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河高腔到底形成于何时？又是何时开始登上舞台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有的同志以传闻“曾在溆浦溪口贺家祠堂粉墙上见到清代乾隆六年（1741）大红班演出留下的字迹”为依据，并以此上推到贺氏建祠始祖贺贵箴的生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6），而来一个大胆的推断：“若果真在五百多年漫长岁月中，辰河高腔的锣鼓一直没停歇过，那么与魏良辅、徐渭所记述的弋阳腔流入到湖南的年份，便大体是一致了。”（《辰河戏志》初稿本）言下之意，辰河高腔登上舞台，也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然而贺贵箴的生年，并不等于他建祠的年份，因此这“五百多年”就得打一个折扣了；至于乾隆六年所演的戏，是否就是辰河高腔，又得打上一个问号。实际上，在今天贺氏宗祠所能见到的，也只是“依稀尚能辨认的是：大洪班道光十二年……”字样。即是真有所谓乾隆六年的题壁，也是“孤证不立”，还得从多方面找出佐证，详加探究，才能作出较为可靠的结论来。如凭一鳞半爪的传闻而随意加以引伸，来一个“想当然”的论断，毕竟不是探讨和研究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

　　乾隆三十年（1765）《辰州府志》载：“郡中无娼优陋习，梨园牒子皆来自外境”。当时的辰州府，是包括现在的沅（陵）、泸（溪）、辰（溪），溆（浦）四县的。作为“府志”，这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那么上述的“乾隆六年”溆浦就有辰河高腔舞台演出的说法，就有点不十分站得住脚了。

　　《湖南省志》有这么一个记载：“浦市产高腔，虽三岁孩童亦知曲唱”。辰河高腔又被称为“浦腔”，不是没有道理的。已故的浦市印佛痴，辰溪杨锡焘，安江胡林书诸老先生等熟知辰河高腔掌故的顾曲周郎，均一致认为辰河高腔实源于浦市。浦市系泸溪一集镇，从明代初年起，即为著名水陆码头，湘西主要物资集散地，到清代时，已是各省商贾云集，会馆林立，而沅陵则为辰州府治，这两个地方何以都没有发现乾嘉时期的辰河高腔演出的题壁之类，而偏处一隅、交通不便的溆浦却独有之呢？我觉得，乾隆初年溆浦即有辰河高腔舞台演出之说，是值得商榷的。

　　沅陵辰河戏剧团陈盛昌同志曾经保存过一本这样的册子；前面几页是一些神佛名称之类，后面则是所有已故的艺人名单，名单分“上坛”和“下坛”，凡寿终正寝者均名列上坛，而殇亡者则载于下坛。这是前辈艺人传到陈的父亲——辰河高腔名丑陈德生手里的。这是过去负责“包台”的老艺人所必具之物，并且代代相传。每逢唱大戏（皇醮戏，盂篮会戏，旱灾、瘟疫所许的愿戏以及祠馆庙宇“万年台”开台戏等），必须将这些名单开列起来，供在后台敬奉。上坛开首第一名即为杜凤林，杜又名老黑，系清末咸丰至光绪年间的著名艺人。据印佛痴先生谈：杜为贵州人，少年时代流落至浦市，在街头叫卖“香葵花”谋生，有围鼓堂某老人偶听其嗓音甚好，遂收为小厮，并教以高腔。老人故世，杜亦长大成人，觉得依人非计，于是出来自谋生路，开始授徒，继之组班登台演出。印先生谈：杜凤林授徒组班，约在清道光年间。杜之前是否还有其他辰河高腔高台艺人？辰河高腔登上舞台是否自杜凤林始？均无资料可考。

　　辰河高腔舞台演出是由围鼓戏发展而来的，所谓“先有坐堂，后有高台”。这是已故的一般“顾曲周郎”们所一致公认的。一九六三年黔阳地区辰河高腔挖掘组诸老艺人亦有此说。《辰溪县志•风俗志》载：“……城乡善曲者，邻里喜庆，邀至其家唱高腔戏，配及鼓乐，不粉饰，谓之打围鼓，亦曰唱坐堂，士人亦间与焉”。据前辈先生说，辰河高腔最初是在士人中流行，及后才发展到市民阶层，最后才走上舞台的。在三十年代前，湘西很多地方还保持这样一个风习：凡喜庆来唱围鼓戏者，均坐中堂，待以上宾之礼，就因为围鼓戏最初是在士人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绅中流行之故。在那个时代，“八仙师傅”（吹鼓手）则只能设在大门过道中或院中搭棚，专以迎送宾客为事，以后二者才逐渐合流，士人也就很少侧足其间了。

　　辰河高腔从围鼓到舞台，是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中国的戏曲，在宋代虽有“杂剧”之名，实际还是以“对话”或“歌舞”为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戏剧形式，到了元代南北合流，确立了分场的形式，体制等方面也更趋完善，这才成熟地形成了中国戏曲这一特有艺术形式。湘西地处僻壤，交通阻塞，文风不开，若元代才形成的戏曲艺术，到元末即已在湘西有了舞台演出，这是不可思议的。

　　以上所述，也只是亲聆长辈或听他们转述更前一辈老先生们所谈以及自己所能见到的有限资料综合而成，作为对“辰河高腔”志书编写的一点“献芹”之意。真正的结论，还待有识者去进一步发掘和探讨，希望用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不轻信，不臆断，遍闻博采，而后作出正确的结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