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戏剧这一文学体裁的一大显著特性，在于其以有限的舞台时间、空间之艺术形式，来表现包罗万象、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内容。此体裁本身的特性，制约着它必须对处在松散、零碎之原始状态下的现实生活进行一番加工提炼、剪辑升华，使“生活戏剧化”。那么，“戏剧化”的要求何在？从戏剧创作结构布局的视角而论，最基本的一条，便是给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状态赋予形象化的可观形式。而“巧合”与“误会”等偶然性因素的运用，恰恰不失为一种使生活“戏剧化”的重要手段、技巧——因为运用“巧合”与“误会”之类的偶然性因素，可构成迅速展现那种形象运动的假定情境，变人物命运于须臾之间，辖人物安危于弹丸之地；能较大程度地满足戏剧这一特殊艺术样式的审美要求。

　　重视对“巧合”、“误会”等偶然性因素的运用，除了上述“生活戏剧化”的戏剧体裁内在要求外，细细推究起来，也是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本来面目的基本要求使然。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有某些“巧合”、“误会”之类的偶然性际遇，而这些偶然性际遇，往往可能成为其一生的重大转折点：骤迁于猝然之间或困厄于一刻之变；同某人的邂逅，既可能结成生死之交，亦可能成为一世的冤家对头；一见钟情式的恋爱，或许带来终生的幸福，或许铸就千古之遗憾；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不期而至的死别生离，诸多千变万化，每每在于一时、一地、一念之间的“阴差”与“阳错”。人世间存在着的偶然性何其多也，难免不引人为之感怀、慨叹！既然“巧合”与“误会”等偶然性因素，乃属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客观事物（现象），那么作为对现实生活形象化反映的文学样式之一的戏剧，必然无法忽视和回避它；戏剧对“巧合”、“误会”等偶然性因素的表现，即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反映！有鉴于此，“巧合”与“误会”在古往今来的中外剧作家笔下得到非常广泛的使用。

　　一、“巧合”在戏剧中的功用

　　首先，“巧合”可以被戏剧家用来刻画、凸现人物性格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影响人物性格之发展变化的微妙作用。

　　如《奥赛罗》中对“丢失手帕”这一偶然事件的用笔。剧中的那块草莓手帕乃是奥赛罗作为爱情的信物和贞洁的标志赠送给妻子苔丝德蒙娜的，旗官伊阿古为了陷害奥赛罗的副官卡西奥，以谋取高官显位；同时也为自己追求苔丝德蒙娜而遭到了失败，意欲报复，正苦于无计可施，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得到了这手帕。（苔丝德蒙娜无意中失落手帕，碰巧被女仆爱米莉亚捡到，交给了丈夫伊阿古。）于是极尽栽赃诬陷之能事，在奥赛罗心里撤播下怀疑、嫉妒的种子，由此导致奥赛罗铸成扼死爱妻的千古遗恨。莎士比亚借助“苔丝德蒙娜丢失手帕”这一偶然性巧合事件，不仅使悲剧主人公奥赛罗胸怀磊落而又轻率粗暴的性格特点得到进一步的表现，且使该性格特征得以最终完成。

　　《雷雨》中用得最多的艺术手法就是巧合。曹禺笔下的“巧合”每每起到了激化人物关系、从而凸现人物性格特征的效用。例如繁漪的哀静、果敢、阴鸷就是在巧合中显示出来的。长子与后母的性爱是违背人伦的，但在周公馆毕竟发生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年龄上的“巧合”——繁漪虽是后母，但仅比长子“大几岁”，而与周朴园却相差甚远。这种年龄上的差距为“闹鬼”之事奠下了生理基础。少妇对爱情的渴求，使她顾不上封建伦理的规约，终于在周朴园外出的时候与长子发生了“闹鬼”（性爱）事件。作为一个受过教育“有着美丽心灵”的女性来说，她不能不感到苦闷、哀静。但她又不愿意安安静静地“枯死”。她要尽一切力量抗争，以至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就在她死死抓住周萍不放的时候，大少爷却要带四凤远走高飞了。这对于一个渴望自由而又逃不出“残酷的井”的人来说，不啻致命的打击。自然其反响会异常激烈：“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一个漆黑的雷雨之夜，蓝森森的闪电把她那惨白死青的脸和可怖的关窗之手显现在观众面前。阴鸷可怖，不寒而栗！如果无巧合性的“闹鬼”事件以及“闹鬼”后的情节发展，繁漪的性格特征能如此鲜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性的。用巧合突出性格的艺术手法在周冲这个人物身上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过这已不是年龄上的“巧合”，而属于时间上的“巧合”——周冲奉繁漪之命，送钱到鲁家。就在他兴致正浓，向四凤描述大海、白帆、没有虚伪的“真世界”的时候，鲁大海突然回家了，于是出现了不见硝烟却又十分激烈的唇枪舌战场面。在鲁大海犀利如尖刀的语言攻势面前，周冲节节败退。败退之中，观众可看到他的纯朴、幼稚、正义感和同情心；同时也能窥见其所出身的那个阶级残留给他而他自己未必能意识到的阶级烙印。总之，《雷雨》中的每次“巧合”，都是和人物性格的显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正如胡可同志所说：“一部好的戏剧总是依靠事物发展的偶然因素，使性格及其关系激化起来，从而显示人物的独特命运，完成鲜明独特的性格。”

　　其次，在安排情节、结构布局上，“巧合”尤其功效独到、卓著，不可或缺。

　　众所周知，音乐演奏时，总是忽而洞箫横吹、低吟浅唱，忽而繁弦急管，亢奋豪放，形成抑扬顿挫的优美旋律，以利于表达音乐作品丰富变化的感情内涵，充分发挥其艺术感染力。戏剧文学创作与此同理：戏剧情节亦应有张有弛，张弛相济，波澜起伏。而“巧合”的运用，便能够形成情节的张驰之势，带来情节曲折多变的生动性与丰富性；借助“巧合”的偶然性因素，可使得情节既有风狂雨骤、电闪雷鸣般的场景，亦不乏霓霞绚丽、天碧风轻似的气氛。一张一弛，张弛相生，摇曳多姿，扣人心弦！

　　比如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在描写王子哈姆莱特为父报仇过程中，即运用偶然性事件作为戏剧契机，从而揭开了人物思想上的迷惑和苦闷、彷徨——哈姆莱特从梦中得悉新国王是杀兄夺嫂的罪魁，父王在梦中嘱咐他要为父报仇。但是，梦毕竟是梦，梦境变为现实，必须得到验证。那么，怎样才能验证叔父罪行的真伪呢？哈姆莱特就特意安排演出了一出揭露某国王杀兄篡权的戏——《贡扎果之死》。演出中，他注意对叔父察言观色，发现叔父如同被人戳穿了隐私一般如坐针毡，戏还没演完就惊慌失措地中途退场，充分暴露其做贼心虚。事实验证了梦境，拨开了哈姆莱特心中的迷雾，从而使其认准了斗争的方向和目标，坚定了复仇的信心和勇气。这里，戏班子进宫演戏无疑纯属偶然，但它对剧情的发展和矛盾的陡转，却是个重要的“契机”，打开了一个戏剧冲突的崭新局面，对情节的发展直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巧合”的运用，不仅可推波助澜，构成情节发展的某种催化剂，有时还可以成为直接促使情节发生“突转”的契机，产生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情节使人惊心动魄，主要依赖“突转”与“发现”。高明的剧作家正是这样做的：在戏剧矛盾冲突的发展进程中，巧妙利用“巧合”这一偶然性因素，带来突如其来的变化、挫折，使剧情跌宕起伏、大起大落。

　　《威尼斯商人》堪称这样一个范例。该剧中两次使用“巧合”：夏洛克与安东尼奥签订了“一磅肉”的契约。此残酷的契约虽然是夏洛克敌视安东尼奥的结果，但它仍还有一个“限期偿还”的条件作为双方偃旗息鼓的途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并没有产生激烈的冲突。安东尼奥作为一个富商，他完全有能力偿还那笔款，使契约化为泡影。这里，莎士比亚注意运用了偶然性，使人物的处境陡然改变：海上的天气突然恶化，安东尼奥的货船遇礁石阻隔，不能如期到达，契约由此而生效，夏洛克要在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来。此时，双方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可算是第一次巧合，它所带来的是矛盾由潜在性到白热化的陡然转化。第二次巧合是在审判一场戏中。在夏洛克胜诉几成定局，正欲操刀割肉之际，可曾料到自己的拒绝请医生来、“因为契约没有这一条”之托辞，恰巧被鲍西亚当作把柄牢牢攥在手里，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被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自己陷入欲割不成、欲罢不忍的绝境。（既然契约上也没有讲明允许割肉时流血，那么割肉时只要是哪怕流出一滴血，夏洛克就变成“违反契约”了。）显然，假若没有夏洛克凑巧随意吐出的那句话这一偶然性，就断不会出现如此大突转的结局来。

　　再次，黑格尔认为，有时人物性格本无喜剧性，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人物却可能产生喜剧性，造成这种喜剧性情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巧合”等偶然性因素的运用。此即是说，“巧合”每每可于构筑妙趣横生、引人人胜的喜剧性情境方面，发挥其独到效用。

　　比如剧作家在人物关系的安排上突出一个“巧合”来。像《悭吝人》中阿巴公放高利贷偏偏放到了自己儿子身上，他准备娶的姑娘碰巧是儿子的意中人，而他逼迫女儿非嫁不可的那个年老“贤婿”，恰恰是女儿的情人与儿子的情人的父亲……上述这些都纯然是某种巧合，但正是此“巧合”关系，使阿巴公陷入黑格尔所谓的那种“极富喜剧性的情境”之中，阿巴公身上的喜剧性由此就连珠炮似的热热闹闹地爆发出来。

　　《风筝误》则无疑属于中国古典喜剧中妙用“巧合”的一部精品。它以风筝为线索，在巧合的戏剧情节中展开戏剧冲突，引出一连串的喜剧性误会，从而形成了全剧的喜剧氛围。剧中第一个巧合安排于第八出“和鹞”中：清明时节，戚友先欲在城上放风筝，便遣家童嘱韩世勋在风筝上吟诗作画。韩世勋“偶感”一律，便题于风筝之上。戚友先放风筝时，风筝凑巧线断而失落在柳氏院中，柳氏便让女儿淑娟和诗一首题于其后。这一凑巧为接下来的巧合作好了铺垫。第九出“嘱鹞”中，书童从柳氏处要回风筝，正赶上戚友先午睡不便惊扰，就随手将风筝转交给了韩世勋。韩世勋素闻詹家有个二小姐诗才颇高，见风筝上的和诗乃女性之笔，猜测定为此才女所作，甚是思慕，于是索性再作一首诗诉说婚姻之事题于风筝之上，欲“使新诗索妙音”。也是天分不作美，他放的风筝遇到了变向的西风阻隔而落在东首梅氏院内，此风筝又偏偏被貌丑才拙的爱娟拾到。因此《风筝误》剧中的一连串误会性的喜剧性情节遂真正产生。

　　二、“误会”在戏剧中的功用

　　人生在世，所见所闻是相当有限的，再加上思想方法、处世态度、心境脾性、修养气度等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产生“误会”也就在所难免：一个人对一件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判断，就往往陷入“误会”的泥绰。现实生活时时处处在诱使着人们去品尝“误会”的甜酸苦辣。可以说，普天之下因“误会”而生发出的是是非非、哭哭笑笑、恩恩怨怨、生生死死，委实太多太多。而“误会”一旦发生，总不免要酿出事端、导引矛盾，敷化出千奇百怪、曲曲折折的故事来。这就正好应和了戏剧冲突律和传奇性的需求，故二者一拍即合。“误会”则由此作为可直接作用于戏剧冲突、情节纠葛与人物塑造的活跃因素而存在，具有了其自身独特的审美品格和艺术价值。

　　首先，“误会”在戏剧情节安排、结构布局方面具有重要功用。这一特点，我们又可大致划分为两种情形。

　　（一）众所周知，“误会”又称“错中错”，它是由人们的错误性判断造成，故常常可以产生“以真为假、以假为真”的特定情势，生发出种种笑料。因此，“误会”属于编织戏剧情节的一种重要手段：运用它，每每可穿针引线，屡屡掀动情节的波澜，铺设出丰富生动而引人入胜的戏剧情境来。

　　试以李渔的喜剧《风筝误》为例。该剧中心线索在于才子韩世勋的婚姻纠葛。韩世勋早年丧父，由亡父好友戚补臣抚养，与戚家公子戚友先同窗读书。戚府近邻有詹烈侯一家，詹家有同父异母的一对千金——面陋品劣的长女爱娟与貌美才优的次女淑娟。詹烈侯因妻妾不合，不得不将府邸分割成东西两院以求相安无事。韩世勋在一次清明节放风筝时，原本想向才女淑娟表达爱慕情愫，孰料阴差阳错，风筝误落入爱娟手中。随后韩世勋与爱娟均采以冒名顶替的手段去幽会求偶，由此一误再误，如一石落水，激起无限波澜。这一边是韩世勋起初认丑为美，夜赴佳期，由“惊丑”而逃归；终而又以美为丑，新婚之夜，不入帷帐而独处。另一边则是爱娟始而以韩为戚（即把韩世勋误当成花花公子戚友先），假冒才女，结果丑态百出；终而又以戚为韩（即把戚友先错认成韩世勋），婚夕戏谑，泄露出隐私。直至最后两对男女当堂对质，疑窦方得冰释。剧中的韩琦仲，作了新郎，误以为新娘淑娟不过是丑女爱娟，误以为这如愿以偿的喜事是冤家对头的婚配……可以见出作者是非常擅长运用“误会”这一喜剧技巧的——以假为真，误丑为美，视美为丑，“误会”越闹越大，矛盾愈演愈烈，造成层出不穷的喜剧笑料。

　　戏剧情节最忌一览无余，平淡无奇；而运用“误会”手法，可使得戏剧情节曲折有趣，丰富多变。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堪称一个范例。该剧写了一对孪生兄妹西巴斯辛和薇奥拉，在一次航海中罹难失散，双方都“误会”对方已身亡。妹妹薇奥拉被人救起后便女扮男装，化名“西萨里奥”投靠奥西诺公爵门下，充当其仆从。她暗中眷着公爵，曾几次向他倾诉衷情，可公爵则始终误以为她是个男性，一直未能领悟内中奥秘。奥西诺此时正热恋着奥丽维娅伯爵小姐，他派薇奥拉作为“信使”前往奥丽维娅府邸代替自己求婚。不料，伯爵小姐一口拒绝了奥西诺，反倒误把薇奥拉当成男子，对她一见钟情。在这里，由于“误会”，使人物之间呈现错综复杂的关系，情节的戏剧性不断加强。不久，薇奥拉的哥哥也遇救脱险，四处寻找生死未卜的妹妹。因身穿男装的妹妹和她的哥哥貌似一人，使曾搭救西巴斯辛一命的船长安东尼奥，误把薇奥拉当成西巴斯辛，而责骂他忘恩负义；又使得安德鲁把西巴斯辛误当成薇奥拉，而向他挑起决斗：还使得奥维娅伯爵小姐把西巴斯辛错当成薇奥拉，而毫不迟疑地与之举行婚礼；同时使奥西诺把与奥丽维娅小姐结婚的西巴斯辛，误以为是自己的仆从和“信使”奥薇拉，而对其百般嫉恨抱怨……显然，上述一连串扑朔迷离、曲折多变、波澜起伏、妙趣横生的戏剧情节，均是在“误会”中进行的。假设该剧没有这样一些“误会”，那么，戏剧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就将大大减色。

　　（二）“误会”不仅能铺设局部性情节，而且具有构筑支架、撑起大厦的统摄全局的作用。换言之，即整个戏剧之结构、冲突，缘起于“误会”，并以此为契机，延伸拓展，贯通全剧。全剧从头到尾都是“误会”，离开了任何一次“误会”，整个戏将不复存在。

　　例如《十五贯》中剧作者即是凭附一场“误会”，串构成全剧情节：苏戍娟把爹爹尤葫芦回家后的一番“戏言”信以为真，以为自己真的被卖给人家了。由于这个“误会”，才引出下面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和人物行动：如苏戍娟深夜潜逃；娄阿鼠夜入民宅，为偷盗十五贯钱而杀死尤葫芦等等。而这些情节又为造成随后更大的“误会”埋下了伏笔。试看，苏戍娟在逃亡路上巧遇熊友兰，男女二人同行，被前来追赶的乡邻们误当成合谋劫财害父、通奸私奔的同案犯一并捕获。待苏、熊二人被押送到昏官过于执那里，过于执又根据前面的“误会”草率断案，判处苏、熊二人死刑。至此，这一场“误会”似乎已成定局，全剧的情节很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可是不然，好戏还在后面呢——这场“误会”偏偏碰到了执法严明、一丝不苟的监斩官况钟。况钟察觉此案有误，但自己仅仅是奉命监斩，岂有翻案之权。于是，在斩与不斩的问题上（如果换一个视角讲，其实这就是如何处理一场“误会”的问题）产生了强烈、反复的内心矛盾冲突。最后况钟拿定主意复查翻案，此实际上就是进入解决“误会”的开始。自然，“监斩”以后的几场戏，便都是表现况钟解决“误会”的具体过程。至冤案昭雪，一场“误会”得以解决，全剧情节也就随之而告结束。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与此同理：因为一个“误会”——错误地将偶然路经此地的彼得堡小官吏赫列斯达柯夫，当成“微服查访本城的钦差大臣”，剧中所有人物于是乎纷纷先后粉墨登场，紧张而又可笑地行动起来。显然，剧中所有人物及人物关系，所有人物的一系列行动，统统是被集中于特定的“误会”情境中予以表现的。一场“误会”，成了在全剧情节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中心事件。

　　其次，“误会”的生成与作用，大多以揭示性格为旨归，“误会”不啻为戏剧增添上的燃剂，可烛亮人物性格的五色光斑。

　　仅以元杂剧《李逵负荆》为例。该剧描写的是，李逵误将宋江、鲁智深当作强占民女的罪人，心急火燎赶上山去，砍断杏黄旗，大闹忠义堂，最后发现系歹人冒名项替所为而幡然醒悟、负荆请罪的故事。此“误会”虽缘起于李逵性格中的轻信、鲁莽，但剧作家的泼墨之处却更着重于表现这位绰号“黑旋风”的粱山好汉刚直无私、嫉恶如仇、勇于改正错误的高贵品格。在这里，“误会”成为表现人物性格的一种精巧构思——它那独特的透视视角，成为表现“梁山好汉”李逵性格从负面而入、正面而出的最佳切口，使该艺术形象更显光彩，较之于任何正面描写与说教具有效果更佳的戏谑性和艺术感染力。

　　再次，在制造、增强喜剧性效果方面，“误会”则带有其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式独到功用——在戏剧的长廊中，那零星的、短暂的、稍纵即逝的、无关宏旨的误会，可谓俯拾皆是。它们在全剧中，犹如润滑剂或调味品一般，润色、增味，点缀起一星亮色。这类误会，大多是通过一时的误说、误听、误传，组织起一个细节或细小的情节，或在紧张中间以松弛，或在严肃中穿插调笑。它们虽无涉于重大关目，只是在某个情节、场面中匆匆来去，逗人一乐，调节一下气氛及情绪。但这样一些零碎的误会所造成的小小纠葛，自然慰贴，意趣无穷。如果从整个戏剧结构来看，这一情节仅处于从属地位，但并没有影响它们成为家喻户晓的精彩片段。真可谓闲笔不闲，吉光片羽，挑逗起瞬间意趣。

　　试以莫里哀的著名喜剧《吝啬鬼》为例。该剧第五幕第三场里主仆二人——老东家阿巴公与管家法赖尔之间曾发生过一个“误会”：阿巴公误以为法赖尔偷了自己的钱箱，法赖尔则误以为自己与阿巴公女儿艾莉斯的恋情败露。所以，当阿巴公虚张声势地叫嚷已经知道法赖尔“偷了家里的东西”，讹诈他从实交代，法赖尔胆怯地“实情相告”时，一个言东而另一个言西、各述心怀的那一番话所构成的“误会”场景，细细品味颇饶有趣味，令人忍俊不禁。兹摘录一段如下：

　　阿巴公：把你偷去的东西还我就是了……

　　法赖尔：是一位天神叫我干的。……我说的是爱情。

　　阿巴公：好美丽的爱情，对我的金路易发生爱情？

　　法赖尔：我们已经订了誓约，彼此永远相爱相依！只有死才能把

　　我们分开！

　　阿巴公：你简直对我的钱入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