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零陵地区的戏剧创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先后有十几个剧本在省级刊物上发表，有的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剧作展现了一条创作轨迹，笔者暂且称之为“三部曲”。

　　《卖刀记》、《车祸》、《青山情》等剧作是较早出现于剧坛的。这些本子结构完整，情节集中，主题鲜明，且富有一定的戏剧性，挑不出什么缺点。但是，也许正是由于结构太“完整”了，主题太“鲜明”了，也就挑不出什么特点。读者或观众看了以后，难以留下深刻的印象。原因何在？一是构思，都比较一般，缺乏新颖的角度；二是人物塑造，泾渭分明，一眼就能看透；三是主题的发掘，肤浅单一，一句话就能讲清。这样的剧作从审美上来说还是属于低层次的。其创作方法归结起来就是：对一些生活现象进行粗浅表面的模拟，设计出一正一反两类角色，进行一些“言传身教”式的交锋或“误会”式的回合，演释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最终是正面人物的站立，落后人物的悔悟，以此“圆满”地说明某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人皆知的道理。这类剧作当时在我区颇有代表性，有较多的剧作者特别是老剧作者“轻车熟路”地运用这一创作方法。这是我区戏剧创作中的“第一部曲”。

　　后来出现了《选贤记》、《小河九道弯》、《破瓢记》等剧作。这些戏在演出或播映时，打动了很多观众。特别是《小河九道弯》，赢得了不少观众的难得的热泪。它们为什么成功？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剧作者对生活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发掘。比如《小河九道弯》，以年轻人的生活和爱情为线索，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人生道路的曲折坎坷，给观众以十分深沉十分复杂的感受，这种感受不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楚的了；也就是说，它的主题不再是“鲜明单一”了，而获得了比较深厚丰蕴的内涵。二是剧作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切入了较深的层次。比如《小河九道弯》中的高加林，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才能的农村青年，他追求新的、美的、合理的生活，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又受习惯势力的影响，背负着这样那样的因袭重负，一旦“飞黄腾达”便丢弃故土和亲人，而终于受到生活的惩罚。高加林是好人还是坏人？难讲清；你到底是同情他还是憎恨他？难表述。这就复杂了，这就深刻了。人物形象不再是“黑白分明”，而成为真正的“活人”。　　

　　从这几个剧本中，我们可喜地看到：我区一部分剧作者已经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创作层次，他们明白了一个剧本要“打响”，不能不在提炼主题上下功夫，不能不追求新颖、深刻、丰厚的意蕴。他们深知剧作家应该是思想家，应该以自己敏锐的目光观察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的社会生活，以自己深沉的感受体察人们还没有完全把握的人生命运，继而以独到而精辟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给人们以启迪、激励和进取的力量。他们深知剧作家应该是“灵魂工程师”，塑造出一个个千姿百态有血有肉的真正的“灵魂”来，而不再将人物当成“急躁”、“凶恶”、“温厚”、“孤僻”等等标签式的类型。人物站起来了，剧本也就立起来了；人物具有了较深的认识价值，剧本也就具有了同等的价值。这是我区戏剧创作中的“第二部曲”。

　　在最近举行的全区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剧本评奖活动中，一些剧作者推出了一批新剧作，其中《山脚下的人》、《战士和他的女友》、《无花果》等，很是引人注目。这些剧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艺术上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戏剧历史也同样源远流长。但近年来戏剧不景气，恐怕和某些人片面看重“源远流长”有一定的关系。观众最不满的是戏剧结构死板，情节节奏缓慢，表演程式僵化，表现手法陈旧。于是很多剧作者渴望创新。于是进行了各方面的探索。真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一些人在种种“热潮”之中，却又走入了歧途：有的“引洋为新”，有的“返古为新”，有的为“创新”而“创新”，有的为“形式”而“形式”。这股风当然也吹到了我们地区。可喜的是我区剧作者在“新潮”中头脑较冷静，他们紧紧地抓住了一条：创新的目的是为了让内容与形式更和谐，更统一。比如《山脚下的人》，表现的是新时期农村中人与人之间极其复杂的矛盾，新与旧之间犬牙交错的纠葛。这样的内容用旧的艺术形式难以完美地表现出来。于是剧作者打破传统结构，打破故事框架，打破时空界限，“随心所欲”地然而又是极其强烈地展现出人与人之间激烈的心灵交锋，体现了剧作者对生活深沉独到的感受，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是，“创新”往往与“不成熟”结伴而来。这个剧本还不完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还需要进一步锤炼。不过“创新”和“探索”总比“陈旧”和“平稳”要好。这是时代发展潮流的需要。这是戏剧求生的出路。我区剧作者的路子走得是对的。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这，就算是我区戏剧创作中的“第三部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