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园日记》是清代学者杨恩寿的一部私人日记。作者字鹤俦，号蓬海、朋海，别署蓬道人，湖南长沙人，生于清道光十四年（一八三五），同治九年（一八七○）举人。光绪初，授都转运盐使司运使衔，湖北候补知府。作者出身封建地主家庭，生平酷爱戏曲，自称十余岁时即有"戏癖"，曾著有传奇《理灵坡》、《再来人》、《桃花源》、《麻滩驿》、《姽婳封》、《桂枝香》等，并有戏曲理论著作《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问世。

　　《坦园日记》记载了作者自湖南长沙到湖南郴州以及广西北流等九年间的生活经历，记录了地方上的各种见闻和风俗物产。因为作者爱好戏曲，故而在日记中记录了许多观剧的情况，详尽细致，为研究近代戏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作者在郴州及长沙的时间较长，其日记更使我们了解到这一时期湖南戏曲，主要是祁剧、湘剧的兴盛情况。

　　作者于同治壬戌年（一八六二）二月应湖南郴州知州魏镜余的聘请，离开长沙去魏府担任家庭教师，教魏的两个儿子读书，一直到甲子年（一八六四）六月，共两年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教学不甚紧张，空暇时间较多，作者得以经常看戏，据日记记载总计约七十五次，有时几乎是天天看戏。如三月十九日抵郴州，“寄寓于西廨”后，二十一日即在娘娘庙看吉祥班演出的《闹金阶》、《三战吕布》、《合银牌》等，尔后一直看到四月十日，一个多月，连续不断。这种连续性的演出活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郴州地区演剧活动的兴盛。

　　在这七十五次的观剧中，作者看了大小戏近一百三十余出，从记载的剧目夹看，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历史故事剧，一类是社会生活剧，前者占多数。剧目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健康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作者在郴州所看的剧目，主要是吉祥班、清华班、祥泰班、太和班、永和班、阳泰班、大庆班、仁和班、泰益班、大顺班演出的。在长沙主要是五云班、庆和班、普庆班、仁和班、玉联班、永和班（湘潭调省）等。其中五云班、普庆班都是湖南有名的班社，出过许多有名的演员。郴州这样一个不太大的城市，竟有十余家戏班演出，说明了演剧之风的炽烈，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是可想而知，我们从《坦园日记》中也可窥见一二。如吉祥班演出《闹金阶》，作者评价扮曹瑞莲的演员张明瑞“宛转生姿，莺声呖呖”，并将之与省城“珠喉之脆，首推咏仙”的相比，“始叹以前所见之陋”，可见其人演技超过了省城的咏仙。其它班社的阵容也不差。清华班的《重台》，作者评扮陈杏元的何亚莲“风度甚佳，冶容殢客”，彼演出《活捉》中的阎惜姣亦“声容凉楚，曲尽其妙”。祥泰班的主角喜红（又名周秀凤）的得意之作《吃醋》，作者形容“始则貌为恭敬，继则醉态逼真，迨返家时，恶语、怒语、忿语、浪语、亵语、骂妾语、咒夫语、讽叔语、千态万状，一时并作。”其表演使“台下笑声不绝，即旁观之村姑闺秀、红女白婆，亦喝采焉。”看了这段记载，我们似乎看到了演员的精采表演和观众拍掌叫好的欢欣场面，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个刁泼吃醋的妇女形象跃然面前。在《重台分别》中，喜红却又演得“宛转生情，娇痴绝肖”，完全换了一个人。这些名角会戏甚多，戏路很宽。如吉祥班的张明瑞，除演出《闹金阶》外，还演出了《烈疯配》、《庙会大审》、《生祭》、《湘江大会》、《王公子嫖院》、《天门阵》等，这些戏中有的是以唱为主的旦角戏，有的是以刀马擅长的武旦戏，文武不挡，应付裕如。作者说他演《天门阵》中的穆桂英，是“刀光如雪，雉尾飘风”，可见刀马功夫娴熟高超。在《放告团圆》中，“绛服乌纱，赫然按院”。从这些演员的表演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湖南地方戏曲演员的表演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他们唱做俱佳，而且装龙象龙，装虎象虎，注意到刘划和塑造人物，每个角色各不相同。正因为各班社都有一些好演员作为台柱，才可能逞强斗胜，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这些演员虽然演技很高，但在封建社会却摆脱不了受人玩弄和欺凌的命运，地位是很低下的。他们常常为温饱而疲于奔命。如周秀风，是探亲来郴州的，为了生计，四月初参加祥泰班，不久即去乡下演出，七月才回来，历时三月余，风尘仆仆，马上又在州里演出。那些封建官僚和文人把女演员视为玩物，连作者也用品鉴的口气说：“粉痕狼籍，莲面微斑，非佳品也。”他们还指派女演员酒席作陪，为他们酒醉茶后清唱，这在《坦园日记》中有较多的记载。有一次，作者因“平生不好狎邪之游”，没有应邀去女伶秀英处胡调，使朋友很不高兴。作者在长沙时，记载了同治六年二月二日“听月楼品茶，有粗俗雏伶在茶楼作剧”。看，小小年纪为了生活，不得不在茶楼演出。《坦园日记》中关于艺人生活的记载不多，但从片言只字中，人们也可以领略那个时期演员的处境。

　　据记载，作者看戏大都在寺观神庙之所，如郴州的娘娘庙、财神殿、城隍庙、天后宫、西关圣殿、紫云宫、五通庙、祝融宫、三圣殿等；长沙的真人殿、东岳宫、醉仙阁、城隍庙、太清官、万寿宫、朗公庙、鲁班庙、轩辕殿、雷祖殿等。这是因为那时还没有戏园（湖南有戏园是在民国以后），同时寺观神庙是群众最愿去的地方。楚俗好巫，湖南地区神庙极多，凡求财许愿者，都以戏剧娱神为最好的形式，谓之“神戏”。名为酬神，实为娱人。所以演戏以在神庙寺观最为合适。

　　其次是在外省会馆，如湖北馆、苏州馆、粤东馆、江南会馆、广东会馆、河南馆、浙江会馆等。这是因为随着商业的发展，各地商人在大、中城市都普遍设立了商业会馆，这些会馆有的按地域分，有的按行业分。商人以会馆为据点，在维护其经济或政治的利益外，也要在文化娱乐上显示自己的力量，或作为商业活动外的消遣。因此，戏班在会馆演出，也就成为主要的经常性的活动。有些会馆甚至专门建造了相当规模的戏台。郴州地处交通要道，长沙是湖南省会，两地的商业会馆不少，作者能经常去会馆看戏。

　　三是在官署或私人府邸。如日记中提到的州署、学署、粮署、参将署、长沙县署等。清廷上下癖好戏曲者甚多，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如康熙、乾隆、慈禧太后等都爱看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班王公贵族趋之若鹜，顿成风气。他们除沉缅声色外，还把请客看戏作为巴结上司，应酬同僚的一种手段，作者在郴州和长沙时，多次遇到这样的场面。某人升官、某人调位、某人生日都有请客看戏的。作者也曾为母亲寿诞，在家中演戏祝寿，以谢亲友。

　　以上情况说明：当时看戏已成为郴州和长沙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也说明了当时的戏曲演出是很兴盛的。在城市是这样，在农村也是如此；祁剧、湘剧演出很兴旺，花鼓戏也同样受到群众欢迎。作者从长沙去郴州的路上，路经衡州，就看到在财神殿演出《赵宏观榜》、《沙桥饯别》等戏，“只见人海人山，万头攒动”。同时，万寿宫也在演出，剧目是全本《三官堂》。作者离衡州后，来到距永兴二十余里的西河口，但见对岸人声鼎沸，正唱花鼓词，作者登岸观看，是“金鼓轰云，灯光如海”，热闹异常。演出场地虽很简陋，“缚草为台，环以破布，台侧别有茅屋，盖妆束处也。”但“乡人争先睹以为快”，“台下喝采之声几盖钟鼓”。

　　花鼓词也就是花鼓戏，花鼓戏在清代是被官方所禁演的，名义上因为演出剧目近于诲淫，实际上是剧情内容多数倾向于对封建社会礼教的抨击，拿作者所看到的衡阳花鼓来说，就具有反封建的性质。第一出不知剧名，剧情是“有书生留柳莺婢于室，甫目成，而书僮至，仓卒匿案下。书生与僮语，辄目注案下，案下人亦送盼焉。僮觉，执婢，书生惭而遁。僮婢相调，极诸冶态。”角色为一旦、一生、一丑，表演上极其风趣，剧场效果强烈。可以想象得出当婢女在案下时书生欲遮瞒的狼狈相，而书僮有意识地揭穿，两者之间构成强烈的戏剧矛盾，可谓波澜迭起，难怪“台下喝采之声，几盖钟鼓，掷金钱如雨。”第二出是《整鞋》，角色为丑演张三，旦演金氏，内容是张三鞋破，请金针纫。金……缝毕，张、金唱歌以娱。其情节与排场有点象锡剧的《双推磨》，表现了劳动人民互相帮助的纯朴感情。但作者对花鼓戏抱有成见，认为花鼓戏是“楚俗于昆曲二簧之外，别创淫词。”他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对所看的花鼓戏偏见地认为“亵不耐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演员的表演是出色的，“使柳隶梨园亦佳品也。”除花鼓戏外，其他地方小戏、曲艺也蓬勃流行，作者在日记中就记载过“长沙召张跛唱道情”等。　　

　　清代末年，郴州、长沙等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戏班经常演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郴州、长沙都是经济发展的城市。拿郴州来说，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南朝时梁就作郡置，隋置州，唐名郴州，清时直隶湖南省，历来是湖南的主要城市之一。而长沙更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八五○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革命战争，对这一带的经济并未产生太多的影响，这是因为太平军虽一度占领过郴州、长沙，但起义军改变“欲取湖南为家”（《李秀成自述》）的计划，很快离开湖南，进取湖北，占领武汉三镇，进而沿江东下，攻克南京。这虽然是一大胜利，但弃地不守，把湖南湖北全部放弃，使满清官员很快恢复了统治机构，尤其湖南是湘军头子曾国藩的老巢，为了取得对太平军作战的胜利，他当然懂得稳定后方的重要，因此，湖南地区较之于江苏、浙江来说，局面相对是稳定的。而作者在郴州的一八六二年，正是曾国藩的湘军将南京团团围住的时候，太平军已无力突破重围，湖南地区的官僚仕绅弹冠相庆，自然回到了过去那种“太平盛世”的生活之中。加之郴州毗邻广东，广东作为开放的口岸，通过海路来的大量商品要通过郴州转往内地，这种商品的流通周转。客观上起着促进郴州经济发展的作用。大批的商人来郴，建会馆、办贸易，需要交际、应酬、娱乐，享受，这就给湖南地方戏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再是同治年间，清廷已是强弩之末，许多对于戏曲尤其是地方戏的禁令也失去作用，摆脱了禁锢的地方戏可以更加发展了。如乾隆、道光年间，都曾有过禁秧歌、禁高跷、禁太平鼓戏之令，同时也还禁止官员和妇女入戏园寺庙看戏，但实际上这种种禁令到了清代末年已不起任何约束作用。为此，同治八年十月，朝廷又专门颁布禁止妇女入庙观看戏的谕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但在封建王朝江河日下已近末世的情况下，这种禁令对于日益觉醒，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广大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纸空文。到了光绪年间，妇女外出看戏已成风气，这种思想解放的势头是任何卫道者都阻挡不了的。在《坦园日记》中，作者就多次记载了有妇女看戏的场面。人民大众爱看地方戏，这就使经常性的演出有了最大量最可靠的观众，可以保征演出顺利进行。从剧目方面来说，人民群众所欢迎喜爱的剧目，更是演出盛况空前。如《坦园日记》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记载在城隍庙演具有爱国思想的《精忠传》大戏，观众是“粉黛如云，游人若蚁。”连县衙门也“署中幕丁趋之，几空署焉”。可见该戏在群众中的影响。

　　人民群众的喜爱，封建王朝的处于末世，加之郴州，长沙等地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是湖南地方戏兴盛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