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山鬼》这样一个有丰富哲理内涵的戏，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创作冲动。

　　“君若爱我君便来，怕什么路远山高！”凭着自己的直觉和对人物的喜爱与理解，似乎感到《山鬼》的布景形象就在眼前，但当我刚想捉住它时，却又消声匿迹，无影无踪。

　　有时我在前人的形式囿圃里寻找，有时我又禁不住地把原始部落的自然环境真实地构筑起来，见到了，但总觉得是虚幻之影，还没有找到《山鬼》布景的潜台词，还没有用布景的语言酣畅地表达出自己对人物的思想内涵和情绪的直感。如果完全不去描绘原始部落的感性形象，就不可能表达内在的思想感情；如果真实地描摹原始部落环境，也不可能与湘剧高腔的表现力规范同步。面对充满野性、质朴和粗犷的原始部落，布景单纯从形式出发或者玩弄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把布景搞得花花哨哨而换取“布景漂亮”的赞美，只能削弱它的思想内涵和剧本的独创性品格，因此《山鬼》布景的设置和体现，必须做到“心与物化”、“情景交融”，只能从两种文化的碰撞、交锋的热点出发，去捕捉一种也许是模糊的、抽象的，又具有隐喻意味的形象。

　　我思绪万千，一天，偶尔在纸面上划来划去，突然从空白处见到一个倒悬的山，不觉大喜，哦！“得之在俄顷”，就是它！于是我毫不犹豫，抡起斧钺，从一个空间里迅速劈将开去，挺立的山，倒悬的山，前面的山，后面的山……无有任何雕饰，是山，又不是生活原型的山，是路，又不是自我形态的路，粗犷，质朴，原始。在这里，倒悬的山石是开启《山鬼》布景形式的钥匙，是组接全剧气氛意蕴和情感的环扣，它与高大的金字塔式的主山组接在一起，升降，错位，加上灯光照不到的死角（暗屋），形成了颇有个性的神秘幽深的新形式。在第二、四场中，布景形象带有某种隐喻性，这里，挺立的高山，倒悬的巨石虽是漠然的、抽象的，但承载着一种崇高、悲怆、压抑的重力，它能辐射种种莫名的艺术魅力，以隐喻屈原的品格和精神。

　　英国美学家博克认为“凡能以某种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的对象，或是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个屈原。”第四场那根从天而降的粗大而非生活来源的大绳，是在“山鬼”部落才觅到的。剧本提示屈原是绑在铜柱上，我感到还不足以表现遭受社会政治的、道德的、精神的羁绊的屈原。一根从天而降的大绳索！这里表现的当然不仅是原始的恐怖和粗野。第六场金字塔式的山，同样能唤起崇高的壮美的情感。这里是一场原始的血祭，灯光处理为上亮下暗的稠红色调，既隐喻了战争的惨烈，又表达了屈原对原始部落将士们勇敢刚强的崇敬。这里需要的是庄严、肃穆、宏大的情感氛围。当高阳战败投降回到部落时，屈原的情绪一落千丈，他要找的英雄没有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痛苦地折磨着他。大山“升迁”走了，屈原心中也空空如已，他四顾茫然，又不知走向何方……在这里，布景形象和气氛起到了烘云托月的妙用。

　　《山鬼》是在争执中投入排练的。导演按照她的想法在调度，演员按照他们的理解在发挥，编舞使出浑身解数，布景亦是为所欲为……初见端倪时，有人戏言这台戏为“九头鸟”。九头鸟系我国神话中的怪鸟、神鸟，是先人浪漫的艺术创造。“九头鸟”的每个头都有自己的位置和神力。当今戏剧就要学九头鸟。《山鬼》演出了，我们布景设计虽有道好者，但我决不敢沾沾自喜，我还只是这羽翼未丰的“九头鸟”的一个头。如果有那么一天，“九头鸟”披挂着一身美丽的羽毛、鹏程万里的时候，也许我这个“头”已不中用了，但我还是要大叫：美哉！九头鸟！美哉！“山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