29节“扮判官”，亦是扮演汉族钟馗的神怪故事。法事的第24节“交牲”与25节“扮八郎”的文化背景，应追溯至土家族。“交牲”法事中，傩案上供生猪与猪五脏，苗巫行巫术并祈祷神灵，以保人畜平安。这堂法事仅是下堂法事的辅垫。紧接着，另一巫师脸戴八郎面具，肩负包袱雨伞，作买猪，杀猪表演。八郎傩戏并非土家族所独有，桃源、沅陵汉族傩戏中即有《蛮八郎》一剧。但究其“蛮八郎”之名，却与土家族颇有渊源。土家族奉祀“八部大神”，“八蛮”乃外人对古溪州的总称。亦是八位土家部落酋长的俗称。八郎面具造型别致：无下唇下齿下巴。此类而具在古南蛮之地多见而中原各地罕有。很可能这种无下齿的形象是古代凿齿习俗的遗存和艺术夸张。“凿齿”以“伏羲生于黔中召南，咏其美化”。（清道光《宝庆府志·摭谈》）伏羲的“凿齿”之俗在部分土家族中（如仡僚先民后裔）的承袭，也导致了它在艺术上的反映，且影响深远。云南昭通乃彝族居地，当地亦有无下巴的傩面具，称为“八蛮”，与傩公傩娘同供于傩案。当地人说“八蛮”，是彝家的外来官长，颇有权威。此亦可谓“蛮八郎”是土家族先祖的佐证。苗族“扮八郎”法事，实为土家族纪念先祖的祭祀演变而成的戏剧表演。

　　汉族傩戏中的少数民族傩文化影响亦不鲜见，地处湘西咽喉的沅陵，古属辰州，是武陵崇山、五溪蛮地之界，历来巫风繁盛，尤以演唱傩戏《孟姜女》著称，扮演者多为汉巫。其中姜女寻夫途中经过苗乡，出现苗歌对答，是湖南乃至外省傩戏《孟姜女》所没有的，此不是偶然现象。澧水中游的慈利汉巫所行的还傩法事，全是汉族色彩，所演的雉戏亦以汉族土地神戏为主。但傩案上所供祀的傩神不是汉巫信奉的东山圣公（伏羲）和南山圣母（女娲）、而是三尊男性木偶头像，中为白脸，右为黑脸，左为红脸。虽然汉巫为他们分别取了道教的名字真武、青玄、武略，而这三个神像却来源于土家人所崇奉的三位土王。

　　常宁位于湘南，其西南山区为瑶民聚居地，瑶巫“盘王愿”、“家先愿”等傩祭活动十分频繁。但该地瑶巫从形式到内容，无不体现多民族风格。瑶巫傩坛所悬神像有盘古先祖，亦有老君三清；巫师法器有汉巫常用的柳巾、师棍，亦有苗巫常用的铜铃、巫刀；瑶巫青帽、青衫又完全是一派道士装束。更赖人寻味的是瑶巫的巫书。笔者从注有“光绪十二年丙戌岁二月”字样的赵氏坛门手抄本上发现，这是一本“赐奉盘王”的瑶巫法事传本。它开章明义向“盘王圣帝”、“五龙灶命灶君”、“众位祖宗家先”许“良愿”，进行汉巫还傩愿通常进行的法事，如请师（张赵二郎、真武玄天等），念咒（北斗咒．功曹咒等）。巫师唱道：

　　父母生郎年命大，舍身拜入老君门，

　　一拜老君众安王，二拜吕山十九师，

　　三拜众村郎弟子，四拜兵马赵郎坛，

　　十二众圣传奏起，拜迎众圣赴歌坛。

　　歌坛是瑶族非常重要的婚恋娱乐活动之地。瑶巫将“老君”诸圣请赴瑶家歌堂，是汉、瑶傩文化长期交流的结果。

　　新晃是湘西南侗族集居地，与贵州接壤。唐时曾设夜郎县。因地处五溪，其先民与苗、土家、瑶诸族过从甚密，唐时为僚之一支。历有峒瑶、峒僚、苗侗之称。侗族“姜良姜妹制婚姻”的神话也反映了新晃侗族先民隶属南蛮洪水神话系统。侗巫举行傩祭活动时，将此兄妹的木偶神像从祖庙中请出，供于傩案之上。同时，侗巫亦崇信道教宗祖老君，传有老君之女与其徒恋爱私奔的神话。傩堂供案上也常见老君之女圣主三娘姬姬和老君之徒姜骄（张赵）二郎并列的木偶神像。新晃傩戏班有用侗语演唱的如贡溪四路天井寨冬冬推（侗傩）班，也有全用汉语演唱的如柳寨傩戏班。剧目上，侗傩班可演“三国戏”如《古城会》、《云长养伤》，汉傩班亦演反映侗家生活的《开财门》、《癞子偷牛》等剧目。可见侗、汉傩文化有过密切的交流。在侗傩36个交目（面具）中，有雷公、雷婆而具。此面具湖南汉族傩戏中不见，但瑶傩、苗傩中却有。说明侗、瑶、苗三族的傩文化很早就有过交流。　　

　　城步位于湘西南，与广西毗邻。历来是多民族杂居之地。西周时，属“百越”范畴，东汉时，长沙武陵蛮为反抗官府，曾溯资、沅二水达武冈、城步，一度形成“五溪蛮”与“西瓯越”互相融和的局面。唐后史家多称城步为“僚”和“莫瑶”。宋时，瑶族在此曾兴旺繁荣一时，不久又南迁广西。元后，由苗族入主，亦有侗族（当时呼红苗）、壮族在此杂居。明清以来，城步土著有的苗、瑶、侗、汉、回诸族。复杂的民族结构，反映在傩文化中，便表现了多民族的文化色彩。以该县兰蓉乡傩戏班为例，该班现有四名主要艺人，就占苗、瑶、汉三个民族、甚至还存在瑶巫师教苗巫徒之师承关系。苗巫保存着完好的傩公（东山老人），傩母（南山小妹）、傩子（行兵小姐）三尊木偶像；瑶巫保存着以盘古为原型的雷公、电母术偶像；汉巫持有已传用15代的师棍，黑漆森上用铜线镶出玉皇，老君、张五郎等形象。其剧目中，有汉巫常演的土地戏，如《大郎斫路》，表现农活、筑路、搭桥等内容。有苗族男女装扮的《打山魈》，作祀神歌舞，表现劳动、娱乐。特别是《耍小二郎》一剧，一巫戴无下巴的八郎面具，头顶青布斗蓬，另一巫戴王母面具，作苗妇装束，二人歌舞酬神，夹演生活趣事。显然是苗、土家、汉等民族傩文化的有机结合。

　　结语 

　　湖南各族傩文化中出现的多民族因素，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反映。上述实例表明，各族傩文化都显示了它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他民族傩文化因素的作用只能是丰富，而决不能是取代。远在人类史前即已发生过民族乃至人种性的大交流，次至商周部分黄河流域的民族向长江荆楚南移的大迁徒，近到三百年中中围社会的大裂变，都曾对各族傩文化产生直接影响。认识这一点，不仅丝毫无损于各族傩文化的价值，而是更有助于对它的考查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