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贻白生于1900年逝于1977年，他少年演剧、中年开始编剧和论剧，无论从创作上还是理论上都有不可小觑的成就。但相比较之下，他的理论成就更为世人所瞩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是这样介绍周贻白的：他是“继王国维之后，对中国戏曲发展作通史性研究”的戏剧理论家，“他在中国戏曲史上，最先提出中国的戏剧可以分作三大源流即昆曲、弋阳腔、梆子腔的见解”；他“能密切联系舞台演出实践，重视实地调查，改变了过去研究方法上只重考据、重文辞的偏颇。”，由此可见，他是从综合性的舞台艺术角度来创立中国戏曲史架构的第一人。

　　事实上，单从周贻白的话剧、电影剧本的创作来说，用“成绩斐然”四个字来形容也是绝不虚夸的。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至1947年间，周贻白共担任了14部话剧及20部电影的创作和改编工作①。可以确定的是这34部剧本中至少有16部集中写于1941年至1942年间的上海，即上海“孤岛”时期前后。与同时期较为人知的剧作家如郭沫若、阿英、田汉等相比，单从数量上讲，已不为其次，但是，有关他创作方面的研究仍是寥寥无几，虽然也有历史资料称赞他的作品是“在孤岛淫靡的氛围里的一盏明灯②”，但关于周贻白创作的专项研究目前仍是空白。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统计，周贻白至少有15部话剧和电影剧本是取材于历史，这不仅源于他深厚的戏曲功底和古文功底，同时也是特殊时期战争氛围里面人多数剧作家以古论今的尝试。

　　周贻白这15部历史剧包括话剧6部，即：《北地王》、《李香君》、《连环计》、《天之骄子》、《花木兰》、《天外天》；电影剧本9部，即：《苏武牧羊》、《雁门关》、《葛嫩娘》、《李师师》（后改名为《乱世佳人》）、《卓文君》、《李香君》、《聂隐娘》、《梁红玉》、《秦良玉》、《万世流芳》。

　　一、精神内核的形成

　　周贻白历史剧作中的精神内核主要是指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革命思想、爱国主义精神。

　　（一）人道主义的萌芽

　　周贻白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的坡子街，父亲是个湘剧票友，周贻白自小就跟着父亲学习唱、念、做、打，对戏曲艺术并不陌生。8岁时，父亲过世，周贻白不得不辍学过起自谋糊口的生活，饱尝生活的艰难。他织过地毯、在火车上做过杂役……受尽了一个穷人在那个时代“应得”的奴役与压榨。1909年的长沙抢米风潮让年幼的周贻白受到了巨大的刺激，饥饿的市民不顾一切地抢米，凶狠的清军不顾一切地杀人。贫富不均、阶级的不平等、连最起码的人道都不讲的屠杀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伴随着辛亥革命给予他的反封建意识，年少的周贻白开始萌发接受新事物、新文化的渴望。因此，1917年，他满怀希望地加入了长沙社会教育新剧团的文明戏班，然而由于文明新戏的形式对于看惯了戏曲艺术娱乐性与表现性的市民阶层来说吸引力并不大，因此，剧团在1年之后就因不卖座而解散了。“革新”失败的周贻白在此后的两三年内依然过着浪人般的戏子生活，直到1919年的五四革命，受到感染的周贻白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于1920年冒名顶替“混”进了武昌师范大学的预科班，在布满新文化氛围的大学校园彻底接受洗礼。

　　然而，在这之前，对于自己所受的苦难、应得的地位、以及自己所投身过的文明戏，周贻白其实并没有能力进行一次深入的透彻分析。但是，他青少年时代所受饥寒交迫之苦、不平等的烙印，从小奠定的戏曲、古文化的功底以及戏剧初步革新失败的经历都成为了他日后自觉思忖在文学中如何进行革命以及在革命中如何利用文学的必要前提。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这19年的艰辛里，他品尝了封建主义的不人道。对平等、自由、个人价值实现的渴望成为了他最初的人道主义萌芽。

　　（二）革命思想的形成

　　在武昌师范大学求学期间，正值“五四”之后历史大变动大转折的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潮大量涌入。周贻白的思想闸门打开了，思想的启蒙致使他重新估量文学的重要作用，并试图在文学改良的历史潮流中响应文学革命的号召，开始用“六郎”的笔名向一些进步刊物投一些体现进步思想的小说、杂文之类的稿子，一个剧作家的革命性初露端倪。

　　随后，在北伐战争时期，像大多数文人试图投身于革命实践一样，周贻白有过短暂的“军旅生涯③”。随后，便踏上了上海这片当时大多数演剧改良实践者眼中的“天堂”。在上海，周贻白加入了田汉的南国剧社，结识了欧阳予倩、阿英等戏剧艺术家。然而，在上海仅仅逗留一周，周贻白便开始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动荡、艰难的8年——

　　1927年7月，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应国民党南京总政治部的邀请来到南京成立戏剧股。但在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后，周贻白和田汉等人也便离开了南京，渴望一心从事艺术的浪漫主义美梦破灭。10月，周贻白由旧识的引荐加入了武汉市总工会，亲见国民党改组派的内部分裂以及部分资产阶级官僚实施三民主义的虚伪，对混乱的政治有了高度的敏感。12月末，周贻白辞职回到家乡长沙，但被误认作共产分子关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的大牢，得以与真正的共产党员朝夕相处，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一年后，西征军攻入长沙，周贻白和他的狱友们得以逃脱。但直至1929年4月，周贻白都因共产党员的“身份”在洞庭湖上日夜漂泊以逃离国民党的通缉。1929年4月至1932年，周贻白辗转至福建泉州教书，与巴金、张庚、吕骥等文学青年相识，一方面充分“享受”泉州带给他的戏曲文化，进行戏曲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则积极参加当地破除封建迷信的活动，后因带领学生砸烂庙宇而被校方开除，被迫离开了泉州。辗转几年，又经几次风波后，周贻白于1935年春再次踏上了阔别8年的上海。

　　这8年来，作为一名追求文化先进性的知识分子，周贻白如果没有奔波流离的遭遇，他本应该像同时代的进步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人一样以笔为矛，参与这个时期有关“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论争”，体验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品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倡导文艺人众化运动，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

　　但是周贻白没有，在他的作品开始“鱼贯而出”之前，他以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感悟着这一时代的文艺思潮，实践着自己的写作理想。他抛开了浪漫主义的幻想，体会着政治变迁中的革命力量，看到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扎根现实的斗争强势，从而树立了具有战斗精神的文学信仰。

　　（三）爱国精神的迸发

　　一个具有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核的作家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国家大难时，他的革命性与现实主义精神必然升华和凝聚为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上海变为“孤岛”，周贻白的爱国情热也彻底地爆发出来，他尽自己最大所能，找到了抗日的突破口，用爱国作家的全部热情来鼓舞民众的抗战士气——他加入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与欧阳予倩共榷京剧改革实现旧戏的抗战功能，参与阿英所编“红色”《文献杂志》，并与其同组新艺话剧，进行借古喻今的尝试。而他自己也大量地进行了多种爱国作品的写作——抗战小品如鼓词《蔡金花》；子弟书《黄花岗》、《赵老太太》；南词开篇《李香君》；以及数十部京剧、话剧和电影剧本。但就戏剧而言，从题材上讲，数量最多的是以古论今的历史剧。

　　但是，抗战时期上海的复杂形势增加了爱国作家进行创作的艰难程度。“孤岛”时期前后上海影剧业因商业化、经营方式私有化而导致的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经营方式，日军对影剧业重重设关，加上生活的贫苦和养家所需，周贻白的创作之路，可谓是步履维艰。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是那个时代的进岁作家必须面临的考验。周贻白做到了，他的历史剧作不仅卖座而且格调高尚，更赢得了同行的美誉——

　　帽子横飞不用慌　　先生尔已没重防。

　　寄情千载分前后　　大胆摊书尽古装。

　　二、精神内核在历史剧作中的体现

　　（一）与时代人背景密切相关的题材选择和主题提炼

　　所谓时代大背景一是指外敌入侵的抗战形势，二是指仍未彻底清除的封建主义烙印。依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④，对二者的关注，使得周贻白在创作历史剧作时，将大部分目光投向了旧时的“抗战”题材，而其背景亦多涉及国家的内忧外乱；在主题提炼上，则主要表现为歌颂气节与爱国精神；宣传男女平等。周贻白把历史背景多设在两国交战或国家内乱的情境之下，这种特点可以更好地表现他要闸释的主题。他一方面将人物至于国家大义与个人生命的两难境地，以此凸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抨击苟且偷生、厚颜无耻的卖国行为和龌龊心态。如改编自《桃花扇》的《李香君》，剧作提炼了原作的情节脉络，在明末清初的战乱背景下，叙述青楼女子李香君与复社侯方域的爱情故事；但侧重点则在描写李香君高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操。作者把剧作的高潮设在侯李二人因战乱失散又重聚之时。让侯方域应了清廷的科考，背弃了李香君对他的一番期望，让李香君在怒叱侯不争之后旧疾爆发而呕血身亡，状甚惨烈，充分体现了由于李香君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意志高于一切而导致爱情和自我双重毁灭的悲剧美感，主题极其深刻。

　　另一方面，选择动荡社会中有奇行卓识的女子为主人公，表现其男女平等或爱情自主的反封建主题。如《梁红玉》、《葛嫩娘》、《李师师》、《李香君》、《秦良玉》这五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剧作则明确昭示了一种对女性价值的正面肯定。梁红玉、葛嫩娘、李师师、李香君虽然都是妓女，但是在战乱的时代氛围里却没有因自己为女子而退缩，而是深明大义，甚至在事关重大的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花木兰》中，周贻白借花木兰之口不仅表现了男女本不该有别的思想，而且以战场上的花木兰智慧超群，非一般男子所能比拟表述了男女平等的要求和女子应该参与改造社会的思想。

　　（二）对有气节和高度牺牲精神的人物的选取

　　在周贻白的历史剧中，具有高度牺牲精神的人物形象最受青眯。而其中最有特色的、塑造最多的便是舍身取义的女性形象。几乎在周贻白每一部爱国剧作中都有一位这样的女性形象——《李香君》中的李香君，《连环计》中的貂蝉，《北地王》中蜀国守将马邈之妻李氏、北地王刘谌之妻崔氏、《梁红玉》中的梁红玉、《葛嫩娘》中的葛嫩娘、《李师师》中的李师师等。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作者弘扬爱国精神和男女平等思想的最直接的表白，同时，也是变换角度宣扬其爱国主义思想。她们同样具有气节和爱国情操。但是她们的面孔却有几多不同。在这些女性人物中，又可分为三类：1、以李香君为代表的身份虽卑，但骨气奇高的妓女形象。周贻白在爱国剧作中擅于对身份卑微但骨气奇高的妓女进行刻画。李香君、梁红玉、李师师、葛嫩娘皆是历史上的名妓，也是周贻白笔下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代表。在作品中，她们美丽的外表下都有着一颗血气方刚的男儿心。她们有着鲜明的爱国和男女平等的思想。如果精神上没有平等思想的根基，再富于爱国情操的女人也不会与男人一样在腥风血雨下并肩作战。同时，在周贻白的笔下，她们在面临儿女情长和国家大义的选择时都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后者。2、为国分忧、急国之难的花木兰、貂蝉等平民女子形象。这一类型的人物出现在周贻白所著《花木兰》、《连环计》、《万世流芳》等剧作中。周贻白所著《花木兰》并不是第一个以木兰从军为题材的剧作。在他之前，以此题材创作的剧目中较为成功的要属1939年2月由新华影业公司摄制、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的《木兰从军》。而同是卜万苍导演，由中国旅行剧团于1941年上演，周贻白编剧的话剧《花木兰》在人物塑造上却和《木兰从军》有所不同。《木兰从军》和《花木兰》的共同之处是：在塑造花木兰形象时都弥补了《木兰诗》中没有正面描写木兰在军中杀敌过程的缺陷。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欧阳予倩受《木兰诗》“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一句的启发，在《木兰从军》中设置了一条辅线，即木兰和战友刘元度的感情戏。而周贻白则集中描写了花木兰性格中的两面：智勇双全和不怕死的烈性。花木兰的智勇双全体现在和军中奸细的明争暗斗上。她不但可以敏锐地嗅到奸细的不正常举动，也可以发现伪装面具后的蛛丝马迹。在话剧高潮的部分，编剧让花木兰直面奸细张明的挑衅，让花木兰的坦荡的心胸直接击溃奸细的龌龊。3、全节殉国的贵族女性形象。这一类女性形象主要是指《北地王》中的马邈之妻李氏、刘谌之妻崔氏，她们并不是主要人物，但作者赋予了他们崇高的品格，对深化主题作用非同小可。

　　（三）寓含深意的反面人物的刻画

　　周贻白在作品中对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有着不同的取舍态度。一方面他对正面女性角色有着单一的热衷，他不选懂得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不选被称之为“祸水”的绝色美女，偏偏要选择有气节、有胸襟、忧国忧民的女性角色；另一方面，他在作品中亦有意挑战封建社会中男性为上的观念，对男性描写采取多元的模式，因此，周贻白作品中的男性角色有值得赞美的，有叫人唾弃的，也有让人看了之后褒贬不一的。反面角色有为烘托正面人物的存在价值，同时映射与揭示的客观作用也不可忽视。其中包括未能为国守节或趋炎附势的角色，这一类型的形象通常是为了烘托正面角色的舍身取义、高尚气节而出现的。如《李香君》中的王将军、《北地王》中蜀国守将马邈、太监黄皓和光禄大夫谯周，《花木兰》中的军中奸细张明等。还有蝇营狗苟、尔虞我诈的政客形象。在高度弘扬女性爱国气节之外，周贻白也不忘把笔触深入至封建官场这个清一色男性主宰的世界，将封建帝王。官僚政客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蝇营狗苟的真实状态一览无余地在作品中展现出来。

　　总之，周贻白作品的主题对政治与道德的关注大大超过了对个人情感的关注。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之情远重于儿女私情，敢于为国牺牲是人物最崇高的品质。历史证明，一个爱国剧作家的诞生不仅需要在复杂环境中参与战斗的勇气，同时，也需要作品的艺术性受到观众的认可。这两点周贻白都做到了。

　　除此之外，尚要提出的是，周贻白大部分的爱国剧作虽有应抗战之时的教化目的，但并不是公式化的剧作。比如，在人物的刻画上，周贻白擅长的不仅仅是正面形象，反面形象也很生动；对题材的选取上，作者也不是只会创作爱国历史剧，如《天之骄子》、《天外天》等以描写宫廷内乱的剧作笔法便可堪赞。本篇论文仅是窥其一隅，表其大概，更多珍贵的信息急需挖掘和研究。

　　注  释：

　　① 这其中，上演并出版的话剧有：《北地王》、《李香君》、《阳关三迭》、《连环计》、《天之骄子》、《花木兰》、《绿窗红泪》、《金丝雀》等。上演但并末出版的话剧有：《天外天》、《酒绿灯红》（后改名《花花世界》）、《春江花月》（后改名《满园春色》）、《花蝴蝶》、《云淡风轻》、《姊妹心》等。此外，由其编剧且上演的电影有《苏武牧羊》、《雁门关》、《相思寨》、《李师师》（后改名为《乱世佳人》）、《卓文君》、《李香君》、《万世流芳》、《梁红玉》、《秦良玉》、《红楼梦》、《家》、《野蔷薇》、《白兰花》、《风流世家》、《逃婚》、《标准夫人》、《潇湘秋雨》、《葛嫩娘》、《新姊妹花》等。）

　　② 见吴承达《推荐（李香君）》，《金星特刊李香君》，1940年9月上海。

　　③ 1926年10月周贻白由原《湖南自治新报》郑天疣的推荐加入了北伐军后方第三医院做中尉书记官。10月，北伐军攻下了武昌，第三医院被取缔。周贻白留在了长沙。

　　④ 欧阳予倩写给周贻白的赠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