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遭遇文革（1966—1977）

　　1、“罪行”

　　周贻白自1950年来到中央戏剧学院教书后，历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院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戏剧学习》、《戏剧论丛》编委，并当选为北京市第三届政协委员。然而，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参与社会事业，让周贻白和所有的人都无法预料的文革烈风即将来临，它吹得人掩面避沙，哪怕再强的“铁人”也无法逃离这一场人祸之灾。

　　1957年署假，周贻白回到苏州与家人团聚，此间，即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反右派斗争也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战场被认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随即，这场过激的政治运动就像是一种病菌迅速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央戏剧学院也不例外，老师与老师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关系变得古怪起来，一部分想做“反右英雄”的人物开始出场。

　　在令人不安的政治气氛中，随波逐流和保持客观的学术本色是矛盾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周贻白一方面被不自觉地卷入到政治洪流之中，一方面在恪守着自己的学术本色，然而，这种矛盾的必然结果到了文革就渐渐演化成一种必须承担的“后果”——周贻白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1964年，从批鬼戏《李慧娘》开始，之后，《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文革”终于从量变到了质变，一场浩劫劈头盖脸地向知识分子砸来。

　　谁也逃不过，这场政治阴风太突然，那些大部分辗转了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们难免要在风云突转的政治洪流之中碰壁。——文革中惨死的田汉如此，倍受煎熬的周贻白亦是如此。这两个对戏曲无限执著的汉子，有着一样的对戏曲的痴迷，光从这一点就没有办法不成为奔跑在戏曲战线上的盟友。

　　1958年，田汉为写《关汉卿》专程与活字典周贻白讨论了有关元代典章制度的问题，周贻白借给田汉一本《元典章》，并把元代的政治、法律以及对文学、戏曲的禁令、政策条款一一作了标记。在元代，“妄撰词曲，犯上恶言”是作为死罪的，田汉指着这一条说：“这一条是赤裸裸的反动政策，我这个戏很需要这条法律依据。”解放前多次尝过官方禁戏滋味的田汉对此特别敏感。他又说：“我原先设想关汉卿写戏，元代统治者视若洪水猛兽，看来想对了。”

　　“事情也不尽然，”周贻白以严谨治学的口气说，“关汉卿也向皇帝进献过《伊尹扶汤》剧本，所以杨铁崖有诗曰：‘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他只是反滥官污吏，同情下层民众，但并不反天子。《窦娥冤》里唱的是：‘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便可作此解。”

　　“我看杨维帧说的‘关卿’决不是关汉卿，这不符合他的性格。”田汉执拗的不想承认杨诗中的关卿就是关汉卿。

　　周贻白了解田汉，曾经同风雨共患难，他们的性情有些相似，不甘平庸、努力进取、有着一颗想为不公平而鸣不公的心胸。周贻白默许了田汉对历史的这一种“提升”。然而，这种对历史的“提升”，在那个对自由意志开始变得敏感的年代，为他们埋下了祸根。

　　1961年至1963年，国内连续遭受自然灾害时期，戏剧附带着出现了一批历史题材的故事剧，比如，《谢瑶环》、《李慧娘》等，1962年初，周贻白和田汉同往湖南、江西参加两省文艺界代表大会，届时观看了湖南的花鼓戏和江西采茶戏的演出。当时，有人认为“载水之舟可覆舟”要改掉。周贻白对田汉说：“这既是唐太宗说，又有出处，可以不改。”1966年春季，文化大革命的大火已经逼到中央戏剧学院的门外，是时已展开了对田汉《谢瑶环》一剧的批判，周贻白因懂得历史和京剧就被推做执笔，初稿题为《谢剧教育意义何在？》在系内讨论时，那些“革命者”纷纷指责其笔锋不够犀利且战斗性不强，于是，周贻白在懊恼之下不顾一切说了真心话：“《谢》剧反党，找不到切实根据，你们看戴什么帽子合适，拿来给他戴上就是！”可想而知，周贻白话一出口，就意味着与蒙怨的田汉站在了同一个战壕里。

　　诸如此类，他内心反弹似的抗拒行为经常会为自己惹来后果。周贻白写过无数的检讨，要么真心的“悔过”，要么因为自己无法真心的悔过而懊恼不已，这种复杂纠缠的心态是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所领略过的，他在1966年的劳改日记中写到：

　　“毛主席说过，‘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关于向学生讲授唐诗，我已在昨天的劳改日记中交代过，本来不必再提。但因为我讲授的是中国韵文，其中包括诗、词、散曲三种体制，唐诗的讲授，原意系为学生读古典剧本打下基础，不杂他念。但因所选《长恨歌》和《琵琶行》，内容上又不宜用于今日教学之处，而我却特意为作宣扬，不其然地构成了我的罪行。唐诗如此，宋词岂能无事？说起来虽仍是选材不恰当方面的问题，但贻害青年，自当是我的罪行。

　　词本来是由诗衍变而来，其关键就是因歌唱的耍腔。腔本虚声，随后就谱填词，把虚声填成实字，于是字数和句法都起了变化，就此形成“词”的这一体制。

　　我教授的宋词，除一阙有一阕的牌调外，其篇幅长短共分三种，即小令、中调、长调。词人方面，苏轼、辛弃疾、黄庭坚、秦观、欧阳修、张先等有名者很多，南唐后主李煜、女词人李清照则尤为突出，差不多公认为当时不易超过的名手。而我因为不联系当前政治而备课教课，只按以往一般人对他们的称道，便认作标准而亦予以称道。殊不知时代不同了，李煜为亡国君，李清照亦出宗室眷属，这些人的东西有什么值得今日青年学生去学的呢？

　　小令如李煜的浪淘沙、李清照的醉花阴，虽然在修辞上有他们的技巧。但置之今日的现实生活中，则毫无可以联系之处，甚至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对今日的青年们起一种腐蚀作用。因此，现在检查起来，我所教的宋词仍旧干的是犯罪勾当，我只有自我揭露出来或可借以赎罪。”

　　作为旁观者，从这一则劳动日记中，我们可以体察到一个66岁的老人真的在耐心地梳理自己的罪行，真心地想做一番忏悔，然而，事实就是事实，“罪行”和“犯罪勾当”这样强烈的词汇是无法和他的行为靠扰的。周贻白不得已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之中寻找着强烈的错误而去迎合一个犯着强烈错误的年代，他一定在不停地煎熬着！

　　2、病中

　　棉花胡同22号格外的冷清，邻居们大多数都在下放劳动。白日里，周贻白独自在家，静静地等待上初中的小女儿湘斌放学回家。大字报和措辞强烈的标语依然铺天盖地，好在周贻白已无力再接触这些是是非非了，他躺在藤椅上，冬日的暖阳洒进清冷的屋内，洒在老人的面庞上。在他的血液还没有凝固之前，他的思想一直努力地在他过去的70年盘旋，他匆匆看过时下的报纸，便又匆匆地放下，拿出《太平广记》，沉浸在悠悠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但老人的血液开始变得粘稠，当某一天他跌倒在屋内再也爬不起来的时候，一个重重的病印便刻在了他渐渐走向死亡的通行证上。这天早晨，家中无人，周贻白拎了一壶刚做好的开水准备从厨房走到屋内，然而就在他走进屋里的一刻他倒下了，壶碎了，人跌在水里，周贻白想支撑起身体却浑身无力，他用仅存的力气向前爬了几下，想把自己挪近椅子，但这一次他一定是感到自己的力量是这样的微弱，椅子不远，但身体像是粘在地面上让他没有丝毫前进的余地。最后，周贻白妥协了。他让自己躺在沾满了水和玻璃碴的地面上，一动不动地等待时间流逝，周贻白清楚，这一次的跌倒不同以往，在他过去的70年里，命运让他“跌倒”过无数次，他早年离家讨生活，无吃无住，他忍下了；他没有文凭，凭着自己的努力，却让自己成为了罕见的编剧能手和戏剧理论家；他几乎经历过20世纪所有的政治风浪，几次被风浪打得伤痕累累，这些他也挺过来了。然而，这一次，老天爷没有给他考验意志的机会，只是通知他衰老的结局，给予他耐心等待死亡的唯一权利。

　　几个小时，纹丝不动躺在地上的周贻白究意在想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当中午放学回来的湘斌见状引起惊恐万分时，周贻白已经能够用平静的口吻诉说他是如何跌倒在地上的了。湘斌急忙去找时在北京的唯一的亲人二哥华斌商量对策。

　　无疑，父亲老了，医院检查说他是脑血栓，他的行动会越来越不方便，需要有人长期照料。湘斌还是个孩子，大哥和三哥都在外地工作和读书，二哥华斌也有瘫痪的岳母在床，妈妈杨钰远在天津……。家中一片混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大家不知所措，湘斌给在天津下放的妈妈杨钰写信，说，“妈妈，你能不能回来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钰看到女儿的信之后匆忙赶回，但是部队只给了她5天的假期。在回来的汽车上，她默默地沉浸在一种无奈的哀伤之中，丈夫的年老和孩子的无助是多么刺痛她的心，然而，她没有过多的时间来体味痛苦和可怜自己，现在她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在这5天里，她迅速地解决了三件事情：1、将家里所有的衣物被褥、物品等清洗干净。2、向中央戏剧学院申请解冻周贻白的一部分工资和存款，戏剧学院拒绝解冻，不过工资可以略为提高一点。3、因时间紧迫，几乎用尽周贻白的月薪匆匆请了一个保姆田大娘来照顾生病的周贻白。

　　这一切安排妥当，杨钰也到了该返回部队的时间。那一天，天好冷啊，外面的雪花铺天盖地地下着。湘斌无精打采地一边听着积雪被挤压的吱吱声，一边听着妈妈的讲不完的叮咛，咳！她多么希望妈妈永远留在家里，不要再离开，但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愿望说出来也是白说，于是，湘斌落寞的陪妈妈在车站等公共汽车。很久了，汽车迟迟不到，地面上的积雪越来越厚，路上行人零落稀少，最后杨钰说，“看来今天是真的走不成了，湘斌，我们回家吧。”回家的路上，湘斌是雀跃着的，那一天是老天爷给妈妈放的假，让幸福多延长了一个晚上。

　　妈妈走后，日子就变得很不如意了。这田大娘过去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并没有多少劳动的习惯，她之所以来做保姆，也是认为周贻白应该很有钱，可以得到很多的除了工资之外的外快，然而，当她知道并不是如她想像的时候，就开始让大家都不痛快。由于家里的伙食费都掌控在她的手里，于是她尽量地缩减开支，饭菜里的油水明显减少，不仅如此，又向邻居街坊散布周贻白多么邋遢。湘斌气不公，但因无奈和无助只好忍气吞声。1年以后，田大娘说自己不干了。湘斌既高兴又不知所措，好在这时候因找不到合适的保姆，妈妈杨钰申请提前退休，回到了家中。

　　妻子回家了，周贻白笑得和湘斌一样的灿烂。这半辈子，什么都在变，什么事都没少折腾，但就有一样，妻子杨钰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始既往地为他们坚守着家庭的幸福和安定。杨钰几乎成了这个家的神，一个可以在不安的乱世之中显现出安宁和祥和的散发着母性魅力的女神。晚年，病榻上的周贻白随孩子们称杨钰为“妈妈”，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和妻子，在周贻白开始变得糊涂的思维里留下的强烈的感情印记，是他最本能的对妻子的赞赏与依赖。

　　1975年10月，被抄走的书允许归还，二子华斌用三轮车将书拉了回来，但只可惜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已经不知所踪。这些沉甸甸的书，留下了太多沉甸甸的历史印记，几乎陪伴了周贻白人生的每一段路程，孩子们和妻子杨钰都能够亲身体会这些书就像是家中的一员，所有人都为“它”操劳过，从上海到苏州再到北京，周贻白最丢不下的就是这些书。华斌将一箱箱书恢复原位，说，“爸，你看书吧，书都还回来了。”大家都看着卧在病榻上的周贻白，想他一定会因这些书的失而复得而欢欣，然而，周贻白却茫茫然，没有向他的书投上一束目光，而仅仅是无力地摆了一摆手。周贻白的态度是令人震惊的，这轻微的拒绝的手势顿时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这么的决绝，这可是他的宝贝啊，这是不是意味着，几乎和书籍无法分割的老学者在连同自己的一生加以怀疑或否定？这是多么深沉的悲哀——在自己人生的末年。

　　周贻白和那些早年共同战斗过的戏曲盟友们早已经是自顾不暇。仅仅是一个胡同之隔，阿英和周贻白这两个同样瘫痪在床的戏剧大师犹如相隔两世。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是无奈和尴尬的。坐在轮椅上的周贻白面对着躺在床上的阿英，两个人相对无言。

　　阿英卧在一摊被子里，看着佝偻在轮椅上的周贻白想起1936年在上海为他主持婚礼的情景，心想：“那时候，这家伙是多么神气。他还不满汉奸张善琨和媚敌，写剧本骂他，却被张善琨和一群日本鬼子追杀，那时候，这老六活得有多硬气。”想到这里，阿英嘴里泛出一丝笑意。紧接着，额头又紧皱起来，心想：“六郎啊，你读了一辈子的书，你这个活字典也免不了书页泛黄的命运。咳，我们向来是见面就收不住话匣子，怎么一场文革让我们都成了哑人了呢！”

　　周贻白端详着病榻上的阿英，思潮也在翻滚：“寿昌兄和予倩弟已先我们而去，看来我们这四兄弟不久就要在另一个世界会面了，说来真是一笔糊涂帐啊，我们都曾为戏剧出生入死，到头来怎么都成了历史的罪人了呢！可怜我们过去是书痴啊，一见面就说学问，咳！一场文化大革命连我们的话引子也革没了。”

　　这一对同一年出生的老兄弟，因为戏剧走到了一起，到了晚年又同因戏剧而落魂不堪，最后，又在同一年怀着同一个“不解”撒手人寰。

　　自从第一次生病跌倒，周贻白的体质越来越虚弱，疾病一旦攻入他的体内就很难被驱走。有一次，周贻白竟然高烧半个月没有退，嗓子哑了，整个人开始昏迷不醒，买不到好药，医院不准许住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很少人会体谅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病苦！

　　学院指定的隆福医院条件很简陋，但即使如此，大量的病患们也都愿意守在医院的观察室或者门口像是偶尔等待路人施舍的野猫野狗。观察室里挤满了人，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周贻白躺在医院的观察室里不说不笑不痛不叫，他高烧得昏迷不醒，没有一丝生气，家人们哆哆嗦嗦的站在他的身边冷得发抖，心想这个躺着一动不动说不出话来的老人一定快被冻僵了。

　　周贻白瘫痪在床，丧失表达能力时，混浊的眼睛经常会流露出不易察觉的期待，他木讷的在亲人身上投以关爱的目光，但目光背后是一个长长的黑洞，不久以后，他的思想和呼吸就被淹没在这一黑洞里。

　　周贻白最后去世在首都医院的观察室里，那一天是二子华斌做看护，他为父亲翻身，却感觉父亲的嘴唇冰冷，可能是回光返照吧，父亲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让他的眼睛里释放出来一种炯炯有神的目光，伴随着血液渐冷，目光被眼帘隔在死去的思想里。

　　华斌揪心的痛难以用泪水冲刷。

　　奇怪的是，父亲床头的那一小闹钟，也在1997年12月3日19点30分永远的停止了“心跳”，像是一种神奇的感应，陪伴着身旁的这一老人用安静永远地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