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有幸在北京观看了湖南株州市花鼓戏剧团演出的现代戏《红藤草》，很是高兴。在听到不少行家对它的赞扬的同时，也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由此而引发一点感想，一吐为快。

　　《红藤草》从表层看，是描写下岗技术干部大山回到贫困的家乡，带领乡亲开发可制成缆绳的红藤草，从而脱贫致富的故事;而从深层看，则是开发人们身上的潜能和智慧，呼唤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贯串全剧的红藤草，已不仅仅是一般的道具或实物，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寓意，正如该剧的导演陶先露所说：“这里的红藤草已不只是支撑剧情载体的植物，而是具有某种象征的意蕴——我们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及锐不可挡的民族精神!”全剧中挥洒自如的大写意和精确细致的小写实相结合、抽象和具象相结合、符号化的类型人物和个性化的性格描写相结合、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尽管这种结合还不够和谐、不够完美，但已构成了独特的美学风貌，营造了相当空灵的氛围，使得现代戏从过分拘泥写实到超越生活、回归戏曲本体飞跃了一大步。依我看来，与其将《红藤草》看作现实主义的剧作，不如将它看成充满浪漫精神的现代寓言更为恰当，也更能显示其自身的无可代替的价值及其对当代剧坛的贡献。

　　如果一定要用写实的眼光和尺度去衡量，那么便可提出不少质疑：首先世间并无红藤草，这是作者虚构的产物，自然不“真实”，这就可以从根上将该剧否定。退一步，假使确有红藤草，它能制成力敌千钧的缆绳吗？能胜过钢绳铁缆吗？ 能依靠它脱贫致富吗？再说为什么非要“在碱水里浸七天，盐水里泡七天，烟火里薰七天，露水里晾七天，……”为什么非要经历七七四十九天的磨难才能制成绳子……如此等等问题，可以将作者问得瞠目结舌。事实上，对该剧的一些批评，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的。照此尺度和逻辑，我们也可以问：“白发三千丈”真实吗？窦娥临死时发下的三桩誓愿居然都实现了，这真实吗？杜丽娘死而复生，这真实吗? 恐怕创作这些作品的大师们即使能起死回生，也难以回答。这里无意将《红藤草》与上述作品并比，只是想说明，对于不同类型的作品，应该用不同的尺子，量体裁衣，才能得出比较适当的结论。

　　戏曲创作的原则、精神和手法应当多元化，同样，文艺批评的角度也应当多样化，不应当定于一尊，固守一种模式。《红藤草》并非完美无缺，甚至还有明显的不足；但它却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是难得一见的“这一个”，为现代戏创作和表演提供了一些新鲜的、独特的东西，弥足珍贵。对于《红藤草》中已经闪耀出的浪漫主义火花，是引导它顺势燃烧，发扬光大呢? 还是让它“就范”于某种固定的思维定势和批评模式之中，以致削弱其光泽。这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