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就是杨修”

　　“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甫面对八百里洞庭油然感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遥望传为虞舜二妃葬地的君山抒发古今济国之志。　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曾在此地作忧患之思呢？

　　岳阳历来就是才子汇萃之地。仅在小小的市戏剧工作室内，就汇集了《杏花春雨》的作者曹宪成、《喜脉案》的作者吴傲君、《八品芝麻官》的作者甘征文，以及《曹操与杨修》的作者陈亚先等数位在戏剧界极具影响的作家。洞庭波涛的拍击，使得他们的作品，都带有共同的忧国忧民的使命感。　

　　陈亚先（1949年生，岳阳农村人）出生乡间。因为家庭成份问题，父亲在儿子两岁时弃世，母亲亦在他三岁时撒手西归。临死前，这位识字不多的母亲于绣花簿上留下一段遗言：“古日红颜薄命，我不红颜，命亦如斯”。从此这位孤儿随亲靠友，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才在人们接济下在外地读完小学、初中。毕业后陈亚先又回到本村，在生产队仓库一隅捱过了很长光阴。之后，他曾因搞副业之“过”背上“狗崽子搞复辟”的罪名受到关押。他在写反省书的同时，附了一份万言陈情书，终于感动了一位识才的领导。从此陈亚先被推荐为民办教师，并逐渐走上业余编剧和专业编剧之路。在接受上海记者翁思再采访时，亚先动情地说：

　　从生活底层走过来的我，似乎先天具有一种忧患意识，对于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有着深沉的反思，对社会和人生有着切肤之痛。（《新民晚报》1988年12月24日）

　　正因如此，亚先对屈原、贾谊、杜甫、范仲淹等不得志者的身世遭际大为震撼。缅怀先贤们在三湘留下的足迹，亚先在长期执着的苦思冥想中，终于找到了曹操与杨修这对可以开掘的典型的载体。以其14部舞台剧和几部小说的创作起点，亚先奋然一跃，写出了这部厚重而冷峻的三国新戏。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曹操与杨修》写成后，全国性的《剧本》杂志于1987年首期刊出。次年，该剧荣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剧本奖。上海京剧院旋即成立了以马科为导演、集中了尚长荣、言兴朋等中青年名家的剧组，于1988年夏开排此剧。12月份该剧到天津参加京剧新剧目汇演，全票获得首奖暨六个单项奖。1989年10月，该剧又获中国戏曲学会金盾奖。两年后，根据该剧改编的电视艺术片亦获奖掖。并在列灯格勒、塔林和莫斯科访问演出，热情的前苏联观众为之深受感动。　近年来，该剧还在港台由不同团体分别上演，口碑极佳。　

　　一石激起千层浪。《曹操与杨修》声誉鹊起。据《人民日报》（1988年12月25日）记者报道，“一些专家盛赞该剧是新时期10年京剧艺术革新探索集大成之力作，和话剧《桑树坪纪事》一起堪称是新时期戏剧艺术璀灿的双璧。　……为探索京剧艺术如何表现时代精神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盛誉之下的陈亚先。面对记者翁思再的提问，平静地说：“我就是杨修，我有过一段怀才不遇的坎坷经历。　”

　　在北京，在香港，在台湾，一些高层人士都讲过类似的话。甚至包括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在内。　

　　二、危机先人

　　与一般戏曲作品的平铺直叙、渐入佳境不同，《曹操与杨修》采用的是危机先入、杀气弥漫贯穿始终的结构法。原剧共分七场，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由笔者代拟场名，分别冠之于前。　

　　第一场《祭灵得士》写曹操与杨修的聚合。聚合的契机是这一对乱世英雄和聪颖才人同时到郭嘉坟前扫墓祭灵。扫墓的前提乃是因为曹操“八十三万人马，败在东吴三万兵将之手”的赤壁惨败。痛定思痛，曹营认识到人才的匿乏是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可叹丞相麾下没有周瑜、诸葛亮那样的能人”，所以孟德才率众将凭吊英年早逝的郭嘉参军，并由此觅得了毛遂自荐为仓曹主簿的杨修。曹杨聚合这场戏看似平易，而始之有赤壁之败的怆惶，又以杨修举荐与曹操有杀父之仇的孔文岱告终，危机种种，已先入为主矣。　

　　《诬告错杀》是为第二场。试图一鸣惊人的杨孔二人，暗地策划军马粮草。杨在内，孔出外，半年之内不动声色。　对公孙涵密报的孔文岱“通敌”之事，曹操自然敏感地联想到当年砍杀其父孔融之前科，满腹疑云激起盛怒，恍惚之中刺死了功成复命的孔文岱。此为孟德三杀中第一杀，从此杨对曹之怨懑伤情，已成定势也。

　　第三场《得粮赠袍》，系由杨修如何向米、马商人以智杀价的喜剧性主体构成。这里杨修与孔文岱的生意经成果愈突出，一旁观察的曹操心中也就愈内疚。就在杨修为孔文岱请头功之际，曹操竟先升杨修为丞相主簿，再将身披锦袍赠授杨修，后方在无奈之下，以“老夫素有夜梦杀人之疾”为由，说明了误杀孔文岱的事故。一叶锦袍滑落在地，杨修从此将曹操视为了陌路之人。　

　　《灵堂杀妻》可视为全剧的逻辑高潮场。从此曹操必欲置杨修于死地的思路正式形成。在庄严肃穆的孔文岱灵堂前，曹操故作姿态，涕泪双流，相邀杨修同为逝者守灵一夜。从最简单的类比推理出发，杨修尖锐指出“倘若丞相又患夜梦杀人之疾如何是好？”谢绝守灵之邀后，杨修转至后院，递过丞相所赠锦袍，恭请孟德夫人倩娘前去为丞相御寒。睹袍大惊，曹操不得不再以“夜梦杀人之疾”，逼使妻子自刎。此为孟德之二杀，而杀妻之仇，志在必报。剧终时将女儿鹿鸣女许配给杨修，只不过是将爱才姿态和着心中血泪，咬牙切齿表演到底而已。　

　　第五场《解谜牵马》中，杨修于行军途中恃才凌人，将诸葛亮战表诗意秘而不宣，后竟逼得老岳父曹丞相为之在雪地中牵马坠蹬，同时也使得全军将士都气喘吁吁地牵马步涉，这就恃才傲众，犯了众怒。第六场《明情矫令》中，杨修与鹿鸣女互诉衷情后，决心为阻止丞相出兵抗争到底。鸡肋之令触发其灵感，在他安排众将官作出退兵事宜后，扰乱军心的滔天罪名也就悄然成立了。　出以公心的杨修被绑之时，也就是聪明的鹿鸣女自刎之际。

　　《斗法问斩》是全剧的高潮戏，刑场之上，曹杨二人相互斗法，但杨修已尖锐指出，丞相之用心不在于解天下黎民之疾苦，而在于为世间奸雄之私心。出兵必败，撤兵是为上策；然而曹操则宁可兵败，也不肯失了面子，更不肯放过杨修这位智商高他一头之人。全剧以杨修被杀为情感高潮，以斜谷兵败为气氛喧染。曹丞相兵败、求才的历史又循环到全剧开场的可悲起点上，但却令人更为痛心疾首。　

　　简言之，全剧七场可分为“四得”、“三杀”两大交叉部分。《祭灵得士》是第一得，《得粮赠袍》为二得，《解谜牵马》为三得，杨修在此得怨也即引起众怒，《明情矫令》是第四得，杨修于此得杀生之咎，鹿鸣女也于此得杀身明志。　“三杀”系指《诬告错杀》、《灵堂杀妻》、《斗法问斩》，一杀为过错杀人，二杀为个性杀人，三杀为人格杀人。　全剧以危机起始，又以危机告终，激烈冲突，可谓无处不在。　

　　三、权势者人格和智能型人格

　　从深处开掘，《曹操与杨修》的根本危机和本质冲突，乃是封建统治者之权势人格和知识分子之智能人格之间难于调和的终极矛盾和对峙结构。　他们之间的互相周旋、觊觎、对耗，必然引起全民族的悲剧性后果和全民性的内心警觉。余秋雨教授在该剧座谈会上认为“从剧作者陈亚先开始，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代广大中国观念一种共同的心理潜藏。这种潜藏是数千年的历史交付给他们，又经过这几年的沉痛反思而获得了凝聚的。我把它称之为正在被体验着，唤醒着的人文——历史哲理。”（《人民日报》1989年3月21日）我们分别从曹操与杨修的形象特征上，来把握其不同的人格内涵。　

　　概括而言，剧中曹操拥有相互矛盾的形象总谱，这就是求贤若渴，爱才如命，但却又疑才如敌，忌才如仇。尤其在赤壁之败的背景之下，他对郭嘉的凭吊不仅是一种姿态，而且是对人才真挚的企盼。对杨修，他用尽了心思提拔他，招为东床笼络他，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与此相反的是，曹操从一开始就对英才怀有百般疑虑和深深的敌意，他可以容忍身边诸如公孙涵、蒋干等一应庸才、蠢才，但却对孔文岱、杨修等智勇超群之才极为猜忌，一有风吹草动，势必刀枪相加。这种互为矛盾的，形象总谱来源于其真实的心理基调，那就是恢复汉家大业是假，救百姓于水火是假，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真，成乱世奸雄是真。　私心所在，不容他人据有任何冒犯、凌驾和超越的过程。　

　　如此形象总谱和心理基调必然导致一系列危机过程。如果说他因猜疑不实之词误杀孔文岱是过错型危机的话，那么为了保全面子而错上加错，杀掉与他十余年“偕卧兵车度关山，千危万难终不散”的贤妻，就是执迷不悟的性格缺陷而导致的精神危机了。从过错、性格上的危机最后落实到人格缺憾型危机，那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出师不利，但却为威信故一再拒绝杨修的退兵建议，宁愿粉身碎骨而不愿悬崖勒马。团体利益、王侯霸业这时候可以统统抛之于脑后，唯有杀掉杨修这位处处高他一头的智者方是当务之急。用性格缺陷来解释曹操的这些反常行动不甚合适，只有从人格缺憾、从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所具备的唯我独尊、君无戏言乃至兔死走狗烹、鸟尽良弓藏的共同倾向上看似更贴切。曹操自然连汉高祖刘邦的水平也达不到，兔未死而先烹走狗、敌在前而自乱阵脚，前有赤壁之败，后有斜谷之溃，自在情理之中。所有封建统治者于冠冕堂皇之中，都拥有一致的卑微的人格和渺小的灵魂。曹操杀人先敬酒、死妻先下跪、乃至猜谜已中却偏不讲，致令杨修触犯众怒而为杀之留下伏笔等种种狡诈，无非是其卑微人格的自然发露。　

　　杨修的形象总谱可用露才扬己来说明，具体表现为聪明不肯藏拙，得理而不肯让人。逼曹操被动杀妻，牵马坠蹬乃至甘冒全军覆没之大不讳而决不肯被逼而退军，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位英才的聪明度与正义感紧密相联，使得他以知识分子心态，度封建统治者之人格，妄想曹操会大胆承认错误，赢得更大威信。这也说明他对曹操的认识远不够周密，他对上司人心实在是没有琢磨透，而这却恰恰是所有庸才的看家本领。为了表明其聪明，也为了证实其正确或曰真理的占有度，他从不肯向岳父低头认错，哪怕是赔个笑脸。甚至死在临头，他还要最后一次劝“丞相快快撤兵，免得全军覆没”，尽管他深知这最后的规劝只能是加速自己的灭亡。他所要求的是让三军将士明辨是非，得智者之智而用之。

　　千般乖戾，万般激越，杨修的人格精神毕竟健旺可钦。他在心理基调上一直是以汉家大业高于曹魏功业，以百姓疾苦重干个人安危。开场时高诵曹操“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作，终场时他还求丞相“初衷不改，天地可鉴”，这种始终如一为天下生民而奋斗的呐喊，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人格精神。为了这崇高的理想，为了坚持这崇高的人格风范，杨修有多次明哲保身的机会但他一应放弃。面对鹿鸣女情知夫君危难际“到如今也只得夫妻父子抽身走”，一家三口远遁隐居的请求，杨修只是记盼着：　

　　中兴大业未成就／忍将夙志付东流／倘若是此时间你我夫妻抽身走／抛下你年迈的父相，大小三军，兵困绝境，一场败局无人收，赤壁悲歌又重奏，我岂能看水流舟？！

　　知其不可为之，甘愿一死明志，以死唤醒众人，这正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智能型人格的充沛发露。　

　　当着权势者人格与智能型人格的对峙结构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循环形成之后，其所造成的悲剧性危机将是全民族的灾难。　也只有明智的统治者和聪颖的人才群体相对吻合时，中国封建王朝才可能得到一定时期的繁盛。　但这种现实性，在二十五史上毕竟不多见。　

　　相信《曹操与杨修》这种典型的人格冲突结构，在中国的将来会较少出现。　

　　这出戏有着许多虚构处。例如曹妻倩娘，杨妻鹿鸣女都是虚构人物，招贤者更是以全盘虚构和戏剧假定的面目出现。　从事件上看，据李希凡先生在《中国文化报》（1989年11月16日）的一次发言说，关于“曹操赤壁之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远来疲弊而北兵不习水征，荆州之兵附操者叉不能真心协同作战，不见得人才之匮乏为主要原因；关于斜谷之败，只是“无功而退而已”。次年，建安25年，操病亡，曹丕嗣位为魏王、丞相，接着又首立魏国，都说明并非是剧中所云的那种危机四伏、无法收拾的残局。而且操之杀修，罪名固然是“借惑乱军心而罪杀之”，而主因乃是因其“助曹植与曹丕争为世子”。剧中的孔明战表诗，乃是《世说新语》曹娥碑题辞之嫁接。　历史与艺术，毕竟不是完全相同的范畴。　

　　作为一出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的思想内涵远远超出了这两位历史人物本身，客观上具备了对中华民族兴衰成败的历史反思之典型深度。仅就戏剧本身言，正如前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方杰等专家称，该剧的意义已超越戏的本身，而是关系到京剧和整个戏曲事业的振兴。　

　　陈亚先风华正茂，新作迭出。岳阳剧作家们的创作能量，将会象滚滚波涛一样不断高涨。人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