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瘦竹在1984年第1辑《戏剧论丛》发表《关于田汉剧作评价问题》一文。

　　文章说，“五四”前后我们就有几位文化巨人，鲁迅的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郭沫若的诗歌开创了一代革命诗风，田汉的剧作奠定了话剧文学的基础。在文学艺术方面，田汉曾作出多方面的贡献。他不仅是卓越的诗人和剧作家，而且是革命戏剧运动的领导者，初期革命音乐和电影的组织者，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田汉始终贯串在我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过程中，声望很高，影响极大。话剧运动无论在思想或艺术上可以作为“五四”初期代表的只有田汉的话剧创作。他的剧作的数量之丰富，题材之广泛，风格之独特，以及配合革命事业之紧密，在当时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

　　在文艺方面，他既深受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而又醉心于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象征主义剧作家梅特林克、恶魔诗人波多莱尔和颓废主义诗人魏尔伦。他的文艺思想虽然存在着矛盾，但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却是主导的方面，这从他最早的三篇剧本如《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和《获虎之夜》中，可以看到这种鲜明的特色。但在另一方面，消极浪漫主义因素在他的一些剧作中也有所表现。欧洲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经流行所谓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反映资产阶级没落的思想感情，终至走上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道路。青年田汉曾经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他在1919年所作《梵峨嶙与蔷薇》就自称为“鼓吹民主艺术的新浪漫主义的戏曲”。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田汉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极端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于是徬徨苦闷，流露出感伤的情绪。田汉是诗人，他的剧中带有浓厚的抒情诗意，但他不象革命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那样雄浑热烈，令人振奋，而是宛转低回，动人哀怜。因此，即使在揭露现实矛盾和歌颂反抗精神的《咖啡店之一夜》中，多少总有感伤主义因素，这是田汉早期剧作风格的一种特色。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建立反动统治，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田汉当时虽有革命要求，但是缺乏革命实践，而又脱离工农群众，内心感到矛盾。从他在二十年代后期所作的许多剧作中可以看到积极的因素不断增长，而消极的因素还没有被消除。《名优之死》中现实主义和《火之跳舞》中的革命热情，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湖上的悲剧》、《古潭的声音》和《战栗》等剧中，消极浪漫主义以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1029年田汉率领南国社到广州和南京演出时，观众对于他剧作中的消极因素提出严肃批评，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戏剧运动又鼓舞他的革命要求，终于在进入三十年代后他自觉克服矛盾，实现世界观和艺术观的转变。

　　文章认为，在评价田汉二十年代的许多剧作时，既应看到其中作为主导的积极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重大成就，又应不讳言某些剧作中的消极浪漫主义因素。如果我们不分主次，认为消极浪漫主义是田汉二十年代剧作的基本特色，这不仅贬低了田汉全部剧作的价值，而且歪曲了我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战斗传统。这种偏向在我国评论界并不明显，而在外国学者关于田汉的研究中却较为突出。美国《比较戏剧》杂志上所发表的康斯坦丁·董先生的《孤独探索未来世界——论田汉早期剧作（1920——1930）》，即是一例。

　　康斯坦丁·董先生对于田汉的历史地位，一开始作了极高的评价。但是怎样理解田汉早期剧作的主导倾向，董先生和我们就有了分歧。显而易见，董先生抹煞了田汉的许多现实主义剧作。在分析《咖啡店之一夜》和《获虎之夜》时，只看到其中的感伤色彩。他还认为感伤和孤独情绪，都是田汉的自我表现。

　　在董先生分析《苏州夜话》时，同样表现出一切文艺都是表现作家自我的观点。他认为《南归》“象《苏州夜话》一样，……我们从男主人公身上可以发现作家自己性格的痕迹，一个想要抹掉过去而很孤独的流浪者。但就一般来说，这些自传因素都已包含在戏剧幻象之中。”

　　董先生在评论田汉早期其它剧作时，无论《湖上的悲剧》、《古潭的声音》和《战栗》，都采取同样的观点，特别强调剧作家的孤独幻灭和前途渺茫，向往一个未来世界。正如董先生论文题目所显示，他企图以“孤独探索未来世界”，作为二十年代田汉及其剧本的主要特征，这一论断值得商榷。

　　首先，《咖啡店之一夜》和《获虎之夜》这两篇不仅是田汉个人而且是现代戏剧最早的代表作品，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评价。这两篇剧作表现的是恋爱婚姻问题，这是五四时期及其后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作家都曾描写这一主题。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反封建的精神。但如果将田汉的两篇剧作和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余上沅的《兵变》四篇剧作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以下一些差异：

　　第一，就戏剧冲突说，《咖啡店之一夜》中对于资产阶级在恋爱问题上的市侩主义的批判，《获虎之夜》中对于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揭露，远比其它剧作深刻得多。田汉表现的是不可调和的或者是生死攸关的阶级矛盾，而其它剧作中所描写的封建势力，几乎不需要坚决的斗争，就可得到圆满结局。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男女青年经常由于封建礼教、金钱和门第酿成悲剧，而妇女的命运尤为凄惨。田汉是第一个剧作家揭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实质，因而击中了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要害。第二，就人物性格说，其它剧作中所写的不仅都是留学生或富家女这些上层人物，而且性格都缺乏深度。矛盾斗争既不尖锐，人物性格也就难于突出。只有田汉才关心下层社会的生活，同情被欺骗和受迫害的青年男女的不幸命运。他不仅真实地表现了为富商子弟所遗弃的白秋英和为专制家长所摧残的魏莲姑的痛苦的心灵，而且细致地描写了她们的悲剧情绪和反抗精神，这在当时就很难能可贵。第三，就艺术表现说，《获虎之夜》以喜剧开场，以悲剧结局，首尾衬托，对照分明；捕虎故事富于地方色彩和传奇情趣；悬念的设置和惊奇的安排，竭尽抑扬顿挫之妙；感伤情绪，不无动人之处。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当时田汉已经具有非凡的才华和坚实的动力。

　　其次，在这两篇优秀剧作之后，田汉继续发扬“五四”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还创作了不少揭露黑暗现实、歌颂反抗斗争的剧作。在《午饭之前》（1921年，后改名《姊妹》）中，描写了工人“年关斗争”。在《江村小景》（1927年）中，揭露军阀内战的罪恶，同情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在《名优之死》中，表现了京剧艺人的悲剧精神，鞭挞当时社会的黑暗势力。《第五号病室》“企图指出不合理的制度之必然的崩溃底命运”。在《火之跳舞》中，揭露资本家及其走狗对工人的压迫，歌颂工人阶级的牺牲精神和集体斗争。《一致》是描写金钱之王马蒙压迫民众而被民众打倒的故事。

　　从上述剧作中可以看到，田汉始终立足现实，在揭露社会矛盾时爱憎分明，而且不断探索前进，向往光明。假如我们要概括田汉早期剧作的主导倾向，决不可能象董先生所说的是“孤独探索未来世界”，而应该是“努力追求光明世界”，因为如果他没有这种觉悟，他在1930年后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戏剧家，那是不可想象的事。

　　文章说，在我们现代文学史中关于田汉三十年代剧本的评价，也有估计不足之处。例如近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史稿》，非但没有论述田汉剧作的专题章节，而且在谈到他的某些重要剧作时也只是一笔带过，这种偏向值得商榷。

　　1929年冬，党所领导的“艺术剧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进入三十年代以后，这个新兴戏剧运动在国民党的压迫下蓬勃发展起来。在党的影响和直接领导下，田汉积极参加革命戏剧运动，无论思想和艺术都有新的发展。1930年4月，他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之后，又于1932年6月在《戏剧大众化和大众化戏剧》中，根据列宁关于艺术属于人民的论断，提出“普罗戏剧那更是毫无疑问的应以工人及一般的劳苦大众为对象的”。描写工农大众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斗争，揭露日冠罪行和歌颂中国军民的爱国精神，就是田汉三十年代剧作的特色。同时也是他在现代戏剧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

　　恩格斯提出作家应该表现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英勇斗争，塑造能够体现时代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典型环境中典型工人形象。当时田汉正如其他左翼作家，沿着这个方向逐步前进。

　　在三十年代，田汉写了许多剧本，他后来编入《田汉剧作选》的有：《梅雨》、《月光曲》、《乱钟》、《回春之曲》、《阿比西尼亚的母亲》、《洪水》和《芦沟桥》。这些迅速反映现实、描写阶级斗争和反对侵略、充满革命激情的剧作，在当年演出时，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因此，田汉的许多剧作才被国民党禁止发行和演出。

　　文章说，田汉写剧，在二十年代为了剧团演出需要，在三十年代为了现实斗争需要，大都匆忙执笔，一挥而就，“对人物性格顾不得精雕细刻”。同时还应看到，当时反动统冶禁止革命作家接触工人群众，这就使田汉塑造工人形象不能得心应手。因此田汉的剧作在艺术上也难免有不够完美之处。我国左翼戏剧是年轻的艺术，虽然那时还不十分成熟，却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在编写现代文学史或现代戏剧史时，应重视理伦和创作上的新因素，否则，就不可能显示历史的发展规律。

　　（茹辛摘摘，全文116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