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探讨《西游记》源起形成，玄奘取经史实似乎只与西行路线和玄奘本人联系比较，却没有认识到《西游记》故事衍变从整体本质上都与玄奘取经史实，尤其是《三藏法师传》有着紧密联系。除玄奘与“其山险峭，峻极于天”的地理环境外，学者们把更多的因缘，尤其是孙悟空等人纵横捭阖，腾挪飞升的神通变化与民族传奇、神话紧紧相扣。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说了“孙悟空正类无支祁”，“民族传统”、“国货”说遂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响应，并加发挥。从唐传奇《古岳渎经》禹治洪水降伏淮河水怪无支祁的故事，追溯到西汉初年成书的《淮南子》所记“石中生人”的神话故事，认为这是孙悟空形象演化的第一个阶段。［1］

　　不能说唐代传奇、神怪故事或更早的神话与《西游记》故事、尤其是孙悟空形象的衍化没有关系，但显然不具有直接关系，也不具备独立进化演变为孙悟空形象的品格。相较而言，庸代玄奘西游史实与在这一史实基础上发展的文学形式与之更为直接，也为探索孙悟空形象的来历提供了线索。

　　宋代，出现了纯粹文艺形式的《西游记》故事，这就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它从这一故事历史原型中超越生发开来，进入宋元时期文艺创作和想象的新阶段。这一阶段这一题材的作品主要有：金院本《唐三藏》，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元明间杂剧《西游记》，元末明初《西游记平话》等，可见其活跃。从现存比较完整的《取经诗话》（仅缺开头第一）和《西游记》杂剧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西游记故事奠定了明代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的雏型，《取经诗话》出现了唐僧徒弟、“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的“猴行者”。

　　虽说取经有了较为稳定的僧行七人，但主要描写的是猴行者和三藏，尤其是猴行者，不仅首次亮相，且从始至终引三藏入大梵天王宫、伏白虎精、降九馗龙等等，护助三藏完成取经，成为作品中实际主人公的形象，是吴承恩小说孙悟空形象的最早直接来源。而在元明间《西游记》杂剧中，唐僧的三大徒弟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均已齐集。

　　猴行者最早出现于宋代《取经诗话》，且有许多降妖伏怪、征服险阻的精彩上乘表现。然而也可以看出，这位猴行者与传统的猕妖猿精是不同的——尽管他们都具有非凡的本领和相似的表象特征。这不仅在于传统的猕妖猿精降灾逞凶，危害人民，更在于这些猕妖猿精只是人们搜奇猎异、零星片断的累积，不具备孙行者的叱咤风云、天马行空的品格风范。

　　那么，猴行者原型出处及衍化为孙悟空汲取的素材来自何方呢？

　　与鲁迅的观点对立，胡适提出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是孙悟空形象的“根本”的假定，并认为“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2］胡适的“外来影响”说与鲁迅的“民族传统”说在二十年代引发出一场论战，它是孙悟空形象“国籍”最有代表性的二派意见，直到现在九十年代还聚讼纷纭。

　　我们知道，一个鲜为民众熟知的故事和人物难能为民间多方承袭演变为家喻户晓的新故事。［3］吴承恩创作改编的基础也只能是民间通俗之作，而不可能人为地去一部偏僻晦的作品中寻找“模特儿”。但学者们对《罗摩衍那》及哈奴曼的探讨仍有其积极的意义，这种极其相似的比较足以引起我们对印度文化典籍的注意和重视。

　　其实，日本学者早有猴行者来源于佛教典籍的探讨。如果说“日本众家所列举的猕猴、猿猴或有猴类形体特征的神将，他们往住是仅作为一种动物或者是以动物形体的神做为佛、菩萨的附庸而被提及，少有各有的故事经历、性格特征，也不具备猴行者原型的条件”［4］的话，那么，佛十大弟子之一、“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目连）为孙悟空艺术形象的原型是经得起推敲的。

　　目连不同于哈奴曼之处在于他是佛教徒，目连尤其是目连救母故事在中国民间社会梳传甚广，所谓家喻户晓。唐代敦煌石窟大量的变文中，目连变文是其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据统计，现存目连俗讲变文共有十七种。［5］神通广大，目连故事在唐代的广泛流传，为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猴行者形象及其再后之孙悟空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鲁迅概括孙悟空形象具有“神变奋迅之状”，［6］这也是目连形象的主要特征。在佛祖释迦十大弟子中，目连“神足轻举，飞到十方”，故称“神通第一”。［7］孙悟空护助唐僧西行取经，一如目连捍卫佛的事业。

　　目连以“神通第一”著称，在目连与好友舍利弗之间曾发生“捔现神力”之事：

　　佛在舍卫城祗树给孤独园时，世尊于十五日说戒时，诸比丘僧及五百比丘从祗洹没诣阿耨达池，时阿耨达龙王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观如来颜色及诸比丘。即白佛言：“观此众中皆空无所有，舍利弗比丘今无此座”。佛告目连言：“妆速往至舍利弗所，以我声告。”目连承教，往舍卫城谓舍利弗言：“佛呼汝来，阿耨达龙王欲得相见。”舍利弗自解祗支带著目连前，谓目连曰：“汝有神足，举此衣带结阎浮提树。”目连执带不能移动，尽力欲举，地皆大动。舍利弗便从目连著弗于逮，又以缠须弥山，目连便举动须弥山。舍利弗复以此带缠如来座，目连遂不能动。舍带还龙王所，遥见舍利弗已在前，至结跏趺坐，直身正意，系念在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弗言：“我不失神足矣，何以故我从祗洹前没不现，后至此池，舍利弗后没不现，先至在座？世尊常说我第一，云何后至？”佛曰：“不退，舍利弗比丘有大智慧。”还舍卫城，众亦生疑。佛告目连：“众多比丘无恭敬心，于汝言舍利弗神足胜汝，可于此众中现其威力。”对曰：“承教！”即于座起，住须弥山顶，以一足蹈须弥山顶，举一足著梵天上，蹴须弥山，使地六反震动。时以梵音而说此偈：

　　当速求方便，于此佛法众；

　　当除生死惠，如象食竹叶。

　　若于此佛法，修诸无欲业；

　　已除诸尘劳，亦尽苦源本。

　　时诸比丘汉未曾有，大目犍连说此偈时六十比丘因此漏尽。［8］

　　乍看是对目连神力发生疑问，实则进一步肯定他的“第一”。

　　释迦比丘弟子中，有神通者众多，而目连被推为神通第一，因为他能在教化中常显神通。释迦不许弟子显异惑众，但对目连的神通却常常称许。一次，舍卫城全城联合公宴供养九十六种出家的宗教徒，宴席设在阿耆河对岸的大广场上，众多的外道都来受供，并争抢“上座”：

　　目连使河水暴涨，泡沫弥岸。诸外道等竟缚簰筏，迨欲先渡，取第一座，而水激急洄，復漂还，竟夜疲苦，簰筏破散，没溺寒冻，上于岸边，向日而蹲。

　　当释迦将来时：

　　目连化作宝桥，种种严饰，花香妓乐。诸外道见，各作是言：“沙门来迟，我等先渡。”蹈桥堕水，身服濡湿，军伏随流，佛以神力令无死者。佛与比丘俨然而进，次第庠序。随进步处，宝桥即灭。目连摄其神力，河还如故，使诸外道皆悉得进。［9］

　　孙悟空以“七十二变”著称，而佛教传说中目连可以“飞腾虚空作十八变。”

　　调达见释迦赞叹舍利弗、目连，“内兴妒嫉。”弟子门徒”厌患不堪侍从，尽舍调达往就菩萨。”调达发誓要报复。一次：

　　舍利弗、目连比丘后往彼众，调达见已，举声称：“善！善来！舍利弗、目连比丘，吾获大利，知我成佛、三界独尊，智慧神足弟子自然响应”尔时调达即移瞿波等左右子坐·舍利弗、目连安处左右。尔时调达像如来，告舍利弗、目连曰：“吾忠脊痛，小欲安睡，卿等人与圣众说法”尔时调达右胁著地，欲得睡寐，天神将挽调达左胁在地。天神复厌诳有言语，鼾声现外，秽气远彻，尔时尊者目连以神足力，飞腾虚空作十八变，坐卧经行，涌没自由，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东没西涌，西方亦尔。尔时目连从空中还就本坐，尊者舍利弗告众会人：“如来之身，神德无量，具一切智，前达无穷，却睹无极，如来法者得现法报，快乐无为。智者之所学，非急者之所习……舍利弗知其心念，即从坐起，彼五百比丘亦皆俱起，随舍利弗、目连后追随而去。时瞿波离比丘，以右脚踢调达曰：“弊恶调达，何力耽睡！舍利弗、目连二人将汝弟子去尽。”尔时调达觉寤，甚怀忧戚……［10］

　　《目连伏菩萨慢》又载：

　　目连承佛圣旨，西方有一世界名光明幡，佛名光明王，现在说法，目连到彼听佛语词。其身长四十里，诸菩萨身长二十里，其诸菩萨所食钵器其高一里。目连行钵际上，时诸菩萨白世尊曰：“唯然大圣，此虫何从来，被沙门服钵际上？”于时彼佛言：“诸族姓于慎勿发心轻慢此贤。所以者何？今斯少年名大目连，是释迦文佛声闻弟子中神足第一。”时光明王佛告目连：“吾土菩萨及诸声闻见卿身小，咸发轻慢，仁当显神足力，承释迦文威德。”目连稽道足下，右绕七币，却在佛前白言：“今欲跏趺，此地容不？”佛曰：“如意所乐”时大目连踊在虚空亿百千仞，在彼宝域变作一床，跏趺而坐，从其床坐垂众宝珠亿百千垓．一珠璎，出百千光，一一光明，各有莲华，一切莲华现释迦文身坐莲华上，其所言说，如释迦文音响清净，班宣经典等无有异。［11］

　　目连的神通，可以降服外道，化诸鬼神，移迁山池，变化身形。目连对于降服外道，是释迦弟子中最有办法的人。这方面的内容有：《目连以神力降化梵志》、《目连化诸鬼神自说先恶》、《目连现二神足力降二龙王》、《目连迁无热池现金翅鸟》等。［12］孙悟空善于变化，时而化为苍蝇，时而变化焦螟虫等。《目连迁无热池现金翅鸟》中目连亦曾“承佛神旨，迁无热池于虚空，去地七丈，化身色像若金翅鸟。”《目连现二神足力降二龙王》描写：

　　佛命长者阿那邠坻当行布施，即起长跪白佛，愿佛众僧明日降神　到舍，欲设粗饭。佛默然受。佛告诸比丘明早当上天，投日中下会邠坻舍饭。佛以明旦与诸比丘如弹指项即升虚空。时有罗汉名曰私檀，即正衣服于虚空中白佛言：“我数上天，未曾闇冥如今，”佛言：“有两龙王大瞋吐雾，是故冥闇。”复有罗汉名曰受彼，即白佛言：“余欲止之。”佛言：“龙大有威神，汝往必当兴恶，吐水没杀人民蠕动之类。”目连白佛：“我欲往谏。”佛言大善。目连即到龙所，龙见目连，即口出烟，须臾出火，围目连一重。目连以道意亦代出火，围龙三重。复变身入龙目中，左入右出，右入左出。如是次第，从身鼻入出，或飞入其口，龙谓目连在其腹中矣。目连变身围绕龙十四重，以身敕两龙，龙大恐怖，尾扇海水，动须弥山。佛遥告目连：“此龙尚能吐水没杀天下，汝且慎之。”目连白佛：“我有四禅神足，常信行之；我能取是须弥山及两龙著掌中，挑掷他方，又能以手撮磨须弥山，令碎如尘，令诸天人无觉知者。”两龙闻之，即便降伏。目连还复沙门，龙化为人，稽首作礼悔过。

　　目连以道意化出火来，“复变身入龙目中，左入右出，右入左出，如是次第，从耳鼻入出，或飞入其口。”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战斗，目连终以其神通变化取胜。被降伏的两龙即刻化为人。这种情况与《西游记》中许多下凡作乱的妖怪被降伏现其原形相似。如第七十一回“行者假名降怪犼”，在朱紫国生灾作孽的赛太岁，原来是观音菩萨跨的个金毛犼，在孙悟空“风催火势，火挟风威”的烟火攻击下，魄散魂飞，走投无路，败下阵来。此时观音一声吆喝，“只见那怪打个滚，现以原身，将毛衣抖抖，菩萨骑上。”

　　在目连与两龙的战斗中，“龙谓目连在其腹中矣。”渗透对方腹内进行挖心战术是《西游记》故事的重要情节。火类坳大战白虎精是《取经诗话》猴行者西天取经路上降妖伏怪最精彩的战斗，其中就有猴行者变作老猕猴，“化一团大石”钻入白虎精肚内的情节。

　　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有五次钻入妖怪肚内制服妖精的情节。分别见于第五十九、六十六、七十五、八十二回。可见其对《西游记》故事的重要性。

　　在目连降异伏魔的经历中，有钻入对方腹内之时，亦有弊魔入其腹内之事：

　　尔时贤者大目乾连于冥中经行，由于平路经行往返。于时弊魔往诣佛所，自化彻景入目连腹中。贤者大目乾连：吾腹何故而作雷鸣，犹如饥人而负重担。吾将入室，正受三昧观察其源。于是目连即入其室，三昧观身，即时睹见弊魔作化彻景入其腹中，即谓之曰：“弊麾，且出！且出！莫娆如来及其弟子，将无长夜，获苦不安，坠于恶趣。魔心念言：今此沙门未会见我，亦不知我，横造妄语“弊麾，且出！且出！勿娆如来及其弟子，将无长夜，获苦不安。”正使其大圣世尊尚不知吾，况其弟子。目连报曰：“吾复知卿今心所念：‘其师大圣尚不能知，况其弟子知吾所在耶。’”魔即恐惧：今此沙门已觉我矣。即化彻身出住其前。［13］

　　这场斗争的描写异常生幼，栩栩如生，尤其是人物的对话、内心心理活动，非常精妙。尽管这段故事写的是弊魔入目连腹内，但却可以看到《西游记》中孙悟空数次精彩“挖心战术”的依本。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目连之师世尊这里被称为“大圣”。我们知道，“大圣”是孙悟空的称号，孙悟空觉得玉皇大帝所封“弼马温”对他是一种轻侮，所以听信鬼王的建议，打出“齐天大圣”的旗号，反下天宫。玉皇大帝无奈，“即差李天王与哪吒太子收降，又降诏抚安，宣至上界，就封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有官无禄。”［14］这一称号有个衍变过程，宋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白猴精称齐天大圣，神通广天，具有“与天同本，与日月同长”的道行。元代《西游记平话》有“老猴精，号齐天大圣，神通广大，入天宫仙桃园偷蟠桃，又去王母宫偷王母绣仙衣一套，来设庆仙衣会。”［15］元明间杂剧《西游记》、《二郎神锁齐天大圣》都出现“齐天大圣”，不过，《西游记》杂剧孙悟空号称通天大圣，齐天大圣是其大哥。佛经里目连之师世尊被称为“大圣”，到唐代《目连变文》目连又称“圣者”，［16］演变的脉络比较清晰。可见“大圣”、“圣者”与孙悟空的“齐天大圣”（作品中常以“大圣”称之）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取经诗话》猴行者还能知过去未来之事，曾“九度见黄河清”、“知得法师前生两回去西天取经，途中遇害。”还知道法师此次西天取经“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天上地府之事皆悉，知道天上“今日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水晶宫设斋。”目连亦有这种对未来的预见性，只不过在二次具体的操作预见中，目连“其心皆实”而“事虚”而已，与如来相较，“目连见前不见后，如来见前亦见后。”［17］

　　一些细节微物也能体现二者存在的因缘。目连与猴行者都有三种宝物，猴行者的宝物是大梵天王所赐的隐形帽、金环锡杖和钵盂。这三件宝物在西天取经途中降妖伏怪、化险化夷起着重要作用。目连的宝物，《目连缘起》“目连告诉再三，我佛哀怜恳切，借十二环锡杖，十宝之钵盂，方便又赐神通。”［18］日本发现的元刊《佛说目连救母经》释迦所赐为十二环锡杖、袈裟和钵盂。［19］元末《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的三件宝物亦为锡杖、袈裟和钵盂。三件宝物中锡杖和钵盂二件是相同的。笔者以为，作未知数构成孙悟空形象整体特征之一部能大能小、威力无比的金箍棒可能与锡杖有关。释迦所赐锡杖“能除八难及三灾”，目连“拭泪空中摇锡杖，鬼神当即倒如麻。白汗交流如寸湿，昏迷不觉自嘘嗟。手中放却三慢棒，臂上遥抛六舌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重门关鏁难开得，振锡之声总自通。”（《目连缘起》）用锡杖打开了地狱之门。《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释迦告诉目连“前去地狱六前，振锡三声，狱门自开，并锁脱落。一切受苦众生，听我锡杖之声，皆得片时停息。”在《取经诗话》中，这条锡杖甚且能够变化，在与九馗龙相斗时，“金环锡杖化作一铁龙”。在火类坳与白虎精大战时，“猴行者将金环杖变作一个夜叉，头点天，脚踏地，手把降魔杵，身如蓝靛青，发似硃沙，口吐百丈火光。当时白虎精哮吼近前相敌，被猴行者战退。”锡杖变作了夜叉，并且“手把降魔杵”，这柄“降魔杵”何其似孙悟空手中的金箍降妖棒。

　　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与目连救母故事紧密相关。目连之母堕入饿鬼地狱后，释迦告诉目连：“汝母罪根深结，非汝一人力所奈何。当须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可以七月十五日为七世父母厄难中者，具饭五果，汲灌盆器，香油灯烛，床褥卧具，尽世甘美供养众僧”，才能使“七世父母五种亲属，得出三涂，应时解脱，衣食自然。”［20］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与目连救母结下了不解不缘，可以说没有七月十五盂兰盆会，就没有目连救母故事。至宋代，七月十五形成祭祀祖先、演出目连戏的节日。［21］

　　各地目连戏演出，七月十五日大建华筵，，追荐超生，母亲刘氏退去兽皮，复转人身，一家今日皆仙眷，喜骨肉共得团圆”“追荐共登仙。”

　　《取经诗话》与目连戏同，亦以七月十五日结：

　　十五日午时五刻，天宫降下采莲舡，定光佛在云中正果：法师宣公不得迟迟，匆卒辞于皇帝。七人上舡，望正西乘空上仙去也。九龙兴雾，十凤来迎，千鹤万祥。光明闪烁。

　　西游取经故事与盂兰盆分并无特别关系，但三藏法师师徒七人嘱定七月十五日“乘空上仙去”，不会与目连七月十五日救母脱离地狱升天毫不相干。

　　对《取经诗话》“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中之“八万四千”，有学者以为它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含义很不明确，不能解释为“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确实，《取经诗活》中“八万四千”是泛指，概言其气势。没有确定的含义。但在吴承恩手上将之具体化了，成为美猴王身上八万四千根应物随心、变化无穷的毫毛。这种具体化符合中国读者群的欣赏习惯，所以吴承恩的操作改变是必然的。其实，《取经诗话》的概数“八万四千”也不是信手拈来，有其根据。佛教典籍中，“八万四千”是个表示数目巨人、使用频繁、较为固定的概称数字，如八万四千由旬、八万四千城、八万四千里，八万四千塔，八万四千宝函、八万四千宝瓶、八万四千像、八万四千诸小国王等等。目连故事中，亦多涉及“八万四千”，如《目连迁无热池现金翅鸟》有“师子座八万四千”、“八万四千菩萨皆大神通”、“列置八万四千杂宝行树诸堂之上”等。熟识佛教的这种习惯性用法，对《取经诗话》中“八万四千”的“含意很不明确”也就释然了。

　　孙悟空形象的表征之一是他的猴性，尤其在《取经诗话》中，自称“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猴王”，始终以“猴行者”面貌出现。那么，辅助唐僧取经的神话故事何以选择猿猴呢？既然说孙悟空形象与“神通第一”的目连有深刻渊源，那么，目连与猿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佛教传说故事中，猕猴是常见灵物，灵活、能干、兼具神性和人性，与人相处融洽，乐于助人。在《猕猴等四兽与梵志结缘》中，猕猴等四兽至道人所听经说戒，当道人“食诸果蓏皆悉讫尽”，意欲离时，猕猴“取甘果来以上道人。”［22］《猕猴奉佛钵蜜》讲道，一次，佛与诸比丘路过耆闇河，猕猴见一村无蜂而有熟蜜，就借阿难的钵盛蜜以奉世尊。“佛分布众僧皆悉周遍，猕猴欢喜腾跃，”殊料“却舞堕坑而死。”［23］《猕猴为五百仙人师》则较充分地体现了佛教传说中猕猴的特性。猕猴为人？为曾？为神？抑三者兼具？已殊难判断。

　　还应指出的是，佛教故事中的猕猴都能上天成佛。《猕猴受禅堕树死得生天上》云：

　　昔有道人树下坐禅诵经，有一猕猴在树上效之，不觉堕树而死，得生天上。［24］

　　元代王古《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师子月佛本生佛》记载：

　　右佛说婆须蛮多菩萨往昔因缘：于然灯佛灭后，堕猕猴身。见一罗汉坐禅，取袈裟披，擎香炉绕行供养，罗汉为授三归五戒。由受戎，故命终生儿率天，值遇一生补处。菩萨从是以后，值佛无数，今当次补弥勒，号师子月佛，并八万四千金色猕猴，亦授佛记种种因缘。［25］

　　刘荫柏认为“就猴能成佛这一点而言，可自能对西游记取经故事的发展衍变有所启示。”［26］

　　在三国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佛告诸比丘，猕猴王者吾身是也，国王者阿难是也，五百猕猴者今五百比丘是。”（卷五）在《猕猴等四兽与梵志结缘》中，“梵志者提和竭佛是，兔者我身是，猕猴者舍利弗是，狐者阿难是，獭者目键连是。”猕猴（王）是释迦化身，舍利弗化身，那么也可以是目连化身。敦煌讲经文《四兽因缘》描写：

　　过去久远，往昔世时，有一个大国号曰迦尸。人则安乐，五稼丰稔，四序调和，无诸灾疫。……仙人答曰：“非王所感，亦非夫人太子之福。彼是山林之中，迦毗罗鸟，兔及猕猴，象等四兽，结为兄弟，行恩布义，互相尊敬，感此事也。”王遂往看，果如其言。……如是四兽，由恩义故，于后命终，尽得生天，帝释诸天，异口中音，欢喜赞叹。尔时如来告诸大众；彼时鸟者，即我身是：兔是舍利；猕猴是大目乾连；白象即今阿难是。［27］

　　说明目连的前身亦曾是猕猴。况且，“神通第一”亦与猕猴的轻捷、灵活、乐于助人为善、兼具人、兽、神三性相同，所以护持唐僧历经八十一难西天取经的孙悟空初为猿猴，就成为十分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了。

　　《西游记》故事早在其原生态的玄奘取经历史记载中，就与目连结下了不解之缘。玄奘亲自去过目连“本生之村”，受到隆重欢迎。《三藏法师传》卷三记载：

　　行可七逾缮那至寺庄，庄是尊者目连本生之村。至庄食，须臾，更有二百余僧与千余檀越将幢盖、华香复来迎引，赞叹围绕入那烂陀。既至，合众都集。法师与相见讫，于上座头别安床，命法师座，徒众亦座，坐讫，遣维那击键椎唱。法师住寺，寺中一切僧所畜用法场道具咸皆共同。

　　目连与《西游记》故事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于斯，当然这里没有出现目连，更没有目连入伙取经行列，然其首次将目连与西游取经故事取系起来，对以后这一故事文学化衍变所起的启示和借鉴则是无疑的。目连尤其是目连救母故事本身在中国就有一千多年的独立发展历史，在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吴承恩对目连故事也是熟悉的，《西游记》第十二回“唐王秉诚修大会，观音显圣化金蝉”菩萨向唐王展示其九环锡杖：

　　铜镶铁造九连环，九节仙藤永驻颜，入手厌看青骨瘦，下山轻带白去还。摩呵五祖游天阙，罗卜寻娘破地关。不染红尘些子秽，喜伴神僧上玉山。

　　“罗卜寻娘破地关”讲的就是目连手执锡杖十八层地狱救母故事“罗卜”是这一故事流传中国后目连在俗未出家时的名字。对目连故事的熟悉，是吴承恩孙悟空艺术形象受目连启示的前提，当然这种启示从《取经诗活》即已开始，不过至吴承恩塑造孙悟空形象始趋完善。

　　我们说孙悟空艺术形象塑造本依于目连，是受“神通第一”目连的启示而逐渐完成的，但并不排陈它杂取其它种种，尤其是佛教传说人物、神话故事及由佛教在中国派生出来的变文等。对孙悟空形象、对《西游记》的故事都有重要启示。这是与目连说一致的，是目连说的补充。佛教、变文对《西游记》的影响曾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如郑振铎认为《降魔变文》：

　　描写舍利弗和六师斗法的一大段文字，乃是全篇最活跃的地方。写斗法的小说，象《西游记》之写孙悟空、二郎神的斗法，以及《封神传》和《三宝太监西洋记》的许多次的斗法，似都没有这一段文字写得有趣，写得活泼而高超。［28］

　　但“杂取种种”不是杂烩，也不能理解为“综合典型”，它有所倚重，是在倚重基础上发展中的兼取，最终形成文学史上一个独放光彩的新典型，他是民族的，是独一无二、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典型，这来自作者们的创造，也来自“神足第一”目连的启示。无论气质、思想、神韵，抑形象、行动，换句话无论精神面貌或行为表征，孙悟空形象都明显地受到了目连的启示。

　　注释：　　　

　　［1］刘毓忱《论〈西游记〉及其他》“孙悟空形象的演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2］《西游记考证·四》，收《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据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复印。

　　［3］参吴晓铃《“西游记”和罗摩延书》，载《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

　　［4］李时人《〈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载江苏省社科院文研所编《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5］陈芳英《目连救母故事之演进及其有关文学之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民国七十二年版）第三章统计共十六种，周绍良等编《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尚收一种《盂兰盆经讲经文》。

　　［6］《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下”。

　　［7］苻秦三藏昙摩难提译《增壹阿含经》卷三。

　　［8］《增一阿含经》第二十七卷，引自南朝梁僧　、宝唱等撰集《经律异相》卷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9］《僧祗律》第六卷，引自《经律异相》卷第十四“目连使阿耆河水涨化作宝桥渡佛”。

　　［10］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十六《忿怒品第十五》，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卷本缘部。

　　［11］［12］《经律异相》卷第十四。

　　［13］吴·支谦译《弊魔试目连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卷阿含部上。

　　［14］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5］朝鲜·边暹等编辑《朴通事谚解》。

　　［16］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下集第759页。

　　［17］《经律异相》卷第十四《目连心实事虚》，《目连三观不中其心皆实事虚》。

　　［18］《敦煌变文集》下集第704页。

　　［19］元刊《佛说目连救母经》载《戏曲研究》第3—37辑。

　　［20］《经律异相》卷第十四“目连为母造盆”。

　　［21］详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

　　［22］《旧杂譬喻经》下卷，引自《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七。

　　［23］《贤愚经》第十二卷，引自《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七。

　　［24］《杂譬喻经》，引自《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七。

　　［25］清代刻本，引自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6］《西游记研究资料》第299页。

　　［27］《敦煌变文集》下集。

　　［28］《中国俗文学史》上册“变文”，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