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两个认识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反复地行进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引自毛泽东同志《矛盾论》)我们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认识也是如此。但直到今天,我们对于浩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认识从总体上来说,无论是其特殊性(个性)还是普遍性(共性)都是很不够的。仅以皮黄腔而论,过去我们总是说它包括西皮、二黄、反二黄、反西皮四种板腔,这固然是对的,但现在看来,这一认识已不够全面不够确切了。或者说,我们对其中某些特殊的结合方法,特殊的板腔形态还了解不多,认识不足。这是因为人们比较注意影响最大的京剧皮黄腔,而忽视了其他剧种的皮黄腔;从京剧的皮黄腔中归纳出皮黄腔的特点,似乎京剧的皮黄腔就包括了(或者可以取代)其他剧种的皮黄腔的特点,视为皮黄腔带普遍性的东西。这是不全面的。也由于人们比较熟悉京剧的皮黄腔,一听其他剧种的皮黄腔,就说“象京剧”。这是不究历史,先入为主而产生的错觉。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剧种的皮黄腔就无人研究,没有专文专著,而是那些研究成果未能在全国范围得以公开发表、出版。这一情况,远不限于皮黄腔。
一九八二年初,我去湖南、湖北,学习、调查戏曲音乐,在湖南北部,有许多主要运用皮黄腔的剧种——常德汉剧、荆河戏、巴陵戏等等,其中常德汉剧流传甚广,遍及湖北公安、鄂西南、湘西黔阳等处。它们的“南北路”(即皮黄腔)与湖北汉剧的皮黄腔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特殊之处。本文着重谈谈常德汉剧南北路的特殊之处,兼述湖北汉剧皮黄腔中的特殊板腔,透过这些特殊板腔,使我们对皮黄腔的总体可能有进一步的认识。这里写的仅仅是我这次学习、调查所得,很可能其他剧种的皮黄腔中还有特殊板腔,为我不知,有待扩大调查范围深入学习,也有待其他同志著文论述。
一、 常德汉剧中的丑旦同腔及小生腔
皮黄腔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在唱腔上有区别,于是通过宫调变化手法,形成了生腔与旦腔两大类。这不仅解决了生旦对唱时的音域矛盾,充分运用各自最适宜的音区,发挥各自的演唱特点,各得其所,各见其长;而且从人物性别、人物形象方面也有了区别;同时在音色、音量、音域、气质等方面获得对比变化。应该充分肯定,生旦分腔在皮黄腔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大发展。它极大地丰富了皮黄腔的艺术表现力。显而易见,如果生旦不分腔,生旦净三角如何唱《二进宫》?杨延辉与铁镜公主又怎么对唱《坐宫》的后部?那《武家坡》恐怕也没有如此的艺术效果。
生旦分腔已遍及运用皮黄腔的各个剧种。
然而,在常德汉剧、荆河戏中,不仅有生旦分腔,而且还保存着丑旦同腔。在其他皮黄腔剧种中,丑角用老生腔,与旦角是分腔的。惟在常德汉剧、荆河戏中,丑旦同腔,别具一格。
[谱一]*的小丑“撮狗”与旦角“揭三妹”是“同腔同调”,只是个别音因唱词字音的原因有所不同,小丑比旦角低八度。但也有翻音大跳的唱法,很能表现小丑诙谐、滑稽、幽默的性格。
丑旦同腔的存征,给戏曲音乐史提出了一个值得重新研究的问题,即陕西梆子(秦腔)在衍变为西皮腔的过程中,是否还经历过一个丑(生)旦同腔的时期?一般来讲,事物的发展总是先简后繁,由初级到高级,不大可能先有丑旦分腔而后再退一步回到同腔。许多戏曲史论认为,西皮腔的发展脉络是:秦腔——襄阳腔——西皮腔,已成定论,我亦如此叙述过。但是襄阳腔无音乐资料可考,它是分腔还是同腔,不得而知。现存的西皮腔(北路)是分腔的。常德汉剧的丑旦同腔,是否就是秦腔演变为西皮腔的中间过度形态呢?我以为是可能的。否则,难以解释现存的丑旦同腔。
而且,戏曲声腔的流布,并不一定是按照某一路线,由近及远地传去;也不一定是由某一中心点(发祥地)向四周作等距离的扩散。完全有可能某一艺人,某一戏班,穿州越府,由甲地到不相邻的很远的乙地去,传艺卖艺,所带去的戏曲声腔就地生根开花,安家落户。乾隆时期四大徽班进京,吸收汉调,逐渐形成京剧,但不见徽班沿途献演,一路授艺的记载。四川高腔未必就一定是经过湖南或湖北,而不能直接从江西传过去。湖南戏曲活动,远在元代即有记载。元人夏庭芝《青楼集》中云:“帘前秀末泥(元杂剧的角色)任国恩之妻也。杂剧甚妙,武昌、湖南等处,多敬爱之。”湘鄂两省不无影响。常德亦早有戏班。常德老郎庙曾有“永乐二年置 华胜班”字样的太平缸一口,毁于民国八、九年,高龄老艺人曾有目睹者。(据刘炎卿、张九《常德汉剧》一文)明代永乐二年(1040)常德已有戏班——华胜班。常德汉剧一名是解放后定的。据此及常德汉剧现存的音乐,能否作此推测:陕西秦腔先传到湖南,渐变为丑(生)旦同腔的北路,而后再由湖南传到湖北,慢慢地形成生(丑)旦分腔的西皮?这种可能性恐怕也是存在的。
这里还可提出一个佐证:常德汉剧《周瑜坐帐》的小生腔[谱二],长达三十二句,不论导板、一流、慢浇水、流水、毫无例外地是上句落宫,下句落徵,规律性地交替出现。这种徵调式的北路小生腔,与陕西秦腔的基本调式相同,而且秦腔也是上句落宫,下句落徵。从音乐上看,它比现在湖北汉剧、湘剧、京剧的西皮——旦腔上句落羽,下句落徵,生腔上句落商,下句落宫(这里所指是其基本形态),更加接近陕西梆子。这种徵调式的小生腔,还包括老生的“台腔”(也是上句落宫,下句落徵),是否就是陕西秦腔南传后的最初形态?这里,我只是提出问题和推测,不敢妄下断语,有待戏曲音乐史专家作出科学的结论。不过,我想强调一句,即研究戏曲音乐史固然应该重视历史文字记载,分清真伪正误,但更应该极其注重现存的戏曲音乐。今天还活跃在舞台上的一些历史悠久的戏曲声腔,尽管多有变化,但它是代代相传的历史存在。研究现存的戏曲声腔,由今及古,有可能探清它的来龙去脉。这点,我认为不应忽视。
二、常德汉剧中的南反北
“南反北”就是北路(西皮)唱腔用南路(二黄)胡琴伴奏,可说是南路与北路结合的产物。这是皮黄腔的一大发展和创造,它是常德汉剧、荆河戏中特殊板腔之一。
[谱三]所录的一段常德汉剧的“南反北”共十六句,兼有一流(近似快三眼)、慢二流(近似原板)、流水、三流(类似散板)四种板式,它本身就是成套唱腔。十六句唱腔,无例外地上句落商,下句落宫,其基本调式是所有西皮生腔共有的宫调式。每句唱腔的第一字弱(眼或消板)起,最后一字强(板)落。其音调、调式、结构、幅度均具有西皮生腔的共同特点。“南反北”突出之处,就在于唱腔与伴奏的巧妙结合。胡琴的定弦、指法及其唱名,是区别南路、北路、反南路、反北路的重要标志之一。南路胡琴与北路胡琴截然不同。用南路胡琴伴奏北路唱腔,其效果既不同于南路,也不同于北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声腔。伴奏沉着而流畅,唱腔刚直而苍劲,然而它们的结合自然融洽,毫无生硬之感。这种声腔有一整套不同节奏、不同速度的板式,自成体系。也就是说所有北路板式均可用南路胡琴伴奏。南路5——2两个空弦音在旋律中占有重要地位。[谱三]程婴唱的部分,多处句末散唱,旋律低行,表现出伤感的情绪。“南反北”常用于悲剧,如《玉清观》孙策临死的唱腔,《三请三休》樊梨花装死等等。“南反北”提供了一个发展皮黄腔的经验:西皮唱腔可以用二黄胡琴伴奏。这种结合方法,京剧及有些皮黄剧种均没有,是否也可发展这种声腔使唱腔与伴奏的结合多样化呢?
三、常德汉副中的关东调
这是常德汉剧、湘剧的特殊板腔。关东调是唱反南路(反二黄)唱腔,用南路胡琴伴奏,可说是反南路与南路的巧妙结合。关东调主要是关羽唱的,其他古代英雄人物偶尔也用,如岳飞。(我疑是“关公调”之讹传,但请教老艺人,却肯定“关东调”之名无误。)
[谱四]反南路的唱腔与其他剧种反二黄的音域大体相同,即(2)3——·(·即)(·(·即)),比南路(2)3——5(6)的音域宽阔,而反南路的特征音调表现在5——·(·音)(·(·音))的高音区,其低中音区的旋律与南路没有根本区别。从[谱二]可以看出,其特性音调明显而突出,情绪高亢激昂,颇有大将风度和气派。其基本调式仍是商调式。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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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调,都是南路腔中所没有的,反南路特性音调,在《华容挡曹》一剧中关羽唱的关东调,开头的一句唱腔,前为“反南路”,后为“北路”,显得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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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人声马闹”一腔节中低音区的音调之外,其他在南路腔中也都是没有的。“马嘶人闹”转北路腔,声调高亢,却是生行北路腔中偶而出现的音调。但它们的伴奏都是南路胡琴。南路胡琴的音域:5——6,它与反南路、北路唱腔相结合,由于音域所限,不得不做高八度或低八度的演奏,于是伴奏的旋律进行产生不少特殊的音调:3 1 1 5 6,1 6 3 5 6,5 6 7 6 ……等等,它与唱腔的某些音,时而同度,时而高八度,时而低八度,颇多变化,乐趣盎然。
关于“关东调”的形成原因,张九同志识为:是因为南路腔在表现关羽这类人物有所不足,而采用翻高的唱法,并有所发展。[谱四]“关东调”的基础是南路胡琴南路腔,但上句是把南路腔翻高五度演唱,下句仍是南路原腔。“关东调”在湘剧里称为“南路盖调”,因为是关羽、郭子仪(卸甲封王)、徐延昭(二进宫)等人物所用,这类人物多开紫脸,所以又称为“紫脸腔”。因为音调特别高昂,所以都用假声演唱,这和唱反南路是很不相同的。张九同志的这段话,说得很好,补充了我认识上的不足。
四、最慢的板式
人们比较熟悉京剧旦腔二黄、反二黄慢板(慢三眼),它可算是京剧中的最慢的板式。但在皮黄腔中有比它更慢、旋律节奏更复杂多变的板式,这就是湖北汉剧旦腔二黄,反二黄慢三眼和常德汉剧生腔旦腔南路慢三眼。
[谱五]湖北汉剧《宇宙锋》反二黄慢三眼,整段唱词是:“事到此我只得随机应变,学一个疯魔女扭捏近前。把父亲当匡郎夫一声(下转反二黄)叫喊……”这样的唱词不过是赵艳容的内心独自和疯癫乱语,并无诗情画意,感情色彩也不浓。然而这里却动用了旋律性很强节奏错综复杂的板式。它的表现意义,远远超出了戏剧内容和唱词的本身,已成为具有相当独立而完整的声乐和器乐的艺术作品。
谱面上是8/4,实际是4/2,一板三眼。因短时值的音符特多,为便于读谱起见,只好采用8/4的谱式。如此,每一小节的板眼位置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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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腔板距极宽,字稀腔密,出字后旋律悠长,字字之间特别是词组之间加入长过门距离甚远。但其字位的安排是有章可循,有据可找的。如将其时值紧缩一倍,其字位即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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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京剧《宇庙锋》实际演唱的字位一致。
所不同的,前者句末、词后的拖腔及过门,比后者大幅度地增长,但并不影响它们之间字位节奏的共性。这并非偶合,而是不同剧种的皮黄腔所具有的同一性的表现。上例即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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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值相同,那么湖北汉剧也比京剧慢一倍。何况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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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值前者比后者慢,足见其慢的程度了。
湖北汉剧反二黄慢三眼,以四分音符为一时间单位的话,它比反二黄二流慢得多,但由于每一时间单位包含二个,三个以至十个小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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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流动,各种简单的和复杂节奏交错出现,音符长短疏密变化多样,顿逗连断安排有致,因此,听觉并不为慢,反而显得丰满、连贯、细腻。曲中高低旋律层的对比明显,各种旋律音多程的跳进级进,各种旋律型的有机结合,组成了宛如绚丽多姿的彩带,与精湛的表演浑为一体,交相辉映。
湖北汉剧《落园》陈杏元唱的“耳边厢又听得走石飞沙”反二黄慢三眼,如同《宇宙锋》一样,也是极慢的板式。《断桥》白素贞唱的“恨法海把我的银牙咬挫”二黄慢三眼,音调虽不同于反二黄,但其速度之慢,旋律之繁缛却不相上下。
[谱六]常德汉剧《二进宫》的南路慢三眼,亦因短时值音符多顾及读谱方便而采用8/4记谱,实际上也是4/2,一板三眼,其速度也是极慢的。
这段唱腔“慢三眼”部分,恰好比后面的一板三眼“一流”慢一倍,故谱面上的
插入(乐谱)
音符时值前后相等,连接自然,不露痕迹。唱腔饱满舒畅,苍劲有力。唱腔部分缓慢而稳定,但引奏及过门的速度变化却很大,有的地方比唱腔快一倍以上。引子及过门均有短暂转入下四度的宫调变化,而唱腔部分的宫调变化更多,谱上标出的①一②,③一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等七处,均转入下四度#C调(仅指#C=1,不涉及调式),也就是转入“反南路”,特别是○13——○14宫调变化,幅度更大。这些宫调变化给唱腔以不同色彩的对比,增加了唱腔的艺术表现力。
特慢的一板三眼,是皮黄腔中的一枝花,它的音乐性很强,旋律丰富而优美,宜于抒情表意。但既然是花,就应把它种在花盆里,插在花瓶里,而不应乱栽乱插。换言之,也就是要曲尽其能,用得恰当。
五、皮黄腔中的民歌运用
草鞋板是常德汉剧、荆河戏特有的唱腔。因用北路胡琴伴奏,故又叫北路草鞋板。解放后又演变出用南路胡琴伴奏的南路草鞋板。
[谱七]是常德汉剧《千里送京娘》一剧《打洞》一折戏中的一段唱腔。赵匡胤先唱两句北路一流,接唱草鞋板,最后借用四平调的尾部作结。吸收民歌用于古老的曲牌体的昆曲、高腔中,比较方便,例子不少;但插入板腔体的皮黄腔中,却不多见。
关于草鞋板的来源,精通常德汉剧音乐的著名老艺人刘炎卿老师介绍说:“从前有个很有名的民间盲艺人向金斗,会唱很多调子,《打草鞋》就是其中的一个。它是一首民歌。歌词已记不清了,那个调子还记得。”
[谱八]就是刘老师唱的民歌《打草鞋》。
草鞋板仅采用了《打草鞋》的第一二两句,保持了每句四板,上句落商,下句落徽的特点,反复演唱,朴实无华。这两句民歌运用于皮黄腔后,音调、字位均有变化,板起变为消板起。两句徵调式的草鞋板插入宫调式的北路唱腔中,调式色彩起了变化,加之节奏、结构、音调的不同,别具一格,另有一番风趣。
结语
皮黄腔具有程式性,同时又具有灵活性、可变性。因此各个不同剧种的艺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条件和群众的要求——地方语言和音乐的影响,剧情发展的需要,人物性格的刻划,演唱条件,人们的欣赏习惯、美学趣味等等,进行大胆而稳妥的变革和实践,从而产生不同于其他剧种的特殊板腔,表现出历代艺人们的聪明和才智。
某些特殊的板腔,给戏曲音乐史提出了值得重新研究的课题。从现存某些声腔板式的音乐出发,兼顾历史文献记载,由今及古,有可能探清某些声腔的来龙出脉。
特殊的板腔为发展皮黄腔提供了先例——北路唱腔、反南路唱腔与南路胡琴的巧妙结合;最慢板式的运用;变化的运用民歌等等。这些都是发展、增加皮黄腔艺术表现力的作曲技法,值得研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