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真可谓人杰地灵，那里涌出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戏剧群体，接二连三地有好戏出台，且常常产生轰动效应。出自湖南的编剧、作曲、舞美设计等等，不少身手不凡，才华横溢，被戏剧界称之为“湘军”。“湘军”中另有一员骁将，那是一位女导演，名叫陶先露。几年前，陶先露曾以湘剧《山鬼》、歌剧《从前有座山》等剧目享誉剧坛，前不久，她又献上一出湖南花鼓戏《红藤草》。该剧晋京演出时在民族文化宫剧场掀起了一个冲击波。

　　《红藤草》讲述的是一些生活在偏僻山区里的普通农民的故事。社会的深刻变革，改革开放的浪潮，势不可挡地冲击着常年封闭的社会和人们固有的意识，逼迫着人们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迅速地进行调整。在一度困惑和迷惘中，人们重新发现了自己。这是人的自我认识过程，是有关开掘和发现的命题，是个很深刻的命题。这样一个有分量的题目，用湖南花鼓戏这种民间小剧种来表现，这就给《红藤草》一剧提出了一个“举重若轻”的要求。剧本创作上做了努力，导演的二度创作也有此追求。导演把《红藤草》定位为“一部充满热情，富有诗意，而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阐发着某种象征意蕴的轻喜剧”。体裁的准确定位十分重要，这使《红藤草》具备了湖南花鼓戏所特有的朴实、明快、活泼的艺术特色，也为“举重若轻”地表达此剧的思想内涵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形式。

　　舞台上所见，是一出朝气蓬勃、热情奔放、节奏明快、乡土气息浓郁的喜剧。导演成功地把握住她所确定的体裁。这里洋溢着导演自身的一股不可遏止的热情，那是对开掘人们内在潜质的渴求，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及锐不可挡的民族精神的颂扬，是对那种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民族自强精神的呼唤。文若其人。据我所知，陶先露总是积极面对人生，且热情得无遮拦，她把这股热情化作舞台形象展现出来。

　　简洁、明快、灵动的舞台，横着勾勒出的山，竖着吊挂着的藤，亮丽的色彩，营造出一种清新轻盈的舞台的氛围。一股乐观向上的空气在观众面前流动，这是一种异常鲜明的对生活的信心。那些傻妮子“玉”们，那些憨汉子“山”们，尽管常常显露出令人怒其不争的懵懂和愚昧，但是他们身上那股透明如水的纯真与憨直，令人无法嫌弃他们，不能不爱他们剧中的“玉”们和“山”们，导演把他们处理成群体，使其共性化，只作为个性化的形象在其中突出了“绿玉”和“小山”，用以构筑戏剧冲突。对主人公大山的塑造，则强调非英雄化，使他更加亲切可信，更具时代特色。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既以再现性的手法揭示人物的心理，又以表现性的手段用群体性的造型语汇来强化舞台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导演恪守戏曲要以“歌舞演故事”的美学原则，充分发挥了歌舞在花鼓戏中的功能，以生活化的民间舞蹈和民歌化的音乐唱腔作为最基本的表现手段，拉近了舞台与当代生活的距离，把戏曲的现代化向前推进了一步。通俗化、民俗化的风格追求，使剧中浸透了一种亲切、和合、平易近人的韵味。戏里面既有土得掉渣、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的诙谐，令观众捧腹；又有节奏铿锵，音乐雄浑，山里人奔向美好的未来，不屈不挠，九死不悔，英勇跋涉的诗意场面，令观众震撼。

　　《红藤草》，一台好戏。大俗通大雅，使人耳目一新。

　　剧中的红藤草，扯不断，磨不断，割不断，真是坚而又坚，韧而又韧，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那么在戏外呢？这种扯不断，磨不断，割不断，坚而又坚，韧而又韧的劲头在戏外不是也体现为一种精神么？那就是对待艺术创作不屈不挠、九死不悔的执着。据说《红藤草》一剧已经十易其稿，历时5年。我不知道陶先露是否参与了全过程，仅从戏中所见，这股艺术追求和探索的劲头已是如此了。

　　陶先露总是把自己的生活简化到仿佛除了戏剧再无其他，并且乐此不疲。常可见她似一位独行侠般地行色匆匆，奔波于她自己选定的艺术道路之上，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总是没日没夜地干，被剧团称为“玩命导演”。要想事业有成，“玩命”大概是无法避免的了。

　　愿坚而又韧的红藤草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