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省戏剧季第三轮演出节目衡阳湘剧《贺府斩曹》系改编之包公戏，故事见《包公奇案》。国舅曹定营造新府，强拆民房，残害工匠。包拯接状，以拜寿贺府为名规劝曹定，曹仗势反以恶语相侵。包回衙途中，狂风掀其轿顶，包出签令公差拿风，签票又为鬼风摄落曹府花园。包虽知曹定系罪魁祸首，但虑皇亲国戚难惩，遂上殿辞朝。宋主喜包公忠荩，加封龙图阁大学士，钦赐铜铡除奸。包公乃计诱曹定入衙，升堂审曹，揭示罪状，铡之。

　　旧本鬼魂及土地公婆出现，显系因果迷信。但包公判案锄奸仍有智谋，能忍辱负重，藏锋待机，一旦时机成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罪犯于死地。结案时三宫娘娘有懿旨到来求情，包拯说：“漫说三宫娘娘懿旨到来讲情，就是皇上圣旨到来，也要慢他三慢，不准，打转！”话音刚落，圣旨果然到来，说什么“二国舅犯罪，寡人见怜，恕他无罪”……包公乃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先铡人，后接旨，并抬了棺材前去复旨，誓死维护法律的尊严。结尾画龙点睛之一笔，使包公形象放出异彩。

　　在我国的公案小说和公案戏中，清官判案，虽有不少坚持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洞察易为常人忽略的细微末节，独具慧眼，寻踪觅迹，从表及里，而弄清事物真相，即为目前风行的推理破案；但也有不少夹以封建迷信，鬼神示警，没有科学根据的荒谬情节。改本既要去掉封建迷信，又要保留民间传说色彩，和优秀的传统表演段落，我认为戏路是好的。但以新的内容，套用旧的情节，应有通盘设计，并尽可能把怪诞的故事，纳入情理之中。例如捉风，旧本既一贯把包公塑为可通阴阳的人物，风掀轿顶，发签拿风，就不足为怪。如今改本把包公作为“凡人”来处理（无疑这是对的），那他为什么要拿风，就必须有铺垫有交代。改本增加了一个义贼似的人物杨善，夜入曹府亲见曹定埋尸御碑亭下，本当官厅出首，但虑曹府势大，恐打虎不成，反招杀身之祸，因此借风投状包公门下，并隐案情于四句诗中，所谓“黄青杀人，有冤难伸，欲得尸证，须寻清风”。这个情节解脱了旧本的迷信成份，引出新的悬念，增加了剧情的曲折，吸引人企盼解答，也就产生了戏剧效果。但包公为何能未卜先知，料定公差会在城隍庙里会见这个人物？看来包公这人仍旧显得神化，尚不能从旧的

　　躯壳中完全解脱过来。又仁宗贺国舅新第落成，赐题有“清风”二字的御碑，此二字若作为颂扬为官清正，则与曹定的舞台形象恰恰相反，仁宗为什么要赐这样一块碑？如果被曹定假象迷惑，则应有交代。这一情节又与捉风破案关连，作者有此设计是好的，惜还交代不清，二者之间缺乏有机联系。

　　旧本大国舅曹鸾一条线，纯系粘贴上的空洞说教，无非说曹定作恶多端，他哥哥则好善修行，终于逃出劫难，成为八仙之一的曹国舅云云。改本去掉此线，增加包贵（包公之子）一线。包贵少年气盛，初入仕途，虽有除奸之心，却不识仕途艰险，冒然身入虎穴，不但未获犯人罪证，反而被诬害打入天牢。改本以此副线衬托老包之老成持重，智谋深远，是充实了包公戏中的缺门。但包贵误撞御赐香炉一节，如能改成曹定预设陷阱，有意引包贵上钩，那对刻划正反两方面可能都有好处，且为以后包贵平反留有余地，不然曹案结束，包贵结局仍不可知，这个悬念是应该解决的。

　　“斩曹”部份与不少包公戏一样，这是一场权与法的矛盾。因为罪犯势大，如不触及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即算罪恶滔天，也难绳之以法。这一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包公形象的塑造同中有异，如元代异族统治者飞扬跋扈，有生杀予夺的各种特权。《智斩鲁斋郎》中的鲁斋郎，就是当时社会上特权阶级的真实写照，根本就没有法律可以制裁。作者塑造的包公形象，就在“智”字上下功夫，为了获得皇帝的批准，只好以“鱼齐即”呈报，等批文下来再改为鲁斋郎，可见执法之艰难。

　　《贺府斩曹》旧本先铡人后接旨，包拯不与皇帝娘娘见面，戏在抬棺复旨煞住，把困难的场面留给观众去想象。改本把矛盾推入前台，直接写包拯和曹妃、仁宗面对面的斗争，先是曹妃软硬兼施希图妥协了事，后是仁宗亲自出面，以皇权而枉国法，针锋相对，高潮显现，构成一场热热闹闹的好戏。

　　但如何使人物合乎情理，水到渠成地形成高潮，解决矛盾符合历史真实……等等，仍需从皇帝与外戚之间的矛盾中寻求办法。宋代虽然整肃宫闱，未产生严重的女祸。但与历代一样，二者之间仍有很大矛盾，如外戚依仗椒房之宠，穷奢极欲，不断兼并土地，从根本上激化皇朝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官逼民反，动摇根本。从近处看，又与皇家争税收、劳力和其他剥削对象。以裙带关系取仕的人，一般无真才实学，若摄取高位，直接危害政事，与朝中正直官僚，也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改本揭露曹定利用御碑，掩盖罪行，直接沾辱侵犯皇权，引起仁宗震怒，作者设计这一细节，符合历史真实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很有见地，但如何使这一细节充分发挥作用，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查宋仁宗为守成之主，在位四十二年，为宋诸帝享国之冠。史家评其仁恕，虽优柔寡断，但任人重贤，能持大体。这段史实，在本剧中倒可派上用场，如曹定强拆民房，营造私第，弄得怨声载道，若能有有力细节，说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宋仁宗是会有所觉悟的。目前改本辩论过多，不但拖沓冷场，且不易辩得清楚。其中夹以用民间舆论促使仁宗就范，也有些现代化。须知当时正是升乎之世，并非唐明皇在马蒐坡六军不发，迫死二杨时可比，且专制时代也无民主可言。包拯只有引导皇帝认识到曹定所为直接危害皇家利益，若不斩曹实为小失大，有悖天理国法人情，也就动摇了宋室根本。最后抬碑上场，大胜空口辩论。但曹定罪状，仍由包拯口中说出就显得差劲了。曹定此人不似陈世美杀妻灭子，罪恶累累可见。旧本之强拆民房，残害工匠……等均系口头交代。改本之以小孩垫屋基，和首场之追捕韩氏均交代不清，到底为何要用小孩垫屋基？又为何独独挑上韩氏的小孩？追捕韩氏又为的什么？均揭露无力，没有形象的东西引起观众共鸣。因此煞尾一场，必须有所弥补，如能把仁宗引到作案现场，让他亲眼看到御碑下面埋藏的尸首，或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罪证，证明神圣的御赐字碑受到沾辱，才有可能激起巨怒而决心斩曹，而且不是违心的斩。如果仁宗斩曹带有勉强性，那就不能说以包拯为代表的正义取得了彻底胜利，戏也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不但要交代出为何要埋尸御碑亭下的特殊原因，（为何不作案后就焚尸灭迹）且可极写包公之智慧，那戏也就更跌宕有致了。

　　至此，我深深感到历史剧或历史故事剧的古为今用，必须以其本身事迹作为依据，无须以现代人的观点去拔高古人，以达到×种目的。这个剧本如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往深里挖掘，主题就很有现实意义，使人受到启迪，产生联想，逐类旁通地认识生活中的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