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4日至7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四所大学的中文系，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了“纪念王国维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的6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王国维先生的女儿王东明女士和其他亲属。

　　与会代表热烈地探讨了王国维在哲学、美学、文学、教育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版本目录学、西北地理研究等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的和宏富精深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张永山作了《王国维对西周历法研究的贡献》的发言，他说：“近代学者对西周历法研究的贡献，首推王国维的《生霸死霸考》。这是王氏实践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的重要论文……王氏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带动起学术界对周代历法和王年研究的步步深入，时至今日多数学者继续沿着他的治学道路，把金文月相资料视作攻克周代历法和年代难关的关键所在。”台湾大学的王德毅在列举了王国维宋代研究的成果后，认为王国维的宋代研究“足以开一代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甚至今日国际汉学界所最重视之宋研究，也是由于王氏最推尊宋代学术有多方面的成就而发的”。首都师范大学丁晓山认为王国维在明史方面也颇多创获，并曾撰写明人文集提要约600篇，可惜迄今未见刊印。华东师范大学周一平谈了王国维对中国近代心理学建设的贡献，他说在1911年以前，王国维一人就翻译了三种心理学著作，而在1911年以前中国出版的心理学译著、编著总共才三十余种。清华大学孙敦恒教授从“为伊消得人憔悴”（指王国维对西方教育学、哲学、美学等的研读）、“对西方教育之引进”、“近代师范教育之先驱”、“首倡德智美体四育并举”四个方面高度评价了王国维对我国现代教育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钱竞认为“通观王国维倾注精力于美学的学术生涯，最值得注意的可能是如下三件事情：1.首次引进西方哲学美学，确立一个能够在中国文化系统之外来观察、检讨传统学术的新坐标系；2.依据引进的美学理论框架或重要范畴，应用于中国的文艺作品，建立起一种新批评；3.对中国传统文类等级结构进行调整，使诗文中心位置与戏曲、小说的边缘匣置互换，从而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开辟道路。”日本中国学会须川照一论述王国维与席勒的异同，指出王国维受到席勒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了王国维的《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日本早稻田大学岸阳子介绍了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对王国维的评论，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王国维在日本的影响。

　　与会学者还相当热烈地探讨了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荣誉教授饶宗颐谈到王国维治学受到沈曾植的很大影响，并且认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可能与罗振玉有关系。饶先生还提到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期间主要研究的是蒙元史，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古史，《古史新国》只是上课用的教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从学术史的角度评述了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引起很大反响，他说：“评述学术史中的人物及其著作、学说，历来可以有两种角度。其一是采取当代的标准，以评述者所处现代的价值取向来权衡；另一是历史的标准。即将被评述者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估价。这两者尽管彼此关涉，仍是有明显差别的。”他认为“《古史新证》一书内容为古文字学，但绝非超越现实，而在二十年代的学术思潮中有着关键的位置和深刻的影响作用。”他辨析了王国维和胡适、罗振玉在“信古”、“疑古”态度上的差异，认为以冯友兰的观点衡量，王国维的学说已超出了“疑古，称之为“释古”是合宜的。李学勤回应饶宗颐的观点，认为罗振玉的研究确实是用的“二重证据法”，但并未见他有这方面的表述，另外与王国维不同的是，罗是一个“信古”派。中华书局刘宗汉从一封信谈到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的撰写，并讨论了王国维“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的研究方法，认为是对传统的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的某一个方面的总结，王国维撰写《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的学术实践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发展。王森（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则具体探讨了王国维和傅斯年在学术思想上的联系，一是想在中国建立学术社会的意愿，另一个是对民俗文学的态度，而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和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的比较中，他认为“王国维这位坚守传统道德价值的学者，以相当微妙的方式为新文化运动开道”。浙江省海宁王国维研究会王学海论述了王国维学术思想的“新”与“旧”，认为“王氏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期中的一位先行开山人物”。河南大学王振铎从中西对比的角度谈到王国维先生是近现代中西方学术思想的立交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聂振斌以“人生苦索与思想启蒙——王国维的学术贡献”为题论述了王国维“坎坷的人生之路”和‘悲观主义与悲观精神”，然后从“必视学术为目的”、要发展学术必须抛弃“官本位”思想、要高瞻远瞩反对急功近利这三个方面，论述了其学术思想及其历史贡献。华东师范大学王文耀指出王国维在学术研究实践中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细而密的材料收集法，二是新而异的科学论证法，并认为王国维的学术价值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以“殉学”而解脱所显示的人生价值；2.超越利益、时代的纯真性而显示其高价值；3.附丽于考古实物而永保其值。王国维的孙女王令之讨论了王国维绘画艺术论中的美学蕴涵，把绘画艺术论作为王国维以境界说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以往的研究做了补充。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认为王国维在评论《红楼梦》时是有意的“误读”，因为王国维认为要将我国文学批评从创作的附庸提高到自觉的独立的学科地位，就不能满足于传统批评思维方法，而要适当吸收西方近代批评的推理思辨的方法。王国维在“文学革命”的十多年前就着手为现代文学批评奠基，完全出于理论上的自觉。

　　有的代表在提交的论文中还试图以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香港大学中文系李家树在发言中按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为评说《诗经》的依据，重点分析了《国风》里的“境界”。新竹清华大学王安祈谈到王国维不只把戏曲当成案头的文学研究，更能从“场上之曲”的角度来认识戏曲的艺术特质。《古剧脚色考》不仅讨论戏曲脚色之起源与演进、不仅考察戏曲装扮之方式，更将研究的视野由剧作家、剧本、脚色扩及于优伶演员，这部著作在“戏曲演出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她从戏曲“演出”角度针对“脚色的运用”做出“改扮、双演、代角、反串”四点考察。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朱晓海按照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强调出土实物与传述典籍的相互印证，以《唐革》、《钓》二赋为例来论证赋的起源及特色。另外，台湾大学中文系黄沛荣的论文《释“吝”》，香港大学单周尧的论文《读〈观堂集林·释昱〉小识》，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邢义田的《从简牍看汉代的行政文书范本——“式”》，台湾大学中文系叶国良的《王国维石刻题跋校读记》，香港大学周锡的《也说〈周颂〉——读〈观堂集林·说周颂〉》，五篇论文展示了香港台湾地区学者追随王国维的学术思想、方法所作出的努力与成就。北京大学中文系刘　作了题为《王国维手稿的学术价值》的发言，他根据王国维的手稿确定《人间词话》的本文应为他生前发表的64则，其余的材料只能作为附录。刘　还提议建设一个王国维研究资料中心以及北京图书馆的资料应该对外开放，以推进研究，而资料保密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无助于本国学术的发展和本国学者的成长。他的提议得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等代表的赞同。关于《殷墟书契考释》的作者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张永山说他曾在陈梦家那里见到过手稿，从字迹辨认应是罗振玉的。大家都深切地感受到如果有一个王国维研究资料中心，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允诺清华大学将建立一个“王国维研究资料中心”，并积极展开对清华学派的研究。

　　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岂之作了总结发言，他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王国维先生的学术贡献，1.新材料与新方法；2.中西文化的深层次的融合；3.学术会通与哲学探索。张先生认为现在甲骨研究、敦煌研究都后继有人，王国维先生的古史研究得到了发展。他希望能够继续学习、发扬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