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戏剧史研究的成果是令人欣慰的，其意义也不仅仅在于戏剧本身，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艺术观念来讲，都是一场不循传统、意义深远的革命。“革命”的先驱是世纪初拳拳于清廷的文史大家王国维，他的不朽的《宋元戏曲史》，这部薄薄不及十万字的开山之作嘉惠于后人的怎么说怎么唠叨都不为过。百年来，戏剧史研究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诸领域，戏剧史、戏剧通史层出不穷——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但是，拾遗补阙，填补空白，从一流评品到三流作家作品后，戏剧史研究如何深入就自然而然地摆在了学者的面前，尤其是面对思想观念大解放、文化学术多元多姿的局面，“重写”戏剧史折射出的是这种学术理念和学术期待。

　　许多戏剧史著作，我们都能感受到其闪光点甚至闪光面，但是整体框架的因循少变所反映的是作者思想观念与学术意识的凝滞，不过其中也正孕育着新生。可以说，郭英德的新著《明清传奇史》是在世纪未的最后一刻出版了（1999年8月，江苏古籍出版社），这种遭遇，给我带来了喜悦，而这种喜悦不仅仅是时澡意义的，相信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它在世纪之交所透露出的戏剧史研究的动向和信息是令人鼓舞的。

　　戏剧史研究深入的标志之一是继通史类后断代史、专题史等的相继问世，它也是“重写”戏剧史的一种表现。《明清传奇史》是一部戏剧断代史，但时间范围有四百五十年，明清也是中国戏剧发展的重要阶段，且“传奇”是明清戏剧的代表形式，其于中国戏剧史的价值不言而喻。当然，一部史学著作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作者描述的对象所具有的价值，更在于作者对这种历史存在的科学分析、归纳和判断及一系列的定量统计。《明清传奇史》的创新首先在于作者的戏剧史学观、学术观更重视对戏剧（传奇）本体特征的把握，而不是外在的或表象的。也因此，作者首先从传奇“正名”入手。中国人的文体意识确实是模糊、紊乱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今人忽略的原因和理由，恰恰相反，从模糊、紊乱中清晰、有条，从相似中找到差异，正是接近于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把握。所以，作者开宗明义的“正名”，不是学究气的冒，而是要探究根本。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传奇的体制，这就是作者所概括的三大特征：审美趣味的文人化、剧本体制的规范化和戏曲音乐的格律化。这些内容不是前贤不曾涉及，而是不曾明确地作为体制确立和形态衍化的标志物。关于明清传奇的界说，历史上和学术界甚见歧见，作者对此不作规避，通过诗、文、小说等文学样式凸现其戏曲文学的共性，通过杂剧、戏文的参照认识传奇形态的个性。戏剧是一种综合程度极高的舞台表演艺术，三大特征的归纳概括充分考虑到传奇形态的多元复杂性，也比较全面。对传统作出较夫反应解释的是对声腔的理解，作者认为：“对传奇戏曲来说，声腔（无论指南曲、北曲还是南曲诸腔）这一因素并不占主导地位，大多数传奇剧本都可以由诸腔‘改调歌之’，即为显证。在传奇戏曲体制诸要素的形成过程中，声腔的规范化是最后完成的，也是最先打破的，还是最多变易的，因此是最不稳定的要素，我们不宜以之作为传奇戏曲的内涵。”作者还排除了以高明《琵琶记》作为传奇之始的看法，“《琵琶记》毕竟在文学体制和音乐体制上还完全保持南曲戏文的艺术规范，我们毋宁把它看作戏文文人化的第一块里程碑，却不应视为传奇戏曲体制的发端。”三大特征也是在与前人之说比较、借鉴和辨别中提出的。传奇三大体制特征的确立不仅使作者对传奇史的理解架构具有连贯性、系统性，而且摸索、挖掘的是传奇形态的“肌理”变化，因此，该著给人鲜明的体系化和“职业化”特征。

　　作为传奇“史”，自然有其历史的顺序排列、衍化进程，但是过玉我们更习惯用朝代起止作分期，其益处是能更深入地揭示该艺术对象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其不足在于往往会因此忽略艺术自身的演变进化规律，而且事实上多少年来我们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凝固的习惯，把仅有的那点可取的也简单化甚至是庸俗化了。《明清传奇史》的撰写改变了这种习惯，这种改变不仅是方法意义的，首先是观念层面的。三大特征抓住了传奇形态的核心，以三大特征的发展变化为基础来统领结构传奇史，是传奇体艺术的回归，传奇主体精神的回归。作者不满足于“作家作品的时间组合”模式，不是作家作品不重要——优秀的作品与这种艺术审美传奇的发展有直接、密切的联系，可能是一种思潮或现象的代表。当然，承认其在传奇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等于可以代替对他的道德与审美评判，但无疑对其道德与审美的评判也必须是建立在事实发现与揭示的基础之上。贯彻历史与事实的判断是整体方位的，包括过去已被我们充分评价过的人与历史现象。还原了其在历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我们感觉到了传奇史作者心胸的豁然开朗，也感觉到传奇史研究的新境界，甚为主要的我们看到了更为客观的传奇面貌及其演绎逻辑。

　　《明清传奇史》透露出的是戏剧史研究的新思维，更重视艺术（传奇）本体内在规律的探讨，因而甚多刷新之感，但作者不是“唯”传奇史论，相反，也是重视社会生活、文化思潮和审美风尚与传奇的关系、对传奇流变的影响，这种关系不是传奇史发生简单的另类“背景”而是与传奇发展保持密合的因果。有些是前人所不曾注意的，如“实学思潮和传奇风行”，作者精辟地指出：“如果说生长期教化传奇明显地倾向于劝善的话，那么勃兴期传奇则更多地偏重于惩恶，这显然受到实学思潮所倡导的批判精神的濡染。”作家作品不再是“史”的主体，但仍是“史”的重要内容，在史中不可能没有“内容”，但对“内容”作者更强调事实和历史的判断，竭力避免因主观而可能造成的不公，而对每一时期作家作品根据题材风格的概括归纳，既可以看到作者对“内容”研究的细敛、深入，也使人们对纷纭复杂的明清作家作品有一个了然的总体把握，使传奇流程的历史感变得清晰可循。

　　古代戏剧史研究，清代后期及晚清是“强弩之末”，《明清传奇史》吸收当代研究成果改变了这种“蛇尾”状况，在明清传奇发展的五个时期中，“传奇的繁盛”之后有两编（期）讲“南洪北孔”后的传奇“余势”，从而建构起古代戏剧与近代戏剧历史与艺术的联结和过渡。新的思维有新的方法，该著在研究方法上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的统计学方法，这也是郭英德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正是建立在统计及统计比较的坚实基础上，对人文学术作定量研究，作者的论述和概括、归纳才那么具有说服力，传奇发展的历史感也才呈现出来。

　　中国戏剧的综合程度可以说盖世无双，也因此不易面面俱到，就《明清传奇史》来讲，没有更多地从舞台性和演出入手，无疑还是让人感到该著所保持的文人基调，这是美中所觉些微不足意的。分期至年，落实具体，也是作统计量化的需要，但起讫年代的绝对化也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比如，第二期勃兴期以万历十五年汤显祖将旧作《紫箫记》改编为《紫钗记》为发端，固然它是传奇摆脱文词派羁缚、革故鼎新的一个标志，但将汤显祖一分为二、划入二期是否合适还可斟酌。

　　世纪之交的《明清传奇史》，新的思维，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