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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故事”
刘艳卉

  

  王国维是中国戏曲研究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他开启了上世纪中国戏曲研究的风气,为建立中国戏剧史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关于“戏剧”的定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他看来,“戏剧”与“戏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戏剧”是一个表演艺术概念,是指戏剧演出:“戏曲”则是一个文学概念,是指文学性与音乐性相结合的曲本或剧本。关于“真正的戏剧”,他有这样一个说法:“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之戏剧之意义始全。”关于“言语”、“动作”、“歌唱”,早有定论;关于“故事”,人们多按照现代汉语的用法,认做“真实的或虚构的用做讲述对象的事情”。其实究王氏本意,并非如此。《元戏曲史》中提到“故事”一词的,约有以下几处:

  晋时优戏,殊无可考。惟《赵书》云:“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万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著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馆陶令。’斗数单衣,曰:‘正坐取是,入汝辈中。’以为笑。”……此事虽非演故事而演时事,又专以调谑为主,然唐宋以后,脚色中有名之参军,实出于此。

  ……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

  故唐代歌舞戏之发达,虽止于此,而滑稽戏则殊进步。此种戏剧,优人恒随时地而自由为之;虽不必有故事,而恒托为故事之形……此种滑稽戏,始于开元,而盛于晚唐。以此与歌舞戏相比较,则一以歌舞戏为主,一以言语为主;一则演故事,一则讽时事……

  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但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

  可见,王国维所说的“故事”,与今人所说的“故事”含义似有不同。“故事”在今天的意义,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故事”一词的解释,是不分古今的;而王国维所说的“故事”,乃是与“时事”相对,含有“从前的事”或“已经发生过的事”的意思。不仅如此,王国维还刻意地将“托故事以讽时事”的宋滑稽戏从“真正之戏剧”中分出。那为什么王国维要刻意地在“时事”与“故事”之间,设置这样一道壁垒,“固执”地认为,“演故事”的是“真正之戏剧”,而“演时事”或“托故事以讽时事”的不能算真正“戏剧”呢?他的理由是“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即“演时事”或“托故事以讽时事”的剧多以讽刺、调笑为主,浅尝辄止,重点不在叙述事实。下面,试举几种他所认为的“演时事”的情况:

  王叔知吴门日,名其酒曰“彻底清”。锡宴日,伶人持一樽,夸于众曰:“此酒名为彻底清。”即而开樽,则浊醪也。旁诮之云:“汝既为彻底清,却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彻底清,被钱打得浑了。”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端平间,真西山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鹤山督师,亦未及有所设施而罢。临安优人,装一儒生,手持一鹤;另一儒生与之邂逅,问其姓名,曰:‘娃钟名庸。’问所持何物,曰,‘大鹤也。’因倾盖欢然,呼酒对饮。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遗。忽颠仆于地,群数人曳之不动。一人乃批其颊,大骂曰:‘说甚《中庸》、《大学》,吃了许多酒食,一动也动不行。’遂一笑而罢。或谓有使其为此,以姗侮君子者,府尹乃悉黥其人。”

  照今天的眼光看来,无论“故事”也罢,“时事”也罢,均可拿来入戏,而且“时事”还更吸引眼球,那么,“演时事”的剧为什么不易完整叙述事实呢?原因大致有二:

  一、古代文禁森严,优人地位不受重视,也正因为其卑贱的地位,受讽者因为进讽者“人微言轻”而不予理会,说了等于白说;然而一旦理会得时,又因其低贱,动辄有杀身之祸。是以有所讽刺时只敢点到为止,不便详谈,不具备时间的长度,不具备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是一个点而不是一条线,只能“以其意义为主”,而不能“叙述事实”。

  二、“演时事”之剧,多为优人临场发挥所得,构思时间很短,即使有情节,也难以苛求其情节完整,欣赏价值较弱,更不用说“被以歌舞”,用有唱有舞的形式将它表演出来了,而“演故事”就不同了,它或者流传于民间巷尾,经集体的智慧加工,细节完整,情节生动;或者植根于话本或其他文学形式的土壤,有现成的营养可汲取,情节方面不需多费脑筋,主要精力可放到如何用歌舞的形式来演绎这一故事。是以王国维认为,“宋之滑稽戏”由“托故事以讽时事”的戏剧,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宋代话本小说的发展,对于中国戏曲的形成,有着重大作用。中国戏曲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它的发展与繁盛,跟它的三大要素,即歌唱、舞蹈、叙事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行文至此,似可概括一下王国维“真正之戏剧”的“故事”标准,应该是具备一定的情节,情节要完整,要有头有尾、具备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而且要用歌舞的形式敷演出来。以此标准来衡量,则梅氏的《天女散花》等剧,似乎应该归到“非真正之戏剧”里面。今天重新对王国维的戏剧定义进行解读,理清“故事”与“时事”的分别,窃以为,对于今天的戏曲改革,即戏曲是向重情节走呢,还是回归于梅氏的以“舞容歌声”为主,重抒情轻情节的道路,有一定的意义。

来源:《上海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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