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两部戏剧专著谈起

　　李庆成同志长期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从一般干部到处长，1992年后又担任了国家剧院的副院长，是位名符其实的从事戏剧管理和领导的“官员”；然而，他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戏剧评论家。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两部戏剧评论、研究专著：199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的戏剧》和最近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戏剧述论》。

　　这两部著作出版后，在戏剧界和评论界反响不错。《人民日报》及海外版，《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戏剧》、《戏剧电影报》、《上海艺术家》、《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二十余家报刊均发表了书评和书讯。有人认为这两部著作记载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戏剧的发展轨迹，研究和探讨了新时期戏剧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书”（刘乃崇、蒋健兰《值得一读的书》）有的认为它“虽然以评论剧目为主，但并不限于一戏一评，而是高屋建瓴，从剧目创作中引申出戏剧创作的规律”（林大明《为有源头活水来——读李庆成＜新时期的戏剧＞》）。有的地方把它作为学习资料发给剧协会员供学习参考；有的地方作为奖品把它颁发给获奖的戏剧工作者。在理论文章“跌价”受到“冷遇”的今天，庆成同志的戏剧专著受到如此“青睐”是颇为发人深思的。统观庆成同志这两部著作，不难发现，庆成的文章独具特点，初步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李庆成与其它评论家不同，“评论”不是他的专职，他的专职是“政府官员”或剧院的领导，也就是行政管理人员。评论界人士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代表政府的戏剧官员”；照戏剧圈里的话说，他是“管戏的”和“抓戏的”。不错，这正是他与其它评论家的不同之处，也可以称作他的优势。他集戏剧管理家、活动家，评论家于一身，把抓戏、审戏、选戏、评戏（评奖和评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自己工作和研究的“系统工程”。有些戏他首演时就看过，并且提出过加，工修改意见；有些戏更是在他关怀和扶植下日臻完善，走向成熟。他不仅是赏花和品尝果实的人，而且是浇水施肥和修剪花木的园丁。他了解戏剧生产的全过程，洞悉其获得成功和遭到失败的原因和症结所在。因此，他对所评剧目及所论述的问题，能站得高、看得深，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二、苦孩子·诗人·评论家

　　庆成同志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黄家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失去父母，他有一个饱尝苦辣酸甜的人生滋味而终生难忘的丰富多彩的童年时代。家乡村西那无名的小河，滋润过他干涸的心，给了他悠长的遐想；冀东的高粱和玉米，给了他营养和智慧。他的父母没有文化而且早逝，在他的遗传基因里没有一个先天的艺术细胞。是地方戏给了他最初的艺术启蒙和薰陶。唐山是评剧的发源地，评剧在当地极为流行，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爱。童年的李庆成耳濡目染也爱上了评剧，不仅看过许多戏，而且和“乡亲们一样也能自得其乐的哼唱几段”，虽然野腔野调，但韵味却颇为浓郁。上初中时他回家乡过寒假，在小学老师的带领下曾和同村的同学们排练上演过一出名叫《中秋之夜》的小歌剧，他在剧中担任男主角；到高中时，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他自编自演街头活报剧，扮演报社记者，肩背照像机，英气勃勃，十分潇洒。高中毕业后，庆成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当时正赶上著名戏曲家华粹琛先生在中文系任教，庆成有幸聆听了他教授的《长生殿》、《牡丹亭》等古典名剧。在大学里，他曾通读过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剧本全集，读得很认真，很投入，照他的话说是“读得自己神魂颠倒，满嘴都是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台词。”当时，尽管他还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他已开始踏上戏剧之路，为以后步入戏剧高雅而神圣的艺术殿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庆成最初却是想当一名诗人。在上初中时他便开始作诗人梦，并且下决心一定要实现这个梦。他如饥似渴甚至是贪婪地阅读古今中外各位大诗人的作品，三、四十年后他回忆当时情景还说：“那时真有激情，我一夜之间就读完了闻捷的一本诗集，觉得他的诗很像我喜欢的苏联诗人依萨可夫斯基的，从此，我便立志要当个诗人了。”在此期间，他不停地读诗、写诗。起初在学校的壁报上发表，后来在《唐山劳动日报》、《唐山体育报》和唐山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猛进》等报刊上发表。当时少年书生，风华正茂，俨然以未来诗人非我莫属而暗自欢喜，他曾在一篇名叫《共产党把我抚养成人》的文章中公然声称：“我将来要做个诗人，我要永远歌唱党，歌唱毛主席，歌唱新社会。”　

　　梦终究是梦。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当时戏曲现代戏方兴未艾，剧作家供不应求，周扬同志指示中国戏曲研究院要从全国几所大学选拔一些文科大学毕业生加以培养，让他们从事戏曲现代戏的创作，郭汉城、刘开宇等看中了他的才气和文笔，是要把他培养成戏曲现代戏剧作家的。报到不久，赶上了“四清”，一搞就是两年；接着十年“文革”，哪里还能创作什么剧本。后来从“五七干校”分配到文化部机关专门从事戏剧工作。诗人梦不必再提，剧作家也不可能再当，倒成了一名文化“官员”，照他的话说，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职业观众”。是金子总要发光，是鲜花总要放射馨香，有真才实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作用，展露芳华。他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是看戏审戏了，产生了要“评论一番”的想法；于是乎就研究，就撰写，一发而不可收，从1979年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开始。十五年间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南开的老同学们和他开玩笑说，文坛上少了一位诗人，戏剧界却多了一名评论家。

　　三、“曲高和众”和“三个结合一句话”

　　李庆成是政府“官员”，又是评论家，他的审戏、选戏、评戏从来不是单纯凭自己一时兴趣；更不是故作高深显示“学问”。他是一个自觉意识很强的戏剧管理家和评论家，他审戏选戏评戏有明确的目的和原则。他选戏评戏既注重思想导向，又注重专家意见，更注重群众的需要和反映。在一篇文章中他精辟地阐明了领导、专家、观众在“看戏观”上的辨证统一关系，他说：“我评论戏是为了选戏，而选戏并不是为了我自己的高兴或是其它什么原因，而仅仅是要让领导、专家和广大观众满意。”他又说：“领导、专家和广大观众，由于地位、水平、角度、习惯的不同。他们对戏的要求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相距甚远。但我也发现，领导、专家和广大观众在‘看戏观’上也并非绝然没有共同点。”庆成在审戏选戏时，善于发现这样的共同点，善于把领导、专家和广大观众的“看戏观”统一起来，选出领导、专家和广大观众“都比较满意的戏”。这种戏“曲高和众”，“雅俗共赏”，既符合领导意图、思想导向，又有深厚坚实的群众基础。

　　庆成同志长期在文化领导机关工作，但他十分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恳，直率朴实，认真负责；从不蛮横武断，以势压人；他的文风朴实，说理探讨，谆谆善诱。有人说他的文章“大气又亲切，有学者风度而无当官的架子。”在我们老一辈的革命文艺家中，不少人既是领导又是专家，既工作又治学，而且建树卓著。庆成同志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把领导与学者，工作与治学溶于一身，巧妙结合，相互促进，成效显著，在同辈人中是比较突出的。　

　　庆成认为：“评论家应是戏剧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桥梁。对观众，他应是共鸣者和艺术欣赏的引导看，他的文章应代表观众的看法又要比一般观众有更深的见地，能引导观众深入的理解作品，欣赏艺术；和戏剧艺术家（包括编、导、演、音、舞美等等），应是知心朋友，他应当最理解艺术家的甘苦，最理解他们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叉能指出他们艺术实践中的不足，引导他们进一步提高。”

　　这确实是内行的见解，把评论家摆在了恰到好处的位置；把戏剧评论的作用做了恰到好处的论述。为了做好工作，当好学者，庆成历来奉行“一句话”和“三条原则”。一句话是：“广交朋友，多做好事，共谋事业。”三条原则是：“权力和真理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工作和写作相结合。”

　　庆成认为，在文化主管部门工作总是有点“权”的，这个“权”用得好就可以促进戏剧事业的繁荣，所以权力必须与真理相结合，否则贻害无穷。做领导，写文章必须有理论修养和政策水平，但不能天桥把式“只说不做”，而是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脚踏实地地进行调查研究搞好艺术管理工作。以上两条是在文化主管部门工作的同志都应当具备的，而“工作与写作相结合”则是庆成特别给自己规定的。通过写作把看戏感受和艺术管理经验加以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以此推动戏剧事业的发展。

　　庆成同志为人诚恳、敦厚、谦和，在戏剧界口碑很好，朋友很多，可以说是遍及全国各地各剧种各剧团。他们当中既有文化界戏剧界的领导，又有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人员；既有蜚声海内外的著名艺术家，又有初露头角名不见经传的新秀。这都是他长期遵奉“广交朋友，多做好事，共谋事业”处事原则的结果。上海著名剧作家俞雍和的沪剧《姊妹俩》刚上演时，有人给它扣上“观念陈旧”的帽子，予以否定。庆成经过反复看戏（或录像），认真研究，认为它不但不是“观念陈旧”，而且是一出“有情有戏有哲理的好戏”。写文章给以肯定和支持，并实事求是地指出其缺点和不足。在共谋戏剧事业发展的同时，俞雍和与李庆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剧作家杨利民和李庆成的交往颇富戏剧性。有一次，庆成和戏剧界的朋友们同游张家界，杨利民对他说：“你不认识我，我早就知道你，你的一篇文章救了我的命！”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杨利民本是大庆工人，曾写过一个名叫《呼唤》的话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有人说它是为“三种人”翻案，要进行批判。正在这时，《黑龙江戏剧》上发表了李庆成的文章，肯定它是一出给人启示、鼓舞和力量的好戏，使杨利民避免了一场被批判的灾难。他后来又写了《黑色的石头》等好戏，还得了全国优秀剧本奖。

　　类似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山歌情》的导演张曼君谈起李庆成老师对他们的鼓励和帮助，形象地说是“碰到了贵人”，武汉汉剧青年演员邱玲则称他是“有人情味的领导”。庆成用诚心和工作，在戏剧界赢得了众多朋友和知音，对我国戏剧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庆成同志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戏剧界出现的有影响的戏剧评论家，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当今我国戏剧界的“实力派”和“中坚力量”。我们祝贺他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他再接再励，为我国新时期戏剧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