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周贻白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曲史研究专家。他最早致力于中国戏曲全史的研究，其继承前贤、肇启后人的拓展之功至伟。周先生的研究重视每一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对戏曲创作演出的影响，重视民间戏曲与宫廷演剧的相互交流，重视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的角色行当、化妆服饰、声腔衍变诸方面的综合发展，改变了以往学者只重案头之作，只重考据，只重文辞的偏颇。周先生的研究还注意社会调查，开创了依据戏曲文物、从考古角度研究戏曲发展的新领域，对后世戏曲史研究都有极大影响。

　　关键词：戏曲史;舞台艺术;戏曲起源;戏曲文物

　　中图分类号：J8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57(2000) －02－0013－04

　　周贻白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曲史研究专家，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学术界即享有盛誉。四十年前，我有幸在中山大学著名学者王季思先生帐下当研究生，跟随恩师专治古代文学和古代戏曲。季思先生在指导我们研读古代戏曲作品时，还告诫我们一定要了解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他特地介绍了周贻白先生和他的著作。我听从季思师的教导，到中大图书馆寻觅了周先生的著作《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剧发展史长编》、《中国戏曲论丛》和《中国戏曲论集》通读(当时我是个穷学生，微薄的研究生助学金仅敷衣食，未有余裕广购书籍)，作为未入中国戏曲史门槛的蒙童，读后深感周先生学识渊博，其著述资料翔富，缕述精微，大为心折，心想如能像跟随季思师学习那样得到周先生的亲自教海，该是多么好呀!可惜那时我偏居岭南，无缘负岌京华，只能怅然而叹。研究生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山西高校工作，70年代末，得知周先生大作《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出版，我即请在京校友为我购买一册，仔细研读，获益良多，私心更是仰慕。从师承关系来说，我自不能算周先生的及门学生，但窃以为或可忝在私淑弟子之列了。

　　周先生于中国戏曲史研究方面的功绩，后学不敢妄评，但却有一些肤浅的感想。中国戏剧源远流长，早在初民时期，即己产生若干萌芽，其后历经秦汉南北朝隋唐，进入孕育阶段，出现众多的泛戏剧形态，诸如宗教祭祀活动中的装扮神灵、优孟衣冠、百戏角抵、歌舞优戏、鱼龙曼衍、假面装扮，乃至简单的说白戏——弄参军、弄假妇人、弄傀儡、弄神鬼、弄三教、弄婆罗门和歌舞戏《踏摇娘》等。到了宋代，终于形成了雏型的戏曲——宋金杂剧(包括偏重于歌舞、偏重于说白、偏重于假面装扮和具有较多故事性表演等类)。元明以后，戏曲臻于成熟，杂剧、传奇，蔚为大观。至清，地方戏勃兴，于是中国戏曲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出，都进入极盛的时代。但中国戏曲的漫长发展历史，近代以前，尚无人总结述说。直到上世纪初，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才开始了中国戏曲史的著述;其后日人青木正儿又作《中国近世戏曲史》，戏曲史研究才成为学术界注目的领域。两位大家开创性的工作，居功至伟，应充分肯定。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侧重于宋元杂剧的研究，于上古戏剧的产生孕育及明清戏曲的发展述说过略;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偏重探索明清传奇及花部雅部，于上古时代戏剧的萌生演进亦只简略评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都还不是全面的中国戏曲发展史，比较准确地说，是侧重某一阶段的戏曲断代史。这两部著作，在述说宋元戏剧和明清戏剧时，又侧重于戏剧文学，即更多是从剧作角度阐说，于舞台演出及声腔艺术较少涉及，这都影响了其著述的更大成就。周贻白先生在王国维和青木正儿之后，即致力于中国戏曲全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出版了《中国戏剧史略》(1936) ,《中国剧场史》（1936) ,《中国戏剧小史》（1946) ,《中国戏剧史》(3册，1939年写成，1953年出版)，对中国戏曲发展作了通史的探讨和总结，应该说，这是继承前辈、肇启后人的拓展性工作，其历史功绩不可埋没。

　　周先生在当时从事全史性的戏曲史研究是很不容易的。周先生的公子华斌先生，继承先翁的事业，也专治中国戏曲史，而从戏曲文物和宗教祭祀戏剧入手，常到山西考察，因与我为同好，时常切磋学术疑难，遂为莫逆之交。华斌先生告诉我，其先父出身贫寒，幼年丧父辍学，只好进入湘剧戏班学艺，本来可以成为不错的名角，却因失音而沦为打下手艺人。但周先生不向命运屈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刻苦自学，博览文史书籍，卓有所成。后来参加田汉先生主持的“南国社”，受到进步文艺思想熏陶，开始致力于戏曲史和戏剧理论的探索。其后又浪迹上海等地，在新艺话剧团、中国旅行剧团和新华、金星影业公司等处从事话剧、电影剧本创作的同时，节衣缩食，广泛搜集，阅读文献，爬梳戏曲史料，探微索隐，而终于撰成数种巨著。周先生这种不畏艰难、矢志中国戏曲史研究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周先生的数种中国戏曲史专著，由于写作时代不同，读者对象各异，因而各有特点。《中国戏剧史略》、《中国戏剧小史》撰写时代较早，作为戏剧史普及读物，篇幅较小。《中国戏剧史》(3卷本)、《中国戏剧史长编》成书时代较晚，主要供戏剧专业工作者阅读，因而引用史料宏富，卷帙繁浩。《中国戏剧史讲座》是50年代为高校文科大学生介绍中国戏剧发展历史，每次讲授一个阶段戏剧发展或某一戏剧专题，故分列题目，述说简明精确。《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出版最晚，在上述诸史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较多理论概括，做到史论更好结合，戏曲发展线索更为明晰，成为当时最好的中国戏曲史专业读物。在这部巨著中，周先生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戏曲发展历史，注意每一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对戏曲创作、演出的影响，对戏曲源于社会生活，民间戏曲活动与宫廷演剧之间的对立统一、相互交流影响的规律，以及戏曲艺术综合发展的特点等问题，都作了有益的探讨。这是周先生紧跟时代潮流、思想不断发展，并吸收新的理论成果的结晶。

　　周先生的戏曲史研究，还改变了以往学者只重视戏剧剧本、只重考据、只重文辞的偏颇，而是把戏剧当作立体的舞台艺术来看待，研究时考虑到剧作的舞台演出，从角色行当、化妆服饰、声腔艺术的变化来阐说戏曲的发展。特别是在探讨清中叶以后的地方戏时，强调由于声腔的不同导致剧种的区别，这是很有见地的。早在50年代初，周先生即发表了《中国戏剧声腔的三大源流》等论文(后收入195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戏曲论丛》一书中)，首先提出“中国的戏剧，在声腔上可以分作三大源流，即昆曲、弋阳腔(一名高腔，又作京腔)、梆子腔”的见解，并从戏曲声腔的内在联系，追溯戏曲发展的历史状况和衍变规律，进而考察各种地方戏的渊源、流变及其形成、发展的脉络，为地方戏乃至中国戏曲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等书中，就体现了这些研究内容，并影响了其后出版的其他中国戏曲史的写作。

　　周先生其他探讨戏曲历史发展或衍变的文章，也都很有见地。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文章有四篇，一篇是《中国戏剧的形成和发展》，另外二篇是《南宋杂剧的舞台人物形象》、《侯马董氏墓中五个砖俑的研究》、《元代壁画中的元剧演出形式》(以上诸文在50年代发表于各专门性杂志上，后收入《中国戏曲论集》)。前者在论述中国戏剧的起源时，列举了源于古代的巫觋、源于春秋时的“优孟衣冠”、源于古代宫廷中的乐舞、源于印度的梵剧、源于傀儡戏诸说，指出各种说法的提出者和立论的根据，并逐一批评其所依据史实和理论的不足以及舛误，认为上述诸说，“虽然各持一见，其间却有一个共同之点，那便是把中国戏剧的形成，看得极为单纯。只要把某一相近的事物作为固定的因素，从而与后世戏剧中某一点资为联系，就把中国戏剧所包含的一切成分，都归向这个源头”。这是有说服力的。在反驳诸说的基础上，周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决定戏剧这项艺术的最基本的因素，应当是故事表演。”因此，中国戏剧的起源，应是“用‘徘优’或‘倡优’装扮人物而作故事表演时开始，然后进而结合其他艺术构成一种综合的发展”。周先生进而认为，秦汉时期的百戏散乐，特别是角抵，乃是戏剧产生的基础，《东海黄公》这一角抵表演，乃是中国戏剧形成的起点。周先生这种看法，自提出之后，产生极大影响。祝肇年、彭隆兴二位先生秉承周说，在《戏剧学习》1979年第3期著文认为:“戏剧是在‘百戏’中间孕育形成的，‘角抵戏’又是直接孕育戏剧的母体。”吴国钦先生《中国戏曲史漫话》的第二篇文章，其标题即为《汉代百戏——我国戏剧的摇篮》，从而形成了中国戏剧起源的“百戏说”，而这一说法的肇始者乃是周先生。周先生关于中国戏剧起源的说法虽然出现较晚，但影响巨大。除上述祝、彭、吴诸先生外，我本人过去也深受其影响，在80年代，我给学生讲授中国戏曲史时，即采用周说。虽然后来我进一步探研史料，比较诸说，提出了“多元说”，观点，但立论的根据仍离不开周先生的最初启蒙。

　　另外，给我较大影响的还有《侯马董氏墓中五个砖俑的研究》等三篇文章。这是依据戏曲文物、从考古学角度来研究戏曲发展史的重要论文。以往治戏曲史者，大多凭藉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史料进行探索，而这些史料，或因作者囿于传统观念，视戏曲为末技，记载时语焉不详;或因作者偏居一隅，无法记录其他地区的戏曲活动情况;另外，文献中误记、错抄之处也不少。几百年来，又由于朝代更替、水火兵革，一些重要史籍文献遭到毁坏散佚。史料的缺乏和失实，造成探讨的困难，因而戏曲史上一些疑难问题未能遽断，需要根据新发现或出土的有关戏曲的历史文化遗物——戏曲文物来参订考证。这些戏曲文物，包括舞台建筑、绘画雕刻、碑铭题记、传抄或版印的剧本、资料以及各种墓葬遗物等。它们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史料相互参照，可以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史料的认识，还可以补充史载的不足，纠正某些记载的错误和片面，因而是戏曲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可惜的是，过去对戏曲文物的收集和研究不够，建国以前，只在《国剧画报》上刊登过少数古代戏台照片，专文论述甚鲜。建国以后，首先是周贻白先生和刘念兹先生重视戏曲文物的独特价值，专文予以介绍和作理论上的分析，其筚路蓝缕之功伟不可没。《南宋杂剧的舞台人物形象》根据《文物精华》第1期影印的两幅南宋画页，分析了宋金杂剧的脚色行当和舞台演出形态。《候马董氏墓中五个砖俑的研究》根据《文物》1959年第6期简报刊升的山西侯马董明墓中出土的五个砖俑论说了金院本的“五花爨弄”，确定这五个戏俑分别为“副净”、“装旦”、“末泥”、“副末”、“装孤”。《元代壁画中的元剧演出形式》则实地考察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山广胜寺旁的明应土殿(俗称水神庙)内元泰定元年间绘画的戏剧壁画，分析了壁画展示的元杂剧演出形式，包括脚色行当、服饰化妆、道具乐器和舞台布景，猜测了所演剧目内容。以上三文所论，虽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50年代戏曲文物发现不多的当时，能够如此深入探研，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正是由于阅读了周先生这些文章，对戏曲文物研究产生了兴趣，后来研究生毕业后到山西工作，又受到恩师王季思先生和吴晓铃先生的指点，才于80年代开始专注于戏曲文物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因此，我一生的治学道路，是和周先生的学术影响分不开的。

　　今年是周贻白先生一百周年华诞，他生前任教的中央戏剧学院将举行盛大纪念活动，作为深受他学术思想影响的后学，不吝浅陋，谨以此文，以表达崇敬之意。

　　收稿日期：2000－01－20

　　作者简介：黄竹三(1938—　)，男，广东开平人，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