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礼是中国古代流行的一种驱逐疫鬼的仪式。傩礼大致形成于西周春秋时期，其演变形式一直延续到清代，由傩礼派生的傩舞、傩戏和形形色色的面具艺术直到现代仍流传于湘、赣、桂、浙数省的少数地区。作为中国傩礼的源头，周代傩礼所确立的一系列惯例对后世驱疫仪式影响很大，深入研究周代傩礼将是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傩礼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一“傩”的本义与傩礼仪法

　　傩礼的“傩”字本写作“难”，读为责难、发难之“难”，表示这是一种驱除疫鬼的攻击性行为。周代除祟祭法中的“镶”本义为“攘”“桧”的本义是“刮去”，“拔”可能得义于“拔”傩礼的得名与此同例。《周礼·占梦》所谓“始难驱疫”，同书《方相氏》所谓“帅百隶而时难”，《礼记·月令》所谓“命国难”、“天子乃难”、“有司大难”，其中的“难”都是指向疫鬼发难的仪式即后人所说的傩礼。先秦难、傩两字声母相同，韵部相近，本可通假。后来有些人不了解傩礼的原始意义，又长期借傩为难于是“傩”字反成为指称驱疫仪式的正字。这种误写误读在汉代已经出现，但汉代大部分经师都还知道傩礼之“傩”的本字和本义。汉代有种《周礼》版本将《占梦》的“始难驱疫”写为“始傩驱疫”，郑玄注引杜子春说“傩读为难间之难，其字当作难。”郑玄对“难，’的解释与杜氏相同“难，谓执兵以有难却也。”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说“傩犹除也……傩读躁难之难。”这些解释都认为傩礼应作“难礼。梁朝学者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说，“傩者，逐疫鬼也……口作傩傩之声以驱疫鬼也”，似乎认为傩礼得名于“傩傩之声”，说明皇氏已经不知“傩”的本义。陆德明《经典释文》把《周礼·方相氏》、《礼记·月令》中表示驱疫仪式的“难”字一概注音为“乃多切”，把正字“难”错误地看成了“傩”的借字，从此“傩”字即成为指称驱疫礼的标准用字。①因为沿用已久，约定俗成，再改用本字反而容易引起混乱，所以我们现在仍不妨使用傩礼这个通用的名称。

　　据《周礼》记载，周代傩礼由占梦、男巫和方相氏共同组织实施。这三种人实际上都是巫师。

　　占梦相当于《楚辞·招魂》所说的“掌梦”。周代确有此种官职，只是此官并不常设或多由巫史兼任而已。占梦的本职是根据梦象预测吉凶，年终时向周王奉献吉梦和驱逐恶梦。当“献吉梦”和“赠遣送恶梦”的仪式完成后，占梦“遂令始难驱疫”，也就是说，年终大傩仪式必须在占梦发号施令后方可进行。商代卜辞中记有很多占卜梦兆吉凶的事例，当时人已习惯把恶梦、鬼梦同疾病、灾祸联系起来，《殷墟书契前编》四·一八·三所载“贞，亚多鬼梦，亡（无）疒（疾病）？”一条，就是典型的例子。《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景公因梦见厉鬼作祟而引发疾病，临终前又梦见身体内有两个病鬼变成的小儿扬言要让名医束手无策。《左传》昭公七年说，病中的晋平公“梦黄熊入于寝门”，晋国群臣认为这种梦中厉鬼即是致病之由。此类记载表明恶梦预示和导致疾病的观念在商周时代相当流行。周代占梦官在“赠恶梦”的同时又参与主持驱疫仪式，就是因为周人认为恶梦与疾病有着密切的关联，驱恶梦与驱疫病是两种相联相通的活动。在汉代大傩仪式上，主持傩礼的禁中宦官要领呼逐鬼咒语，咒语大意是让十二种神兽吞食各种恶鬼，其中的“伯奇食梦”一语极可注意，它说明汉代人仍将恶梦视为引发疾病的重要原因汉人去古未远，他们在傩礼中请神兽伯奇吞食梦鬼，把驱恶梦作为傩礼的内容之一，一定是继承了古老的传统。这反过来证明《周礼》关于占梦官主持傩礼的记载是可信的。

　　《周礼》中的男巫主要负责“春招饵以除疾病”和“冬堂赠，无方无算”。这两方面都与傩礼有关。“春招饵以除疾病”大概相当于《礼记·月令》所说的季春之月举行的“国难气“冬堂赠”是指冬季驱逐和遣送疫鬼。郑玄注引杜子春说“堂蹭，谓逐疫也。无方，四方为可也无算，道里无数，远益善也。”《周礼》作者的意思是，冬季驱疫时男巫在堂上把方相氏从室内搜索出来的疫鬼“送”走，不管方向，不计里程，把疫鬼赶得越远越好。张衡《东京赋》写道“尔乃卒岁大傩，驱除群厉，方相秉钱，巫现操茢（苕帚）。”可见汉代大傩礼中也有巫现参与。这一点同样是继承周代男巫“冬堂赠”的传统而来。

　　周代驱疫仪法的主要实施者或者说傩礼的主角是方相氏。《周礼·夏官叙》指出，方相氏由“狂夫”四人组成。所谓“狂夫”是指疯狂、凶猛的男子。狂夫的举动乖张、狂乱，精神状态异于常人，让他们对付疫鬼可谓人尽其材。另有一种解释说，方相氏在驱疫活动中的表现十分狂怪，故被冠以“狂夫”的别号。如汉代服虔认为“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驱疫，号之为‘狂夫’。”②以上两说各有道理。以狂夫为方相或称方相为狂夫的情况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两种情况都表明，方相氏是一种带有浓重的萨满气息、具有特殊人格的人。

　　《周礼·方相氏》说“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这里提到的方相氏的装束、动作和有关仪法对后世傩礼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据孙作云先生研究，姬周族出自黄帝有熊氏，以熊为图腾③。方相氏头蒙用黄金点缀出四只眼睛的熊皮起舞逐疫，寓有借助本族图腾的神力战胜疫鬼之意。驱疫面具在周代又被称为“棋”或“皮棋”。祺的意思是丑恶。《荀子·非相》说“仲尼之状，面如蒙棋”。意即孔子面容黑丑，象戴着驱疫面具似的。《慎子·威德》也说“毛墙、西施，天下之至妓也，衣之以皮棋，则见者皆走……”可见头蒙皮棋确能产生极强烈的效果。

　　方相氏所穿的“玄衣朱裳”并非一种奇特的服装。周代一般贵族的礼服大致分为爵弃服、韦弃服、皮弃服、朝服和玄端数种④。爵弃服规格最高，大多在祭祀场合使用，因而也可将它理解为祭服。爵弃服的服色是上衣黑色，下裳深红。《诗经·七月》毛亨传所谓“祭服，玄衣缥裳”，即指爵弃服而言。缥色和朱色相近。由此推测，方相氏之服当即爵弃服的变式。周人把傩礼视为一项庄严的活动，所以他们要求方相氏打鬼时必须身穿最华贵的礼服。从周代到唐代，方相氏身穿“玄衣朱裳”一直是官方傩礼的定制。

　　方相氏对疫鬼的驱逐是通过模拟式的舞蹈完成的。方相氏头戴熊皮面具，已表明驱疫活动带有化装舞蹈的性质。长戈和盾牌是方相氏模拟刺杀疫鬼和防卫自身的武器，实即驱疫舞蹈中的道具。《周礼》没有说明方相氏率领的“百隶”究竟使用何种武器，不过我们仍可根据汉代傩礼推知这方面的情况。《汉旧仪》说“方相氏帅百隶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⑤桃弧棘矢是指桃木弓和用酸枣枝作成的箭，这是周人经常使用的辟邪灵物。土鼓是指瓦鼓。古人一直相信赤小豆有驱逐疫鬼的威力，所以“赤丸”应即指用赤小豆粉传成的弹丸。汉代傩礼中常用的驱鬼武器还有石子和火炬。《东京赋》描写洛阳大傩的场面时说“桃弧棘矢，所发无桌飞砾雨散，刚痒必龚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

　　按周代傩礼的惯例，驱疫队伍要层层逐鬼，直至把疫鬼送到野外。《论语·乡党》记载的“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昨阶”，写的是方相氏带领逐疫者升堂入室搜索疫鬼时的情景，这只是整个傩礼的一个片断。当方相氏等人跳完“索室驱疫”的模拟舞蹈之后，下一个节目就是把疫鬼一路送出邑门。《周礼》中的方相氏与男巫在傩礼中保持着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方相氏入室驱疫，男巫则在堂上送鬼。这种描写即隐含周代傩礼包括打鬼和送鬼两道程序的意思。刘向《说苑修文》指出“古者有苗灾者谓之厉……其有重尸多死，急则有聚众童子，击鼓、芭火入官宫里用，多击鼓、芭火逐官宫里。家之主人，冠，于昨。事毕，众童子出乎里门，出乎邑门，野外。此甸甸救厉之道也。”刘向所说的“古者”实指周代而言。这种送鬼出邑仪式一直为后代所承用。东汉时期，皇宫内的驱疫者在跳毕傩舞后，鼓噪着围绕内宫狂奔三周，然后“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验骑传炬出宫、司马网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⑥北齐、隋代直至两宋时期的大傩礼也都保留了送疫出城的仪式。

　　二方相名称的由来

　　周人为什么要将“索室驱疫”的人称为“方相氏，’《周礼·夏官叙》郑玄注说“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用“方相”或“放想”形容可怕，古代文献中绝少其例。孙治让《周礼正义》进一步解释说“放想，言仿佛想象也。”仿佛、相似与“可畏怖”有何关系一种驱逐疫鬼的人员怎会按仿佛相像的意思来命名郑、孙两氏的说法都不能令人满意。对于“方相氏”一名的缘起，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讨。

　　“方相”之名直到唐代仍在沿用。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姐·尸乡》中写道“四目曰方相，两目曰徽。据费长房识李娥药丸，谓之‘方相脑’，则方相或鬼物也，前圣设官象之。”费长房识药丸一事，《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本传未见记载，可能出自唐代以前的小说。段成式根据这一传说推测方相本系鬼物之名，很有见地，他的解释要比郑玄那种含混模糊的解说可信得多。以古音求之，方相实即周象，本是周代传说中一种水中精怪的名称。

　　《周礼方相氏》说方相氏除负责驱疫之外，另有一项重要的职责是送葬时在前面开路，到达墓地后进入墓穴“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郑玄认为方良即周两。应肋《风俗通义》则说“《周礼》，方相氏葬日入扩驱阁象。”因为“阁象好食亡者肝脑”，所以埋棺前要派方相氏把它们赶走。⑦方、阁都是唇音，相、象声近韵同。方相与阁象读音非常相近，可以说是同一个名称。商代甲骨文把管马匹、败猎的官称为“马”，把管猎犬、败猎的官称为“犬，’《周礼》称管兽的为“兽人”，管鳖的为“鳖人”，管牛的为“牛人”，管理犬牲的为“犬人”，这是一种非常古拙质朴的官员命名法。与此同例，掌管驱阁象的人自然也可称作“方相氏”。质言之，方相氏本不过是指打方相即周象的人员。

　　方相之名借自阁象，这在文献记载中有相似的事例可供参照。《论语·乡党》中的“乡人傩”，《礼记·郊特牲》写作“乡人搔”。撮和傩显然同义。傩礼为什么又称为得郑玄指出“字易，强鬼也。谓时傩，索室驱疫逐强鬼也。”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把这个意思阐发得更为清楚“强鬼即疫鬼，不必分为二。言鬼名则曰摄，言驱除此鬼则曰傩，其后假鬼名以为祭名，则亦曰愉。”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为“得”的强鬼很可能也是指阁象。《庄子·达生》说“水有阁象气这句话在《经典释文》引司马彪本里写作“水有无伤”《风俗通义》说地下墓中有阁象，《尸子》则说“地中……有人名曰无伤。”据此可知，阁象即无伤。无伤的“伤”字与“导易”字古音相同，幸易或即无伤、周象的简称。既然傩礼可以借用无伤、阁象的鬼名而称为“幸易”，傩礼的主角当然也可借用阁象这个鬼名而称为“方相”。

　　再举一个旁证来看。有关疫鬼的传说到汉代逐步定型。《论衡·订鬼》引《礼》说“撷项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一居若水，是为蛆烟鬼一居人宫室区隅沤库，善惊人小儿。”⑧前两种疫鬼都是水中精怪，其中居于若水的烟魁显然就是水精阁象。《庄子·达生》司马彪注对无伤（罔象）的描写是“状如小儿，赤黑色，赤爪，大耳，长臂。”对照分析，上引第三种“善惊人小儿”的疫鬼可能也与“状如小儿”的周象有关。按东汉大傩的惯例，驱疫者要把疫鬼送入洛水之中，这表明汉代人所理解的疫鬼确是居于水中的精怪。从住处来说，阁象是水精或水神从功能来说，周象就是疫鬼。既然如此，驱逐疫鬼阁象的人假借鬼名而称为方相氏，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三时之傩及其演变趋向

　　从性质上看，周代傩礼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瘟疫流行时举行的救急性质的傩礼，《说苑·修文》所谓“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则有聚众童子”云云，即属此类。另一种是按季节进行的、有着固定实施日期的傩礼。《周礼·方相氏》所谓“时难”，据郑玄说即指“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却凶恶也。”这种傩礼带有预防疫病的性质。周代驱旱求雨的零祭分为不定时的“旱零”和定于夏历四月举行的“正零”两种，傩礼的情况与此相似。

　　据《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诸书记载，定时举行的傩礼分为季春三月举行的“国难”、仲秋八月举行的产天子之难”和年终举行的“大难”三种。夏季何以不举行驱疫仪式，原因不明。《周礼·方相氏》贾公彦疏说“（礼记）惟有此三时难，郑（玄）云四时者，虽三时亦得云四时，总言之也。”

　　“国难”是指“国人，’国都内的公民举行的傩礼。《礼记·月令》说“季春命国难，九「碟攘，以毕春气。”郑玄注道“此难，难阴气也。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行历晶，晶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命方相氏帅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又碟牲以攘之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灾也。”“天子之难”是只有天子才得举行的傩礼。《礼记·月令》“天子乃难，以达秋气。”郑玄注“此难，难阳气也。”年终举行的傩礼需要全民参与，规模最大，故称大难”。《礼记·月令》说“（季冬）命有司大难、旁碟，出土牛，以送寒气。”郑玄认为“此难，难阴气也”。三时之傩分别驱除阴气、阳气和阴气的观念可能形成较晚，但周代的“时难”至少包含这三种傩礼应是事实。

　　周代以后傩礼朝着集中和娱乐化的方向发展。高诱在《淮南子·时则训国人傩”和“大傩”两节下分别注道“如今驱疫逐除是也”，“大傩，今之逐阴驱疫，为阳导也”，但他却未参照汉代礼俗对“天子之傩”作出解释，这是由于汉代已经没有独立的“天子之傩”的缘故。汉代以后，除少数王朝如（隋朝）仍模仿旧制举行三时之傩外，季春之傩和仲秋之傩已不禁自废，多数王朝一般只举行一种年终大傩。在傩礼实施日期趋于集中的同时，傩礼的内容和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北齐傩礼上有乐官“鼓吹令”参与隋代大傩中的方相氏由“工人”（即乐工）扮演两宋时期的宫廷傩礼主要由禁中值班卫兵和职掌女乐的“教坊使”或“教乐所伶工”扮神驱鬼。如此等等，都表明傩礼的巫术意义日渐削弱而其娱乐意义在逐步增强。这同周人把傩礼视为一项严肃的宗教巫术活动，孔子身穿朝服恭敬肃穆地站在东阶上面对驱疫者的情况相比，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应当注意的是，上述变化并不意味着后世傩礼与周代傩礼的历史联系已被切断。事实上，中国古代傩礼的许多重要特点已经包含在周代的傩礼之中，只是这些特点到周代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已。譬如，后世大傩礼逐渐分化为宫廷大傩和民间大傩两个支系，这种分化就是由周代傩礼潜在的两种趋向所决定的。

　　据《周礼》描述，方相氏是夏官大司马的下属，他们不是一般的巫师，而是军队中的巫师或由军人充任的巫师。军人担任方相氏说明周代傩礼带有某种军事性质。后世宫廷大傩礼一直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军人驱疫的特点。在东汉宫廷大傩仪式上，“卫士千人在端门外，五营骑士在卫士外，为三部，更送（炬）至洛水，凡三辈，逐鬼投洛水中。”⑨两宋时代的傩礼中，“诸班直（随驾卫兵）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⑩，与教坊中的乐工共同驱疫，也反映出宫廷大傩应有军人参与的事实。

　　与宫廷傩礼相比，后世民间傩礼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东晋时期，京城建康每年腊月三十举行傩礼，驱疫者“结党连群，通夜达晓，家至户到，责其送迎”，为人放荡的名士孙绰曾混在这种驱疫队伍中戏耍取乐。’，11梁朝曹景宗“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作野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12“野呼逐除”在其他史书中又作“邪呼逐除”，是指驱疫时大呼小叫，鼓噪喧哗。以上两例表明，东晋南朝时期民间已时兴驱疫者挨家挨户上门逐鬼，接受服务的家庭必须为打鬼者供应酒食以示酬谢。其中，“遍往人家乞酒食”一语透露出一种重要的信息，即驱疫者已成为一种极受娜视的变相的乞丐。沿着这一趋势向前发展，唐代以后民间驱疫活动就成为穷人、乞丐的专职，成为这些天之弃子赖以渡过年关的一种谋生手段。《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曾写道，进入十二月，都城沐梁或临安城内“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

　　傩礼在民间蜕变为丐帮乞食表演并非偶然，这种变化的依据仍然深深植根于周代傩礼之中。也就是说，在充满庄严气氛和带有正剧色彩的周代傩礼中已经包含着傩礼转变为丐帮表演的可能。《周礼》中的方相氏是没有爵位的“狂夫”，他的角色虽然重要但身份却比较低贱。据孙治让《周礼正义》分析，方相氏率领的“百隶”也就是司隶官所役使的“五隶”。五隶包括因犯罪而沦为官奴的“罪隶”和从战俘转化来的“蛮隶”、“闽隶”、“夷隶”、“貉隶”。按《周礼》的深层意旨，打鬼本身也是一种贱役，而且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贱役。贵族们可以非常郑重地参与傩礼，却不屑于直接从事“索室”之类的活动，由此可见，周代傩礼的主角方相氏和跟随方相氏一起跳驱疫舞蹈的傩者，其社会地位已很低下。后世民间驱疫活动成为穷人和乞丐的专职，正是沿着周代傩礼所蕴含的这一趋向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