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谭谈同志的中篇小说《山道弯弯》正是这样一篇以情动人的成功之作。作者笔下的主人公金竹和二猛的美好心灵、高尚情操，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而二秃子和风月母女那种丑恶、污秽、腐朽的灵魂，却使我们无比的愤慨。强烈的感受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们认为，在金竹和二猛身上，闪耀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新人思想的光辉，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把这样的人物搬上舞台，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大有裨益的。一从这点出发，我们改编的宗旨有三：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二、体现时代的精神和要求；三、满足观众的心理需要。

　　怎样才能实现这一宗旨？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剧本的风格问题。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喜剧（正剧）。靠卖弄噱头或者炫耀情节不但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相反的还会破坏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既然是原小说在我们的心海里掀起了感情的波澜，使我们产生了真、善、美的共鸣，那我们就还是把笔墨集中在“情”字上做文章。好在“四人帮”统治文坛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文艺作品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大胆而充分地展示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我们的信心是坚定的，在初稿完成以后，得知全国有不少剧团也在改编，不久又看到了上海和甘肃两个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山道弯弯》，还传来了小说即将拍成电影的消息。就在这情况下，我们也不曾放弃过自己的努力。这一方面是领导的重视和关怀，给了我们以坚定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出自对小说的固执的偏爱。《山道弯弯》和我们发生了“热线”交流，我们就把“热线”延伸到午台上去，延伸到广大观众的心灵深处去。

　　一、情贵真切

　　《山道弯弯》具有一种特有的质朴美，它用朴素的语言，抒发了我们这个时代普通劳动人民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操。很少矫揉造作之态和雕绘斧错之痕，可以说是“文不烦於错镂，采不假乎藻绘”（潘尼《玳瑁挽赋》），接近于“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近而察之，有若自然”（卫恒《四体书势》）的那种美的境界。

　　为了学习小说那样做到以真情实感动人，我们除了力求保留原著的基本情节，按照原著主要人物的基调进行再塑造，并在某些增删的地方注意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来定取舍外，还特别注意对人物在特定情境中思想感情的变化及其表达的方式，进行设身处地的体验，反复捉摸，力求达到深刻止于准确，高尚出乎自然。

　　例如；第一场金竹出场后的一层唱段描写，既要抒情又要叙事，为了能确切表达，我们曾经过多次的修改。此时，在她内心中，欢庆和喜悦、迫切的盼待、深情的回忆交织在一起。我们的最后设计不但以她的欢庆和喜悦作为基调，而且让她再现婚前那种少女的热情。这对金竹来说，在全剧中是一种独特的表现，但也只有在此时、此地、此境中才能表现。

　　第四场金竹当着二猛的面把他送给自己的尼龙衣转赠给凤月，二猛趁凤月不注意时把衣拿过来，金竹连忙一面对凤月掩饰说：“啊，他是要亲手交给你呀！”一面推着二猛说：“你还怕丑啊，凤月，快拿去！”这儿，金竹说了假话，但在此境中说出来，却不嫌其假，因为假话中表现了金竹撮合二猛和凤月的真情实意。当凤月拉走二猛以后，金竹问小英：“叔叔阿姨好不好？”小英凭着孩子的天真幼稚的直觉说了一句“叔叔好，阿姨不好”，金竹忙打断小英的这句话，说：“不，叔叔好，阿姨也好，叔叔和阿姨在一起更好，懂吗？”做妈妈的对只有四岁多的孩子说这样的话，似乎有点不切情，但它出自金竹此时此境中对二猛和凤月和好的真诚愿望，却又显得深情而自然。

　　金竹和二猛最终的结合，观众中连封建意识最浓的老太太也能批准，甚至表示由衷的满意。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感情是真实的，是他们的前面一连串真情实感的汇合与升华，体现了他俩性格发展的必然。

　　曾经有人刘金竹在第五场中流露了对二猛曲爱情这一点表示异议，认为第八场金竹在二猛将成为残废时爱上二猛是值得赞美的，在第五场中二猛对金竹表示了爱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第五场中金竹在只经胖大嫂那么说上几句后就爱上了二猛，却爱得太早了，爱得太不应该了，似乎有损金竹的形象，这些异议，曾经引起过我们的反复深思。我们认为，金竹在此时能不能爱二猛是一个抽象的理念问题，而她会不会爱二猛，却是一个具体的感情问题。究竟金竹此时此地会不会爱二猛，还是到生活中和人物身上去找答案吧！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金竹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丈夫死了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她和二猛互相关怀，互相帮助，共撑门庭，可以说是相依为命，相濡以沫，而二猛又是这样和大猛一样忠厚纯朴、勤劳善良，金竹怎能不会在内心深处把自己原来对大猛的爱倾注到二猛身上呢？叔嫂之间的友爱，男女之间的情爱，也可能早就交织在一起了，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己。一经胖大嫂点破以后，她怎能不猛然心潮翻滚，直到一时沉浸在甜美的爱的憧憬之中呢？金竹的可贵，不在于不会在此时爱二猛，而在于她的真心实意地爱二猛；在于她的不愿以自己的爱去夺人的爱；在于她的为了使二猛更幸福，不惜抑制自己的感情，舍弃自己的幸福，在真心实意地成人之美。从人物出发，从生活出发，金竹此时既已爱二猛，那又为什么不能让她表达呢？还是写人物的真情实感吧，还是让她表达吧！于是我们给金竹写了一段内心独唱，把她对二猛的爱隐含在少妇的羞敛中，用陡然的惊觉和慌乱去衬托她那短暂的爱的沉浸。就是在她“压平心头浪，坐下把衣缝”以后，还让她留下“今日等他为何心不宁”的余波。而当二猛向她亲口索螺求爱时，又让她这种余波被掀成大波，表现在她的短时间的慌乱与停顿中，表现在二猛退回碧螺冲出门去以后她那声饱含泪珠的深情呼唤中。这样写，看来还是得到了多数观众的认可，这就不但克服了我们的动摇，而且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念。在最近的一次修改中我们甚至特意在以后的第六、第七等场次中，让金竹流露了她内心深处对二猛的那种复杂的感情。我们想：也许只有这样写，才是真切的，才可能在舞台上出现活生生的金竹，她才是我们心目中的金竹。

　　有的同志对金竹苦心成全二猛和凤月的婚事感到难以理解，认为连胖大嫂都看出了二猛和凤月不能配成对，金竹为什么不但自己委曲求全，而且还硬要逼二猛去和凤月结合呢？这到底是爱二猛还是害二猛呢？有的甚至把金竹同意并代二猛去送采礼这一行为，看成是她对买卖婚姻的支持。还有的说：金竹这样处处委曲求全，只不过是新式的“赵五娘”，并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地方。这些都是可以争论的问题。我们的想法是：《碧》剧中的凤月，是一个思想上有毛病的姑娘，但本质还是好的，而且具有很多优点；她聪明、漂亮、有文化；生活作风并无可非议；虽然幼稚，但还有着少女的纯真的一面；她的二些错误行为，虽然与她自己思想上的那些毛病分不开，但也和她姨妈的教唆有关。凤月不愿意二猛下矿井，也有关心二猛的一面，她索要采礼和逼二猛闹分家，也有着旧的习俗的影响。这些，在宽厚、善良和好成人之美的金竹看来，都不是二猛与凤月结合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另外，金竹对这件事的考虑，也还离不开农村青年难找对象这一现实情况，离不开父母和大猛都有遗愿这一特定条件。在这方面胖大嫂和她不同。胖大嫂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可以更直观一些，用不着有这么多顾虑。同时，根据她的心直口快的性格来说，她的眼睛里容不得半点灰尘，嘴里也存不得半句话，她完全可以根据平日对金竹、二猛、凤月三个人的观察所作出的评价来直率行事。直观的看法，有时虽然是正确的，但客观事物是复杂多变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以，胖大嫂和金竹由于性格和处境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对这件事的不同看法，我们很难作出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的评价。至于说到金竹处处委曲求全，只不过是新式的“赵五娘”，那看法又不单是艺术上的分歧，而且牵涉到如何认识伦理道德的同一表现形式可以有着不同内涵问题了。扯起来离题太远，只能在以后有机会时再进行探讨。

　　当然，具体写法还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对金竹这个人物的塑造，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完美，但我们不想把金竹写成一个完人，我们只想把她写成一个真实可信的人；她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她和一般的人没有什么特殊的不同；她身上也有缺点，甚至还有某些“因袭的重担”，甚至在别人身上都有比她高明得多的地方；但她却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她不但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而且是我们可以学到的榜样。

　　真情实感的抒发，可以采取直抒胸臆的手法，也可以采取曲折见意的手法。根据小说的艺术特色，根据金竹和二猛的性格特点，也根据剧种的特点，我们主要采取了前一种手法。在语言风格上，我们力求学习小说原著的朴素无华。“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于情性。”（刘勰《文心雕龙》）藻饰过甚，可能反而有损于情性之真。我们追求自然质朴，有时却也未免失之於浮浅粗俗，这毛病原於我们自己的水平太低，还有待于在不断修改中逐步克服。

　　二、寓理于情

　　人的思想和感情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和任何思想联系的感情是不存在的。虽然也有人把纯生理上的本能欲望说成是感情，但那说不上是人的感情，因为那种“感情”别的动物也有。另一方面，某种思想和信念只有溶化在人的感情中，形成了对客观事物的鲜明而强烈的爱憎，才可能变为行动而显示它的存在。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对共产主义的坚定的信仰和他那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是融成一体，不可分割的。这是生活的真实。

　　文艺作品中的思想必须通过感情来表达。作品的感染力往往表现在以情动人上。别林斯基说：“在真正的艺术作品里，思想不是教条式的抽象概念，而是作中的灵魂，它象水晶中的亮光一样，从作品中散发出来。在诗的作品里，思想是作品的激情。激情是什么？激情是洋溢和热中手某些思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的潜移默化作用，正是指的思想溶化在感情中的那种特殊力量。而“寓理于情”，则可能是别林斯基上述这段话中对艺术作品的特征的简短的表述。因为文艺作品需要给人以美的享受。美感的四要素是感知、情感、想象和理解。文艺作品只有首先引起观众和读者感情上的共鸣，才有可能使他们进入想象，并进而达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同样思想内容的作品，就美的客体——审美对象而言，感情的强度决定着理解的深度；美的主体——文艺作品的感情表达得越准确越强烈，审美对象就越能得到美的享受，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理解就会越深刻。

　　戏剧是需要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展示思想的。人物的性格冲突只有在人物的行动中才能显示出来。有的戏剧理论家把戏剧中的性格冲突表述为意志的冲突，可是人的某种意志不是天生的，只有当某种思想和信念溶化在感情中才会形成。坚强的意志会产生果敢的行动，而坚强的意志来源于体现在对客观事物的强烈爱憎中的其种坚定的思想和信念。而人们也只有透过他在舞台上的行动，透过他对客观事物的强烈的爱憎表现，才能看到他的坚定的思想和信念。

　　金竹和二猛的思想和信念是“人活着不能光想自己，也要想想别人，想想自己对家庭、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我们在《碧螺情》中所要表达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主题思想。金竹和二猛都是普通群众，他们的上述思想和信念，完全溶化在他们的兄弟、叔嫂、叔侄和夫妻、朋友感情中。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表现他们的心灵美的对待家庭、对待社会、对待爱情的一连串行动时，应该写出他们的那种执着，那种自觉，不着一丝做作的痕迹。他们采取这些行动时，无需说出“我要如何做一件如何有意义的事”那样的话，只能让人们从他们那种带着强烈感情的执着行动中去看到他们的思想光辉。只有这样，他们的形象才会令人感到亲切可爱，才能拨动人们的心弦。特别是金竹，一个普通的山村少妇，尽管处在那样的逆境中，却勇敢地接受了命运的挑战。丈夫死后，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为了完成公婆和大猛遗愿，她千方百计成全二猛和凤月的婚事；在遭到无端的误解和非议，以至二猛因公伤残为凤月所抛弃后，她始终以一颗纯真的心来对待她和二猛与凤月三者之间的感情纠葛。所以不但应当写出她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而且更应当表现她那种非常坚定而乐观的精神，她的纯真，她的深情，她的坚韧不拔。从而使人们看到：她虽然有着祥林嫂同样的遭遇，也有着祥林嫂那样的善良和纯朴，但她的感情色彩、精神面貌和她的命运的结局，却体现了她和祥林嫂所处的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的风貌。她有点象赵五娘那样的温存、贤慧、善良，但她的思想和信念却和赵五娘有着本质的区别。她的感情内容和表达感情的方式，她的行动和行动的目的也和赵五娘迥然不同。

　　“寓理于情”，不仅是人物的思想和信念在舞台上用行动来表达，要使人物的行动带上浓厚的感情色彩，有着强烈的感情冲动；而且要使人物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做到自然流露，不带丝毫说教的味道。我们极不愿意让剧中人物直接讲出我们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成为我们派驻舞台的“传教士”。流行一时的“帮派文艺”中那些一贯“正确”、专做别人的思想工作的“正人君子”，那些被当做装饰品的满天飞的马列主义辞句，那些拉开喉咙到处喊的豪言壮语，确实曾经大大的败坏了我们的口味，以至至今想到那些东西，还免不了恶心。由于我们自己有这种“偏憎”，我们也就不想再拿这样的东西去遭人嫌弃。我们想尽量做到像小说那样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说话，做到“辞以运情，情诣名遗，忘其言传，鉴诸旨归”（孙绰《赠温峤二首》）。

　　在第二场中，金竹和二猛互让招工指标，是体现金竹和二猛的思想信念的一个重要行动。可他们都没有说自己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以及要如何为国家建设着想那样的大道理，只是就他们自己切身的感受说了些寓之于情的眼前小道理，让人们从他们那种真切而质朴的互相关切中，从他们两个人的坚强而自然让表行动中看到那些没有说出来的大道理。

　　在第五场中，当金竹抑制自己内心对二猛的爱情时，她只是说：“我不能这样想，我不能这样行。我比他年纪大，我已经结过婚。他是五月的新竹正葱翠，凤月是二月的桃花花正红。他俩结合才相配，我不能为自己不顾别人。尽量让他那种助人为乐的精神自然地揉合在她对二猛的热爱中。在金竹和二猛的长段对唱中，让二猛在表达他对嫂嫂的由衷的敬爱之情时，不着痕迹地说出了自己的恋爱观。当金竹得知凤月逼二猛闹分家时，金竹首先想到“几年来与大猛苦心撑持，怎忍心在我手一劈两开”，然后想到“为使他俩的婚事能顺畅，我还要强把酸痛心底埋”，再转过身来对二猛说：“兄弟分家是常事，叔嫂分家更应该。如今房子已经修整好，分开后你俩的生活更好安排”。二猛认为凤月不应该这样忘恩负义，金竹却说：“只要你俩相亲爱，这样的小事何必挂胸怀。”这种自然的流露使金竹的成人之美的优良品德，溶化在真挚而纯朴的叔嫂感情中。当金竹把八百元彩礼交给二猛时，二猛激动地对金竹说：“……你把好处都给了别人，自己却什么也不留。”金竹只是极为平淡的说了一句“只要你们好，我就什么都得到了。”我们没有让她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或别的什么冠冕堂皇的话。目的在于用平淡的语言透出她醢藏在深情厚意中的那种乐于使别人得到幸福的崇高精神。

　　第八场凤月抛弃二猛离开医院时，金竹完全可以用她那套思想信念来教训凤月几句，可是她却只是说：“风月，抚着良心想一想，二猛是为哪个负的伤？你想没有想过你这一走将给二猛带来多大的痛苦？”这样的语言，比说几句大道理可能更符合金竹的性格，而且道理寓于深沉的感情中，可能会使得她对二秃子夫妇和凤月在心灵上的鞭挞显得更加有力。

　　金竹在全剧中曾有着唯一的一处地方点出了她的思想和信念，那就是在第八场最后那段较长的抒情唱段中出现的“眼前象田螺姑娘微微笑，耳边厢似闻奶奶对我话连声：为人不能光为自己想，先要把别人的苦乐放在心。”但这只是在她非说不可的情况下说的几句自勉之辞。它出现在长段的抒情唱段之中，前边已经有感情的积蓄，最后又落到“碧螺代我表情意，我就是要爱他这——忠厚老实、舍己为人，可敬可怜，被人抛弃的好心人”上，让金竹的思想和信念溶化在她对二猛的坚贞的爱情中，体现在她的最后感人至深的赠螺行动之中。我们认为，这样，观众当不会认为这是作者在向自己说教的。

　　三、缘情写戏

　　《山道弯弯》中的主要情节是围绕金竹、二猛和凤月这三个人物之间的矛盾展开的。正是由于金竹和凤月、二猛和凤月的性格迥然不同，思想情趣互异，二猛和金竹也有着性格上的差异，才构成了小说中的那些主要事件。但小说并没有花很多笔墨去写二猛和凤月、金竹和凤月之间的直接冲突，而是把主要力量放在刻画金竹和二猛这两个主要人物上，放在描写和叙述金竹与二猛之间的诚挚的友爱与纯真的爱情上，放在挖掘这两个人物的心灵美上，从而形成了小说的浓郁的抒情特点。

　　戏剧的抒情，不可能象小说那样采取客观描述的方法、铺叙的方法；它的情节不能像小说那样可以前后穿插乃至完全颠倒；它的人物行动线不能像小说那样可以突然中断；人物活动的环境也很难像小说那样作跳跃式的变换，更不能通过对环境的尽情渲染来烘托人物。然而，尽管戏剧抒情和小说抒情的方法很难互相替代，但却也各有所长，关键在于如何根据各自的特点，避其所短，扬其所长。

　　如果把重点放在写金竹和风月、二猛和凤月之间的矛盾冲突上，是比较容易出戏的。但那样一来，金竹和二猛之间的诚挚的友爱和纯贞的爱情就将被处于次要地位而被大大冲淡，甚至不可避免地在舞台上出现两对人物之间争吵的场面，出现金竹和二猛向凤月进行说教的场面，他们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操就很难以得到充分的表现，他们的形象就不会那样可敬可爱了。总之，这样的作品将会失掉那浓厚的抒情味，失掉那感人肺腑的力量而变得黯然失色。怎么办？经过反复阅读小说原著，反复摸索，我们逐渐形成了如下总的设想：

　　金竹、二猛和凤月之间的性格矛盾仍然是形成全剧戏剧冲突的主要因素，但却只是一种潜在的因素；它仍然是戏剧情节发展的主线，但却可以把它作为暗线处理；金竹和二猛之间感情的发展与变化，虽然只是三个人性格冲突的结果，但却可以让它在舞台上向观众正面展现，成为戏剧情节发展的主线；金竹和凤月、二猛和凤月之间的正面冲突可以放在他们的代表人物身上去表现，而且只让他们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来推动和激化主要人物的内心冲突，并作为主要人物内心冲突的一种衬托；在不得不出现金竹和凤月、二猛和凤月的正面冲突时，也只把它们作为暗场处理或只作淡处理，有的地方，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该冲突的不但不冲突，反而让它以暂时相对和谐的场面出现。就是说；不但重点场次以金竹和二猛的感情线索为主线构成戏剧矛盾，就连其它场次也都用这根线贯串起来。

　　根据这样的设想，我们在剧本中加进了两个次要人物：一个是金竹的邻居和好朋友——胖大嫂，一个是凤月的姨妈二秃嫂。胖大嫂是一个有着一副热心肠而又心直口快的人，她不但作为一员群众代表处处站在金竹和二猛一边，为他们说话，而且对金竹和二猛这两个形象的塑造起着正面衬托的作用。二秃嫂（她代替了小说中凤月的妈妈——富态婆的地位，让她与二秃子配成一对，更便于做戏）代表了凤月的利益，也是凤月一系列错误行为的主要教唆者。这个人可以从农村中某些自私、无知而又自以为能干、偏好管闲事的“长舌妇人”身上找到原型。这两个人物和原小说中的二秃子都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形，给全剧渗入了喜剧成分。他们都只是正、反贯串动作的幕后人物，但他们都在正面冲突中被推到幕前。

　　根据上述的设想，在戏剧情节的安排与戏剧冲突的组成上，得出了如下的分场结构。

　　第一场带有序幕的性质。在三喜临门的欢乐场面中突然传来了大猛因公牺牲的噩耗，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引起观众对主人公——金竹的命运的关注。人物关系的交代，仍然着重在写金竹的夫妻之情、叔嫂之情，写一家人的和睦友爱。第一场凤月没有出场，贯串全剧的她和二猛的婚事，只在金竹和二秃子夫妇中作了简单的介绍。

　　第二场以金竹和二猛互让招工指标作为主要事件。对招工指标的争与让表现

　　在对招工表的争与让上。“争”集中在次要人物胖大嫂和二秃子夫妇之间，“让”表现在金竹和二猛两个主要人物身上。以主要人物之间的“让”来引起次要人物之间的“争”，以次要人物之间的“争”来推动和深化主要人物之间的“让”。主要笔墨用在写长段的独唱、对唱和同时旁唱来揭示两个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并把它们穿插在几个强烈的形体动作之间，再加上大幅度的舞台调度，让观众透过金竹与二猛之间互相关心的真切之情，看到两个人心灵的美。在这一场中作为矛盾的主要一方的凤月仍然没有出场，但从二秃子夫妇身上，也从金竹身上，仍然可以看到凤月的潜在影响；它的影子已经出现在舞台上了。

　　第三场是凤月的第一次出场，而且是二猛与凤月在舞台上单独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一对性格不同、想法各异、互相矛盾着的人物，暂时统一在载歌载舞、轻快欢乐的量衣场面中，却给观众心里埋下了“隐忧”。在这场戏中，金竹只在二幕前出现了分把钟，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金竹在促成这种暂时和谐、喜悦场面中所起的作用，感触到她和二猛之间的纯真的叔嫂之情和她勇于挑起大猛留下的重担，忠实地完成他的遗愿的决心。

　　第四场二幕前二秃嫂挑凤月逼二猛闹分家，看来在金竹、二猛和凤月之间，即将围绕分家的问题，展开一场正面冲突。但金竹把二猛送给自己的尼龙衣巧妙地转赠给了凤月，气氛一下子缓和了，金竹对凤月是那样坦荡，那样满腔热情，他们之间在此时此地不可能发生冲突。这场是只起着情节上承前启后的过场戏，仍然力图表现二猛对嫂嫂的殷勤关切和金竹竭力成全二猛和凤月的婚事的一片苦心。

　　第五场是一场重点抒情的戏。第四场的结尾是凤月拖二猛出去，准备和他单独谈分家的事。接下去本来可以就凤月逼二猛闹分家写一场戏，但我们却把它作为暗场处理了。让凤月和二猛在幕前带着争吵出场。争吵的内容只在二猛的四句唱词中作简单的交代，而从两个人的四句对唱中，却透出他们争吵的激烈程度。打开二幕以后是金竹在堂屋中为二猛挑灯补衣。胖大嫂的明点暗喻，使金竹在内心深处掀起了感情的波澜。正在这个时候，二猛带着和凤月闹翻了的复杂感情回来了。两颗心灵的碰撞迸发了火花。金竹在前面的内心独唱和她与二猛之间长段的对唱、两个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对白，使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得到尽情抒发。金竹拿出八百块钱交给二猛作为送凤月的彩礼，促成了二猛感情的升华。二猛向金竹的索螺求爱，金竹违心地拒绝二猛的要求，形成了全剧的第一次高潮。在这场戏中，凤月逼二猛闹分家和胖大嫂对金竹的明点暗喻，分别挑起了二猛和金竹感情上的波浪，促成了他们强烈的内心冲突和复杂的感情纠葛，但前者是作为暗场处理的，后者只是作为这场戏的必要铺垫。给观众印象最深，引起观众强烈共鸣的是两个主要人物的“情”，正面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两个主要人物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操。

　　第六场，二秃嫂不择手段，写了一张诬蔑金竹和二猛的纸条，挑起二秃子以长辈的身份去威逼金竹改嫁。这是一场风波。但戏的前半场仍然是第五场中金竹和二猛之间的感情的延续。金竹在遇到打击后，她最关心的仍然是二猛和凤月的婚事，观众不能不给予金竹以深切的同情。正面冲突只是在胖大嫂和二秃夫妇之间展开，胖大嫂对二秃子夫妇的斥责，虽然稍解了观众的心头之恨，但主要人物金竹处在矛盾的中心，却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冲突行动，未免给观众造成了压抑感，然而正是如此，才为第八场中金竹感情的爆发积蓄了气势。

　　第七场凤月受了二秃嫂的挑唆，对金竹产生了误解，当金竹代二猛去送礼时，凤月对金竹是冷淡中带着讽刺，这时她们之间也可能爆发一场冲突，但金竹认为事情的主要责任不在凤月身上，不但原谅了凤月的幼稚，还答应分家后仍然全力帮他们办好婚事，并衷心地祝愿他们幸福。她的宽宏大度，她的那颗纯真的心，使凤月也受到了感动，出现了暂时的相对的和谐与稳定。在这场戏中二猛没有出场，但观众可以看出金竹倾注在凤月身上的深情厚意，乃是她对二猛的纯真的爱情的转注。

　　第八场二猛救火负伤后，凤月在二秃子夫妇的诱惑下，决然抛弃二猛去找赵科长，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凤月和二猛、凤月和金竹之间，可以形成一次最后的总的大冲突。但我们没有让凤月把自己的变心告诉二猛，因为她确实难于在二猛面前启齿；却首先让金竹发现。而金竹和凤月之间，又只发生一次短暂的思想交锋，目的在于给金竹造成感情重压。当心直口快的胖大嫂带着满腔义愤，一跨进病室就把凤月的事冲口说出来后，二猛忍痛咽悲冲出了病室，这时，金竹的心被揉碎了，眼前的事，过去的事，将来的事，一齐涌上她的心头。感情的闸门被冲开了，奔泻的洪流，一往无前。艰难困苦算什么，闲言冷语算什么，一切都不在话下。金竹决定把自己的一颗纯真的心献给二猛，和二猛终身相伴。曾经从二猛手中退回的碧螺，又由金竹亲手交给了二猛。长段的内心独唱刻画了金竹的强烈的内心冲突，构成了全剧的高潮。这高潮虽然还不能令人满意，但保持了全剧风格的统一。

　　缘情写戏，在我国古典戏曲中有着优良的传统，但对我们三个初学者来说，却只是一次尝试。在开始时，只是由人物和事件推动着我们这样去写，在以后不断修改的过程中，才逐步形成自觉的意识，用来驾驭人物和事件。这虽然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但却是形成《碧》剧抒情特点的一个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