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讨戏曲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加强戏曲学术研究，振兴中国戏曲，2002年7月11日至20日，我作为大陆学者应邀赴台湾参加了“两岸戏曲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台湾（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财团法人“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承办，“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台湾戏曲专科学校、台湾艺术大学、台湾大学与宜澜县政府协办。

　　大陆方面派出了包括戏曲文学、戏曲史以及戏曲音乐研究方面的学者11人，与之对等，台湾方面也派出了11位学者。会议是在台湾宜澜县的台湾传统艺术中心表演厅召开的。共安排了九场研讨会。每场研讨会设会议主持人一人，论文宣讲人二至三人和与之相应的特约讨论人。会议主持人由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轮流担任，大陆学者宣讲论文，便由台湾学者担任特约讨论人。

　　这次研讨会，由于同时开办了一期戏曲研习营，所以，宣讲论文的学者虽只有22人，听众却有几百人。他们是来自台湾各所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也有一部份台湾文化界的名流。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富有成就，有独特和精深的见解，因而提问十分热烈和尖锐。实际上，每一位宣讲论文的学者，都面临着一次严格的鉴定与面试。概括起来，22篇论文，除台湾大学讲座教授曾永义先生是以会议主席身份作的专题讲演以外，兵他21篇论文大概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方戏曲的音乐与唱腔。　

　　这一部分共有八篇论文。其中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系施德玉教授的《曲牌体和板腔体初探——论其名义、体制与异同》一文，对中国戏曲音乐两种体系中的曲牌体与板腔体的定义做了详细的考证。并提出了自已的见解；“台湾中央大学”李国俊教授的《试论闽南的歌与曲》一文，较系统地论述了台湾歌仔戏的形成和发展；台湾戏曲专科学校郑荣兴校长的《台湾客家改良戏音乐的研究》一文，简述了客家大戏的发展历史，并对三脚采茶戏进行了研究；台湾戏专传统音乐科游素凰主任的《廖琼枝歌仔戏唱腔艺术之探讨》一文，对获得台湾最高文艺奖、薪传奖，并号称台湾民族艺师与台湾第一苦旦的歌仔戏名角廖琼枝女士在“依字行腔”、“韵脚的布置”以及“绝头句”等方面的成就与特色作了详细的研究，北广播学院路应昆教授的《中国剧曲史上的曲、腔演进》一文，论述了曲文与腔调从分离状态到结合，从语言本位到乐本位，从而形成了中国戏曲众多剧种的过程；另外，江苏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主任汪人元研究的《江苏地方戏曲音乐的历史及发展》、陕西省艺研所许德宝研究员的《地方语言字音的四声及变调是构成各剧种唱腔旋律的基本骨架》以及笔者的《浅淡湘剧高腔音乐的特色》三篇论文，分别对江苏16个剧种的源流以及秦腔与湘剧高腔的音乐特色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

　　第二，剧种的发展与流播。

　　这一部分也有八篇论文。其中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王安祈教授的《两岸交流前的“偷渡”与“伏流”——以京剧演唱为例》一文，叙述了两岸艺文交流断绝近50年间，透过各种“地下管道”（唱片、广播、录影带等），大陆的京剧新声如何“偷渡”潜入台湾的过程；台湾文化大学戏剧系徐亚湘主任的《近代中国戏班在国外的传播情况》一文，通过研究1842年（清王朝签订南京条约）至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戏班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探讨了中国戏曲在国外的影响；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蔡欣欣教授的《高甲戏之渊源形成及其艺术研究》与台湾大学戏剧研究所林鹤宜教授的《台湾戏剧历史十二题》两篇论文，对闽南和台湾特有剧种的源与流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台湾南华大学民族音乐系周纯一主任的《温昆作为两岸戏曲交流的符号学思考》一文，从多方面论述了温昆（温州昆剧，也叫永嘉昆剧）有异于其他昆剧的特质；中国剧协秘书长王蕴明研究员的《简谈地方戏曲的普遍性与地域性》一文，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中国地方戏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中国艺术研究院付谨研究员的《婺剧：声腔与剧种》一文，通过婺剧的形成与命名，探讨了多声腔剧种形成的规律；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教授的《永嘉昆剧与海盐腔》一文，探讨了永嘉昆剧中的《九搭头》（指各类早期南曲曲牌）可能是海盐腔遗响的问题。

　　第三，地方戏曲的文学价值与特色。

　　这一部分共有论文三篇。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王安葵研究员的《中国戏剧——对历史和生活的诗化》一文，从化妆、语言到歌唱和表演，都经过了夸张、变形和节奏化的艺术特色，论述了中国戏剧的诗化特征；中国艺术研究院徐城北研究员的《诗意的蝴蝶——三个反映“梁祝”故事的戏曲剧目之比较》一文。通过越剧、川剧、京剧反映梁祝剧目在剧本文学和演唱艺术方面的比较，论述了各自的文学特色和演出特色，并以此论证了京剧也曾是地方戏，阐述了地方戏与全国性剧种的分类现状；山东省艺研所王晓家研究员的《地方戏曲的题材特色略论》一文，从大文化的总体思路入手，论述了地方戏曲的题材与地方文化优势、剧种特色、音乐唱腔特色、剧目与唱词特色、文本特色以及表演特色等方面的关系。

　　第四，其他。

　　这次研讨会内容广泛，涉及面很宽，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外，也有学者谈到了其他方面。台湾师大国文系陈芳教授所写的《论清代“花、雅之争”的代表演员及表演艺术》一文，论述了自乾隆中叶至光绪中叶期间，北京的昆腔与秦（京）腔（第一阶段）、昆腔与徽班（第二阶段）和上海的昆腔与徽、京班（第三阶段）之争胜竞艺的三个时期，以及在这三个时期内代表性演员的表演角色，当然也涉及了这些时期内剧种的交流与发展；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康保成教授的《明清时期的佛教与地方戏》一文，则通过佛寺是戏曲的主要演出场所之一、佛教节日成了演出地方戏的最佳时机、民间丧葬仪式的佛教化和演戏成了丧仪的组成部分，法事戏的形成是借鉴和汲取了戏曲的表演以及梆子戏的梆子是从佛教法器木鱼演化而来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地方戏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研讨会的另一项内容便是观摩演出。这次两岸戏曲学术研讨会，是与两岸戏曲大展、戏曲研习营（组织师生听课）以及传统艺术中心的开园大庆同时进行的，所以气势与规模都十分浩大。台湾的政界、商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都纷纷出席会议和观看演出，台湾的新闻媒体（广播、电视和各大报刊）在黄金时间和显目版面天天报道会议与演出的情况，掀起了一个研讨中国传统文化，观看中国传统艺术的热潮。

　　这次参加两岸戏曲大展的院团，除大陆的山东吕剧院、江苏省苏剧团、江苏省锡剧团、浙江省婺剧团、浙江省绍剧团以及陕西省秦腔剧团和湖南省湘剧院之外，还有台湾的宜澜壮三新凉乐团、汉阳北管剧团、苗栗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和戏专歌仔戏科。演出场所有宜澜县的“国立传艺中心”、台北的“国家戏剧院”和中山堂。大陆剧团除秦腔与湘剧团属商业性演出，阵营较齐之外，其他五团每团只有七人左右，只能演出一些优秀传统戏片断和折子戏，乐队除司鼓和主弦外，均由戏专传统音乐科的学生担任。这些剧团虽然去的人少，但都是演艺超群的名演员，所带的也都是他们的精品看家戏，如锡剧的《双推磨》、苏剧的《快嘴李翠莲》、吕剧的《姐妹易嫁》、婺剧的《拷打·提牢》和《僧尼会》、绍剧的《女吊》和《三打白骨精·坐山》等，其唱腔、表演和技艺都是国家一流。特别是婺剧的《僧尼会》，演小和尚的演员已有80多岁，仍唱做俱佳。还有绍剧《三打白骨精·坐山》中扮演孙悟空的青年演员，其表演绝技赢得了与会学者们及台湾观众的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7月18日和19日，研讨会的学者以及戏曲研习营的几百名师生驱车赶往台北，除白天安排参观以外，晚上便是观看我们省湘剧院的演出。两岸学者一同观看了我院18日晚的首场演出《马陵道》与19日晚演出的《拜月记》，这对于省湘剧院的全体演职员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演出十分成功，得到了两岸学者以及广大观众的热情赞扬。

　　台北市的“国家戏剧院”，其规模与设施都堪称世界一流。当我走进剧院时，已被这规模宏大的剧院所吸引。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鱼贯入场的踊跃观众。这些观众，当然不乏“湖南”、“长沙”等同乡会的湘籍人士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但是也有不少与湖南无关的观众。《马陵道》因1999年曾获文化部的文华大奖，慕名来观剧者不少。不过，从演出中那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来看，台湾观众不但看懂了这出戏，而且也认同了这出戏。演出结束后，在台湾大学请吃夜宵（实为宴会）时，大家的言谈完全可以证实。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系教授施德玉女士端着酒杯走到我的跟前说：“陈教授，《马陵道》这出戏真好，湘剧高腔真好听，几个演员真棒。我呀，还是第一次这样拼命地带头鼓掌，”台湾艺术大学年逾七旬的李殿魁教授说：“湘剧高腔很有特色，很好听。《马陵道》是新编戏，新编戏搞成这个样子，很不简单。”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叶长海先生说：“《马陵道》这出戏我从报纸上看到过报道，很有名气。今日一看，果真名不虚传。”江苏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主任，研究员汪人元先生说：“《马陵道》这出戏，我们江苏很想用京剧移植，可是，就是找不出一个演孙膑的，更找不出一个能演车前子的，所以一直没有搞成。你们省湘剧院的阵营真强，演孙膑（唐伯华饰）、庞涓（王永光饰）和车前子（王阳娟饰）的三个演员真棒，还有那个太子申（冯伏强饰）、魏惠王（徐君饰）也演得很好。”台湾大学讲座教授、财团法人，中华民俗基金会董事长，这次两岸戏曲大展暨学术研讨会的倡导者和具体领导人曾永义先生来向我敬酒时，也对《马陵道》的演出大加称赞。当我讲到第八场庞滑被围时采用古曲《十面埋伏》来渲染，因春秋战国时代还不曾有此曲而产生过争议时，曾教授果断地说：“中国戏曲嘛，完全是可以的。”研究生林佳仪小姐特地找到我说：“陈教授，在宜澜听了您的论文以后，我对您所讲的关于湘剧高腔的腔与流的问题有点似懂非懂。今天晚上看了《马陵道》以后，我才真正弄清了腔句与放流是怎么一回事了。湘剧真好听。”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在台湾大学读研究生的韩国姑娘李湘美了，看完《马陵道》以后，我就问她：“湘美，湘剧能听懂吗？”她回答说：“能懂，湘剧真好听。”我又说：“明天晚上的《拜月记》还来看吗？”她回答说：“来，一定来，这样的好机会我不会错过。”第二天晚上，她在剧场内有意走到我的跟前说：“陈教授，我来啦，明天、后天我还会来看。”　

　　7月19日晚上演出的《拜月记》，是我院名演员争相献艺的一台戏。左大玢、王永光、贺小汉、陈爱珠、唐伯华、朱球球和李开国等名流同台演出，又是古典名剧，台下的掌声相当热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康保成先生说：“湘剧《拜月记》很不错。”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作家除城北先生说：“湘剧好听。《拜月记》文辞优美，戏很精炼。”台湾东吴大学博士生刘美芳女士说：“《拜月记》这出戏真好，很有艺术性。”当我告诉她这出戏在1956年就拍成了电影时，她又说：“怪不得呀，这出戏肯定经过了千锤百练，才这么感人，这么好看。”

　　我们大陆学者按计划必须在7月20日离开台北返回大陆，所以无法看到省湘剧院7月20日和21日晚上的演出。也无法听到台湾学者的反映。不过，事后听剧院的领导和演职员们介绍，20日晚上演出的《白兔记》，才是我院这次赴台演出的最高潮。演出结束以后，场内观众长时间地鼓掌，不肯离开剧场，而且纷纷向剧场工作人员及我院的演职员提议要再加演一场，但因合同难以更改，无法满足台湾观众的要求。21日晚上演出的《生死牌》，观众们都被戏中扮演第一号人物黄伯贤的、现已73岁高龄的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刘春泉（艺名六岁红）老师所吸引。刘春泉也真的不负众望，艺不减当年，一唱一个好。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中，为我院首次赴台演出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通过这次赴台参加”两岸戏曲学术研讨会”，以及在台湾观看两岸剧团演出，使我感受最深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戏曲艺术，是两岸学者和人民产生共识的最好中间媒介，是加强两岸文化交流，通过这种交流从而沟通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最好桥梁。由于长期的隔离，两岸人民很难相互了解，价值观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但一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戏曲艺术，彼此便能各自抛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来共同探讨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戏曲艺术各抒己见、献计献策。因为两岸人民有着相同的文化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体现者——中国戏曲情有独钟，所以便能越谈越拢、越谈越产生情感、越谈越团结、越谈越觉得两岸本来就是一个老祖宗。

　　第二，两岸学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戏曲艺术的研究上各有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台湾学者，他们身处祖国的一座孤立的岛屿上，不管是所存的资料和拥有的剧种与剧团，都无法和大陆相比，可是他们都有着一种踏实、刻苦的治学精神。他们通过来大陆观看演出、考查史料，通过邀请大陆剧团赴台演出而获得各剧团、剧种的感性认识，并以此来作为研究中国戏曲的资料，这种热爱祖国、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使我深为感动。从他们各自出版发行的著作来看，其研究成果又使我深为佩服，在这次研讨会上，台湾学者所宣讲的论文，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比起大陆学者也毫不逊色。他们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他们敢于议论、直抒己见，是一支研究中国戏曲的生力军。

　　第三，台湾有一支研究中国戏曲的年轻群体，有一批观看中国戏曲的年轻观众，中国戏曲的危机感远远没有大陆那么严重。到宜澜开研讨会的，除22名宣讲论文的学者及台湾几所大学的部分教授外，绝大多数都是台湾各大专院校从事戏曲研究的研究生，上百名研究生，作为台湾那么一个很小的地方来说，应当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透过这个数字，我们也可以预测到现在台湾的学校中，从事戏曲理论学习的大专学生该有多少。另一方面，从每一场戏曲演出的观众比例来看，年轻观众也大大超过中老年观众，这一点是我每一次走进剧场以后倍受鼓舞的地方。台湾曾号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新闻与电视传媒业较为发达，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也很活跃，台湾观众品尝艺术的领域是非常宽广的，其欣赏水平应该说不会低。这种现象足以说明，不是因为经济发达了，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多了，中国戏曲便会出现不景气。恰恰相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他的经济高度发达以后，在与世界各种优秀的文化艺术进行交流的情况下，会更看重本民族、本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会更进一步地继承与发展本民族、本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因此，我相信，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自古以来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不会将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国戏曲艺术弃如敝屣，而是会把它继承创新、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