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上下欢天喜地的迎接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各国成立50周年之际，也迎来了湖南省湘剧院建院50周年的大喜日子。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可又是漫长和艰难的。50年来，剧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频临灭亡的绝境走向繁荣昌盛，从弱小的旧戏班发展成为有国家水平的大剧院。多少领导、多少艺术家本着一颗对湘剧事业的爱心而不畏艰辛、承受磨难、百折不回地无私奉献，才取得了今天的盛况。在欢庆建院50周年之际，我们不禁想起了那些为剧院建设兢兢业业工作的同志，更加怀念那些对剧院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扭曲、迫害和迫害至疾至死的领导和艺术家。

　　然而，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通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人的阳光沐浴，湖南省湘剧院与祖国同步伐、共命运，走过了50年光辉的历程。对湘剧事业的发展、为繁荣党的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剧种与剧院沿革

　　第一，剧种沿革。

　　湘剧，潮南地方大戏剧种。过去曾有“汉戏”“大戏”之称。也有以长沙班、湘潭班称呼的。1920年赵少和主编的《湖南戏考》第一集序言中，西兴散人所作《序二》云：“闻之顾曲家，湘剧全盛于清同、光年间”。湘剧之名始见。

　　湘剧曾流行于“长沙府十二属”的长沙、善化、湘潭、浏阳、札陵、湘阴、宁乡、益阳、湘乡、安化、攸县、茶陵等县（市）以及赣西等地，足迹湖北与两广。建国后，省湘剧院曾两次全国巡回，13次出省、11次晋京以及赴朝鲜、香港等地演出。湘剧为多声腔剧种，有高、低、昆、弹四大声腔，即高腔、低牌子、昆腔、弹腔。此外尚有部分乱弹腔和小调。

　　湘剧高腔源于弋阳腔，并受到青阳腔的重大影响。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前传人湖南后，通过与当地语言、民间音乐融合才逐渐形成并流传至今。

　　低牌子这一声腔的名称，尚未见史载。不过1920年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中所收低牌子剧本，即称“低词”。考其历史沿革，今有两种说法：一说低牌子是一种从明代初一直保留下来的，属古南北曲遗音的独立声腔；一说低牌子即昆腔。

　　昆腔进入湖南，今人龙华《湖南戏曲史稿》一书中，曾摘录明万历力年间湘潭人李腾芳在《山居杂著》中有描写他在家乡观看昆曲《冯京三元记》的记载。而近人黄芝岗则在《论长沙湘戏的流变》一文中提到清康熙三年（1664年）和六年（1667年）长沙已有昆·弋合演的福秀班和老仁和班，以及清乾隆年问以演唱昆腔享有盛名的大普庆班等记载，可知湘剧有昆腔，至少在清代的乾隆年间。

　　弹腔何时进入湘剧，虽尚未发现明确记载，但黄芝岗《论长沙湘剧的流变》一文中说微调《困曹府》和《闹街盘殿》这两折戏很早就是从安庆花部传到长沙湘戏里来的，起班于清道光年间的仁和班是长沙湘戏较老的乱弹戏班等，弹腔有可能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进入湘剧，并在咸丰、同治年间得到较大的发展。这从长沙人杨恩寿在《坦园日记》的记载中也得以证实。同治癸亥九月（1883、10）至甲子六月（1884、7）三次在长沙、湘潭观看普庆、秦益、仁和等班社演出，《坦园日记》所载有《十五贯》《打番》《扫花》《仙圆》四出昆腔外，其余都是高腔和弹腔节目。由此看来，这时湘剧戏班中的弹腔已很盛行了。

　　第二，剧院沿革。

　　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与1939年，田汉先生来潮南，先后成立了七个湘剧抗敌宣传队，开赴前线与巡回在全省各地积极宣传抗日。大批湘剧艺人其中还有不少湘剧名流如吴绍芝、罗玉庭、徐绍清、欧元霞等都积极投身抗日，演出宣传抗日的戏，表现了英勇的爱国主义精神。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合作出现裂痕，湘剧抗敌宣传队多数被迫解散，其中一部分流亡至桂林。1942年，当时在桂林的田汉和欧阳于倩等人便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兴湘剧团。吴绍芝为团长，彭菊生为副团长。他们从桂林一路宣传抗日回到长沙，不久，又迫于当局的压力而解散。

　　1949年长沙解放前夕，田汉先生写信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肖劲光司令，请他帮助成立一个湘剧团。这样，在十二兵团政治部的具体领导之下，由田洪、刘斐章等人招集了在长的中兴湘剧团旧部为骨干，吸收一批青年新秀，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政治部洞庭实验湘剧团（后为湖南省军区政治部洞庭湘剧团）。1953年元月，剧团由湖南省文化局接管，更名为湖南省湘剧团。1959年12月，扩建为湖南省湘剧院。院部下设两团两室，即一团、二团（又名“青年跃进剧团”）与行政办公室和艺术室。1965年5月“文革”开始后，剧院逐渐瘫痪，至1969年元月，全院下放到道县蚣坝公社安家落户。同年年底，抽调部分职工回长组成湖南省文工团湘剧队。1973年，拆队建团，更名为湖南省湘剧团。1981年恢复湖南省湘剧院的名称，并恢复原来的一、二两团以及行政办公室和艺术室等机构。以后，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剧院在机构上作过几次调整和变化。现在的湖南省湘剧院拥有职工180多人，离退休人员40多人，院部下设演出团、青年实验剧团、行政办公室、业务办公室、舞美队、人事科、计财科与经营办等八个科级单位，是省文化厅明确的两个重点院团之一。

　　二、剧院的三个阶段

　　剧院所走过的50年历程，从艺术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文革”前的17年，“文革”中的10年与“文革”后的23年。下面，就这三个阶段分别谈谈其工作情况与艺术特色。

　　第一，“文革”前的17年。这是剧院逐步迈向繁荣鼎盛的阶段。

　　洞庭湘剧团三年多的部队生活，一方面使处于社会低层的贫苦艺人一跃成为了新型的文艺工作者；另一方面，类似部队文工团式的新的剧团建制，从根本上去掉了旧戏班的行班习气，为剧院成员艺术素质上的提高、视眼的开阔、对新事物的吸收等方面打下了思想素质方面的基础。因而在1952年9月举行的中南会演和1952年10月6日至11月1日举行的全国首届戏曲观摩会演中，剧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参演的剧目中，《琵琶上路》获二等演出奖。徐绍清、彭俐侬、杨福鹏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演员奖。所参演的剧目从剧本、音乐、舞美及表演诸方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整理提高，使之面貌一新。

　　1953年元月剧院由部队移交给湖南省文化局管辖后，这种新的剧团作风也带到了地方。加之地方上一些名流如刘春泉（艺名六岁红）等人的加盟，剧院的艺术阵营逐步壮大，迎来了一个艺术丰收的局面。

　　这十年多时间里，1957年以前主要抓了传统戏的挖掘与整理改编。比方《琵琶记》《金印记》《大破天门阵》《拜月记》等戏，都是这一阶段挖掘整理的，其中《拜月记》1956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1958年以后，为了配合形势，现代戏的创作多起来了，因而在到1964年上半年止的六年中，便出现了现代戏与传统戏并存的局面。在这六年中虽创作移植了诸如《红河一条龙》《李定国》《春雷》和《江姐》等现代戏，但传统戏的挖掘整理与演出仍占着上风。比方《拦马》《断桥》《柜中缘》与《生死牌》等一大批优秀剧目，也是此期间涌现出来的具有较高品位和常演不衰的剧目。而且《生死牌》一戏还于1959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湖南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成了电影，并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1964年下半年到“文革”前夕，剧院只演现代戏。这期间刨作的现代戏有1965年赴广州参加了中南会演的《山花颂》，移植上演剧目有《长山火海》等。

　　“文革”前的17年，虽然创作上演了不少现代戏和少量新编古装戏，但不论从数量到质量上来看，传统戏的整理改编应为主流，这是此阶段的主要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在这一阶段不但涌现了徐绍清、彭俐侬、杨福鹏、董武炎、刘春泉、廖建华、吴淑岩、张福梅等老一辈艺术家，而且一批青年演员如姜剑梅，董少华、庄丽君、左大玢、刘少英、左白翼、李自然、姜豹洪、李继昌、邓伯峰等也脱颖而出。但从艺术成就和影响来看，徐绍清和彭俐侬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

　　第二，“文革”中的10年。这是剧院遭受劫难，接近崩溃的10年。

　　十年浩劫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当时的省湘剧院也是重灾区之一。一大批领导和艺术家受到冲击，徐绍清、杨福鹏被迫害至死，剧院部分人员被下放到道县蚣坝公社安家落户。曾经鼎盛一时的、被周总理指为全国十大剧院之一的湖南省湘剧院已被全部炸烂。1969年冬，虽然以“政治建团”为名，调回剧院部分职工及省戏校湘剧科部分学生组建了湖南省文工团湘剧队，但因为排挤了大批有声誉和影响的艺术人才，便显得行当不齐、设施不全、士气不旺。虽学习移植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与《沙家浜》等戏，也是靠京剧、花古等队支援，拼拼凑凑勉强演出。小平同志回中央主持工作以后，通过落实政策，不少同志才陆续调回，并于1973年拆队建团，剧院的艺术生产才稍有起色。概括起来，本阶段主要做了如下三件事。

　　甲：现代戏《园丁之歌》的修改演出并由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

　　乙：1974年全国四省市调演时，所演出的《心红眼亮》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丙：1974年及1975年两次在省委接待处为毛主席进行长达半年时间的电视转播演出并录相。而且所录制的三十多出戏中，主要是传统戏。

　　“文革”中虽执行的是一条极左的路线，但广大文艺工作者仍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创作排演了象《园丁之歌》这样的好作品。因而创作和演出现代戏便成为了剧院本阶段的艺术特色。左大玢、姜豹洪彭汉兴、何跃春等是这一时期担负演出任务比较重的演员。

　　第三：“文革”后的23年。

　　粉碎“四人帮”，拔乱反正，摆脱了十年浩劫的厄运，迎来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春风。政治上的大好形势，带来了经济建设的繁荣，也促进了文艺事业的发展。因而，“文革”后的23年也是剧院出人、出戏、出精品的23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三年中，掀起了一个恢复上演传统戏的热潮。十多年的禁锢，人们无不争相一睹这些久违的古老艺术。剧院在长沙演出场场曝满，在宁乡等地演出时观众要凭户口本限购戏票。1979年至1982年，在继续上演传统戏的基础上创作和整理改编演出了《郭亮》《李三娘》《金印记》《百花公主》和《李白戏权贵》等戏。这是“文革”后在新剧目生产上出现的小高潮。1983年至1985年的三年中，剧院采承包等多种变革，在演出上做出了成绩，在剧目生产上却是低谷。从1986年《生死牌》《拜月记》等戏经过再次加工排练后赴香港演出开始，剧院出现了精品叠出的阶段。即1987年的《山鬼》，1988年的《凤萧怨》，1989年的《韩信》《闹龙舟》，1990年的《琵琶记》上、下集改编本，1992年的《唐太宗与魏征》《白兔记》一改本，1994年的《孽梦》，1996年的《白兔记》二改本，1997年的《马陵道》《子血》等。新剧目的生产达到了高潮。此阶段虽也有现代戏和传统戏改编的剧目，但从整体来看，新编古装戏的创作排演应为主流。

　　在这一阶段中，刘春泉、董武炎、左大玢、王永光、贺小汉、陈爱珠、唐伯华、颜燕雨等是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同时还涌现了庞焕骊、王阳娟、朱米、徐君、冯伏强、邓海燕、吴伟成、廖静红等一批优秀青年演员。剧院的演出阵营，演出规模均达到了国家级大剧院的水平。

　　三、剧院的艺术成就

　　建院50年以来，剧院共上演了大小剧目约有663出，其中传统戏约327出，学习移植剧目约139出，现代戏约121出，通过重点改编的传统戏38出，新编古装戏18出。湘剧是一个剧目繁多的地方大戏剧种，据前辈艺人所传，湘剧拥有上演剧目近千出，浏阳“案堂班”唱祭神戏一天要演出二至三场，而且一年360天不能重演在这一年中已经演过了的戏。因此，肚内无货的艺人是不能进“案堂班”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湘剧剧目丰富之一般。但建国前，由于政府腐败，加之兵灾频繁，名艺人不断夭折，剧目逐渐失传，能演出的剧目已屈指可数了。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植下，正确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传统戏的挖掘整理上作出了成绩。其中约有38出进行了重点改编排演，约有327出也作了不同程度的整理和加工。这里值得深思的一点是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与改编，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在“文革”前的17年中完成的。而“文革”后的23年，大部分都是“文革”前挖掘整理的戏以及少部分作了重点改编的戏。

　　在上演剧目中，移植剧目的比重仅次于传统戏。剧院移植剧目主要是在“文革”前17年的前期、后期以及“文革”中进行的，而且现代戏的数额明显偏多。这是引入其他剧团或剧种所创作演出的现代戏来填补本身上演剧目之不足。在移植剧目中，也出现了《春雷》《江姐》《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长山火海》和《胭脂》《哑女告状》《徐九经升官记》《风流才子》等一批好的现代戏和古装戏。对剧院剧且的丰富和对外来艺术的学习与借鉴起到了良好作用。

　　一手抓创作，一手抓繁荣，作为一个剧种或者一个剧团来说是工作中的关健。50年来，剧院历届领导和艺术家们自始至终都抓住了这一关健，因而在剧目生产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第一、传统剧目的整理与改编。

　　前面已经讲过，剧院50年来共挖掘、整理和改编了传统戏约有365出，其中通过重点改编排演的约有38出。这里要谈的是重点传统剧目的改编问题。应该说，经过重点改编排演的大约38台戏，是50年来剧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经过了多次修改排演的精品力作。但为了说明重点传统剧目改编的三种情况，不妨举《拜月记》《白兔记》与《琵琶记》为例来作一番阐述。

　　甲：《拜月记》之改编与拍电影。

　　《拜月记》在古南戏中称为《拜月亭》，湘剧又叫《幽闺记》。原著枝叶较多，招商店王瑞兰与蒋世隆分别以后，蒋世隆与王瑞兰各有一条线同时发展，最后达到团圆结局。1956年剧作家朱少希进行改编时，便遵照李立翁之“立主脑”“减头绪”的原则，去掉了蒋世隆这一条线，以王瑞兰为主线，并以《抢伞》《拜月》两折为核心对戏剧情节和矛盾的发展重新作了铺排。与此同时，在保持原剧风格的基础上，对其文词进行了清洗与捶练。因此，通过改编了以后的《拜月记》（黄其道、董武炎等导演）便以主脑分明、线条清楚、文词雅俗融贯、人物性格鲜明、戏剧冲突起伏多变而赢得了观众的欢迎。在上海拍电影期间，剧作家谭君实又根据电影的特点对《拜》剧作了一次加工修改，因此以后上演的《拜月记》，不少地方有谭本的痕迹。《拜月记》被拍成电影以后，在全国造成了影响。1986年该剧赴香港演出，还受到了港澳同胞的高度评价。

　　《拜月记》的改编，是一条由繁到简的路子，也是一条较为稳妥的路子，在湘剧传统戏的改编方面应是一种典范。

　　乙：《琵琶记》之改编与荣获首届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

　　《琵琶记》的改编经过了一段复杂而又漫长的道路。50年代末，为《琵琶上路》能否赴京参加全国首届戏曲观摩会演而产生过较大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张广才既然在连续三年灾害之年还有钱米周济他人，定是地主无疑。又认为赵五娘乃愚忠愚孝，为当代之不可取。田汉先生以该戏具有人民性之精华而纠正了这种不正确的看法，《琵琶上路》才能参加全国会演。由于缺乏正确的文艺观，后来在改编《琵琶记》全剧时，又出现了“马踏赵五娘”“雷霹蔡伯喈”那种不符民意的大悲剧的搞法。1956年在全国《琵琶记》研讨会上，通过田汉等专家的正确评议，剧院被调北京演出了全本《琵琶记》（上下集）以后，才开始对《琵琶记》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之后，湘剧表演艺术家徐绍清先生为了演出方便，搞了一个包括有《赏荷》《琵琶上路》《书馆相会》与《打三不孝》四折的演出本。我们贯称它为徐本。这一个演出本差不多从50年代演到80年代。80年代中期，湘剧表演艺术家彭俐侬与著名剧作家范舟夫妇，联合将《琵琶记》改编为《琵琶记》改编本上、下集（由黄天博、张杰导演）。其中上集有《蔡公逼试》《伯喈辞官》《饥荒抢粮》《公婆吵闹》《五娘吃糠》《赏荷盘夫》《临终嘱托》七折，下集有《琵琶上路》《焚香拾画》《赵氏闯帘》《书馆悲逢》《打三不孝》五折，全剧共12折。该戏1990年晋京演出时，获文化部首届文华新剧目奖。同年，该剧还荣获省委、省政府颁发的首届优秀文学艺术奖。关于该戏的改编，郭汉城先生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琵琶行》之《序》中这样写道：“她（即彭俐侬）大胆采用上、下本的形式，把原剧的精华（包括舞台表演艺术）绝大部分保存下来，而且不留痕迹、不伤筋骨，尽可能地删削了原剧的封建思想因素，使它具有更充分的现实主义的光彩。”《琵琶记》的改编虽然走了一段漫长曲折的路，但最后的改编是成功的。

　　丙：《白兔记》之改与参加“东方戏剧节”演出。

　　《白兔记》是南戏四大记之一，也是湘剧高腔四大记之一。但随着岁月的转移，《白兔记》全本逐渐失传，真至建国后的70年代末，湘剧舞台上能常演出的只有《打猎》《回书》《磨房会》三折。其他诸折没有舞台演出，仅有一些流散的传抄本存于少数艺人手中。《白兔记》的改编也是经过了一个“密针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较长过程。

　　50年代初，《打猎回书》被选为参加首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之中南会演时，便在崔巍等专家指导下进行了整理改编。当时改编的主要收获是三点：一是去掉了“太白遣兔”的情节，抹掉了神仙迷信色彩；二是在戏中增加了李三娘修书的大型唱段，加强了全戏的音乐、艺术感染力和三娘的人物形象；三是去掉了一部分大牌和二牌的科白，使戏更加精练。

　　80年代初，剧作家谢让尧及导演董少华等人以《打猎》《回书》两折为基础，以艺人的手抄剧本为资料，改编成了《李三娘》一戏。该戏的上半场取《分别》《招亲》《产子》和《送子》四折。在《分别》一场中去掉了瓜精送兵书宝剑的情节，《送子》加强了杜忠与刘智远的冲突。下半场的《打猎》《回书》只作了些精练，主要是将《磨房会》的团圆结局改成了李三娘剪发出家。此次改编的功劳是将只存手抄分散折子的《白兔记》搞成了整本戏《李三娘》，但对剪发的结尾却产生了较大的争论。有的认为应仍为大团圆的结局，这样符合中华民族的欣赏习惯；有的则认为剪了发，出了家才符合李三娘的性格发展脉胳。90年代初，导演黎赳赳接排此戏时，将《李三娘》更名《白兔记》，并将接尾改成了家人都来推磨。这种模糊处理曾受到北京黄在敏等专家的肯定。

　　1996年，剧院为使《白兔记》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河北省承办，在石家庄举行的“东方戏剧节”演出，请来了剧作家范舟及导演黄在敏加盟《白兔记》的第三次大的修改和排练。这次修改的重点是增加了杜忠《送子》一折，将原来的《送子》改为《接子》。着重描写了杜忠送子途中的艰辛，刻画了岳氏由不愿意接受咬脐儿到愿意接受并倍加怜爱的复杂心理过程。最后一场戏改成《团圆》，改本以可爱而又聪明伶俐的刘承佑为感情线，使三娘、岳氏、智远三人释嫌互谅而达到合家团圆的大喜结局。此戏在石家庄及二度晋京演出时，受到了国内与国外专家、同仁的高度赞扬。

　　以上三个戏的改编说明了传统戏改编的三种做法。《拜月记》从繁到简，《白兔记》从简到繁，《琵琶记》记主要是精练和修饰。其中《拜》剧改编路子较为正确，《琵》《白》两戏都走过一段弯路。

　　第二，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

　　50年来，剧院在抓剧目建设的同时，对湘剧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未放松。在理论研究方面，可以划分为“文革”前与“文革”后两个阶段。

　　“文革”前的17年中，在研究工作方面尚处于湘剧音乐的记录和整理阶段，而且不少工作是以剧院的作曲家允恭先生和省戏工室的音乐家张九先生为主进行的，在这一阶段记录成册并付之油印的著作有欧寿庭口述、李允恭记录的《玉莲投江》与《秋江赶潘》唱腔集。欧寿庭、李允恭等记录整理的《湘剧低牌子》上、下集。欧寿庭、李允恭、黎建明、张九记录整理的《湘剧弹腔基本唱腔集》。徐绍清口述、李允恭记录整理的《长沙湘剧高腔变化初探》。黎建明、李允恭合著的《湘剧锣鼓经》。欧寿庭、李允恭、彭菊生记录整理的《新腔选》等。另外，还有湖南剧协付印的由徐绍清编著的《我学湘戏》。以徐绍清为主，有李允恭、欧寿庭、黎建明、彭志明，刘伯涛参与设计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拜月记》唱腔集。有由天津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绍清主演的《扫松》连环画。

　　“文革”后的23年中，湘剧的研究工作已经从记录整理的油印稿发展到了带有学术性的研究著作并大部分都由国家或省级出版社出版发行。

　　1、由徐绍清编著、李允恭记录的《长沙湘剧高腔变化初探》一书于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2、由张九、石生潮合著的《湘剧高腔音乐研究》一书于1981年由人民音乐出版出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3、由欧寿庭、李允恭传谱，黎建明增补整理，湖南省戏曲研究所、湖南省湘剧院合编的《湘剧低牌子音乐》一书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4、由罗新发组织、陈飞虹编辑的，以陈飞虹、张九、周俊克为主要撰稿人的《湖南湘剧知识广播讲座》共48讲，由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并由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文艺组油印成上册与下册。（该书准备出版，但由于罗新发同志早逝而搁浅）

　　5、由张九为主编的不定期刊物《湘剧》于80年代发行了第一期。

　　6、由陈飞虹为主编、王湘强为副主编的《湖南戏曲音乐集成·湖南省湘剧院卷》于1995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剧院50年以来，演出一直是重头戏，直到80年代中叶，剧院基本上坚持了每日一场或两场以上的演出（一院两团，每日一团一场），在湖南本土上扎下了深厚的根基。除此之外，剧院还将眼光投向省外与国外。概括起来，可以用以下数字来表示：即一次赴朝、一次赴港、两次全国巡回、十三次出省、十一次晋京、六次为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演出。

　　一次赴朝是1953年10月19日至12月19日，剧院部分艺术家奉命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第五总分团文工团”去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所带《打猎回书》《拔火棍》《牛头寨》《李逵闹江》《五台会兄》等剧目爱到了中朝军民的热烈欢迎。

　　一次赴港是1986年9月23日至29日，受文化部派遣，剧院应邀赴港参加“香港首届地方戏剧展演”。一行四十人，所带剧目《生死牌》《拜月记》等受到港澳同胞的热情赞扬。新华社香港分社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称省湘剧院的演出“掀起了第二个高潮”。

　　两次全国巡回是指：（1）1956年4月至10月，剧院途经武汉、郑洲、石家庄、保定、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洲、南昌等城市巡回演出189场，观众12万人次；（2）1982年5月至7月，剧院先后到武汉、郑洲、北京、南京、上海等五市巡回在演出。

　　十三次出省是指1952年9月赴武汉参加中南会演：1957年冬赴广州演出；1958年冬赴武汉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演出；1959年9月到上海拍摄《生死牌》并在长江剧院演出；1961年冬青年跃进团赴广西、广东演出；1961年冬，一团赴云南慰问演出；1962年赴广州演出；1964年赴广州演出；1978年赴江苏四市演出；1983年赴广西桂林演出；1996年赴石家庄参加“东方戏剧节”演出。另外，还有两次全国巡回演出。

　　十二次晋京是指1952年10月6日至11月1日赴京参加首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1956年全国巡回演出时，途经北京参加《琵琶记》研究会，并作示范演出；1959年10月，由上海去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生死牌》等戏；1974年赴京参加四省市调演；1982年第二次全国等戏；1988年8月《凤萧怨》晋京演出；1988年12月《山鬼》晋京参加首届中国戏剧节演出；1990年《琵琶记》晋京演出；1991年《新会缘桥》晋京参加纪念田汉诞辰演出；1996年《白兔记》再次晋京演出；1998年《子血》晋京演出；1999年《马陵道》晋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优秀剧目献礼演出”。

　　另外，剧院还多次参加省级与国家级文艺会演，六次为毛主席等党中央首长演出和多次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总令的接见。特别是1974年秋与1975年夏，两次在省委接待处为毛主席进行电视直播或录相。由于演出的几十出戏主要是传统戏，给“文革”后传统戏的开放打下了基础。

　　通过以上演出，一方面把剧院推向了社会，另一方面也推出了演员，50年来，在全国得奖的演员先后有1952年徐绍清获一等演员奖，彭俐侬获二等演员奖、杨福鹏获三等演员奖。1988年左大玢获第六届梅花奖，1990年王永光获文化部首届文化表演奖和第八届梅花奖。1993年贺小汉获第十届梅花获，1997年左大玢获文化部第七届文化表演奖。

　　《子血》与《马陵道》的相继晋京演出，为剧院增添了荣誉。《子血》除获文化部第八届文化新剧目奖外尚有左大玢、王湘强、顾胜荣等14人荣获文华表演奖、文华音乐奖和文华舞美奖等单项奖。这是剧院有史以来晋京演出获奖奖项最多、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马陵道》受邀参加建国50周年献礼演出，其反响之大、评价之高、难以言表。其剧本已获曹禺剧本文学奖，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在1999年9月27日晚的直播以及在一个月内又连续播出四次，其影响已超出国门，走向世界。

　　切今为止，剧院拥有国家一级演职员11人；国家二级演职员29人；国家三级演职员70人；享受特殊津贴4人；中国戏剧梅花奖3人；文化部文华单项奖15人；湖南戏剧芙蓉奖9人；中青年专家3人；拥有保留剧目一百多出。是一个阵营整齐、实力雄厚的表演艺术团体。

　　1999年11月16日

　　（该文系1999年湖南省湘剧院建院50年所编《院史》写的《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