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前，戏剧大师田汉由沪返湘，痛叹湘剧艺人在抗日战争中的惨烈遭遇”，他饱含怀念、钦敬之情，挥笔为诗曰：

　　梨园自有寸心丹，

　　百战罗吴数二难。

　　歌舞何须唱消歇，

　　精忠今已照人间。

　　（《田汉诗选》Ｐ72）

　　诗人这里缅怀、赞颂的罗、吴，就是湘剧小生泰斗吴绍芝和著名紫脸罗裕庭。

　　一

　　吴绍芝出生在望城县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的前一年，8岁的吴绍芝，进入长沙华兴科班第二科学戏，艺名华钦，习唱工老生。四年后出科，以其《捉放曹》、《收姜维》、《打鼓骂曹》等应工戏，首演于同春园舞台。因为他“面如冠玉，五官清秀，身材适中”，且唱工“颇有韵味”（《周贻白戏剧论文选》Ｐ411），一时长沙为之轰动。正当他展示艺术才华的时候，却遭遇到与周信芳同样的厄运，18岁的吴绍芝倒嗓了，这使他陷入深深痛苦之中。在人们为其惋惜、遗憾之际，独具慧眼的前辈小生李芝云毅然收吴绍芝为徒弟，命他改习小生。吴绍芝不负恩师期望，在学艺期间，以顽强的毅力，“常将自己反锁在房中练功，一日三餐，均由人递送，如此数年，悉得李芝云真传。”（《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湘剧志》Ｐ256）不仅本嗓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还练出了一条动听的小嗓。他重返舞台，以《单潼台》之刘高、《辕门射戟》之吕布、《盘河桥》之赵云、《兄弟酒楼》之石秀等一系列艺术形象，展现在观众和同行的面前，光彩夺目。人们的赞誉，超过他演唱工老生之时。吴绍芝为谢师恩，改华钦为绍芝，取“绍继芝云”之意。

　　吴绍芝懂得“尊师”的真谛，不只是守住师傅的衣钵，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湘剧小生行当的戏，有“穷、文、富、武”之分。时人评价这类戏，名小生易益春、李芝云、周文湘、粟春临各领风骚。吴绍芝为博采各家之长，或登门求教，或暗地“剽学”，然后仔细琢磨，融会贯通，积数年之功，终于集各家之火成，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演穷生如苏秦、吕蒙正，则贫而不贱；演富贵小生如周瑜、赵宠，则富而不俗；演武小生如林冲、刘高，则翻打利落，武中有“人”；演娃娃生如刘承佑，是稚而有智，活泼天真。他的拿手戏几乎都有闪光点，绝招儿，如《辕门射戟》之吕布放箭射戟时，唱一句倒板，一转身，翎子即随之绕一圆圈，然后两边分开，再直立起来，身段、翎子配合非常优美。”（王申和《湘剧近百年史料琐谈》，《剧海》1982年第5期Ｐ60。）《兄弟酒楼》中之石秀，在与杨雄“对唱时两人头上所戴黑色软罗帽的它它和身上的打带，以及杨雄的髯口都要配合唱词，做有节奏的舞蹈动作，要一正一反、互相对称、一模一样。吴绍芝与欧元霞演出此戏时，每一动作的幅度和速度，都能达到毫厘不差。”（见《湘剧近百年史料琐谈》）在《宫门盘盒》剧中，刘妃两次盘查之后仍未释疑，决定再次盘查。当她冷峻地说了声：“转过玉石栏杆！”吴绍芝饰演的陈琳心一沉，随之一个蹉步，头上的太监帽一下塌了下来，恰在齐眉处。十分准确地表现出人物此刻内心的沉重和危机感。可见吴绍芝的绝招不是卖弄，而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

　　吴绍芝的艺术视线，不止于湘剧圈内，他投向了积累深厚，流传全国的京剧。他十分赞赏京剧的唱腔和武功，尤其推崇余叔岩、言菊朋两位京剧火师的演唱艺术，苦心钻研他们在倒嗓之后怎样创造出新的流派唱腔。吴绍芝认为，余派唱腔很适合湘剧弹腔借鉴与吸收融化。他将已学小生的女儿改唱老生，命名吴叔岩，他期望女儿成为“湘剧的余叔岩。”而言派唱腔咬字、运气、发声、行腔的方法，则可供自己借鉴。已故湘剧名旦彭俐侬对绍芝先生的演唱艺术，有一段中肯的评价：“他的小生唱腔，独树一帜，有‘绍派’唱腔之誉。我们湘剧小生唱腔是唱假嗓的，他根据自己嗓音的特点，把真假嗓糅合起来，行腔不是一般地往上翻，而是往下降，湘剧谓之‘败韵’，加上他运用演唱的技巧，巧妙地‘偷腔’，听来赏心悦目，饶有韵味。这种演唱方法，有点像京剧的言（菊朋）派的味道，富有个性特点。”（《艺海春秋　彭俐侬》Ｐ82）这种“绍派”唱腔，不仅为后来小生所继承所传播，对生旦行的演唱，亦具启迪作用。

　　吴绍芝这种艺术上的开放意识与积极进取精神，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吴绍芝已成为誉满三湘的小生泰斗，成为全省湘班争相聘请的名角。他所塑造的一系列艺术形象，受到社会不同文化层次观众的喜爱，可谓曲高和众。30年代，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相继来长演出，都看过吴绍芝的戏，无不称赞。程砚秋称他的表演艺术“不在京剧名小生叶盛兰之下。”并非溢美之词。（《田汉与湖南戏剧》Ｐ67）

　　抗日战争爆发，吴绍芝携带子女，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的湘剧抗日宣传队，成为第四队的艺术脊梁。在为期三月的“歌剧演员战时训练班”里，他和湘剧、京剧同行一道，接受半军事化的训练，听取徐特立、田汉等同志关于“抗战形势”、“抗战与戏剧”、“艺人的职责”的报告，尤以徐老一段话：“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只有万众一心，团结抗日，才能救国图存，否则就有亡国，做亡国奴的危险！”（《田汉与湖南戏剧》）可谓振聋发聩，深深印入吴绍芝的心里。他从那“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旧戏班氛围中，进入这陌生而又新鲜的天地，感到精神振奋，在“戏剧下乡”、“戏剧入伍”的口号下，吴绍芝和抗宣四队在群众中、部队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在艺术上，他面临着新的挑战。以往主要是演传统老戏，今天着重要演的是田汉、欧阳予倩等戏剧人家的新作，如《江汉渔歌》、《土桥之战》、《韩世忠》等，由于吴绍芝的爱国热情和艺术进取心，他敢丁迎接挑战，在田汉的现场指导下，他十分投入，接受新的排演方法，认真钻研人物性格，依次创造出阮复成、史可法、韩世忠、瞿式耜等一批抗敌英雄形象，鼓舞着抗日军民，也引起了田汉对这位地方戏艺人的注视。田汉十分欣赏吴绍芝的艺术素质和表演才能，特别是那种为抗战戏剧竭忠尽智的精神。从此，他们成为挚友。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湖南当局强行取缔湘剧抗日宣传队，羁押队长、收缴队旗、审查演出剧目之事，时有发生。四队领队黄元才、彭菊生和吴绍芝等采取换汤不换药的策略，将抗宣四队更名为岳云湘剧团，南去桂林与田汉会合。不久因生活窘迫，时疫流行，致使演出中断。剧团多数成员被迫回湘另谋生路。唯吴绍芝“他决心苦干到底，把湘戏班提高到文艺工作团体的地位。他们想多演有益于抗战的新戏。”（《田汉文集》第九卷Ｐ543）出于这一目的，吴绍芝团结彭菊生、庄华厚、谭金林等18位同志，在田汉的支持下，重组“中兴湘剧团”，自任团长。在时以稀饭果腹的艰难情况下，连续排演田汉新作《新会缘桥》、《新武松》、《双忠记》，赢得大量观众，获得“歌震湘漓”之誉。1943年初，中兴湘剧团根据田汉“打回老家去”的建议，沿湘桂铁路演回长沙，在又一村民众二剧场坚持以新剧目为主的演出，受到家乡抗日军民和同行的称赞，然而伴随而来的是当局的注目，这个“有色彩的戏班”不到三个月就被迫解散，吴绍芝精神上受到莫人的打击。

　　1944年6月，长沙失陷前夕，50多位湘剧抗宣队员，汇集于河西白箬铺吴绍芝家里，举行应变会议，他们相约：“誓不作顺民，不为敌歌舞。”这一慷慨誓言和此后的行动，可以与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行为相媲美，充分表现了湘剧艺人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长沙失守后，50多位抗宣队员分途逃难。吴绍芝一行十余人，在枪林弹雨中逃到邵阳，与那里的义华抗敌湘剧团的同行会合，继续西行。途中，他的爱子、内侄相继死于时疫，在草草掩埋亲人之后，吴绍芝怀着国仇家恨，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这年深秋，演出于湘西洪江镇。接着又帮助由广西进入湘西的福如湘剧团，恢复抗战新戏，演出于靖县、洪江、溆浦一带。在此期间，他既是主演，又是导演，工作繁重，生活清苦，加以失子之痛，不幸在溆浦县黄茅园演出时，猝然病逝，年仅43岁。一代名优，被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罪恶战争，夺去了生命，湘剧同仁莫不为之悲痛。消息传到重庆，田汉闻之潸然泪下，久久无声。在他的五言《湘剧忆事》中，长歌当哭，痛惜“绍芝最勇锐，妙技兼文武，曾歌江汉歌，亦擅新水浒。不为稻梁谋，不被困难阻，英雄怕疾病，忧伤催肺腑，可怜‘活公瑾’，长埋洪江土。”（《田汉诗选》Ｐ72—75建国后，田汉念念不忘吴绍芝这位地方戏艺人，在上世纪1957年重新修订旧版《辞海》时，田汉积极推荐，并亲自为其起草条目。吴绍芝成为列入《辞海》的第一位湘剧艺人（见《辞海》1980年版Ｐ732）。

　　二

　　罗裕庭是湘剧著名紫脸。1888年生于宁乡道林，出身梨园世家，读过四年私塾之后，随父亲学唱皮影戏，可谓“习艺数年，吹打弹唱，无一不精。二十余岁到长沙同春班，正式登上湘剧舞台。”（《田汉与湖南戏剧》Ｐ67）他深知自己非科班出身，便避开工架之短，运用天赋浑厚的边嗓（亦称假嗓、左嗓），走以唱见长之路。由于他聪颖多思，又具相当文化，经过多年艺术实践和苦心钻研，他的能戏如《二进宫》之徐延昭、《双带箭》之李密、《斩信哭头》之单雄信，唱腔圆润，悠扬动听，更能运用声腔塑造人物，表达情感，形成自己独特的紫脸唱腔，竟与当时的著名紫脸郭四齐名，深受观众喜爱。像他这样“半路出家”的演员，能在湘剧的摇篮长沙出名是极不容易的事。

　　更为难得的是，罗裕庭还是一位艺人剧作家。他主张戏剧要“面向社会”。“九一八”事变之前，他所创作的《刺恩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袁世凯逼宫》、《蔡锷》等剧，无一不是取材丁老百姓所关心的重人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罗裕庭联合同行周文湘、黄如顺以及湘剧票友黄增甫等，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中村失踪事件”为借口，挑起事端，扩大事态，武力强占我沈阳，东北人民奋起抗日为情节主线，由他执笔，创作出连台本戏《倭奴毒》第一集《血溅沈阳城》，直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以唤起民众，抗日救国。此剧集中湘剧名角，日夜赶排，于当年11月在长沙6家剧院轮流演出，轰动全城，成为湘剧艺人抗日救亡的先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罗裕庭立即给在沪当兵的儿子罗汉超写信：“不可回来，打鬼子要紧！”汉超不负其父教导，战死于淞沪之战。消息传来，罗玉庭正在后台化妆，他看完电报，抑制巨人痛苦，默默将电报揣进衣里，继续开脸，直至演完这出戏，一出场就昏倒在后台，全班人此时才知道他儿子为国牺牲。这种深明大义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尚的艺德，今日思之，仍为之感动。

　　儿子的牺牲，更加激励着罗裕庭全身心地献身抗日救国大业。他率领湘剧抗日宣传第二队，活跃于粤汉线上，下农村，进部队，慰问伤员，街头宣传，工作得有声有色。在繁重的组织上作和演出活动的同时，他没有放弃创作，常常写作至深夜。如《卢沟桥事变》、《生死关头》、《张先生讨学钱》等，都是在这种紧张工作中写出来的。田汉认为在旧戏班艺人中，罗裕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对于他的创作，十分关心，花鼓戏《讨学钱》就是在田汉具体帮助下改编的。此剧通过私塾先生的生活遭遇，反映沦陷区人民遭受侵略的痛苦和盼望光复的迫切心情。演来寓庄于谐，往往使观众发出苦涩的笑声。后发表在田汉主编的《戏剧春秋》创刊号上。这是湘剧艺人剧作家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剧本。

　　罗裕庭急公好义，凡梨园同行有困难，他总是倾囊相助。在30年代就有“及时雨宋江”之誉。他还有个“罗财神”的外号，比其真名更为叫响，虽然不符合罗裕庭的生活实际，却反映了他轻财重义的高尚品德。

　　1944年夏，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溃退”，长、潭等地相继失陷。时罗裕庭所领的抗宣二队，在耒阳涌金戏院演出，日寇突然袭来，剧队冲散，罗裕庭一家未及走脱，被陷城中。先是他的妻子、侄媳因病得不到医治而死；接着他的侄儿、湘剧老生罗洪元，惨遭日军杀害；继而敌人得知他编写过抗日戏剧，将其关押于戏院隔壁财神殿，严刑拷打。罗裕庭没有屈服，横眉怒目，严词骂贼，并以绝食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直至以身殉国。诗人田汉赞之曰：“寇氛逼耒水，裕庭罹网罟，骂贼长桥畔，生气犹虎虎。”（《田汉诗选》Ｐ72—75）

　　三

　　在八年浴血抗战中，湘剧可说损失惨重，牺牲的名角就不下20位。吴绍芝、罗裕庭是最为杰出的戏剧艺术家。他们在共产党员田汉的影响下，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那战火纷飞，极端艰苦的年代，为了“多演有益于抗战的戏”以唤起民众，反抗侵略，保卫国家，他们竭忠尽智，呕心沥血，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蔑视强暴，英勇牺牲。他们从一个只知认真唱戏，养妻活子，被旧社会视为“下九流”的艺人，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爱国主义者。

　　吴绍芝、罗裕庭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他们在艺术上的进取、创造精神紧密结合的。只有这样，艺术家的爱国心才不致落空；艺术上的进取、创造才有精神动力。为了达到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目的，必须要有新的剧目和感人的艺术力量。他们从田汉、欧阳予倩那里，努力学习新的艺术理论和创作方法，并认真加以实践。在那战争环境里，吴绍芝塑造那么多新的艺术形象，罗裕庭创作那么多新的剧作，对于一个旧戏班出身的艺人来说，需要的毅力和付出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百战罗吴数二难”，两位前辈艺术家的功绩，不止鼓舞了当时的抗日军民，也推进了戏曲改革，提高了湘剧艺术的总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