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高腔《目连传》不仅对祁剧有很大影响，对两京（南京、北京）、福建、湖南、贵州、云南、四川、两广都有很大影响。之所以高速度、大面积蔓延开去，与高腔音乐的通俗好听有关，与《目连传》表演的精彩有关，与皇帝们的推波助澜尤其有关。《目连传》是盂兰盆会的戏剧化，盂兰盆会是《佛说盂兰盆经》的法会化。这三者是三位一体，都是在帝皇们羽翼下孵出来的。高腔随着《目连传》进祁阳，主要是帝皇们“敕令”的结果。

　　一、祁剧传播的动力

　　南北朝的皇帝

　　在晋时，敦煌的大和尚竺法护编造了一部“佛说”《盂兰盆经》，讲了个目连下地狱救母亲的简单故事，说每年七月十五日用盂兰盆“具饭百味五果……床敷卧具”于盆中，供养众僧大德，借众僧威神之力，可以使在世父母长命百岁，使去世的七世父母脱离饿鬼之苦而升天，或转世为人。这部“佛经”一反印度佛教不认父母的原旨，塑造了一个胜过二十四孝的大孝子——下地狱救母亲的目犍连（简称目连）。中国皇帝治国，以孝为本，认为凡是孝子就不会犯上作乱。这部佛经受到中国历代皇帝热烈欢迎，大力推广。首先是南齐高帝肖道成（479—482），　　“常于七月十五送盂盘经诸寺中，供自恣僧。”接着是南朝梁大同四年（538），和尚皇帝肖衍，在京都（南京）同泰寺，举行中国第一次盂兰法会。以后，成为制度，每年都于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盘供养众僧，而且“继目连”。

　　唐朝的皇帝

　　唐代盂兰盆会更热闹，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寺、慈恩寺等，皇帝每年七月十五日都会“盘献供种种杂物及舆盘音乐人等，并有送盘宫人，来者非一”。唐代宗李豫皇帝更甚，竟于七月四日，于宫中设盂兰会。“所费百万。是日铙吹鼓舞，奔走相属；百官排班光顺门，奉迎导上，岁以为常。辟臣承风。”唐武宗四年（844）皇帝李炎时，盂兰会已经成为了全民盛事。日本人圆仁在长安见到的是“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今年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

　　宋朝的皇帝

　　北宋皇帝以道教为国教，仁宗、真宗、神宗诸皇帝不仅将盂兰盆会设在宫中进行，而且用道教的方式举办。宋徽宗赵佶崇宁二年（1103），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到的七月十五日的习俗有五个内容：一是老百姓也造盂兰盆，“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二是卖目连像；三是供养祖先；四是“禁中”也派人去“祭军阵亡殁，设孤魂道场”；五是“自过七夕，便搬《目连经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北宋皇帝们提倡的盂兰会，已普及到民间，并形成习俗，而且多一项“祭军阵亡殁、设孤魂（即厉鬼）道场”。过去的继目连“音乐人”、“铙吹鼓舞”，发展到此时，则成了可以演七天的《目连救母》杂剧。此处表明，设盂兰会演《目连传》，祭祖，祭厉鬼，已成了三位一体的大普及。

　　明朝的皇帝

　　朱元璋当皇帝才三年，天下尚待平定，就迫不及待地御定祭祀活动：“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厉，设坛玄武湖中。岁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祭……一年二祭如京师，里社则祭乡厉。后定郡邑厉，乡厉，皆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明史?厉坛》）。七月十五日祭厉必没盂兰会，演目连戏。清?乾隆28年（1763）《清泉县志?风俗》载：“十五日中元节……其夜又特设馔以祭，祭毕，焚冥衣冠楮钱于门，又或用浮屠设盂兰会、放焰口、点河灯，市人演《目连》、《观音》、《岳飞》诸剧。”清泉县即衡阳，与祁阳毗邻，风俗大致相同。此风俗与北宋中元节一脉相承，而朱元璋则用“敕令”，使这种习俗法律化。朱元璋演戏还有规定。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载“国初榜文”说：“……今后人民娼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有司究三台。”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了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戏班只准演“劝善”的孝子、义夫、节妇等戏文，而《目连传》在明朝则叫《劝善记》。演皇帝戏危险，弄不好则要杀头，《目连传》中便没有皇帝。这是“真龙天子的旨意”，反对设厉坛祭厉鬼、设盂兰会盆、演《目连传》之类的劝善戏，就是反对朱家皇帝，就是欺君罔上，轻则杀头，重则灭族。哪州哪府哪县哪乡的官员敢说半个不字？于是在明朝皇帝势力范围内的福建、湖南、云南、贵州等省，都从江西引进风行一时的弋阳腔《目连传》，以配合祭祀。在明王朝势力范围外的地方，则不演《目连传》，也不举行盂兰会。祁阳是朱家王朝的王土，当然和隔壁的清泉县一样，要大搞祭厉的“三位一体”。祁阳县的厉坛就没在朝京门（罗口门）外的坛岭上。

　　朱元璋的敕令是促使弋阳腔《目连传》广泛流传的主要力量。

　　清朝的皇帝

　　清承明制。明朝祭厉，他们也祭厉；明朝提倡演《目连传》，他们也提倡演《目连传》。不但要州县演，皇帝还带头在紫禁城后门搭台演《目连传》，还牵活象上台。“乾隆初，纯皇帝命张文敏写剧本，供乐部演出”，其中就有一部十本的〈劝善金科〉，于岁暮奏之，以其鬼魅杂出，以代古驱傩之意。皇帝还命人印制有套色的木刻本《劝善金科》，发至各地。张文敏（即张照，岳阳楼上〈岳阳楼记〉的书写者）在此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当今万岁，悯赤子之痴迷，借傀儡为刑赏，使天下之愚夫愚妇，看了这本传奇，人人晓得尊君王，孝父母，敬尊长，去贪淫，戒之在心，守之在志……

　　继明代皇帝之后，清朝“万岁”的大力倡导，使得高腔《目连传》的搬演，比之于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帝皇们是推动七月十五日祭厉、盂兰会、高腔《目连传》迅速、广泛、持久繁荣的主要力量。

　　二、祁阳的盂兰会与《目连传》

　　盂兰会

　　明朝朱家皇帝下旨，祁阳和其他各地一样，也引进了高腔《目连传》，来配合中元节祭厉的盂兰会。在祁阳，盂兰会（民间基金会）各地都有，大小不等。五六家人也可以结个盂兰会，中元节焚烧纸钱，放焰口，施鬼食，但不唱目连戏；唱戏开支太大，几户人家负担不起。城内也分街道结盂兰会，设醮坛祭厉，焚纸钱，放焰口，请巫师在坛上作法事，然后坐唱“板凳曲子”（祁剧坐唱），以代目连戏。农村盂兰会以庙为单位，如永安庙内便有孔圣会、灶王会、雷祖会和老盂兰会。这种盂兰会或三年、或五载一举，规模较大，要唱目连戏。还有集镇，经济条件比较好，有田产、有租谷，盂兰会便办得很有规模。清?光绪年间，枫林铺还立了一块《盂兰会碑》：

　　国家大典之垂，有大祀，有中祀，有群祀，又推而广之，为邑厉之坛，盖以祭境内之孤魂而□□，后者其意深远矣。世之仁人师其意，而建盂兰醮焉。盂兰之名昉，自比连而盛于近世，然敛金延僧，或数年而一举，或十数年而一举，旋举旋废，莫克以垂久远。县北十里枫林铺，多乐善好施之士，凡境内列圣神祗，靡不置有祀田，以举馨香。而盂兰一事，尤竭力经营，以成善举。是举也，倡之者，雷公皓蟾，继之者其嗣君南阳公也。协力而共襄助之者，好善之诸君子也。而独总其成，矢公矢慎，历十余年不少倦怠者，共口南阳公之力居多。今者并办置田十余亩，将刊碑以垂永久，爰弁数语，以为之序。郡禀生静庵氏肖惟仁敬撰。　　（以下为捐款人名，略）

　　从此碑可以看出，盂兰会是与国家规定的大祀、中祀、群祀以及邑厉之坛的祭祀是一起的。属“里社则祭乡厉”的范围，是朱皇帝曾经下过“敕令”，清王朝继续推行的。

　　立碑，说明人们对朱皇帝当年圣谕的“遵旨”；“数年一举或十数年一举”是因为演《目连传》耗资甚巨，十余亩会田的租谷要积累如此长的时间才够开销。这种虔诚的盂兰会，祁阳县内所在多有，这就使外来的高腔《目连传》，能在祁阳扎根、兴旺的原因。

　　如果不是皇上“敕令”，怎么会如此步调一致地制订设盂兰会、唱目连戏的“公约”呢。演目连戏的村院多了，县内30多个戏班做不赢，便不限于七月十五日，整个下半年都可以设盂兰会，唱目连戏。艺人们说，下半年只要“写”（演）两处目连戏，日子就好过了。因为演目连戏，收入非常可观。“目连戏”是戏蔸蔸，更是艺人的钱兜兜。

　　目连戏的世俗化

　　国民17年（1928）上半年，文明铺逢上瘟疫，成片地死人。有人说，此年是灾年，过了年就无妨了。可是离过年还有半年之久，怎么办？有人说，可以提前过年，瘟王见已经过年，便不肆虐了。文明铺民众立即用白灰刷墙壁，屋顶上撒石灰，说明了是下雪；又贴对联、祭祖、放鞭炮，一切如春节；又扎高台演《目连传》，祭厉驱厉，以保祭区平安。真正过年时，又过了一个年。那一年文明铺过了两个年。

　　祁阳大商贾唐玉和有家人被绑架，生死未卜，也唱目连戏，求平安。祁阳大财主李维雨、石敬堂，仓里谷子坏了，不能吃，要烧掉，又怕“五谷大人”降罪，便先演目连戏，求上苍饶恕。日寇投降（1944）后，祁阳城乡，千疮百孔，瘟疫流行，苏油坪、玉皇阁、岳圣殿等处，同时演《目连传》，以驱瘟疫。历代帝皇提倡、敕令唱目连词，挂目连像，跳目连舞，演目连戏，使目连意识深入人心，于是成了祁阳和各地民众的共同习俗，凡遇灾难便演目连戏，不一定是中元节。

　　民国初年制定宪法，反对迷信，目连戏的演出便逐渐停锣息鼓。1949年10月后，提倡科学，提倡无神论，充满迷信色彩的《目连传》便消声匿迹。只是作为学术研究，才作仿古内部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