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戏剧理论家欧阳予倩诞生九十五周年。欧阳予倩（1889-一1962），原名欧阳立袁，号南杰，艺名莲笙、兰容，笔名春柳，桃花不疑庵主，湖南浏阳人。他一生经历了我国近代、现代历史上三个重要的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精神，充沛的创作激情，高度的艺术成就，丰富的教育经验，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革命戏剧工作者的一面光辉旗帜。

　　一、初登舞台 

　　1889年5月1日欧阳予倩出生于湖南浏阳。他祖父欧阳中鹄是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著名学者。幼年时期他就喜爱戏剧和音乐，十二岁随祖父到北京进学堂读书，曾看过谭鑫培的京剧、杨小朵的梆子，引起兴趣。谭嗣同，唐才常是他祖父的学生，谭唐相继就义，给幼年的予倩以巨大影响。不到一年，他转学到长沙经正中学读了一个学期。1902年东渡日本，先后在成城中学及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

　　1907年春，欧阳予倩在东京青年会看了我国留日学生组织的艺术团体春柳社演出的话剧《茶花女》，经同学介绍，欧阳加入了春柳社。6月，春柳社在东京本乡座演出曾孝谷根据斯陀夫人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五幕剧《黑奴呼天录》，欧阳扮演美国绅士解尔培的儿子小乔治，这里他一第次登台。这个戏揭露了美洲买卖黑人和种族压迫的罪恶，反映了留日学生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思想。这是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剧本，它的演出成了我国话剧运动的一个起点。不久，欧阳又参加了以中西会名义在东京座演出的《热泪》，饰演女优杜司克。当时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和计划，主要出于爱好，也想借此作爱国宣传，但倾向于唯美主义。后来，中国驻日公使馆禁止学生演戏，于是空气沉寂下来。

　　1910年，欧阳予倩的父亲到东京就医，不幸去世，于是他送父亲灵柩回国，随后到了广西桂林他祖父那里（当时祖父是桂林府知府），看过名角麻拐仔，曾八、鸭旦的戏。1911年秋，祖父去世，予倩从广西回到湖南。当时湖南扰攮不宁，官僚军阀在长沙政变，他的老友都督焦达峰被杀，他只得哲避浏阳。

　　1912年欧阳应陆镜若之邀到了上海，参加了陆组织的新剧同志会，在大舞台演出《家庭恩怨记》，欧阳饰演小桃红。这一阶段他一面演新剧，一面学习京戏。他并非科班出身，最初因为爱好京剧，到处寻师访友，什么行当都学，后来才专攻青衣。过了两三年，由吴我尊介绍，他认识了丹桂第一台的京剧名旦筱喜禄（即陈祥云），才比较正规地学戏，既练习唱、做、念、打各门基本功，又学了整出戏《彩楼配》、《宇宙锋》。他学得很勤奋，住的地方人多，不好大声练唱，就在被窝里头轻轻哼；走细步、园场，练得腿脚酸痛。他眼睛近视，每天练眼神，清早用淡盐水洗眼睛；练转眼珠，用手划圆圈，眼睛跟着转。其时他又认识了一时在上海执青衣界牛耳的江紊尘（即江梦花）及吴彩霞、林绍琴等人，受到不少教益。他还向水上飘、周福喜学《破洪州》、《虹霓关》等刀马戏，跟武术家米剑华学单剑、双剑，他还学骄功等。他边学边用，1912年在大舞台演话剧《家庭恩怨记》时，曾在剧中加唱了一段《御碑亭》，引起瞩目。

　　欧阳予倩是世家子弟、留日学生，但不慕荣利，不去考“洋进士”，却投身戏剧事业，并且学被人看不起的京戏，这引起家庭的反对和亲朋的非议。他的妻子刘韵秋是支持他的，在各种压力下写信委婉地劝他回家；他回信却说：“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1912年年底家里催得紧，他才回家，临上船在张家花园演了一出京戏《宇宙锋》，这是他正式演京剧的第一次，却获得了成功。

　　1913年，欧阳在长沙参加了社会教育团，并把在上海的陆镜若、马绛士、罗漫士及在日本的吴我尊等也约来了。舞台搭在左文襄祠，开始演《家庭恩怨记》。这是话剧首次在湖南演出，反响强烈，剧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辛亥革命反正以后，许多暴发户讨了姨太太，住了大房子，纵情嫖赌，不干正事；湖南议会选举议员时，花钱运动，搞得乌烟瘴气。欧阳用这些材料作背景，编了一个叫《运动力》的五幕剧，自己扮演一个少年学生。戏的最后是乡下人起来把绅士的房子烧了，重新选举代表实行村自治。这虽是改良主义的幻想，但接触了社会政治问题，许多观众称赞：“该骂的！该骂的！”可反动派却说他有社会主义的嫌疑。

　　社会教育团不久因意见分歧而解体，欧阳遂另组文社，成员有欧阳予倩、刘雨人、黄湘澄、文经纬等。他们不顾旧绅士反对，在府学宫建造舞台，先后演出了《热血》、《不如归》、《猛回头》等剧，在《不如归》中，予倩从浪子到乳娘都演过。接着他又编了一出《鸳鸯剑》，自饰尤三姐，大受欢迎。这是他编的红楼戏的第一部。

　　这时，袁世凯的爪牙汤芗铭来到湖南，把文社当革命机关查封，枪毙了文经纬等人，关押了黄湘澄，欧阳予倩只好又回到上海。

　　二、下海搭班 

　　1914年，陆镜若租定外滩谋得利戏馆，用春柳剧场名义演出，团体仍用新剧同志会的名称，欧阳也参加了。剧目有《家庭恩怨记》、《社会钟》、《热血》、《鸳鸯剑》等。欧阳为了演好戏，躲在张家花园　草地上练哭，练笑。他表演注重人物性格的刻划，在《芳草怨》里演老太婆时，就借鉴自己的祖母、外祖母、舅婆的音容笑貌和动作气质，反映很好。1914年冬，欧阳编演了《大闹宁国府》。

　　春柳要到外地演出，第一台来聘欧阳予倩。他在第一台试演了三天京戏，第一天是《玉堂春》，他演苏三，朱素云的王金龙，贵俊卿的问官，后演出《祭塔》等，颇为成功。这是予倩第一次下海搭班演出京戏。　

　　当时演员往往爱交际，爱打扮，可欧阳予倩对衣服却不讲究。那时他一直穿一件用祖父箭衣改的黄色团花袍，因此有人称他为“黄袍怪”。春柳社追求严肃的艺术，但不卖座，1915年因负债过多而解散。“春柳”的戏剧活动对我国话剧艺术起了启蒙作用。但也有缺点，如予倩后来所说：“我们当时艺术热情有余，政治热情还是不够。”另外，就是在建立中国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上，还缺乏明确的方向和有效的措施。

　　1915年夏，欧阳予倩应西湖舞台之聘到杭州，开始与吴我尊、周剑云等演过一些新戏，如《神圣的爱》。后来吴、周离去，欧阳便专演京戏。为了鼓吹爱国，他编写了《卧薪尝胆》，与常春恒同台演出，这是欧阳第一次出码头搭班。常饰勾践，予倩饰勾践夫人，效果很好。在杭州他认识了著名花旦毛韵珂（艺名七盏灯），昆腔旦角薛瑶卿，他的昆曲大半是薛教的。

　　1915年秋，欧阳回到上海，恰遇梅兰芳第二次到上海，予倩与梅结识。当时予倩很穷，民鸣社聘他再演新戏，他便答应了。在社的有郑正秋、查天影、汪优游等，吴我尊、任天知也参加了。但予倩觉得无味，不久便离开了。

　　1915年冬，予倩瞒着家里，把夫人韵秋接到上海，在梅白格路祥康里租了一楼一底，成立了小家庭。

　　1916年春，予倩搭了第一台，与周信芳、冯春航、吴彩霞同班，大概半年。予倩原来学的十几出青衣戏不敷应付，又不愿演《妻党同恶报》之类的“新戏”，于是继续编演红楼戏。《黛玉葬花》是他在1915春与杨尘因、张冥飞合编的，曾在春柳剧场作余兴演出，予倩的黛玉，陈祥云的宝玉、胡依仁的紫鹃。在第一台重排时，周信芳饰宝玉，宋志普饰紫鹃，予倩的黛玉扮相俊雅，杨尘因称之“高髫倩妆，翩翩翠袖。”他还与周信芳合演《金蟾送酒》、《鸳鸯剑》，周信芳用大嗓唱小生。予倩还编演过聊斋戏《晚霞》　等。

　　从1916年末到1917年初，予倩进了笑舞台。笑舞台是由查天影、汪优游、朱双云合办的。当时红楼戏很卖座，予倩与天影结合起来，把《红棱梦》里可以编戏的材料搜寻出来，随编随演，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黛玉焚稿》、《晴雯补裘》、《馒头庵》、《大闹宁国府》、《摔玉请罪》、《鸳鸯剪发》等。笑舞台是演新戏的戏馆，予倩在那里演过话剧《热血》、《不如归》、《乳姊妹》、《空谷兰》、《迦因小传》等，　但三天两日地加演京剧红楼戏，这些戏虽是按照二黄唱的，但按照话剧分幕方法编演，因嫌旧戏场子太碎，把许多情节归在一幕中，也便于置景。朱双云还特地为红楼戏制作新布景。他的红楼戏很受欢迎，总是满堂。

　　1918年，他进了九亩地新舞台。夏月恒、夏月珊等兄弟办的新舞台是中国第一个采用布景的新式舞台，夏月珊亲自到日本聘请布景师和木匠，还造了转台，因此轰动一时。但是予倩到新舞台时，它已暮气很深了。予倩还是想革新的，比如《馒头庵》的最后一场，秦锺临死前梦见智能。他饰智能，站在从天桥垂下来的秋千上飘来飘去，做卧鱼、下腰等动作，并在空中唱大段的反二黄。予倩除了演戏，闲暇时便读书，并补习外文。他读了些新书，对于现实越发不满，心中烦闷时常外露，为此许多人说他有神经病。

　　欧阳在笑舞台、新舞台演出，声名日振，遂有“南欧北梅”之誉。当时有不少女人来纠缠，但他认为：“凡属一个自爱的演员，当然认定舞台是他生命的归宿地。”因此他无心交际应酬，更不受异性的扰乱，而是专心致志于艺术的精进和戏剧的改革。

　　1918年,他在上海日本人办的《讼报》上发表了《予之戏剧改良观》一文。当时他情绪很低沉，深感“今日之剧界腐败极矣。”并说：“吾敢言中国无戏剧，故不得其位置也。”这是受了“五四”以来虚无主义观点的影响，另外也表现了他对戏剧现状的不满。但他又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改革主张：一是剧本“贵能以浅显之文字，发挥优美之思想。”二是“须养成演剧之人才”，组织俳优养成所，募集十三四岁学童训练之。

　　三、两次办学 

　　1919年，欧阳予倩应张謇（张季直）聘请到南通县城主持南通伶工学社。张是江苏南通清末的状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家。甲午战争后，他在家乡致力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他有意办戏校造剧场，得知欧阳予倩艺通中外，便约请了他。7月予倩与薛秉初等赴北京招生，录取三十人，派人送回，他们往日本调查新式剧场及管理制度，回南通后登报招生，又招了三十余人。予倩从上海聘来大批教职员，9月中旬开学。张季直为董事长，张孝若任社长，欧阳予倩任教务主任，并教戏剧课。宋痴萍、赵玉珊、吴我尊都任教职。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所培养京剧演员的新型学校，它与旧科班不同，采用现代教学方法。予倩拟订了学校简章和各种制度。他宣布，伶校是“为社会效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僮养习所”；“要造就戏剧改革的演员，不是科班。”学校除戏剧专业课外，还开设文化课。戏剧课以昆剧打基础，京剧为主体。予倩兼教话剧，还讲授戏剧理论，介绍外国戏剧家和作品。学校禁止体罚，实行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

　　在欧阳予倩的主持下还创建了更俗剧场。1919年夏天动工，重阳节落成。这个剧场在当时是国内第一流的。“更俗”意思是除旧布新，移风易俗。予倩任后台主任，开幕时，他废除了迷信的“破台”仪式，并破除陈规陋习，拟订新的管理规则。剧场开幕后，京沪的京剧名角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谭富英、杨小楼、盖叫天等纷至沓来。京剧大师梅兰芳在1919年11月剧场落成后首次在此演出了《天女散花》、《玉堂春》等，梅还与欧阳予倩同台演出《思凡》、《琴挑》，成为京剧史上的佳话。张季直在更俗剧场前台楼、上高悬“梅欧阁”匾额，并题一联：“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这里以宛陵梅尧臣、庐陵欧阳修创立宋诗新风，比喻梅欧二位为京剧开辟新路。

　　欧阳在南通期间编演了不少红楼戏、聊斋戏，古装戏、时装戏、话剧、歌舞剧，小戏、连台本戏。著名的有《人面桃花》、《长生殿》、《玉润珠圆》、《哀鸿泪》等。他从改良旧剧入手，由旧剧中创造新型京剧，演出中也注意创新。他与芙蓉草合演《嫦娥》，一对古装花旦在一个比圆桌略大一点的小园台子上表演“绸舞”，小圆台比舞台高一公尺，下面用轴承轮盘，可以旋转，绸舞末尾，两人在小台上还来双卧鱼，这种新颖的表演形式，博得了满堂彩声。

　　1920—1921年，予倩还三次带领学生到汉口、长沙演出。1920年冬在汉口大舞台演出，他特地以崔护乞浆的故事编演了京剧《人面桃花》，他把杜宜春初见崔护时那种少女特有心情，刻划得细致入微。伶工学社成绩卓著，两三年中，学生学会了几十出京剧和昆曲，可够六七场演出。学桂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如李金章、林秋雯、葛次江等。

　　1922年初春，予倩离开了南通，主要原因是他与张氏父子及其他守旧势力意见不同，他改革京剧的主张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赞同。他虽然在南通仅仅两三年时间，但毕竟是他改革主张的一次初步实　践。

　　他第二次办学是在1929年。由李任潮等发起，约欧阳予倩到广东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经费由省政府拨给，并归省府管辖。研究所于1929年2月16日成立，以创造适应时代的、为民众的新剧为宗旨，　分总务、剧务、编纂三股，予倩任所长。该所附设戏剧学校（洪深为校长）。2月开始招生，4月1日开学，目标是养成学艺兼备的演员。还设有大小剧场各一所，供公开演出及研究、练习之用。学校开学不到一个月，粤桂之战发生，即于5月停办。后予倩重新计划，核减经费，于7月再行开办。1930年夏成立管弦乐队，秋成立音乐学校，增设戏剧文学系。戏剧学校有学生五十余：演剧系三十余人，半习京剧，半习话剧，学制两年半；文学系二十人，学制二年。音乐学校有学生三十人，钢琴占多数，小提琴次之，采用学科制，毕业无一定年限。课程除专业课外，还有政治、国文、外语等。学生每月演出一至二次，表演过《热血》、《茶花女》、《父归》、《杨贵妃》等三十出戏。研究所还编辑出版《戏剧杂志》共二卷十二期，予倩关于前半生戏剧生涯的长文《自我演戏以来》就是在《戏剧》上连载的。此外，还出过《周刊》共一百十一期。1931年7月，研究所被裁撤停办。

　　　四、亦影亦剧 

　　1922年春，欧阳予倩离开南通回到上海，在亦舞台先后与余叔岩、马连良搭班演出。那时他想积点钱到外国去读几年书，专攻戏剧文学，但亦舞台的收入只够抵以前的亏空，因此愿望无法实现。在这　　期间，他认识了田汉、洪深，参加了戏剧协社。

　　1923年秋，予倩再进新舞台，干了一年半。1924年末，1925年初，他和刘凤祥等去大连演出。刘组织去奉天为张作霖唱堂会，予倩坚辞不去，并偷偷上了船，结果被大家追回，不得已而为之。在奉天他结识了张学良，并在那里译了一个易卜生的戏，在青年会演讲《平民艺术》等多次，为青年排了《少奶奶的扇子》、《回家之后》等剧。他回上海后，在第一台搭班，周信芳是后台主政。予倩在连台本戏《汉刘邦》中饰过虞姬。第一台亏本，欧从此不想再登台卖艺。

　　1926年，卜万苍拉欧阳同进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当编辑。他编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玉洁冰清》，表现对唯利是图的市侩的憎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予倩自饰市侩钱维德。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常到银号里观察掌柜的神态动作。这个戏曾在苏州太湖洞庭山拍外景。他渐渐学到了一些摄影场的知识，并经常到暗房看洗片印片，学习剪接，因此他自己说：“《玉洁冰清》拍完，我算是上了电影的第一课（《电影半路出家记》6页）。

　　1926年8月，他又编导了《三年以后>和《天涯歌女》两部电影。前者是写中国封建大家庭的故事。原来戏中慧贞被婆婆赶回娘家，爱上了另一个人，组织了小家庭，但公司从生意眼出发，改成了大团圆。这是予倩第一次当电影导演。演员有许盈盈、芳信、辛汉文、顾梦鹤等。他们到南通拍外景时，不料当地绅士张瞽说他是共产党，宣传“过激”，勒令马上离开，经过疏通，才勉强拍完。《天涯歌女》写著名女演员李凌霄，因不肯嫁劣绅张嗣武，横遭迫害，以至流落街头，冻死雪中。他是以对军阀统治极为愤怒的心情来写此戏的，目的是“想替一些被压迫者说一句公平话”（《电影半路出家记》10页）。演员有李旦旦、周五宝等。这几部影片都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带有一种感伤的味道。

　　当时他还写过一些关于电影的短文，希望电影成为教育的工具，希望电影工作者自重自爱，努力学习，拍出有艺术价值的片子。他在《导演〈三年以后〉感言》中说，艺术家反映客观事物应忠实，应当通人情。然而总的说，当时他还不十分懂得典型化的道理，有时倾向于自然主义。这一时期，他还读了一些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反复读过关于剩余价值的解释，对苏联有幻想式的向往之情。

　　1927年予倩离开“民新”，又在上海大舞台搭班演出，但当时大舞台为了招徕观众，崇尚场子热闹火爆，唱腔要求高而长，欧阳编的不合他们胃口，他也只是混混罢了。他觉得：“一、要就戏剧加以改造或从新创作，全靠站在职业的剧场以外的专门戏剧家拿牺牲的精神努力贯彻主张；二、要公家有相当补助来建设一个小剧场以为模范。”这时，正好田汉约他到南京办国民剧场，他就辞班而去。北伐军节节胜利直达武汉，欧阳予倩与田汉对宁汉分裂及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予倩还认为这是实现组织演剧宣传队的好机会。到南京后，予倩在政治部任艺术指导员，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搞了一个国民剧场，演出剧目话剧、歌剧并重。经过紧张筹备，于8月17日开始演出。第一天是演欧阳与潘伯英合写的《革命进行曲》和欧阳写的《荆轲》等。后者写荆轲刺秦王，隐射北洋军阀。当时孙传芳威胁着要过江，兵慌马乱。第三天演出时，门外一枚炸弹爆炸，死了三人，于是国民剧场草草收场。后来欧阳说：“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看出了蒋介石一伙和其他的军阀没有两样。”

　　欧阳予倩回到上海后，于1927年冬参加了田汉主持的南国社，并在艺术大学的“鱼龙会”上演出了《潘金莲》。这是他自编自演的最后一个戏，也是和周信芳、高百岁同台合演的最后一个戏。唐槐秋、　唐叔明也参加演出，京剧演员与话剧演员合作得很好。这个戏把潘金莲作为封建势力下的叛逆者和牺牲者加以同情，现在看来是不妥的。潘虽值得同情，但她与恶霸西门庆勾结，毒死武大郎，就是另一回事了。从1928年开始，欧阳予倩脱离了舞台。

　　欧阳予倩在《我自排自演的京戏》一文中说过：“我从编《潘金莲》起，创作思想有所转变，写出了一些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短剧”。如1929年在广东戏剧研究所写的《屏风后》、《买卖》、《车夫之家》等，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辛辣地讽刺了伪善的老绅士、干尽丑事的党国要人，描写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1931年、1932年又先后写了《李团长之死》、《同住的三家人》、《不要忘》等戏，表现了他的抗日思想。那时汪精卫写信约他谈话，汪以反蒋抗日为名拉他反共卖国，予倩用鄙弃的沉默回答了他。1931年10月，他从广州经香港回沪，“一、二八”事变的刺激，使他的思想向前跨了一步，认识到只有工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欧阳于1932年到法国，1933年到英国，并两次到苏联，同年冬回国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任文教委员，福建革命失败后他东走日本。　　

　　1934年秋，欧阳回到上海，再次从事电影编导，为新华影业公司编导了《新桃花扇》。这个片子写北伐时期地下工作的革命青年方与民与女演员谢素芳悲欢离合的故事，揭露了军阀的凶恶面目。金焰、　胡萍分饰男女主角。后又受明星影片公司之聘，与姚莘农合写了暴露封建家庭罪恶的《清明时节》，由黎明晖、赵丹、舒绣文主演。此后还拍过《小玲子》、《海棠红》等。1936年冬进了联华影片公司，拍了讽刺喜剧片《如此繁华》。这一时期，他比以前更接近党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便一直和地下党员共同活动。　　

　　五、战火青春 

　　我国戏剧运动的发展是与革命运动的发展相联系的，许多戏剧家自觉地把戏剧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欧阳予倩就是这样一位革命戏剧家，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尤为鲜明。

　　1937年，“八、一三”后，田汉、夏衍、阳翰笙、欧阳予倩等组成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并分歌剧与话剧两部，欧阳主持歌剧部（即京剧部）。后来又组织了十几个救亡宣传队到内地进行抗战宣传。予倩在孤岛上海坚持救亡运动，他组织了中华京剧团编演了《梁红玉》、《桃花扇》、《渔夫恨》等具有强烈民族精神的剧目。他是怀着满腔的忧愤之情编写这些戏的，目的很明确，“都是为抗战作宣传”。这些戏显露出战斗的锋芒，因此受到敌寇的注意和汉奸的迫害。他耽不下去，只得离开上海，经香港到了广西。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停留在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怜悯，而是鼓励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以阶级和集体的力量与侵略者、统治者进行斗争，争取解放。在党的教育和时代洪流的推动下，欧阳予倩的思想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飞跃。

　　1938年，予倩到桂林，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请他帮助改良桂戏。他为桂戏排了《梁红玉》，演出后受到热烈欢迎。但在改革方面与马意见有分岐，只待了三个月就离桂去香港。7、8月间，张善琨到香港请他去上海为新华公司写电影剧本，予倩写了《木兰从军》。他本想把木兰作为一个反封建的女性，写成悲剧，但考虑到宣传抗战，鼓舞人心，便着重写了她在反侵略斗争中的英勇和智慧。1939年春，影片放映，打破了卖座记录，插曲《月亮在那里》流传沪上。这一时期他还写过独幕话剧《战地鸳鸯》，电影剧本《开天辟地》等。

　　1939年秋，予倩又回到桂林。他把京剧《桃花扇》改编成桂剧演出，轰动一时，最后被明令禁演。

　　当时各地文化工作者云集桂林。由于桂系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政权的矛盾，广西地方当局为了利用各种可以凭借的力量，对进步文化人士采取既打又拉的政策。1940年3月成立了广西省艺术馆，聘请欧阳任馆长。欧阳创作了不少剧本，如历史剧《忠王李秀成》及《越打越肥》等四五个短刮，揭露了国民党官僚、军阀不顾民族危亡，大发其困难财的丑恶行径。这一时期田汉也在桂林，并领导成立了新中国威社，他们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3年11月，在桂林的戏剧工作者共同倡议举行一次戏剧展览会，倡议受到了西南各地戏剧团体的热烈响应，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为了使剧展公开、合法，决定由广西省艺术馆发起，由欧阳予倩以馆长名义发信邀请，并成立了欧阳予倩为主任，田汉、丁西林、瞿白音等为委员的筹备委员会。1944年2月15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在桂林正式开幕。有三十三个团体，近千人参加，历时九十天。广西艺术馆话剧团演出了欧阳编剧的《旧家》和《同住的三家人》，桂剧团演出了他的《木兰从军》、《人面桃花》等。这期间还举行了戏剧工作者会议，欧阳作了《话剧运动史》专题演讲。西南剧展是党领导下的一次盛会，检阅了力量，鼓舞了斗志。欧阳予倩与田汉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日寇攻下衡阳后，欧阳参加了保卫大西南募捐大游行，还与田汉等一起组织桂林文化界抗敌协会和抗敌工作队，到洪桥劳军，鼓舞广大军民保卫家乡。后来他与艺术馆一部分人退到昭平，参加办《广西日报》昭平版，以驿站的办法千方百计传播延安新华社的胜利消息。予倩夫妇在昭平、黄姚一带山区和反动派艰苦斗争了整整一年。1945年日寇投降后，予倩回到桂林，在一堆废墟上重建了艺术馆。但桂系反动派急剧法西斯化，加紧对进步人士迫害，予倩只得离开桂林。

　　1946年予倩回到上海，为昆仑影业公司写了电影剧本《关不住的春光》，表达了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向往革命的心情。影片中唱了好几首抗日进步歌曲。予倩还帮新中国剧社排戏，在上海戏剧学校教课。1947年1月他与新中国剧社一起到台湾演出了《桃花扇》、《郑成功》、《日出》、《牛郎织女》四个戏，前三个由予倩导演，观众反映很好，但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反感。当时发生了二、二八事变，剧社回到上海。后剧社被迫解散。国民党控制的制片厂拉欧阳去当导演，他推掉了。在一次纪念“戏剧节”的宴会上，有人大谈要编“勘乱戏”，欧阳中途托故退席。

　　上海耽不下去，1947年他又去香港，先在永华影业公司，后到大光明影片公司。他为大光明导了一个《野火春风》的片子，内容是反汉奸的，但比较乱，欧阳自称这是“我生平拍的最坏的一部片子。”　1948年11月他为南群影片公司拍《恋爱之道》，这个戏不是他个人的创作，对话是他写的。内容是写一个知识分子从大革命到抗战的生活经历，阐明了恋爱与革命的关系。拍摄期间，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迅速崩溃。欧阳心情兴奋，他在特刊上写道：“当这片子在观众面前放映的时候，一个新中国已经不是希望和理想，而是现实，铁的现实了！”他工作很紧张，一连干了八个通宵。影片拍完，在剪接期间，果然北京解放了。

　　当时有人请他到美国去讲学，还有人想给他组织一个京剧团到美国演出，可是他不去，他的态度很坚决：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六、巨星璀璨 

　　1949年，欧阳予倩终于到达了红旗招展的北京。

　　1949年7月，欧阳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他是筹委会委员，大会常务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剧协常委兼戏剧教育委员会主委，中华全国剧曲改进会筹委会主任。

　　1950年，欧阳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学院有三个演出团体：歌剧团，话剧团，舞蹈团。在党的领导下，欧阳予倩主持的戏剧学院得到迅速发展，培养了很多人才，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主席很关心学院也很尊重欧阳予倩，中央戏剧学院的校牌就是毛主席亲笔题的字。欧阳一生先后三次办学，前两次都没有得到成功，这一次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的培养戏剧人才的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

　　1953年，欧阳予倩到苏联访问。同年9月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剧协副主席。

　　欧阳予倩认为：“为开展艺术事业，理论研究工作是不能缺少的。……理论要能结合实践起指导作用。为了正确地总结经验，建立正确的理论，就必须对客观事物全面地深入地进行研究”（《一得余　抄》）。他身体力行，潜心于戏剧理论的研究工作。他领导的戏曲艺术研究小组，对我国戏曲史的资料和演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整理成《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他为此书写了序言，这篇序言概括地论述了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弋阳、昆山、梆子、皮黄四大声腔系统的发展沿革、特点及其相互影响，总结了地方戏曲发展的规律。他还写了《京剧一知谈》，对京剧的艺术特点、剧目、板腔及现实主义传统作了精辟的论述。这些文章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55年欧阳予倩光荣入党。他在1955年12月写的《我要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贡献一切》一文中说：“我前半生算是糊量糊涂过了，四十五岁以后多少有些进步。只有最近的六年才觉得活得真有意义，尽管我已经六十多岁。还患着难治的关节炎症，我有信心愉快地活下去。我深深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可爱的党。只有依靠党才有真正的生命，依靠党才能够对事业有信心，有勇气，有成就，对祖国有所贡献。从我四十余年的经验证明个人奋斗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参加党的组织便可使渺小之躯发挥无限的力量”。他表示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贡献一切，希望能起一个小螺丝钉的作用。”欧阳入党以后，严守纪律，虚心学习，经常向组织请示汇报，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有一次周恩来总理看了欧阳写的话剧《潘金莲》的演出，不满意，对剧本有些意见，事先和一些负责同志商量，欧阳老刚入党，给他提意见合适不合适。后来总理找他谈了，谈时间很长，谈了以后，欧阳不但没有什么情绪，而且很高兴地接受了。总理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个诚实的老人。”

　　1956年5月，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等团体邀请，欧阳予倩与梅兰芳一同率领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出国，欧阳兼任总导演。出国前，周总理指示，除了带上梅派代表剧目外，也要把欧派优秀剧目《人面桃花》介绍给日本观众。周总理对欧阳的《人面桃花》、《桃花扇》等是很为赞赏的。《人面桃花》在日本以及后来在北欧各国演出，都受到了热烈欢迎。予倩关节炎严重，但他到了日本还是日夜操劳，对演出总是作出精心的安排。5月30日在东京歌舞伎座首场演出，他把《将相和》挪到《拾玉镯》前面，这个戏排场大，角色多，服装华贵，唱做并重，起了先声夺人的作用。在广岛见到不少原子弹受难者，他就提议义演两场，将募得之款赠给原子弹受难者及战争中的孤儿。他的日本朋友很多，他尽量做中日友好工作。他曾到母校早稻田大学参观演剧博物馆，那里还陈列着他青年时代送给帝国剧场经理山本义三郎的便装照片，和他在日本留学时期表演日本戏的剧照。他还给同学们作了《关于中国京剧》的演讲。

　　1956年11月，中国舞蹈研究会组建了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欧阳任艺术指导。他亲自带领青年同志从古籍文献中整理了一套《中国古代舞蹈史资料》，并负责编写《中国舞蹈史》的工作。1958年他主　编的<唐代舞蹈》初稿完成，他亲自撰写了引言、总论、结语和《剑器》篇。他认为西周、西汉和唐代形成舞蹈艺术发展的兰个高峰，而唐代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从宋代以后就衰落下来。这是很精辟的概括。《唐代舞蹈》以大量史料论述了唐代乐舞的全貌，是我国第一部舞蹈断代史。可以说欧阳是我国舞蹈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1959年5月，欧阳应苏联科学院艺术史艺术理论研究所之约，写了题为《话剧、新歌剧与中国戏剧艺术传统》的专稿。全文分十段，扼要说明了中国戏剧的发展情况，分析了传统戏曲在剧本和表演艺术上的艺术特点，着重论述了我国话剧、新歌剧怎样更好地向丰富的艺术遗产学习。

　　1959年为纪念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欧阳再度改编《黑奴吁天录》，写成九场话剧《黑奴恨》。此时欧阳已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对被压迫者深切的同情，对殖民主义者极端的愤慨写了这个戏”。他把原作中虔信上帝、逆来顺受的汤姆写成一个忠实诚恳、勇于牺牲的好人，突出了正义感和大无畏精神。这个剧本不仅比曾孝谷改编本前进了一大步，而且是对斯陀夫人原作的再创造，在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继续起着鼓动作用。

　　1960年，欧阳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剧协副主席、舞协主席。

　　1962年9月21日，欧阳予倩因冠状动脉硬化和心肌梗塞，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四岁。

　　欧阳予倩当了六年业余演员，十六年职业演员。前后一共主办了十三年戏剧学校；写过二十多个话剧剧本，三十个戏曲剧本和一个舞剧剧本，翻译和改译了五个多幕剧和一个独幕剧，导演过话剧、歌剧、京剧和地方戏曲共七十余个；编导过九部电影故事片。出版的著作有《欧阳予倩剧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一得余抄》（作家出版社1959）、《话剧、新歌剧与中国戏剧艺术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自我演戏以来》（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欧阳予倩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电影半路出家记》（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欧阳予倩文集》第一卷、第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唐代舞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欧阳予倩戏曲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等。欧阳予倩为了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戏剧艺术，艰苦奋斗了一生，为中国艺术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64年周总理在京剧现代戏会演大会上曾说：“梅、程、欧阳都已不和我们在一起了，他们留下不少好东西。”欧阳予倩在话剧方面可与田汉并肩，在戏曲方面，与梅兰芳齐名。他不愧为我国艺坛的一颗灿烂的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