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阳楼记》开篇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一部戏。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有了，而且还有悬念：谪守。因什么而谪？守得又如何？于是，有了第二句：“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言下之意，滕子京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才一年功夫，就把巴陵郡治理得很好了。那么，如此有才之人，怎么还遭贬？或者说，一个谪贬之人，怎么还能干出这么好的政绩？这个问题所引发的疑问和探究，便成为我与父亲曹宪成在联合创作大型巴陵戏《今上岳阳楼》时，始终没有放弃的思考，也是我们在塑造滕子京这个人物时，试图诠释的人性的力量。

　　通常，一个有才之人反遭谪贬，不外乎两个原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性格使然的悲剧命运。

　　滕子京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仁宗皇帝励精图治，进行社会政治全面改革的时期，也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在这一改革的浪潮中，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宫廷内外展开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于是，我们在设置滕子京这个人物时，有意将他放在了矛盾的风口浪尖——作为范仲淹的同年进士和好友，他成为矛盾对立面王拱辰用以打击范仲淹的一道靶子。

　　滕子京一出场，便是罪囚身份，滕子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此次被诬，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抓我有缘由。分明是庆历新政来势陡，利弊权衡满腹忧。釜底伸出抽薪手，钓台垂下诱鱼钩。”王拱辰真正的矛头是范仲淹，自己从硝烟四起的西夏战场上下来，落入的是没有硝烟却战火更甚的政治斗争漩涡。以他的学识和精明，他并非不知道反击，而是不屑，面对王拱辰，他毫不隐晦地指出：“状元郎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何必玩弄小阴谋？”在他看来，所谓的政治斗争，不过是追名逐利，太不足挂齿，能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事，才是他平生大志。

　　把握住藤子京“想干事”这样一个基调，笔下就有了这么一个坦荡大气、光明磊落、仕途失意却仍然壮志满怀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在范仲淹为他送别时豪迈宣传：“皇上给我一个荒蛮小郡，我定还他个锦绣江南！”在岳阳楼前巧遇一群消沉的贬官时，他也绝不同流合污，立志兴楼。甚至当再次被诬，身处牢狱时，仍不忘为岳阳楼求记，做他想做的事。

　　“能干事”则是滕子京的另一行为基调，由此衍生的性格特质就是雷厉风行、胆识过人，不拘一格的过人之才。在处置湖匪齐浪飞时，透过齐浪飞倨傲粗犷的外表，他看到的是他疾恶如仇的内心，不但没治他的罪，反而大胆启用，以“将功补过”。为筹措重修岳阳楼的资金，他更是别具心机，用“江湖手段”追讨债务，不但无需动用国库，更不用搜刮民脂，也解决了当地商贾的债务纠纷。修楼时，针对斯光的贪污行贿，他也旁敲侧击，直捣人心。

　　正因为他“想干事”，“能干事”，才会“干成事”，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来到巴陵郡一年，便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然而，别忘了他身处变革的矛盾漩涡，纵使他不愿，也不屑去玩什么政治斗争，但斗争的烟火还是会伤及其身。

　　惩治斯光贪污一事，本是他为官正直的性格使然，但因此触犯小人，这件事便成为他再次被诬的导火线——有下面的斯光作祟，上面的王拱辰就好做文章了。于是，他停职了，与他同年之好的范仲淹也遭贬了。这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他正直、自负的性格悲剧。

　　纵使这样，滕子京还是没被打倒，在高高的牢狱里，透过狭窄墙缝上投射下来的一道阳光，他毫不在意自己的处境，心里仍是满满的，“人在囚牢守，心在天际游”，他的胸怀大得足以穿越牢笼，仍然装着整个巴陵郡和大宋王朝。他总是能在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天地里，为老百姓尽可能地做最多的事，就像当初在泾州，他亲自领兵作战，体恤下属；贬到巴陵郡，他大力办学、建堤，重修岳阳楼；而今即使在牢里，也能心安理得地为岳阳楼写求记书。他一身傲骨从未屈服过不公的命运，就像王拱辰说的：“皇上是贬了他一辈子，可一辈子都没能让他趴下！”然而，当王拱辰最后宣旨让他找一富庶之地颐养天年时，他崩溃了，也终于“趴下”了，这等于是剥夺了他做事的权利，剜了他的心啊，他不禁惶然跪下，悲声痛恸：我还不老，我想干事，我愿干事，我要干事，我能干事啊！

　　在写他“趴下”的这一刻，我的心动容了，我能感受到他心中的悲苦。后来在剧场演出时，每演到此处，观众也是无比的揪心。他们看到了一个时时刻刻为民谋事却不计个人得失的官吏，看到了一个忍辱负重却仍然勤于政绩的将才，看到了一个身处政治斗争漩涡却丝毫不懂保护自己的勇士，更看到一个胸怀大志却抗不过命运沉浮的悲剧人物。这是滕子京生命中最痛的一刻，之前无数次的被贬，按说，要消沉当可消沉，论哀怨亦可悲之，可他的豪情从未退却，不艾不怨。而今却因皇上的一道“恩旨”，竟如此悲恸，可见其的心境，都系于一处：还有那么多想做的事还没做，还有那么多的忧患萦绕在心头。

　　如果说，通过遭诬上任、赦匪仰商、修楼扼贪、待堪求记这几场戏，我们可以塑造成功一个豪迈通达、勤政为民的滕子京，但与我们心中那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滕子京，仍然有些距离。怎样才能塑造出一个超越个体生命，且能与岳阳楼精神一样不朽的滕子京？

　　一天，我们无意在《岳州府志》里，读到关于岳州学宫的记载，其间记述了位列学宫乡贤祠的历代乡贤清官的名字，宋庆历年间受到百姓褒奖的乡贤清官中，就有斯光的名字……顿时，我们像开了窍。斯光，一个曾经因贪污受贿被滕子京惩治的小人物，为什么最终能青名留史？我们从他的人生轨迹上，找到了通往滕子京灵魂世界的另一通道。

　　尽管对于斯光和王拱辰来说，滕子京是他们的“敌人”、“对手”，但他忍辱负重的勤勉为政，光明磊落的坦荡为人，在骨子里是令他们钦佩的。他们之所以要以他为敌，实则是整个官场的“潜规则”使然，只有踢开绊脚石，才有升迁的机会。也许，他们升迁也是想有所作为，就像斯光曾说的“人啊，要扭曲自己，才能改变自己，只有改变自己，才能还原自己……”可是，这样真的就能达到目的吗？果真胜利了，真的就心安理得了吗？斯光在状告腾子京后，充满心虚，而王拱辰在战胜所谓的对手后，感到的是痛彻的孤独。将他们与滕子京放在同一历史批判和道德评判的天平上拷问，他们是卑微的，不堪一击的，甚至一首儿歌民谣，就可以刺痛到他们的内心。如果说，这些只是让他们不安了，而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他们此生绝难承受的震慑：斯光最终得以上任岳州知州，竟然是滕子京不计前嫌，看重其才而亲自举荐的；而王拱辰，这个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在享受胜利的同时也迎来生命的致命一击，为了打击滕子京进而打击范仲淹，他竟杀死了自己的亲妹妹！这两个情节的安排，让斯光和王拱辰受到良心的谴责，灵魂的震撼，他们终于看懂了滕子京，也终于找到了自身的位置。这就是人性的鞭策，人格的力量！

　　滕子京个人命运是悲剧的，但他的博大胸襟，他的人格魅力，不仅改变了个体的斯光和王拱辰，更为后人留下永恒的忧乐情怀。史料里说，滕子京离开了满心牵挂的岳州，最终死在远赴苏州的路上，我们一开始也写了这悲壮的一幕，但后来总觉得对滕子京来说，这样的结局不够有力，所以，避开了这一历史事实，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下了“千里神交”这场戏。应该说，这场戏是整个戏剧的高潮和精髓，也是滕子京人格魅力和人性价值的集中体现。在去往苏州的路上，滕子京与范仲淹围绕岳阳楼，围绕人生，发生了一段神交和对话，两位同样胸襟宽广、一心为民的同年好友，以自身的行动，共同谱写了不朽篇章《岳阳楼记》。他们同样兢兢业业，却遭遇同样的被贬和被弃的命运，为官一世，忧在心中，但忧的不是自己，而是“为民忧，为吏忧，为刑忧，为户忧，为工忧，为兵忧，为儒忧，忧忧忧，只有后天下之乐而乐，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滕子京用一辈子的生命身体力行的忧乐情怀，也是亘古不变的岳阳楼精神。

　　当然，整个戏还存在很多不足，对滕子京这个人物的感受和表达，也有不少疏忽之处。所以每次演出，我总喜欢坐在后台静静地看，我看着立体的滕子京活在舞台上，便想，如果他此刻也在某个角落看着台上的那个自己，会摇头还是颔首？每当这样想，我就有一种敬畏之心，很想跟他说：“滕大人，冒犯了，如果可以，让我跟您走得近一点，再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