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兔记》是南戏“荆、刘、拜、杀”四大名剧之一，也是湘剧高腔“苏（秦）、刘（智远）、班（超）、伯（蔡伯喈）”四大本之一，在近千年的流传当中，经历代艺术家们的创造与发展，这出戏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精神上的联系，一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活在湘剧舞台上的虽只《打猎》、《回书》两折，但却保留了整本的文学剧本。自八十年代初以来，湖南省湘剧院就开始了将全本《白兔记》推上舞台的工作，无疑这是极有意义又是比较难弄的工作。他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十五年中三易其稿，五度排练。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96东方戏剧展演”会上及首都舞台上演出的最新改本《白兔记》，从剧本的改编到整个舞台艺术取得了成功，我看了非常高兴，戏剧冲突的回肠荡气，曲尽人情是我深切的感受。

　　毋庸讳言，我们从事戏剧创作总是有一定功利目的，但不能急功近利，简单从事。《白兔记》的改编者正是摆脱了这种旧的思维定势，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比较客观地去审视残唐五代那段历史生活，没有把李三娘及其家庭的悲剧，简单地归咎于她的丈夫刘智远“停妻再娶”这一行为上，而是放宽眼界从历史、社会、道德等多方面揭示悲剧的深层原因。如果像以往那样只着眼在刘智远个人的道德评判上，不仅使剧本的思想蕴涵表层化，也把刘智远“这一个”具体的艺术形象概念化了，雷同于王魁、莫稽之流，这既不真实也欠公允。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如前所述，李三娘的悲剧是社会性的，但改编者并不回避刘智远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上李三娘及孩子的痛苦，作为丈夫的刘智远是有责任的，他在并州为官的十六年，尽管连年征战，并非绝对不能去接李三娘，年过古稀的老仆杜忠还送来了孩子嘛！如果完全抹掉刘智远的责任，不说清楚这个问题，李三娘的谅解就失去基础，观众也不会满意的。

　　改编本没有过多地从情节上去解释刘智远为什么十六年没去接李三娘，而是着重从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上着笔，这是聪明的，因为从情节上去解释是怎么也说不明白的。改编者准确把握刘智远人物的基调，从三个方面描写了人物的性格及其与三娘、岳氏的关系。刘智远这个出身微贱，投军后“只落得日割马草夜巡更”的小军，要想从社会的底层爬向上层，不通过婚姻关系这类特殊途径是上不去的，他之所以愿意娶岳氏就包含着摆脱卑微的社会地位和穷困生活的愿望，刘智远再娶之后，在感情上他确实没有忘记李三娘，《回书》中他唱的“思想三娘长负疚，何日里，消弥这万种离愁。”与岳氏的回顾“婚后他郁郁神情，常闻嗟叹声”相印证，说明刘智远对三娘想念不是假的。这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其三，他也想把三娘接来，但为什么十六年没付诸行动？除了战乱原因，更主要的是他“一块心病深深藏”，这心病是一种内疚，包含着一半无奈，一半私心，在《磨房》一场，他面对妻子指责解剖了自己，说了真话，“最担心：一厢是恩师之女，一厢是结发妻行；这头不能热，那头不敢凉，夹缝中我将终日惶惶……”他就这样在因循踌躇中“误了十六载时光”。刘智远对妻子的认错态度是真诚的，申述的情由也是可信的，它虽然不够坦率和痛切。我觉得改编者从以上三个方面，把刘智远性格的复杂性，具体性，比较真实，准确地刻画出来了。正是这样一个刘智远，才可能得到李三娘的理解和谅解，才可能被观众所接受。我感到饰刘智远的演员似乎较为稚嫩，情感比较单一，还没有把剧本提供的刘智远性格的复杂状况更真实的体现出来。

　　我说过《白兔记》难弄，难就难在刘智远这个人物身上。如何正确分析、认识、评价他，成为改好《白兔记》的关键。这次的演出，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使全剧获得成功，这是十分可喜的。

　　《白免记》写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却没有去写那战乱本身或对战乱的控诉，而是着意于“这苦难年代里人们的亲情可贵”。突出了亲情，使戏的意蕴得到升华，写来曲尽人情，感人肺腑。

　　由于剧本主旨的改变与升华，必然引起剧中人物、戏剧结构的变化。很明显，改编者是以小将军刘承佑为核心来结构全剧的。尽管他到第五场才出现，然此前的产子、送子、接子等场，无一不是为他登场作铺垫的。我们感觉到他是贯穿全剧，成为解决矛盾的关键人物：是小将军带回了李三娘的血书，以及他那肝肠裂碎的母子情结，感动与促使他的父亲刘智远痛下决心，日宿兼程去接回妻子；当岳氏发现自己抚养十六年的儿子，找到了生母，一种沉重的失落感袭来，心都凉了的时候，是小将军亲昵地喊着母亲安慰她：“说什么生的，养的，两个娘亲都一般样孝顺。”使得心凉了的养母重又温暖起来。

　　特别是在《磨房》一场，当李三娘对丈夫的怨气未消，不愿夫妻相认时，是小将军跪在母亲的跟前，替父求情：“母亲哪！好容易今朝母子相会，却教孩儿父子生离么！？……有了生身之母，却教孩儿丢弃养育之娘么……”

　　这种发自内心，充满人情，极具说服力的话，李三娘能不为之感动！？怎能不为儿子，为一家着想而原谅自己的丈夫呢！改编者就这样通过小将军的感情纽带作用，冰释了父母之间的胸中梗阻，打开了生母与养母之间的感情通道，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合家团圆。

　　我认为掌握好批判刘智远的分寸，把亲情突出，这不是庸俗的调和，而是战乱年代人民的心愿。为了美好的生活，相互理解，相互原谅，不走极端，这是中国人民一种很好的传统美德，正如改编者在剧本后记中说的：“正是这感人的亲情，抚慰了人们心灵上的创伤，调整了家庭与人际关系，使之凝聚起来，顽强地生活下去，显示出我国人民美德的力量，”《白兔记》的改编与演出，表现了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它既是传统的又是有新意的：这种新意并不限于一时一地，它可穿越时空，传之久远，因为我们的民族、人民永远需要亲情的抚慰、鞭策和鼓舞。

　　湘剧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它的高腔剧目中，保留了许多自南戏以来的古典名剧。湖南省湘剧院过去在整理、改编这些名剧，使之完整地活跃在舞台上，做了大量工作，如《拜月记》登上银幕，上下集《琵琶记》荣获首届“文华奖”，今又成功地推出了《白兔记》，贡献很大。据我所知，还有不少高腔本戏，尚未开掘出来，或者说还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如《金印记》、《鹦鹉记》、《妆盒记》、《白袍记》等等。其中有的可能还是全国的“孤本”，能不能将这些传统剧目特别是古典名剧，有计划地加以整理改编，搬上舞台，成为自己的保留剧目，承传下去！？可不要轻视这些遗产，它既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也对创作新的剧目具有学习和借鉴的作用。我期望湖南湘剧院的同志们，发扬搞《白兔记》咬住不放的精神，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