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文学作家与田汉的交往及影响

　　中国话剧是在中西文化交汇融合中诞生的，作为“舶来品”的话剧，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一个如何借鉴吸收外国戏剧文化的问题。正如田本相先生所说的：“一部中国话剧发生发展的历史，即是一部接受外国戏剧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影响的历史。也是把话剧这个‘舶来品’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现代的民族话剧的历史。”就是说，一部中国话剧史，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接受外来戏剧影响的历史。因此，中国话剧与外国戏剧的关系和因缘问题，是任何一个研究中国话剧的人所不能回避的。而要很好地探悉它们之间的关系，从作家之间的交往和影响入手无疑是一个较好的突破口。田汉在留日期间广泛的汲取着异域文化的艺术营养，这不仅仅是通过对书本的大量阅读，而且体现在他与日本作家的交往上，直接的交谈使他更易于接受当时新兴的文艺思潮。

　　但是，由于田汉所吸收的外来文化影响是多元的。正如董健先生在写《田汉传》时所感慨的：“单是理清他所受到的西方文学和戏剧的影响，我就深感学识不够。他喜欢并熟读过的外国作家，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传统流派到现代主义各流派，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如果对这些曾给田汉以濡染和启迪的作家一无所知，又怎能认识田汉呢？”由此可见，如果要对田汉的戏剧文学创作和异质文化的关系作一番较为系统和综合的研究和探讨，就不能不追溯他和外国作家的关系，尤其是与日本作家厨川白村、佐藤春夫等人的关系。

　　第一节　田汉与日本作家的交流及其戏剧译介

　　田汉广泛地汲取异域文化营养，为他的戏剧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与日本作家的交往以及受到的影响，是他吸取异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日本留学期间，田汉不断地拜访日本作家，进而接受日本新兴的文艺思想。在理论上他直接受到厨川白村、谷琦润一郎等人的影响；在创作上受到佐藤春夫、岛村抱月等人的熏陶；同时田汉还进行戏剧译介活动，翻译了一系列具有影响作用的戏剧作品，这些都为田汉早期的文艺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下我们主要以田汉和厨川白村、左藤春夫的交往为例，具体的探悉田汉和日本作家之间的交流情况。

　　（一）田汉与厨川白村

　　关于田汉与厨川白村的交往以及受到他的影响这一点我们是无可质疑的，但是田汉到底受到厨川白村的哪些影响呢？田汉又“误读”、“移植”、“创化”了什么呢？这对田汉戏剧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对其进行了思考与探究。

　　1、田汉受到厨川白村文学主张的影响

　　厨川白村是日本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当时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任教授，还积极介绍西方文学知识与文学理论，他的理论与学说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鲁迅、周作人、田汉等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坛的领袖人物都受到他的影响。田汉最早将厨川白村的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1919年，他在《惠特曼的百年祭》中，翻译了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的第五章《希腊思潮的胜利》的第一节“灵肉合一观”中有关惠特曼的部分。

　　1920年3月，田汉从东京前往九州会晤郭沫若的途中，经过京都顺道看望正在京都大学留学的郑伯奇，并主动访问了厨川白村，这是田汉和厨川白村的第一次会晤。岩崎富久男说：“思えば10年前、田汉と郑伯奇は日本に留学中であつたガ、连れ立つて京都の厨川白村を访ね、大ぃに艺术创作を语つたニとがぁった。”

　　译文：回想起10年前，是田汉和郑伯奇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一起去京都访问了厨川白村，他们热烈地讨论了艺术创作方面的话题。

　　田汉也在他的《浪漫主义及其他》中，回忆了他访问厨川白村的这次经历：“上月中旬。我游京都四天，在伯奇兄那儿住。我到九州去的前晚，曾偕伯奇访问白村先生于冈崎公园侧之广道，畅谈至九时半绕回来，我曾问他三四个重要的问题，都给了很满足的答复。他对我国的新文坛，系望很殷。并且希望我们《少年中国》的新艺术家多事创作，心中若是想要写什么，便马上要写出来，莫管他好和歹。因为思想不同别物，若不用它它便要臭起来。又说，翻译事业，固然要紧，再建筑自然主义，最好多译易卜生的。尤推荐我们译俄国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说日日言社会改造，毕竟要从个人改造起，他的艺术能令人深刻的反省啊！”我们不难发现：这次会晤，对田汉的影响是深远的。

　　田汉经常读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等书，充分地了解了他的文学主张，并批判性地吸收了他的文学主张。厨川白村文学主张的重点是“内在的自己生命的表现”本身，而最终将引起社会变革的文学的社会效果，说到底不过是其次。田汉与厨川白村的交往并受到他的这种观念的影响——将“内在的自己生命的表现”、“自己表出的文学”最终化成为“时代精神”而引起“社会变革”。换句话说，也就是，“田汉确信这种结构、构图，就是通过‘欧洲最新的文艺思潮’的‘新浪漫主义’文学，图谋既有‘个性完成’，又有‘社会改造’的最终建成理想的‘灵肉一致的世界’、Neo-Romanticism的乐土。”他所张扬的“新浪漫主义”正是对厨川白村之文学观念的继承与阐述。受益于厨川白村的“新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田汉的早期戏剧流露出了唯美主义的特色，这也正是他接受厨川白村文学观念后对新浪漫主义理解的独特表现。

　　2、“误读”、“移植”与“创化”

　　田汉对厨川白村的文学主张并不是照单全收的，而是批判性地吸收能为我所用的部分，这其中存在着“误读”、“移植”与“创化”的特点。

　　一种理论离开其自身存在环境而对另一环境发生积极作用的前提，必须是与其实际情况的相应结合，田汉早期的浪漫主义戏剧并不是凭空独创，而是依靠对厨川白村文学主张与西方浪漫主义戏剧的移植的基础上的创新。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如何使外来理论本土化的问题。田汉对厨川白村文学主张的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是一种为我所用的读法。本来厨川白村文学主张中最主要的是强调文学的个人化色彩，其次才是文学的社会功能。而田汉所吸收和理解的观点则成为文学的社会功能居首位了。这种“误读”的原因是田汉对文学有自身的理解。

　　田汉没有照搬厨川白村的模式，艺术家往往从个人的精神世界包括审美心理出发，而对人生形成独特认识与审美感知。个人的独特途径与手段从审美上掌握生活与艺术关系的能力，决定了田汉对厨川白村的独特理解与选择指向，接受程度与创化。田汉以为艺术家“一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基露出来，掩护世间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一方面更当引人入于一种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Artification”。他说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要挽救衰败的中国，“一方面要从灵中救肉，一方面要从肉中救灵”，也就是要努力把“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调和，建设那‘现实的理想与理想的现实’的第三世界。”可见，田汉的这种独特理解是他的“创化”了。

　　另外，对田汉来说，他又多了一层从日本再次移植的中转任务。日本文化其实对他来说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化的中介，他所受到的日本以外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要远远多于日本自身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或看轻了它的作用，因为日本在其中充当的桥梁角色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摸的。田汉在吸收厨川白村之文学主张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基础上进行了“创化”，形成了他自己的文学观。小谷一郎深刻地揭示：“［新浪漫主义］文学＝最新の文学とぃぅ认定は田汉の场合、进化论とその进化论的発展法则に基づいてヨ一口バの文艺思潮史を解明してみせた厨川白村の文学论の影响の下に道き出される。”

　　译文：田汉在进化论和其进化论发展法则的基础上，并受到阐明了欧洲文艺思潮的厨川白村的文学论的影响，演绎出“新浪漫主义”文学＝即最新的文学。

　　或许田汉本身所具有的浪漫天赋，正为他走上戏剧道路提供了艺术资本，这冥冥之中好像注定了他必然走上这条路。但是，更主要的是田汉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后来所接受的日本“他者”文化的影响下，才构筑了他的独特的艺术个性。

　　3、田汉戏剧创作所受到的影响

　　田汉受到厨川白村文学主张的影响，深刻地反映在他的戏剧创作之中，浪漫主义色彩感染着他的剧作。

　　《环珴磷与蔷薇》中的一对年轻艺人，不惜牺牲他们的青春与爱情，去追求艺术之宫的“灵的极致”的境界。甚至一位曾经从事革命后感到精神失落的商人也不惜破财去资助青年艺人追求“灵的极致”。《灵光》通过主人公张德芳的祈告，喊出了作者对艺术中的“灵的极致”的要求——“以自由的精神，谦虚的态度，精致的手腕，创造她的艺术……”这些形象虽然遭受到各种生活的磨难，但是他们把由自由的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上升到了灵的世界，这也是作者的理想生活，也是他为艺术创造备受艰辛的悲壮美。

　　同样，田汉还沿着厨川白村所指引的道路去追寻人类之爱。“对于人类想不失其温暖的同情和深邃的了解”“不咎恶，不憎邪，包容一切的神的大心，圣者的爱”。他早期的剧作淋漓尽致地弘扬人类之爱，描绘出了爱的理想在残酷现实面前破灭后产生的一种不甘于破灭的努力，从中闪烁出一种浪漫主义的悲壮美。他早期的戏剧作品深深印证了他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

　　（二）田汉与佐藤春夫

　　田汉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是多元的，他不仅在理论上深深地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而且在创作上从与佐藤春夫的交往中也获益良多。那么，在创作上，田汉到底受到佐藤春夫的哪些影响呢？田汉又从中继承与批判了哪些东西呢？这对田汉戏剧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1、田汉受佐藤春夫的影响

　　佐藤春夫是日本大正文学时期与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齐名的散文家、诗人、评论家。由于他的家族精通汉文，加之其祖父、父亲对中国诗文的酷爱，因此，他从小就受到汉文的影响与熏陶。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下定决心“即使是独学固陋，我也要通系起对于日本文坛由来仰赖极多的中国文化的关心，由自己带着必须有补于其万一的过分的使命前进。”佐藤春夫自身的这份信念促使必然他与中国文坛发生联系。而中国文坛对于这位日本“第一流的评论家”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佐藤春夫对中国文坛的影响，不仅通过作品与中国文学进行对话，而且和一些中国作家交往密切。而田汉正是和佐藤春夫交往极深的一位。佐藤春夫在《人间事》中提到，田汉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时曾给他去信，对佐藤春夫的作品表示认同，随后便访问了他。同样，田汉也在《蔷薇之路》中以日记的形式有所记载。佐藤春夫正是因为结识了田汉，才与郁达夫相识的，并建立了将近十几年的亲密关系。佐藤春夫见到田汉的第一天就很坦诚地告诉他，为了“写中国事情”，“安排明年到上海去住一年”。这可以看出他与田汉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深，对田汉是何等的信赖。

　　日本著名的汉学研究专家小谷一郎先生指出：“田漠と佐藤との关系は、その后中国を访れた日本人作家と中国人作家と结び付ける［原点］となつた。”

　　译文：“特别是田汉与佐藤春夫两个人的关系，成为日后访问中国的同一时期的日本作家实现与中国‘新文学家’进行交流的起点。”

　　佐藤春夫与田汉、郁达夫之间的交往带动了日本作家与中国作家之间的更广泛的交流，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摸的贡献。小谷一郎在考证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日中文学交流史之后指出：“一九二○年代の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を考ぇてみる时、今后田汉の名を忘れるニとはできなぃでぁちぅ。中国近代剧运动の始组の一人に数ぇられる田汉は、これまでも演剧人、映画人としてょく知られてきた。だが彼は日中近代文学交流の中におぃても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ぃたのでぁる。”

　　译文：考证一九二○年代的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时，不能忘记田汉这个名字。作为中国近代戏剧运动的屈指可数的始祖之一的田汉，虽然是以演剧家、电影作家而出名的，但他在日中近代文学交流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同时，田汉能够结识日本文坛的众多朋友，也与佐藤春夫的努力引见是分不开的，而佐藤春夫与中国一些知名的作家交流，同样也离不开田汉的桥梁作用。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扩大了中国文坛与日本文坛的交流。

　　田汉对郁达夫赞扬佐藤春夫深表赞同：“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当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蔷薇》，即《田园的忧郁》了……书中描写主人公失恋的地方，真是无微不至，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终于画虎难成……”田汉对与佐藤春夫的艺术与所处的时代有较深的理解，因此，他能更好地从佐藤春夫那儿吸取更多的艺术营养。

　　“要知道佐藤春夫开始他的文学的冒险的时候，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代替封建资本开始大的飞跃的时代，这种时代精神的一反映是日本那封建的歌舞伎剧已不能满足新时代观众的要求……在文学思潮上，佐藤春夫的作家时代，日本文坛早已由自然主义的藩篱向反自然主义的即新浪漫主义的，所谓心灵的梦幻的世界脱走……”正是田汉对当时日本文坛的深刻审视与洞察，才促成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正是田汉与佐藤春夫关于翻译、创作等的谈话与见解，才有了“田汉にとつて佐藤との出会ぃが满足のぃくものだつたことはぃぅまでもなぃ。田汉は日记に［今日の谈话は近顷数少なぃ愉快な谈话だつた］と记してぃる。”

　　译文：对于田汉来说，此次和佐藤的见面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很满意的会面。田汉在日记中记入：“今天的谈话是近来很少有的愉快的谈话。”

　　2、继承与超越

　　受佐藤春夫的影响，田汉的早期戏剧显示出了哀婉的抒情色彩。佐藤春夫的诗集处女作《殉情诗集》，是一部反映爱情与失恋的抒情诗。他通过对内心孤独、忧郁的解析，来反映内心世界。代表作《田园的忧郁》更是以其抒情性及其细致入微的异国情调的渲染，打破了当时日本沉闷的艺术空气，给日本的文坛注入一股新鲜情趣。田汉正是深受佐藤春夫的这种写作风格的影响，形成了戏剧创作的抒情风格，以及对戏剧细节的细致描绘与刻画。田汉的独幕剧《乡愁》是以户山为舞台的戏，年代为1922年，地点是东京郊外，布景是草原之景，剧情是：临近归国的“孙梅”与“伊静言”两人，在一年前共赏中秋明月的老地方，抚今追昔，忆往开来。戏中的孙梅就是田汉，而伊就是易漱瑜。田汉的这幕剧正是受到了佐藤春夫以自己生活为原型的影响而创作的。如此诗情画意的剧作，正是田汉心血的结晶。

　　但是，田汉并不沉迷于佐藤春夫那种反映“现代人”的忧郁、孤独和颓废的精神痛苦，而是在对人物、社会进行剖析的同时有了精神上的提升。“10月10日の南京［新民报］に発表した［对于戏剧运动的几个信念］でぁる。［中国民众は今直ちに自救に起ちぁがらなければ、必ず常しぇに奴隶牛马の域に陷ることだろぅ。］［中国の演剧家の责任は、艺术的に生き生きとこの现实を描き出し、広范な观众にこの现实を理解させ痛感させ、みんなを决起させて中国民族の独立自由のために战ぅことでぁる。……演剧人と一般の文化人が只管意识的にこの责任を负つてこそ、时代を画するものを生み出すことができ、それでこそみずがらを伟大と悠久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だ。”

　　译文：10月10日发表在南京《新民报》上的《对于戏剧运动的几个信念》。“中国民众假若不立刻站起来自救，必定陷入无休止的牛马奴隶的厄运中。”“中国演剧家的责任是，艺术性的刻画出这活生生的现实，让广泛的观众理解现实、痛感现实、让众人奋起，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斗。……只有演剧人和一般文化人有意识的担负起这个责任，才能孕育出划时代的作品，这样使之成为伟大而悠久的。”

　　田汉的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佐藤春夫所不具备的。但是，田汉的早期戏剧作品并没有因此而成为说教的工具。他早期戏剧作品的审美价值集中体现在将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融为一体，并在营蕴丰厚的审美意象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展示作品的思想内容，这无疑是符合艺术的审美规律。田汉对审美意象的塑造、审美氛围的营造、主体情感的表达、瞬间灵感的捕捉，也反映出了他在戏剧创作中获得新的超越。

　　我们通过田汉与厨川白村、佐藤春夫的交往以及田汉所受到的影响，来探悉田汉与日本作家的交流，探悉日本因素对田汉早期创作的影响。但是，田汉所交往的日本作家之广泛，不是我们能一一论述的，这里我们只是想通过厨川白村、佐藤春夫两个个案来窥视他与日本作家交往中受到日本因素影响。

　　（三）田汉的戏剧译介及意义

　　“五四”文人大多经历过从文学翻译到创作的历程，田汉也不例外。田汉的创作历程与现代戏剧的发展同步，他的早期戏剧译介即是田汉戏剧历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我们现在重新审视田汉的译作，仍常常会为其优美传神的译文所打动，我们甚至可以说田汉是一位很有特色的翻译家，在文学翻译史上也可占有一席之地。赵怡指出：“田汉は日本に留学してぃる间に、西洋近代文学の翻译绍介につぃても多くの业绩を残した。中でも近代诗、近代剧の翻译绍介には当时として先驱的なものが多がつた。これらの活动は、田汉の文艺创作、おょび当时の中国文学界にも少ながらず影响を与えた。またそれには当时日本文坛も重要な仲介的役割を果たしてぃる。”

　　译文：田汉在留日期间，留下了许多关于西洋近代文学的翻译介绍作品。其中对近代诗、近代剧的译介，作为当时的先驱性代表作也是颇多的。这些活动，必然也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并且对于日本文坛也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因此，对田汉的文学译介进行探究，是我们研究田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1、田汉的戏剧译介

　　田汉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始于他的日本留学期间。自1916年8月东渡日本，田汉开始了长达6年广泛接触与译介外国文学的阶段。这是一个吸收外国文学精华，积极从事文学译介，并进而为自己的戏剧创作打下基础的重要阶段。

　　从这个时候起，田汉“开始真正的戏剧文学的研究”。我们对他在日本这一时期的译介成果进行总结，主要的成果有：

　　1919年5月，写《俄罗斯文艺思潮之一瞥》，详细介绍和论述俄国作家的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7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介绍惠特曼，称赞他的“伟大处”在于“是个新世界的美国人。”8月，译《古战场》一诗。9月，发表《说尼采的〈悲剧之发生〉》，比较了尼采与叔本华。10月，会晤宗白华，谈及歌德研究问题。

　　1920年3月，译出《歌德诗的研究》一书中的一章。4月，发表《新罗曼主义及其他》一文。5月，《三叶集》出版，该书以歌德为中心纵谈外国文学。8月，发表《吃了“智果”以后的话》。11月，译成英国王尔德的独幕剧《沙乐美》。

　　1921年4月，为译作《哈孟雷特》发表《译叙》。6月，发表译作《哈孟雷特》第一幕一至三场。8月，为方光焘所译日本菊池宽的独幕剧《父归》发表《附记》，认为“此剧有介绍于中国剧坛之必要。”同月，写成《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一文，介绍法国诗人的生平、创作特色及其主义。同月，选易卜生剧本《群鬼》，并与英、法、日、德四种译本对照研读，认为此剧“实近代自然主义剧中最初的标本。”同月，翻译出版俄国盲诗人柯罗先柯的童话作品《狭笼》。

　　1922年4月，发表《日本学者对“非宗教运动”的批评》一文。6月，发表菊池宽的独幕剧译作《海之勇者》。同月，为张闻天、汪馥泉合译王尔德《狱中记》写序。7月，发表译作菊池宽的独幕剧《屋上的狂人》。8月，发表《可怜的离侣雁》一文，介绍法国诗人魏尔伦。回国前译成《罗蜜欧与朱丽叶》初稿。

　　据统计，田汉在日留学期间，共发表外国文学评论13篇，出版或完成译作8部。

　　2、田汉是如何选择、译介外国戏剧的？

　　通过对田汉留学日本时期的文学译介成果的梳理和研读，我们会发现，田汉在这一领域花精力最多、贡献和成就最大的当属戏剧译介，而在译介资源的选择方面又主要集中于东洋日本和西洋欧洲，其中欧洲又以英国的两位剧作家——莎士比亚和王尔德为代表。为什么田汉会作出如此的选择呢？

　　田汉对外国戏剧译介的选择，可以看出他的审美品格与艺术追求。他所译介的戏剧不管是莎士比亚的还是日本的，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对经典的追求是其一个重要方面，《哈姆雷特》、《莎乐美》等作为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正是田汉的戏剧译介所选择的重要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田汉是第一个用白话翻译莎士比亚剧本的人；他所译的《莎乐美》，尽管同时期以及后来有无数的译本，但是田汉的译本却一直被认为是最好的、经典的译品。

　　同时，田汉进行戏剧译介、选择，受到当时日本的社会思潮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当时日本的文坛被新浪漫主义思潮深深影响着，具有日本特色的现代戏剧在日本广泛地发展与繁荣。现代戏剧的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超出文学本身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而当时身处日本的田汉，身临其境地体会到现代戏剧的魅力与影响力。因此，他所进行的戏剧译介的选择，正是他怀着对戏剧魅力与功效的憧憬而作出的抉择。

　　3、译介中日本因素的意义与作用

　　长达6年的留日经历，可以使田汉直面日本本土的文化。当田汉留学日本之时，中国尚没有形成真正的现代话剧，而日本却已经将代表西洋成就的现代戏剧引进了，并正在自己的舞台上大行其道。这为田汉直接接触现代戏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日本现代戏剧的发展，田汉就不可能有如此便捷的条件直接吸取现代戏剧的营养。同时，日本现代戏剧的本土化过程也为田汉戏剧译介的本土化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至于田汉对英国文学的偏好，客观上讲是其转入东京高师后学英文专业所致，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英文原版著作。他进入东京高等师范的外语系学英文，并“通过日本的介绍认识欧洲现实主义的近代剧”，而且“差不多只看翻译剧和创作的新剧。”“田汉这位后来的中国话剧奠基人此时到了日本，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一方面得到西方话剧精粹的滋养，另一方面，目睹了日本话剧家接受外来话剧样式的经验和艰辛”，“到东京后适逢岛村抱月和名女优松井须磨子的艺术运动的盛期，上山草人与山川浦路的近代剧协也活动甚多”，田汉的“兴趣被吸引到文学戏剧方面去了”。从此，田汉废寝忘食地研读大量外文书刊，狼吞虎咽地吸收来自东洋和西洋的文化艺术养分，他走访秋田雨雀、厨川白村、佐藤春夫等著名作家，参加日本戏剧家菊池宽和著名电影导演牛原虚彦等人举办的文艺报告会，不惜在神田、浅草一带的电影馆里消磨时间，在有乐座等剧场里观看艺术座和近代剧协会的精彩表演。可见，田汉的戏剧译介得益于当时的日本各方面的因素，日本的桥梁作用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田汉的译介特点，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良苦用心。他本人就常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强调译介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这与五四时期鲁迅所提倡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因此，田汉留学日本时期的文学译介，是不容被研究者忽视的问题。

　　第二节　新浪漫主义的确立与向现实主义的“隐性”转向

　　新浪漫主义对田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思潮，他的戏剧创作体现出了明显的浪漫主义气息。但是，对田汉早期的戏剧创作以及戏剧观的确立，我们如果简单的把它归结为“新浪漫主义”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位受多元艺术思潮影响的戏剧家，田汉的思想总是处于不断的转向之中的，换句时髦话说就是与时俱进。他早期的作品在浪漫主义风格的表象之中，隐藏着向现实主义转向的因素。

　　一、新浪漫主义的确立

　　“浪漫主义”是被人们公认的田汉戏剧作品的风格，他早期的作品总被冠以“浪漫”“感伤”的色彩。但是，对田汉早期的作品仅仅以浪漫主义这样的字眼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很有必要对他的浪漫主义思想做一番深入的探悉。要真正地理解田汉的早期戏剧思想风格，就不能不对他与新浪漫主义的艺术共鸣进行探讨。

　　（一）浪漫主义在日本的情形

　　浪漫主义是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洲戏剧的主潮。十九世纪后期，当现实主义戏剧已在欧美戏剧界取代浪漫主义时，浪漫主义仍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戏剧背景的需要而得以延续，如当时的日本戏剧界就属于这种情形。无论是浪漫主义的发起者、倡导，还是追随者、感应者，作为外来影响源，他们以其不同的侧面，构成了对当时浪漫主义戏剧的影响和渗透。

　　日本浪漫主义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日本古典时代的终结，它也是日本文学界后来的现代主义、新浪漫主义的开拓者。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浪漫主义是日本资本主义上升期中的一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精神，它的本质是追求自我的解放，不停地反抗现实。近代日中浪漫主义思潮，是在西欧浪漫主义感化与刺激下诞生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欧浪漫主义的色彩；同时，由于日本独特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它又具有了日本的民族特色。新浪漫主义是由日本明治30年代的后期浪漫主义发展而来的。40年代，新浪漫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并对日本文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在精神史上打破了日本长久的封建精神思想，在文化史上为日本近代文化的建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开辟出了一个超越自然的奇异的艺术世界。

　　同时，浪漫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也影响了一大批留学日本的中国文学青年，促进他们早期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形成。正如向培良所认为：“创造社的作家们，是受了很重的日本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在戏剧方面。”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戏剧家，几乎是有意识的将日本戏剧家的发展做为中国戏剧运动借鉴。田汉也说过：“中国戏剧运动还在初期，也走着跟他们同一的路。”因此，当时日本的浪漫主义思潮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留日的学生，而且影响了中国的戏剧甚至于整个中国文坛。浪漫主义戏剧从审美的角度，给“五四”戏剧输入了富有现代气息的审美旨趣和审美情调。就审美效应而言，浪漫主义对“五四”现代史剧、现代悲剧，以及戏剧文学自身成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现实主义，她从一个侧面给“五四”戏剧以多种艺术滋润，从而加速了“五四”戏剧的成熟进程。

　　（二）田汉与新浪漫主义产生艺术共鸣

　　新浪漫主义在当时日本文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但是，田汉是如何与新浪漫主义产生艺术共鸣的呢？

　　我们前面介绍了田汉在理论上受到厨川白村文学主张的深刻影响，而厨川白村正是当时日本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田汉受到新浪漫主义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一些作品，而且深入到理论层面。要理清田汉与新浪漫主义的艺术共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田汉所受到的影响来探究。

　　浪漫主义戏剧对“五四”剧坛的影响轨迹是相当复杂的，影响源的多元是其主要方面。“浪漫主义戏剧无法找到一个象易卜生那样完整典型的楷模。况且浪漫主义艺术本身就比较活跃，难以用一种范型规定她，因此，浪漫主义对‘五四’戏剧的影响，虽有象郭沫若与歌德、席勒，田汉与莎士比亚这种比较明显、有具体影响对象可寻的现象，但更多的则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美学思想的整体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五四”戏剧与某个剧作家的审美理想或某个民族审美旨趣的整体共鸣。被影响者的接受角度造成浪漫主义影响的复杂性。浪漫主义的输入者因其各取所需，使浪漫主义的影响呈多重性。比如，鲁迅力图借西方浪漫主义思想批判封建意识、封建文化和文学，他所肯定的浪漫主义大多侧重文化思想方面的建设。茅盾侧重思考如何给“五四”新文学提供更为丰富广阔的审美视野和艺术模特儿。当时，恐怕只有田汉、郭沫若等人才算得上是浪漫主义戏剧的真正引进者、接受者和被影响者。小谷一郎指出：“［新浪漫主义］艺术とは日本に留学してきた田汉が最も强ぃ感动と兴奋とを觉ぇた艺术でぁつた。田汉は一九二○の二月郑と有乐座でメ一テルリソクの［青ぃ鸟］をみた。彼はその时の兴奋をこの年の一月に文通を始めたばかりの郭沫若に次のょぅに伝ぇてぃる。

　　沫若！私は本当に幸せだ。Ｎｅｏ－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Ｄｒａｍａを‘沈钟’のほかにこの新剧のふるゎぬ日本でさらに‘青ぃ鸟’をみたんだ。”

　　译文：“新浪漫主义”艺术，是留日的田汉感受最强烈和兴奋的艺术。田汉在1920年2月与郑伯奇在有乐座观看了でメ一テルリソクの的《青鸟》。在次年1月写给郭沫若的信中他表达了当时的兴奋之情：“沫若！我真是幸福。新浪漫主义戏剧除了‘沉钟’之外，在日本甚至看到了不输于此新剧的‘青鸟’”。

　　由此可见，新浪漫主义对田汉来说，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那么，田汉与浪漫主义的艺术共鸣是如何体现的呢？首先，体现在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选择上。田汉称歌德“是伟大自由的灵魂的诗人。”郭沫若、田汉曾竞相以歌德、席勒自许，而田汉则在对莎士比亚的热心译介中，潜藏着自我对发展中国戏剧的审美见解。田汉是第一个用白话散文诗的形式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译者。田汉指出，莎士比亚和易卜生分别代表欧洲戏剧的两大流派，“易卜生剧之务于人性中，求悲剧之动机”，“实近代自然主义最初的标志”，莎士比亚则“代表罗曼主义。”他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好似油画，易卜生戏剧则犹如大理石雕像。自诩“要做中国的易卜生”的田汉，终究其特有的浪漫气质及浪漫抒情的艺术个性而对莎士比亚戏剧存有一份独特的钟爱。

　　具体体现在，田汉在理论探索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密切地注视着日本文坛，敏锐地将日本文学的发展作为参照系介绍到国内，以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其中有《诗人与劳动问题》，用图表方式全面地阐释了自然主义发展的脉络及其特征；《新浪漫主义及其他——复黄日葵兄的一封长信》，系统的介绍了自然主义的特点，总结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重直觉、重主观、重情绪、有类女性”的特点。但是，我们必须领悟到：田汉的介绍并不是单纯的介绍这一文学思潮，其目的是通过对它的改造来提倡“新浪漫主义”。

　　第三体现在，田汉在理论上的探索也反映到他的戏剧创作之中。田汉认为戏剧语言应在“内在节奏”和“外在节奏”的有机统一中达到美的境界。“内在节奏”即根据人物自身“情绪的自然消涨”来组织语言，语言要体现出感情流动的节拍。强调语言“内在节奏”，要求戏剧家在语言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体中显示出语言美，这一要求有助于浪漫主义戏剧家从自我创造个性出发，建立不同的语言风格。

　　田汉对戏剧语言的风格追求则显得委婉舒缓：“……我真觉得人的一生，就好象在沙漠中间旅行，也不知道哪一天大风会把我们吃掉；哪一天强盗会打劫我们；……望后面不知道哪里是故乡，望前面不知道哪里是目的地。……”田汉通过低沉的泣诉表现出他戏剧中人物的情感与性格。“外在节奏”包括语言的韵律美、节奏美和意境美。田汉本身就是诗人出身的戏剧家，在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他们的戏剧语言就特别讲究诗的韵律和节奏，有时干脆在剧中夹诗，以诗来表达人物情意。当诗谱上曲，便成了歌。这些歌就是他抒情的重要手法之一。歌在剧中也是制造气氛、点化主题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正如田汉所描述的那样：“我自从亲近艺术以来，何曾接触过这种尖锐怪幻的美，何曾听到过这种心灵的激动和颤栗啊。”“浪漫主义戏剧家注重主观、重直觉、重想象的创造个性，在新浪漫主义戏剧中觅得了他们的精神伴侣，他所受的新浪漫派戏剧的影响便呈现为整体的宏观的态势。”田汉与浪漫主义所产生共鸣而形成的创造个性，一直支配着他一生的创作活动，即使是他后来的现实主义戏剧中也仍然跳跃着浪漫主义的灵魂。

　　二、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隐性转向

　　田汉早期的戏剧作品中确实带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等多元艺术成分。这种艺术风格与田汉对外国文艺思潮和风格的兼收并蓄是分不开的。田汉对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海涅，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象征主义作家梅特林克、波特莱尔等人的作品表露出深深的景仰，并在他早期的戏剧作品中留下了一些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伤感主义的痕迹。然而，这些痕迹只是作为田汉作品的多元化风格而存在的，体现着主体对时代命运或社会人生的焦虑和反省。但如果用“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伤感主义”来概括田汉早期的戏剧作品，则未免造成以偏盖全。其实，在田汉早期的戏剧作品中，也隐含着田汉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的色彩，只是这种转化是隐性的、潜在的而已。那么，田汉的这种转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呢？又有何具体表现呢？

　　田汉曾经在《我怎样走上党的文学道路》一文中谈到：“在东京的某一阶段，我几乎走上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歧途。但我毕竟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的、有良心的中国孩子，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祖国人民深重的苦难和民族危机前面，我不可能不有所觉醒，有所振奋：又在搞王尔德、爱伦·坡、波德莱尔的同时，我爱上了赫尔岑、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因而在迷途未远的时候我就折回来了。”事实上，田汉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他的阅历加深而不断地发展和成熟的。田汉的自我心理解剖，让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田汉的同时，也看到了他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向的隐性线索。

　　我们熟悉田汉本身就具有浪漫主义的天性，再加上受到当时日本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他的浪漫主义气质就充分地得到了发挥。不论是在他的戏剧理论，还是戏剧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但是，作为一名爱国的戏剧家，他不能只沉迷于自己的艺术世界，或完全置现实社会于不顾。他始终将拯救民族危亡作为自己的责任，努力通过真实而深刻的艺术人生来启发民智、鞭策人生。在1921年2月写给郭沫若的信中，他坚定地表明，要做一个现实主义戏剧家，通过戏剧来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他在信中谈到：“一股神秘的活力，也从那时起在我的内部生命的川内流动着，我如是以为我们做艺术家的，一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间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一方面更当引人入于一种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即把人生美化，使人忘掉现实生活的苦痛，而入于一种陶醉怡悦浑然一致之境，才算能尽其能事。”田汉信中所反映出来的观点，正是他当时处于转向的一种心态。

　　同时，田汉对于“新浪漫主义”的理解，也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倾向。“那一时期支配着思想界一方面的新浪漫主义的新英雄主义的情绪，是使‘到民间去’的骑士们的血潮喷涌的东西”，是“本人以极其腐朽的面貌高唱自由、人类解放之类的口号，以貌似先驱者的口吻而流露出的”，而“社会改造”“人类解放”、“新时代到来”等也是象征当时的时代趋势，时代精神的语言。田汉以何种“方法”来“调和主我的人类尊重的思想及社会环境的龌龊”，这是当时社会解决出路的一个重要难题。当然，田汉对“浪漫主义”的理解与当时的日本环境是密切联系的。正如出身京都帝国大学，又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的郑伯奇所指出的：“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从开始就接触到世纪末的种种流派。”也就是说，留日学生所接受的浪漫主义思潮不是很纯粹的，它总是和各种现代思潮联系在一起，带上了现代思潮的烙印。这样的特点为田汉思想的隐性转向创造了重要条件。

　　此外，田汉强烈地意识到了“艺术”的“社会效果”，促使了他向现实主义转向。在日本期间，他孜孜不倦地醉心19世纪俄国进步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心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赫尔岑、易卜生等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杰作。而《哈姆雷特》的成功翻译，更标志着田汉在现实主义艺术成就上，获得新的造诣，并对田汉的艺术风格产生巨大影响。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基本上可以用其在《哈姆雷特》中的一段独白来概括：“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人生，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

　　田汉虽然对浪漫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他并非是一味的沉迷其中，而是把这样一种浪漫主义上升到一种更高的审美层次。“田汉早期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不人道的社会现实，更将这种忧国忧民的主体热情和审美情感升华为一种美学理念以及意蕴丰厚的审美意象，从而创造出惊人的审美效果。”他早期戏剧作品的审美价值集中体现在避免直接将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取代文学的审美功能，而将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融为一体，并在营蕴丰厚的审美意象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展示作品的思想内容，这无疑更符合艺术的审美规律。他早期的戏剧代表作品《获虎之夜》便是典型的例子。田汉前期戏剧作品的艺术成就表明，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不仅源于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也取决于审美意象的塑造、审美氛围的营造、主体情感的表达、瞬间灵感的捕捉、人文关怀和终极理性的探索等多元化的审美因素的有机统一。

　　但是，“当浪漫主义剧作家对戏剧的理性认识大于审美情感的体验时，他们便主动的抛弃了浪漫主义。”田汉在二十年代写的《我们自己的批判》便是全盘否认浪漫主义的典型一例。对浪漫主义的抛弃，实质上是作家对自我作个性的否定与抛弃，对作家创作发展无疑是一大损失。然而，创造个性也非信手拈来，随手抛弃之物，浪漫主义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不自觉的支配着作家的创作，即使在三十年代中期，在田汉的那些自觉体现现实主义的戏剧中，仍跳跃着浪漫主义的灵魂。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影响，“西方浪漫主义在被中国戏剧家自觉否定后，其影响轨迹显得格外的朦胧复杂了。”

　　第三节　田汉早期戏剧创作的日本因素

　　岩崎富久男对田汉早期戏剧的功绩作出如下的评价：“特に田汉の注目すべき功绩は、日本の新剧运动に触発され、中国に新剧を创出し、この运动の先驱者となつたことでぁる。［珈琲店之一夜］、［获虎之夜］など中国“话剧”の初期の代表的な优秀作品を引つさげて中国の剧壇に登场して以来、田汉の演剧·映画の分野での活躍は目觉しかつた。演剧映画の世界では押しも押されもせぬ指导者となつてぃたか、その道は一筋、浪漫主义の艺术至上主义だつたと言つてょぃ。”

　　译文：“田汉特别引人注目的功绩是，得到日本新剧运动的启发。他在中国创造出话剧，并成为这个运动的先驱者。《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作品是中国早期“话剧”的代表作，这些优秀作品自从在中国剧坛登场以来，田汉在演剧、电影领域的活动便备受瞩目。成为演剧电影世界里无人可撼的泰斗。可以说他走的是一条是浪漫主义的艺术至上主义的人生道路。”

　　如此的评价并不过分，田汉当之无愧！那么，田汉的早期戏剧创作中有哪些日本因素呢？

　　日本戏剧对田汉的影响是决定田汉踏上戏剧创作道路的关键，他1921年2月9日在日本给郭沫若写信谈到：“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第一热心Damatist（戏剧家）。我尝自署为A BuddinG Ibsen in China（一个中国易卜生的苗子）。”

　　除戏剧创作理论外，在戏剧表演上，日本剧坛对田汉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曾回忆：“后来到了大正三年（民国三年）八月在歌舞伎座又演过一次，须磨子演MaGda的妹Marie，我看的是此次。记得那晚是九月五日，归时秋雨满街，灯光洒地哩。”“晚，在东京歌舞伎座观剧，看岛村抱月监督、松井须磨子主演的《沉钟》和《故乡》两剧，对须磨子在《故乡》最后一幕中的表演留下‘极悠永的印象’。”后来，田汉又看了由民众座演出的梅特林克的《青鸟》，也“长了许多见识，添了许多情绪，发了许多异想。”正因为得益于日本戏剧的极大影响，田汉的戏剧创作才能如此的成熟。

　　同样，以戏剧创作展现艺术个性和内在生命，这也是田汉受日本因素的影响而在早期戏剧创作中的体现。田汉的早期戏剧创作不仅是他的艺术追求，也是他隐蔽暴露个人内心隐私的宣泄方式。他在日本全新的生活环境里，自由地接受着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新的思想，慢慢地，个性从沉睡中醒来，有了追求自身幸福的欲望。这样一种个性与欲望，促使他在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寻找着远比求专业更为宝贵的东西——个性的自由发展，个人的欲望满足。而进行戏剧创作，正是田汉追求个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田汉的戏剧也是一种较为含蓄的、隐蔽暴露个人内心隐私的宣泄方式，只不过这种方式与郁达夫的那种直率的、赤裸裸的表达方式不同罢了。这样一种宣泄方式同时也表明了田汉的早期戏剧作品中所具有的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色彩，同时隐含着现实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