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50岁以上的文艺爱好者，对田汉几乎是人尽皆知。田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戏曲改革工作的先驱者，杰出的剧作家，又被誉称为“现代的关汉卿”，中国的“戏剧魂”。还在田汉生前，即有多人研究过田汉及其剧作；新时期到来后，论述田汉其人其作的文章和著作数以百计。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大部头的专门写田汉一生的文学传纪。南京大学教授、田汉研究专家董健，以其二十多年的对田汉的精深研究，终于写成六十五万言的《田汉传》，为田汉树立了一座丰碑！

　　董健认为，人物的文学传记与人物的历史传记有联系也有区别。人物的历史传记只要写出人物的历史真实就可以了，但人物的文学传纪则除了写出人物的历史外，还要写出人物的细节真实和灵魂真实。这一真知灼见，导致《田汉传》不只是追求历史的真实，而且追求细节的真实和灵魂的真实。例如，他写田汉之死，那一天是1968年12月10日，“北京的天气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一场大雪”；“陡然间起了南风”，“气温升至摄氏零上二度”，“这气候有些反常”。就这几句话，是他请专家查阅了北京的气象资料，把那一天的气温、阴晴，连风向、风速、高空气压是多少毫巴都搞清楚后才写出来的。然而最难得的是写出人物的灵魂的真实。因为灵魂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但它又无时不在人的言行和作品中表现出来。董健深知，“只有写出田汉的灵魂，才能使《田汉传》获得生命。”于是他把写出田汉的“灵魂的真实”作为《田汉传》最高的写作任务。我通读全书，觉得董健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田汉传》写出了田汉的“灵魂的真实”！

　　田汉是一位大艺术家，著作等身，他的许多作品，如《苏州夜话》、《获虎之夜》、《卡门》、《关汉卿》、《谢瑶环》等都将长留后世。董健纵观田汉一生，可以说把田汉研究透了，琢磨透了，终于发现，田汉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铸造他的独特的灵魂：崇诚、唯善、求美，“一诚可以救万恶”。伟大的革命戏剧运动奠基人是由这颗灵魂萌生而成的；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是由这颗灵魂创作出来的；“为民请命”的关汉卿、谢瑶环的艺术形象，也是由这颗灵魂塑造成功的……抓准了田汉这一独特灵魂，也就写出了田汉的“灵魂的真实”。《田汉传》始终把握住了田汉的“崇诚、唯善、求美”这一灵魂来写田汉，因而也就写出了虎虎有生气的、形神兼备的、有着鲜明个性的田汉！

　　正因为田汉是这么一个有着“崇诚、唯善、求美”灵魂的人，因此他一生坦诚，却不会保护自己；痴迷艺术，不惜以身殉之。1935年，田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由于田汉是全国性的名人，还有国际影响，国民党政府不敢象杀死“左翼五烈士”这些小青年那样杀死他。田汉入狱后“志坚如铁”，“心愿俱遥”，前者使他虽系囹圄之中不忘国家大事，不忘对亲人朋友未了的责任；后者使他超脱生死之念，一切任其自然，对重获自由不抱什么希望。在他蹲了4个月的大牢后，由徐悲鸿、宗白华、张道藩三人出面保释出狱。如果田汉会保护自己，在他出狱后，他该韬光养晦，暂时隐居，待获得党组织的指示后再作活动。但是，田汉却不懂保护自己，他自信他在狱中的表现无愧于党，无愧于革命气节，既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自首变节，是个够格的党员。他坚信戏剧事业可以和抗日救国联系起来，因此便在出狱后于南京发起了抗日救国戏剧运动，演出了由他编剧的《陆沉之夜》和《梦归》等一系列剧目。《陆沉之夜》是后来《洪水》的底本，剧本有台词道：“铁牛在怒吼了，整个中国要沉到海里去，快些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救快要决口的堤埂啊！”可见当时田汉的民族危机感和呼唤民族自救的急切心情，是与《义勇军进行曲》的呐喊一脉相承的。《梦归》诉说着军阀内战给民众带来的苦难，这也是从另一侧面呼唤一致对外，抗日救国。其后又公演了田汉的《回春之曲》和《械斗》，也都是充满抗日热情的剧目，直至1936年春演出《复活》，在南京以至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由于剧目扣住了当时的人心所向，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尽管如此，左翼阵线有些同志对此是不满的，认为田汉在南京搞抗日戏剧活动，是为国民党政府装潢了门面。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就把这种怀疑和不满公开了，他在讲到穆木天的“转向”变节时，顺便带出“象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这么一句，意思是田汉也属于“转向”变节的一类。鲁迅的话是有权威性的，从此田汉在南京掀起的轰动一时的抗日戏剧运动，竟成了他一生的“疑点”与“污点”。“文化大革命”期间，田汉在南京的戏剧活动，更是被作为“叛徒”行为往死里整。田汉也真的被林彪、江青一伙整死了。这是田汉“崇诚、唯善、求美”但不会保护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灵魂，无论如何是始料所不及的。新中国成立后，田汉仍然“崇诚、唯善、求美”，痴迷艺术。他对政治，特别是对“左”的政治一窍不通。他一而再地“为民请命”，差点被打成“右派”。要不是周总理的保护，在“反右派”运动中就过不了关。     田汉“崇诚”，他诚心诚意跟党走，当党提出“大跃进”时，他虔诚地信以为真，写出了《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真心实意歌颂“大跃进”，在他笔下，甚至20年后实现了“共产主义”。杰出的剧作家，竟然写出了如此的“矫情之作”。董健在《田汉传》中揭示，田汉一生中的纠纷、坎坷、缺失，包括创作历程与家庭婚姻等方面的遭遇，无不与他“崇诚、唯善、求美”的灵魂有关。这一灵魂既给田汉带来夺目的光彩，永远的光荣，也使田汉在世时遭受误解，蒙受冤屈。他个人的创作得亦在此，失亦在此。

　　为了写出田汉“灵魂的真实”，《田汉传》不回避对与田汉的灵魂展现有着密切关系的若干大人物作出评述。田汉是鲁迅称之为“四条汉子”中的第一条“汉子”，他和鲁迅的关系甚为密切。“左联”成立时，田汉和鲁迅都被选进了七人常委会。田汉对鲁迅很尊敬，但田汉一生坦诚，狂放粗疏，才子气颇重，在“左联”时期，他和周扬等人一起有宗派主义，鲁迅对田汉、周扬等人宗派主义的批评是正确的。但鲁迅怀疑田汉“转向”变节却缺乏根据。董健在《田汉传》中一方面严肃批评田汉等人在与鲁迅的关系上存在着受“种种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挑拨”、“无斗争经验，有时也‘左’得很”、“宗派主义，门户之见”等三大缺失，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晚年，心情、身体都不好，容易偏执、发怒，疑心很重”，也不是没有缺点。如此估评田汉与鲁迅的关系中的问题，是公正的。田汉与郭沫若的关系更是情同手足。在解放前，郭沫若对田汉的影响，积极面是主要的。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懂政治而且对“左”的政治迎合的郭沫若，对田汉灵魂的影响，负面是主要的。“反右”时，郭沫若一反“鸣放”中批评过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的正确态度，大讲“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有罪”这样强词夺理的逻辑，成了“反右派”的先锋斗士。田汉一直把郭沫若视为兄长。抗日战争中，郭沫若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田汉的直接领导；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是文教副总理。郭沫若在“反右”斗争前后一百八十度的突变，“是郭沫若言不由衷，故作危言耸听以邀宠，还是自己的思想大大落后了？田汉陷入巨大的苦闷的海”。灵魂斗争的结果，田汉承认“自己的思想大大落后了”，“于是赶快上从领袖下从众说，检讨自己，‘轻装上阵’，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次次批判“右派”吴祖光的大会都是他主持的，有时还要发言。“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上郑重宣布：“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等于说，“横扫”、“火烧”一切文化成果都是对的。“文化大革命”中，田汉诚心诚意地“认罪”、“检讨”，不能不说和郭沫若的负面影响有关。田汉对毛泽东主席一贯取尊敬和崇拜的态度。毛泽东在“两个批示”中批评，许多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矛头所指，直向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     田汉感到不理解，但仍然认为毛主席是英明正确的。“文革”中，田汉经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的灵魂中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我”仍然诚心诚意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决心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忏悔自己的“罪行”，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步伐”；另一个“我”，面对残酷的迫害，非人的拷打，在悲愤，在怀疑，甚至在暗暗地抗议着。他在给他母亲的回条中，喊出了“妈妈万岁！”正是田汉灵魂中后一个“我”的呐喊！董健在《田汉传》中涉及田汉与鲁迅、田汉与郭沫若、田汉与毛泽东这三个大人物的关系时，既没有为田汉灵魂中的缺失讳，也没有为鲁迅、郭沫若、毛泽东言行中的缺失讳。然而，也正因此，田汉的“灵魂的真实”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已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14本传记中，写出传主“历史的真实”的较多，写出传主“细节的真实”的已经少了一些，而写出传主“灵魂的真实”的传记则更少。因此，我着重从这一角度评论和肯定了《田汉传》。董健也许是因为舍不得千辛万苦搜求得来的资料，《田汉传》的篇幅失之过长。我想，如果删去一些无助于表现田汉的“灵魂的真实”的东西，那么，《田汉传》有可能写得更好，受到文艺界、艺术界更大的欢迎。希望董健教授在出修订本时不妨稍加删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