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苗剧《带血的百鸟图》是以清代乾嘉苗民起义为背景的悲剧。如何在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中刻画有动情力的悲剧性格？我作过如下不成熟的尝试。

　　一审时造境，撷取环境的遏制力

　　环境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必要条件，而作者的“戏剧的眼光”是一种过滤器，它可以透过五彩斑斓的风情习俗捕捉住环境的本质特征，从而把环境作为自己接近人物的第一步。

　　我通过三个渠道深入生活，研究乾嘉起义的大背景，获取对主人公吉学王的“第一感觉”。一是沉入史料。我先后到过县、州、省和北京等十余处图书馆（室）查阅数百万字资料。二是广取传说。沿着苗民领袖吴八月、石三保的足迹，走访了三省边境六七个县，数十个寨落、近百名苗族知情人，从他们的口头上采集到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形象资料。三是面向今人。我泡在苗族群众中，参加赶秋，组织赛歌，跟鼓手学鼓，向巫师“讨艺”，有时挤近篝火旁，通宵达旦地观察祭祀的全过程，体察他们棱角迥异的性格特征与感情表达的特殊方式。

　　高尔基说过：“只有正确地将现实中反复出现过的一切现象反映在一个现象上的时候，才能产生真实的艺术作品。”大量的史实告诉我苗汉人民的联合举事最早起于明代，而乾嘉起义是苗族史上声势最浩大，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反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运动。苗家起义军与四川、湖北的白莲教起义彼此声援，使官府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到后来，黔东一带的苗家军与白莲军终于合流，组成了联合作战指挥部，使这次起义持续了十二年之久（《苗族简史简志合编》）。为了割断两族人民的交往，官府立铜牌、修边墙，严加“羁縻”；同时，又重申“民苗禁婚”的旧例。环境的险恶，驱迫的酷厉，所激起的反抗的史诗才异常悲壮。这是主人公悲剧性格的扎实的社会基础。同时，客观环境还明示了吉学王悲剧性格的造因：官府收买苗好，“以苗治苗”，造成吉学土对白莲军的不信任，导致孤军作战，没能当即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只能以悲剧告终。正由于这种悲剧行为的造因主要不是从古学王个人欲念中，而是从时代的潮流中产生的，所以吉学王所从事的斗争具备了慷慨壮烈的悲剧冲突的内涵。由此，我比较顺利地找到了苗汉义军从联伙到告吹的“物境”，创造了主人公悲欢离合，乃至身陷囹圄，遗恨无限的“情境”，获得了“狭隘毁人”的“意境”。

　　二摇荡情性，触发性格的爆破力

　　环境固然提供了悲剧人物受苦与不幸的条件，制造了恐惧与残酷的氛围，但人与人的关系纠葛，才是环境最本质的内涵。我从纵横两方面设置不相容的戏剧冲突，使主人公的悲剧性格与环境，与他人的性格以及主人公性格内部发生高层次的冲撞，从而诱发悲剧的喷击力。

　　其一，用连续引爆的方式，增生性格的层次，这是纵向拓展法。既然悲剧是“人物的死亡处在不可避免的状态中”，那么，在情节的起承转合处适时引爆，让观众看清主人公向着“死亡处”挣扎搏击的情势，可以引起强烈的共鸣。当然，这种引爆须得从少数民族的特殊生活中提炼情节，须得服从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所逐步形成的性格特征，须要符合少数民族的传统的心理习惯。

　　《带血的百鸟图》的悲剧冲突“起”在歃血结盟，我用赌猫血咒作首次引爆。戏的“承”部有过多次引爆。如“割耳小杀”等。戏“转”，在“辨奸”。这是吉学王从迷茫到醒悟的捩转关节。这一部分本身便有几次引爆，每次引爆，都是官府利用苗奸补旺把代以狭隘的民族意识煽惑吉学王对于白莲军的不信任。从而扩大民族的裂痕。戏“合”在吉学王的觉醒。石戈友被苗奸暗杀，妹妹黛姑碰死将军柱下等等，通过百鸟图的一次次带血来引爆。“谷子破壳才见米，灯草破皮才见心”，吉学王终于大彻大悟，在就义之前顿足呼喊：“九死不做孤独鸟，万代莫散百家军!”设若不通过客官苗奸的一次次诱惑，不在吉学王的性格薄弱处一次次引爆，则吉学王性格的发展便失去了层次，死至临头的悔悟也会不足为信，当然也就很难从悲剧性格的连续爆破中获得观众情感上的连锁反映。

　　顺境中的高层次冲突，带有正剧或喜剧的色彩，是悲剧不可或缺的陪衬。如“秋场遇险”一段戏，客官的圈套，联伙的威力，客家的真心，激起了吉学王认识的升腾，构成了拜请石戈友为苗诸葛的冲突。逆境中的高层次冲突，可以“逐友”为例。吉学王与右戈友的冲突，集中了环境重压的难于缓解，粮队退进白莲军地盘的难于理解，主联派与反联派纠纷的难于排解。在尖锐的内心冲突中、刀劈捆索，“逐友”下山，成了这个必须场面里高层次冲突的必然结果。我将“绝境”中的高层次冲突设置在高潮中。让我的悲剧英雄在临终之前“捧图诉情”大段咏叹，用血与泪总结极其惨烈的教训，晓示人生的要义，冲决成见的樊笼，烛见民族的希望！这种大彻大悟是主人公经历“疑——信——大疑——大信”这样大幅度跳跃后取得了性格反差的结果。

　　上述纵横拓展法的运用，目的就在于创造激变的情境，让悲剧主人公不断产生情性的摇荡，从而取得性格的“落差”，加大爆破的势能，获得感人的力量。

　　三随类赋彩，提炼细节的凝聚力

　　细节对于艺术形象有画龙点睛之妙。恩格斯将典型细节作为“再现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重要前提。细节虽小，凝聚力强，在纽结人物关系，刻画人物性格上具有特殊的艺术功能。我力图从苗族生活中，提炼出四种不同构成状态的细节，用在不同的情境与人物身上，对增强性格的动情力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藕节式。在两条以上的情节贯穿线中或在两个以上的人物行动线中，安插一个重要的细节，将这些情节线人物“收束”起来。迅速产生某种关系，然后再散发开去，犹如若干藕丝汇集于藕节一般。如“割耳小杀”；补旺把代借“牛头倒向外，牛鬼从外来”的神祇，诬谄石戈友是祸及苗家军的牛鬼；客官傅灵以皇上钦赐的“无事牌”诱降苗百户蒙根那卡等等，都来自苗区传说。这种细节的特点是“结节”，是敛多聚散、结线于点，以精短见长，其动情力往往在关节处得以较强烈的显示。

　　2.双环式。同一细节同一道具的两次运用，或两个细节的对照运用，表现人物性格的变异，戏剧情境的演绎，环境氛围的迁换。如石戈友，吉学王先后被缚于神柱；一个碓马枷开初枷在当雄吉学脖颈上（序幕），后来给廖百户戴上（第一场）。双环式的特点是成双，以对比性，对称性显示两种性格（或事物）的极差。

　　3.串珠式。一个人物，—宗事件，一样道具贯以若干细节，几经探幽掘微，抽拢洗发，于若隐若现的关系中揭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异，引起观众情感上的连锁反应。如百鸟图在吉学王手中的五次运用，画图，授图，审图，废图，祭图连缀铺展。形成了吉学王性格发展演绎的轨迹。串珠式的特点是“成串”，富有节奏感、匀称美，使结构严谨整饬，使性格层次鲜明。

　　4.散星式。用于不同人物或不同情境中，彼此无明显关联，若夜空明星，焕发各自的光彩。如砸碑抗粮，狮中对歌，刀劈神柱等。这类细节的特点是“疏散”，具有更多的单一性和灵动性。它与前面几类细节纵横交织，构成形象的总体美。

　　拙作甚为平庸，探索亦很肤浅，但我初步领悟到：悲剧性格的动情力来自生活；作者只有从中摄取“维他命”，发掘并提炼典型环境的遏制力，典型性格的爆破力和典型细节的凝聚力，并将这三种力扭结在一起，才能塑造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