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
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论文
田汉早期戏剧所受日本因素影响的研究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literature on Tian Han’s Early Plays
倪 霞
学科专业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戏剧
指导教师:江震龙 教授
申请学位级别: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2006年9月
中文摘要
田汉(1898.3.12—1968.12.10)湖南长沙人,字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1916年随舅父去日本东京高等师范英文系学习,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出版与郭沫若、宗白华的通信《三叶集》。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1922年回国后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半月刊》,继而组织南国电影剧社,从事话剧创作和演出活动。此时期创作的话剧《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苏州夜话》等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1927年在上海艺术大学任教并被选为校长,此时与欧阳予倩、周信芳等举办艺术鱼龙会,会上演出他的剧作《名优之死》获得成功。同年冬成立南国社及南园艺术学院,1928至1929年率南国社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各地举行话剧公演和其他艺术活动,推动了中国话剧的发展。同时期他也创作了大量剧本。田汉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剧作家、诗人,被誉为“当代关汉卿”。尤其是他的戏剧创作体现了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进程。
本文着重田汉在日期间的一些文学活动求学经历和同时代作家的交往及所受的日本思潮的影响等因素来研究,共分三章。
第一章主要分析田汉早期戏剧所受日本因素影响的生成环境。通过对当时日本社会、时代潮流的分析,了解田汉早期戏剧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的日本社会因素。并通过田汉在日本的留学生涯的探究来发掘田汉受日本因素影响所产生和确立的早期戏剧观的博杂内涵。
第二章主要研究田汉与日本作家之间的交往,以及所产生的具体影响。通过对厨川白村、佐藤春夫个别的案例对田汉影响的分析,具体探讨田汉早期戏剧对外来文学艺术手法的吸收和超越。通过对田汉的浪漫主义思想的确立和向现实主义的隐性转化的分析,进一步理清田汉早期剧作中独特美学风貌的来源和内涵。
第三章通过对田汉早期戏剧创作由借鉴到独创的阐释,从诗意化、音乐化和传奇性三方面来肯定他所取得的成就,进而把握田汉戏剧的现实意义以及对中国现代戏剧发生、发展的重要贡献和积极作用。
结语进行总结,并提出具有研究意义的有待研究的论题。
此外,附录部分,本人参照史料做出田汉在日本期间的文艺生活大事记,更清楚地展现日本因素对田汉这位伟大戏剧家早期戏剧的影响。
内容摘要
该论文将田汉早期的戏剧译介与创作当作一个整体,通过扎实的资料收集、梳理,对田汉早期戏剧创作所接受日本影响的因素进行纵横比较的研究,探索某些研究盲点,比较准确地全面地把握田汉早期的创作形态,从而进一步认识田汉自身的创作形态及其深层价值。本文力图突破长期以来对田汉的研究仅限于作家文本的研究范围,尽可能充分地注意到当时日本的整个社会背景,把田汉还原到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下,即“让田汉回到田汉本身”来进行研究,而不是凭个人的主观臆断进行研究。
我们通过对田汉早期戏剧所受到的日本因素影响、戏剧译介成果、戏剧实践与影响、独特的戏剧美学观形成等问题的研究,探讨田汉戏剧译介对现代戏剧形成的影响,发掘其宝贵经验,为新时期的戏剧译介实践提供借鉴。按照这样的研究方法,该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来研究田汉早期戏剧所受日本因素的影响。
导论通过对田汉研究新特点和新意义的阐释,明确田汉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章主要分析田汉早期戏剧所受日本因素影响的生成环境。通过对当时日本社会、时代潮流的分析,了解田汉早期戏剧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的日本社会因素。并通过田汉在日本的留学生涯的探究来发掘田汉受日本因素影响所产生和确立的早期戏剧观的博杂内涵。
第二章主要研究田汉与日本作家之间的交往,以及所产生的具体影响。通过对厨川白村、佐藤春夫个别的案例对田汉影响的分析,具体探讨田汉早期戏剧对外来文学艺术手法的吸收和超越。通过对田汉的浪漫主义思想的确立和向现实主义的隐性转化的分析,进一步理清田汉早期剧作中独特美学风貌的来源和内涵。
第三章通过对田汉早期戏剧创作由借鉴到独创的阐释,从诗意化、音乐化和传奇性三方面来肯定他所取得的成就,进而把握田汉戏剧的现实意义以及对中国现代戏剧发生、发展的重要贡献和积极作用。
结语进行总结,并提出具有研究意义的有待研究的论题。
此外,附录部分,本人参照史料做出田汉在日本期间的文艺生活大事记,更清楚地展现日本因素对田汉这位伟大戏剧家早期戏剧的影响。
关键词:田汉;早期戏剧;日本因素;影响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study of Tianhan’s early drama inditement and translation from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Based on a well-knit collection and trimminG of overrelative literatures, it explores some blind spots in Tianhan’s study by the comparison of Japanese elements in his early dramas so as to map out his early style and to deeper the whole study ofhis drama production and his values. The paper is dedicated to reducinG Tianhan back to the society he lived, which breaks the lonGtime study schema with perspective only on his works, a study not based on subjective assumption but“takinG Tianhan back to his time”. ThrouGh the study on early Japan elements in Tianhan’s works , his drama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his unique view on drama esthetics, the paper probes the influence of his drama translation on modem drama, and concludes his valuable experience on today’s drama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Thus the paper outlines itself as followed to analyse the Japanese influence.
The introduction elaborates the new features and imports in Tianhan study to certify the siGnificance of such a study.
Chapter one is about the societal enviroment when Tianhan’s early dramas were produced. It probes the Japanese elements which influence Tian’s early drama view by analysis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when he was a sudent there.Chapter two is abou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ianhan and Japanese writers, and their delicate influence on Tianhan’s creation. It discusses the absorption and sublimation of foreiGn artistic techniques in his early drama throuGh cases study of厨川白村 and佐藤春夫 . Analysis on his formation ofromantism and his shift to realism further clarifies the source and implicaion of the unique esthetics in his early production.
Chapter three deals with Tianhan’s shift from absorbinG foreiGn artistic skills to forminG his own style, explains his contribution to moderm drama from poetic, musical and leGendary aspects, and discusses its realistic importance and effect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drama.
The conclusion proposes some domains which are worth further exploration.
The appendix includes Tianhan’s life and art events durinG his time in Japan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Japan effect on his early creation.
Key words: Tianhan, early drama, Japanese elements, influence study.
导论:田汉研究的新意义
田汉被誉为:“中国近代剧运动的始祖。”其一生有着坎坷的经历和丰富的人生体验,这都融入于他颇丰的艺术创作作品中。他的戏剧创作体现了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其早期戏剧的创作主题、创作心理、戏剧风格、审美特性等方面客观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作家对当时各种文学思潮的接受、发展、演变的过程。
田汉研究已经走过了近八十年的历程,在这八十年中,1949年以前关于田汉的种种评论大多是同时代人的一般性跟踪评论,很少有真正达到学术研究层次上的成果。建国后至“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日关系和的影响,有关田汉的研究很少。“文革”结束后,田汉研究开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与全面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东西交流日渐频繁,在学术界较为广泛地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对戏剧研究的形势下,对田汉的研究也突破原有思想框框的局限,获得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研究者将传统研究方法与新的批评方法相结合,使得田汉学术研究工作进入平稳阶段。从国内情况来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田汉研究的重点在于评价作家作品,基本上处于文学评论阶段;九十年代至今,处于收集整理大量原始材料的阶段和理论把握与材料准备同时进行的阶段,研究成果的形式主要还是以论文居多,而专著的数量较少。国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田汉的研究才有所进展,但仍以论文居多,专著的数量较少。从总体上看,田汉研究的成果与田汉自身的成就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还有许多的研究空白点和薄弱点等待着研究者去探索。
由于本人在二○○一年及二○○五年,分别作为研究员两次赴日本千葉大学和早稻田大学进修日本语教学法和中日文学比较,在学习过程中,本人对早期赴日留学生这个课题有着较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戏剧及戏剧中的“话剧”这个“舶来品”情有独钟。所以,本人有条件较为详尽地搜集了日本发表、出版的原始资料,经过对原始资料的阅读整理,及在指导教授的帮助下确定了此研究课题。本课题研究,试图对田汉早期创作所接受日本影响的因素进行纵横比较的研究,探索某些研究盲点,从而进一步认识田汉自身的创作形态及其深层价值。以期能够比较准确、全面地把握田汉早期戏剧的创作形态。力图突破长期以来对田汉的研究仅限于作家作品的范围,尽可能充分注意到当时日本的整个社会背景。其次,本课题试图籍对田汉早期戏剧的研究,窥探中国现代初期戏剧文学传播发展的趋势规律及内在机制,认识戏剧观众审美心理的变迁、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规律。再次,在研究方法上,既吸收传统研究方法的长处,也力图突破传统方法的局限,运用跨文化交际和比较文学研究理论进行系统性、宏观性研究。
在新世纪中,田汉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我们的研究也具有了新的历史意义:
首先,田汉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一面镜子,其思想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及其思想与戏剧中包含了丰富的通往未来的新因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尤其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值得研究者认真地对待。田汉在日本时期是他一生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他受到当时日本的各种思潮的影响,但是他有选择地吸收了其中的某些思想因素,并且在这些思想因素的影响下进行戏剧创作。对田汉在日本时期所受到的日本异质文化影响的探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田汉对戏剧的一生无悔追求的原因。我们研究田汉思想艺术中的日本因素,可以呈现出新的价值与意义。
其次,研究田汉的早期戏剧思想艺术,是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个需要。作为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较大贡献的剧作家,文学史上的许多文学现象都与他相关,因此,田汉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必然的存在。田汉研究深入与否,不仅对探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有重要的价值,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戏剧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再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经典化的背景下,把研究重点放在像田汉这样能支撑一片天地的剧作家上,既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也是可行的。
现在我所掌握的材料有国内的研究专著与论文,更重要的是我利用专业特长较为详尽地收集、整理了日本发表、出版的日文史料和研究资料,同时自己翻译了其中可资借鉴的田汉留学日本的资料以及日本学者的较有价值的研究论文,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田汉早期戏剧所受日本因素影响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证。
第一章 日本:一座有独特意义的“桥梁”
日本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美国学者恩斯特·沃尔夫所说:“日本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比任何的国家都更为重要,它发挥了双重的作用,既是启蒙的导师,又是输入西方文学的中间人。”
当我们用开放的、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时,我们就更应当重视那一些留日作家在日本所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文学活动从一开始就在自己的文化框架中寻求另一文化里自己所需的东西,将自己融入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话和比较之中。田汉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大量吞食西方的文学和戏剧作品,并对日本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的文艺观和戏剧观直接得力于外国文学和戏剧的滋养,尤其是在话剧史上独树一帜的“感伤”情调,更是借鉴和学习外国戏剧的直接结果。因此,要深入彻底地分析田汉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日本因素的影响,就不能抛开日本文坛及日本文坛所起的“桥梁”作用。
第一节 日本近代文坛动向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资本主义不仅在日本的政治、经济上确立了统治的地位,而且这一改革的成功也折射到了文学界。
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流派同时并存,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统统在日本的文坛匆匆地上演了一遍——如启蒙思潮、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当时的东京,“处于文明开化的前沿,西方文化犹如洪水般涌入,多如牛毛的文艺派别和文艺思潮,相互交汇、碰撞,犹如万花筒般在不停的旋转中构筑了现代都市文化,刷新了人们脑海中的陈旧观念。”整个日本文坛呈现出纷繁而又繁荣的景象,日本知识分子在面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逐渐由迷茫、反思到做出艰难的取舍,开始探索日本文学的发展道路。
在外来各种思潮的冲击下,“日本文学跌宕起伏的波澜大体呈现出一种‘向西欧倾倒’和‘向日本回归’的交替形式,而这种形式所反映出的深层寓意则是‘向世界靠拢’与‘民族自我认同’两种心理趋势互补的过程。”日本文学不像西欧那样以浪漫主义开辟近代文学的道路,而是更主要的是以写实主义精神推动近代日本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否认明治维新时期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浪漫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兴起,并不是对西方文化的原样搬用。因为当时敞开国门的日本与已经产生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接纳西方文化之前,都有自己的预设条件、期待视野和理解前提。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接收与吸纳某种程度上是自己的现实需要和文化价值取向作为先决条件的。”
浪漫主义正是切合了当时日本反抗与反叛旧传统文化最合适的选择而被引进的,并对日本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浪漫主义是作为对尾奇红叶、幸田露伴的拟古典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的。中江兆民翻译的《维氏美学》最早将浪漫主义介绍到日本,《文学界》、《帝国文学》、《太阳》等杂志的创刊,使浪漫主义思潮大规模地介绍到日本。森欧外、北村透谷、樋口一叶、上田敏、岛崎藤村等人,都是当时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但是,由于日本本身的民族特性和随着当时社会形势的转变,写实主义逐渐代替了浪漫主义。在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流行发展的基础上,日本文坛新兴起了新浪漫主义,这是有别于浪漫主义的新思潮。虽然新浪漫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后期浪漫主义的遗产,但是新浪漫主义更多的是以其独特的个性迎合了时代的需求。
同样,新剧与新派剧作为反对日本旧剧“歌舞伎”的有效形式,赢得人们的喜爱并逐渐在日本的文坛占据主要地位。日本作家的很多题材取材于日本民族的现实生活,本质上更接近于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其代表性作品更是日本人所特有的思想情感倾向,这或许是日本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结果。现实生活题材的选择,这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让人们重新思考文学的社会功能价值与艺术价值。新的时代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在时代的潮流中发挥它特有的功能,但同时随着社会开化而兴起的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又促使他们必须保持主体性。当时的日本文坛兴起的“私小说”,正是这种状况的最好说明与证据。
田汉赴日留学的时期,正值关东大震灾之前,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大正”时代。1914年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并直接往山东半岛派兵,占领了德租界胶州湾的青岛、胶济铁路等,第二年又对袁世凯政权强行提出了“21条条约”。没有直接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日本,由于战时物质的供给等一系列贸易获利,伴随着经济的急剧发展而加入了“列强”之国。田汉赴日本时,日本正是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恩惠”,而以经济“繁荣”为自豪的时代。当时,以俄国革命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为转机,整个世界处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新时代到来”、“人类解放”、“社会改造”的趋势席卷全球,整个时代可称为“变革”、“改造”的时代。日本国内“民众”抬头,“大正民主主义运动”高涨,以及日本学生运动的创始者东京帝大新人会的结成,更有“女性解放”、“自由恋爱”等主张的伸张,白桦派、耽美派等成为这一时代引人注目的新的艺术潮流。当时东京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摩登”的,是一个充满了“都会化”、“现代化”气氛的时期。来到东京后的田汉,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已为东京的这种“都会化”、“近代化”的景象而深感心旷神怡。他看到了在中国所未能触及的时代的趋势,深刻地感觉到了时代以及渗入其中的新的思潮、气氛、情绪等新事物,这成为了培育他的一个窗口,一个让他感受欧美文化思潮的相当重要的窗口。
中国与日本同属东方的同一大文化圈,中日近现代文学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相似的文化条件下接受西方19世纪文学大潮的影响的。而日本由于其较早成功地实现了“西化”,而且与中国地理位置上的毗邻,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西化”搭建了一座方便之桥。
第二节 他者的眼光
——中国人眼中的日本文化
乐黛云先生在《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一书中谈到:“文学对话的前提是国别文学研究的国际眼光。换言之,对话的比较文学方法论将我们置于与世界主动对话的理论前提之中。因为,以这样的方法论来考察任何问题,中国文学再也不是孤立的现象,永远有一个可见或不可见的‘他者’,成为中国文学的对话者。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他者的对照性存在所构成的参照系。”由此可见,他者是更好地认识自身的一面镜子,对他者的研究与审视是为了更好地审视自己。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不但经济、政治上实现了现代化进程,而且文化上也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中国的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国道路的同时,有的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化,有的则通过以日本为媒介,间接接触了西方的文明——日本成为中国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正如日本学者田山敬三所说的:“以明治维新为转机,中国与日本的文化流向发生了逆转,日本开始担负起将自己所吸收的西洋文明介绍给中国的媒介作用。对中国而言,日本既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又是引进西洋文化的‘摄取走廊’。”
事实上,“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很难全方位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演变地成因与特质。”因此,从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以及现代文学的建构、发展上看,外国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历史事实。肖霞专门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接受的影响做了分析研究,并归纳出三种接受类型:一是以日本为中介接触西方文学,二为经由日本的“文化过滤”接受的西方文学,三为与日本文坛拥有“同时代性”,并受日本作家的直接影响。
但是,对于留日学生来说,“日本本身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可行的样板,因为当时日本也处于动荡改革之中,它在留学生的眼中是一个成功的学习了西方的榜样,至于学习什么和如何学,对留学生来说还是模糊的。……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根本无法找出一个现成的方案或样板来。这就决定了他们回国以后,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不稳定的。”他们总是处于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自我否定,不断的追求,不断接受一个比一个更新的思潮的阶段。从这点也可看出,田汉的探索历程确实是与日本所受的影响关系甚大。由此可见,日本作为参照系——“他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郭沫若在1928年写的一篇文章《桌子的跳舞》中宣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这种说法虽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它却表明了一个事实: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有一段话同样也说出了这个道理:“当时较具有吸引力的作家,几乎清一色的是留学生。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难免受到留学所在地时髦的思想或偏见所感染。”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留学生带回中国的主要不是日本文化,而是西方文化,更确切地说是由日本“中转”而来的、经过日本精神和文化环境过滤的西方文化。
当我们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现代文学中的外来文化时,我们还必须认真地探索其传播与接受的途径。异质文化,特别是采用不同的语言的异质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离不开“翻译”——用本国语言去诠释,用本国语言文字把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表达出来。两种文化要构成“影响——接受”关系,翻译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日本近代戏剧对于中国现代戏剧之产生影响,首先也是通过翻译这个途径来实现的。同时,戏剧作为一门“多维的、立体的”综合艺术,它与文学所具有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必须付诸于舞台演出才能最终获得生命。在中国话剧发展的草创期,搬演外国优秀戏剧作品,给中国话剧创作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这为后来中国现代戏剧的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并且,当我们在考察外国文学的影响以及外来文学与本国的文化相碰撞、激荡时,还必须充分地意识到接受主体文化心理结构在感受外来文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卢卡奇在《托尔斯泰与西欧文学》一文中深刻地论述道:“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的,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种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是一种潜力的解放。”因此,当中国以“他者”的形象来审视日本文学时,由于中日近现代文学相同的历史背景、相似的文化条件使中国的“潜在倾向”得到开发,并以日本为楷模和桥梁,进行了现代文学的“革命”转型。
第三节 田汉东渡:在日本的学习活动和自诩“中国的易卜生”
日本学者岩崎富久男指出“田汉は1916年、18岁のょき东渡して日本に留学し、东京高等师范学校に学んだか、同时に新旧の诗作に励み、若くして浪漫主义の诗人として中国の新文壇に登场してぃた。一方、広く日本ゃ欧米の文学に亲しんで、盛んに欧米の新しぃ文艺思想を吸收した。中国に最も早くケ一テ、シヱクスビヮ、トルストィなどを绍介した一人でもぁつた。日本では郁达夫、郭沫若らと亲交を结び、创造社の结成にも参加してぃる。”
(译文:1916年,18岁的田汉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同时钻研新旧诗作,很年轻就以浪漫主义诗人在中国的新文坛登场。一方面,他广泛地接触日本及欧美文学,积极地吸收欧美的文艺新思潮。在中国是最早介绍歌德、莎士比亚、托尔斯太等人作品的人。田汉在日本和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有深交,并且参加了创造社的组建工作。)
田汉的人生道路发生转折,就是从赴日本留学开始的。留学日本是他生命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因为以此为契机,他才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开始走上了他追求一生的戏剧道路。这一点无庸质疑,但是田汉留学日本时是受到什么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影响,进而使他成为戏剧家的呢?
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很有必要对田汉在日本的学习活动做一番梳理,才能更真实地展现他作为一位戏剧家的成长历程。既然说田汉的文学出发点是在日本的话,那么我们对田汉的研究就应该更加注重他当时在日本的生活背景以及所受到的各种影响。正如我们在第一节里所描述的——日本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对于那些正处于青春多感年龄、怀揣理想的中国青年留学生来说,东京是个充满诱惑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的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发生了碰撞与融合,在不断地碰撞与激荡中产生的思想火花塑造了他们各自的性格和文学品格。田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塑造了他自己的文学品格与诗学性格的,假如没有这样的阅历与磨练,或许我们的现代戏剧史上就没有了伟大的“戏剧魂”——田汉。
1916年8月,田汉在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由徐特立校长推荐,并经舅父易梅臣的安排,他东渡日本作进一步的深造。太平洋的风浪将18岁的田汉送到了一片他并不熟悉的国土上,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田汉开始了他新的生活。也正是这一段生活,造就了后来的伟大的戏剧家田汉。1916年至1922年这6年间,田汉不仅在日本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代,而且在这里接触了各种外来思潮的影响,在日本形成了他早期的艺术观念。
舅父易梅园对田汉的殷切期望,是要使他成为一名为国为民的政治家,当时中国的国情需要他做一只搏击长空的雄鹰,但是田汉的性格却要他做一只歌唱春天的夜莺。国情要他视政治为第一,性格却使他视艺术为生命。在这样的抉择面前,他毅然地选择了艺术,并且为之追求终生而无怨无悔。要更为真切地了解田汉的这种选择,我们就必须回到田汉本身,以及他当时的生活背景加以探究。
到达日本东京后,田汉先在舅父的湖南驻日留学生经理处当抄写员,并在舅父的指导下自学,长进颇快。田汉在这里读到了国内从未读过的各种书刊,看到了国内从未看过的新剧和电影。初到日本之时,在舅父易梅园的启迪与影响之下,他很注意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1917年3月,他从日本报刊上看到俄国爆发二月革命的消息,于是撰写了题为《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的长文,发表在同年9月20日出版的《神州学丛》第一号上。这是他赴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去接受西方的种种新学说,能够作出如此的分析,完全得力于他出国后阅读的新理论著作与所接触的各种新思潮。从这篇处女作,我们可以看出田汉刚到日本时并没有立即钻进艺术的象牙塔,他曾经一度把精力集中于社会政治问题研究。
但是,田汉的这种对政治的专注并没有保持多久,就随着他舅父的回国而发生了转向。1917年,日本《时事新报》连载了久米正雄的长篇恋爱小说《萤草》,田汉每天阅读,如饮甘露一般。由此,《萤草》把田汉领进了文学殿堂。与此同时,观看电影和新剧演出是他生活的乐趣,这从而也为他后来走上戏剧创作道路打下了基础。
1919年,田汉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旁听生,关于田汉何时进入高等师范学校的具体时间在学术界还存在疑问。从小谷一郎的研究等最新资料来看,“田汉是于‘20年4月’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第三部的,即便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在那听课,那也不过是以旁听生的资格而已,并非‘正规生’。”后来,田汉几乎没有去上课,到头来还是以“预科生”的身份被除籍,这已得到确认。为什么田汉没有上东京高师的课,其中之缘由正是我们所要触及的。
田汉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但他并非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好学生”,课堂教学与教科书已经完全不能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更束缚不住他特有的追求与理想。田汉阅读大量英文版和日文版的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的书籍,并且及时地从各种报刊中获取最新信息。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铺天盖地般的袭来,田汉凭着强烈的求知欲和进取心不断地吸收着各种各样的养料。
同时,田汉又是一个电影迷和戏剧迷。田汉自来到日本的第一年起就成了“Cinemafan”(电影迷)。他在后来的《靴子》、《一个未完成的银色的梦》等文中写道:“我在东京读书时从第一年起便是个Cinemafan。六七年看过的影片何止百十,看后常能为人传述不休”。“我在东京读书时正是欧美电影发达的时期,当时日本正在努力进步。我有许多时间是在神田、浅草一带电影馆消磨的。我的眼睛因此而变成近视。”“在以Cinema为首的东京的都会化、近代化的诸景象中,看到了在中国所未能触及的‘时代的趋势’,深刻地感觉到了时代以及渗入其中的新的思潮、气氛、情绪等新事物,让田汉感受到这一切的正是Cinema,也可以说这就是培育了他的一个‘窗口’,一个让他感受欧美文化思潮的相当重要的‘窗口’。”正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和他的强烈求知欲,使田汉不安分子平常的课堂,他要追求他自己的东西。1919年,田汉在《少年中国》创刊号上发表了《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阐明纪念这位美国的“平民诗人”,目的在于提倡“民主主义”“灵肉调和”与“民众艺术”,并且强调:我们中国少年都确信能够救“少年中国”的,就只有“民主主义”这付药。他的《诗人与劳动问题》初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把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连结起来,表现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在理论上,田汉深受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尤其受到厨川白村的主张影响。新浪漫主义主张彻底尊重人性、个人感情,以发挥人和人的力量取代神和神的力量来寻求自身的创造力,它追求自我的完全解放,追求个性和个人情绪的完全解放。这对当时处于牢笼般社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天大的希望与解放,因此,对象田汉这样的留学青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厨川白村是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新浪漫主义在他的文学主张中转化为将“内在的自己生命的表现”、“自己表出的文学”最终化成为“时代精神”而引起“社会变革”。田汉在日本的时候,就深受到这样一种思想的影响,认识到文学不仅能够表现自身的内在生命,还具有社会功能。这样一种文学主张对田汉来说无疑是一种“完美的”的归宿,他舅父希望他成为一名救国救民的政治家,和他自己本身对艺术的偏好两者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找到了“完美的”答案——不仅能够实现艺术梦,还能够以自己的艺术来推动社会变革,这是多么完美的结合,多么伟大的事业啊!
田汉面对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寻找到底哪一种是最适合自己的。因为当时的戏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能够更广泛地贴近生活,起到更好的社会宣传效应;同时,在日本期间对日本现代戏剧的观看与研究使田汉对现代戏剧有了深刻的理解,对戏剧的建设性构想在他心中已经萌生;因此,戏剧就是他的最好选择。虽然诗歌的创作是田汉早期文学创作的最早探索形式,但是《梅雨》、《朦胧的月亮》等诗歌的创作却为他后来戏剧创作准备了条件,田汉戏剧的诗化色彩正是得益于他的诗歌创作。各种的有利条件使田汉的戏剧情结更加的浓厚,对戏剧越来越偏好。他曾经在1920年2月给郭沫若的信中说道:“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剧曲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第一热心做戏剧家。”这并不是他当时的冲动之言,而是他真正的心愿,他后来的文学道路也印证了他的这种说法。他在和郭沫若、宗白华的交往中,他的这种艺术信念体现的更为的明显与坚定。随着他的戏剧爱好的加深以及对戏剧的理解,他发出了要做“中国的易卜生”的豪言。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选择。西方戏剧对西方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在当时的世界文坛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从莎士比亚戏剧到易卜生家庭戏剧,戏剧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更为明显的突出出来了,戏剧能够唤醒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它已经不仅仅只是戏剧而已了。当时的各种社会条件和田汉自身的戏剧情结,决定着他必然走上戏剧道路。而外部因素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当田汉真正体悟到戏剧对社会的巨大作用时,他对戏剧的热情就更加的突出了。日本的现代剧同样给田汉很大的影响,他经常到有乐座观看戏剧演出,使他能够清楚地了解现代戏剧的各种演出形式,为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西方戏剧理论和浪漫主义思潮的熏陶下,在日本新剧和新派剧的影响下,田汉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
在田汉走上戏剧创作道路不久,也就是在日本留学的后期,田汉迎来了他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主要戏剧作品有:《梵珴璘与蔷薇》、《灵光》、《咖啡店之一夜》、《薛亚罗之鬼》、《午饭前后》,同年回国完成的还有《获虎之夜》、《乡愁》等剧作。对于一个刚走上戏剧创作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确实不易。同时,又有一个问题困惑着我们:田汉为什么会在这时候迎来创作高潮呢?
田汉迎来的第一个戏剧创作高潮,一方面当然要归功于田汉本身所具有的戏剧艺术天才,他从小所受到的戏剧艺术熏陶为他的戏剧创作影响极大。但是,年轻的田汉为什么能在这时候就把他的戏剧艺术才能如此完美地展现出来呢?那是因为到日本接受了新事物、新思想的田汉,他的视野已经很开阔,并且他一直在为自己寻求一种能够展现其个性而又具有意义的艺术形式,而戏剧就是他的最好选择。当时田汉广泛接触日本现代戏剧和西方浪漫主义戏剧,他的心思已经为戏剧所占领了,再加上他接受的浪漫主义理论的影响,种种的因素触动了他艺术的神经,使他开始积极地创作。同时,当时的中国文坛兴起的戏剧艺术热,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田汉的戏剧创作。一个人总是无法脱离他的时代而生存的,田汉的戏剧创作一方面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对其时代产生着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