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坚持不懈的奋斗，要奋斗就会有困难和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总书记强调“增强忧患意识”，是对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有关建国必需增强忧患意识的继续，是对兴邦治国、居安思危的再次重提。

　　一　田汉早期忧患意识：苦难中的呐喊

　　新中国成立时，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围绕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否能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进行了热烈讨论。讨论认为：“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句并未过时，‘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和侵略势力仍然存在，值得警惕’，而歌词中的‘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是‘充满大无畏的精神，充满必胜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是极为必要的，我们要居安思危。”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此提醒党和人民在前进的征途中不畏艰难，奋勇前进。

　　“文革”中，这首国歌曾被废除并停止播放。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正式以宪法地位再次确认《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田汉是国歌的词作者，是忧患意识的积极宣扬者。忧患意识体现在田汉所创作的歌词中，同时也体现在他各个时期创作的文艺作品中。所以，我们要了解田汉，可以从他的各个时期创作的文艺作品，从他的精神，从他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无畏的战斗中，做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田汉出生于1898年。这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年代。中国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了帝制。之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并不平静，十六年军阀混战，又把中国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工人受苦受难，知识分子也在苦难中忧愤莫名。田汉的舅父（也是岳父）、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易象在湖南被军阀赵恒惕杀害。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和他的妻子易漱瑜急速归国，把忧愤、爱国、爱民之情，倾注在他们创办的《南国》半月刊中。不久，田汉的爱妻病逝，此时的田汉备感家国灾难深重，他凭着在日本留学吸收和学习的欧亚文化，不依靠政府而独自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南国社等，通过各种方式发出时代的呐喊，揭露军阀混战时期人民的灾难。他创作的话剧《苏州夜话》倾吐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激愤；《获虎之夜》表现了农民的苦难；《江村小景》揭露了军阀混战、父女离散、兄妹误会而相残杀的惨剧；《湖上的悲剧》则描写了少女白薇反封建、追求自由而自杀的悲剧。田汉初期创作的这些作品，感伤色彩浓烈，艺术上用唯美主义的艺术手法加以渲染，对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表现出呐喊、彷徨、探索、追求进步的意识。田汉这时期的作品已有忧患意识的萌芽，但还不具备忧患意识和乐观精神交融的田汉式的意识特点。

　　1929年，田汉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员安娥（后为其妻）又与他密切联系，使南国戏剧向左转。在田汉发表了《我们自己的批判》后，田汉的戏剧作品便开始蕴育着革命的色彩，也炼就了他那颗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火热的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沈阳进而占领了东北三省，东北人民组成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人杨靖宇将军等领导下英勇奋战。1932年，田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抗日形势和任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以烈火般的感情，神速的写作速度，创作了反映“九一八”事变，沈阳学生们奋起抗日的《乱钟》，并在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之夜上演。演出结束后，许多爱国的学生们赶赴抗日前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到这场战争中。《乱钟》应当说是田汉忧患意识的典型之作。它包含着忧患、激情、呐喊、前进、争取胜利的意识与感情。田汉创作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正面反映上海码头工人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强令搬运军火时，群起反抗，把日军军火扔入大海的悲壮斗争的场面。这也是一部忧国抗敌，从忧到愤而抗的典型之作。1934年末至1935年春，田汉创作了《风云儿女》电影故事及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直接描写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故事，其忧患意识和抗敌精神达到了新的高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田汉创作的大型话剧《卢沟桥》，表现了军民英勇抗敌的乐观精神。随后日寇全面南侵，占领了中国半壁河山，田汉用话剧、戏曲、诗歌、电影等多元的艺术形式反映了这场悲壮的抗日战争。从现代剧到传统剧，他创作了一系列英雄人物。根据当时湘北大捷战况，田汉把这一败中之胜，拍摄成电影《胜利进行曲》以鼓舞军民和爱国者再战求胜。1944年在桂林举办了以抗日为主题的戏剧汇演——西南剧展，田汉是剧展的领导人之一。对于抗战到底，抗战必胜，他充满了信心，并发出了“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的雄壮的吼声。但由于战争的失利，中国从东北、华北至中南，几乎被日寇铁蹄所践踏，田汉在诗中发出忧患的悲叹：“鸡鸣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明”，意思是雄鸡虽鸣，但它的努力，却好像杜鹃啼血般辛苦。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地区仍被日军占领，黎明中的曙光还没有出现。这首诗，是田汉在抗战胜利前夜忧患意识的流露。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内战，解放战争爆发。占领北平（今北京）的美军制造了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沈崇案”，后又在上海制造了“摊贩案”。田汉目睹美蒋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创作了话剧《丽人行》。他以上面的事件为背景，故事却写日寇侵略、奸污我女大学生的卑劣行径，写知识分子、共产党人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历程。此剧情节是写由日寇引起的，但在“序言”及演出中，他都表现了对美帝国主义又将侵华的担心。1947年，演剧九队演出话剧《丽人行》时，田汉写了四句五言绝句：“举国争和战，全民迫死生，愿将忧国泪，来写《丽人行》。”可见田汉是以忧国之泪，写作和看待《丽人行》的。他的这一忧虑确有预见性，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美国果然勾结南朝鲜发动战争，直逼我国边境鸭绿江，因而，我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战，田汉率代表团赴朝慰问志愿军。可见，田汉的忧患意识与党和国家的忧患意识是完全一致的。

　　二　田汉晚期忧患意识：欢歌中的抑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田汉同志也成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戏曲改进局局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此时的田汉，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乐观精神，在行政领导岗位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他写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的诗词，也出版了《田汉剧作选》，改编创作了《白蛇传》。应当说从1949年至1955年，田汉是为人民之乐而乐的。1956年，田汉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到长沙、桂林、武汉、上海等地走访视察。他深入剧场、艺人宿舍、各地方剧院团、电影制片厂了解文艺工作者的生活情况。他多次召开座谈会，倾听艺人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在走访中，他发现建国后几年里，艺人的生活虽然有些改变，但某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对艺人生活仍不够关心，对艺人的艺术生命不够爱惜。有的剧团老少几十人同住一个大堂宿舍，衣食不饱，有的因为感到前途无望而自杀。在座谈会上，不少演员发言时声泪俱下。田汉目睹这种场面，凭他个人的认识，他认为这是与某些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有关。

　　在此之前，浙江省苏昆剧团编演了昆曲《十五贯》，描写明代苏州一个小偷（娄阿鼠）偷劫并引发命案的故事。地方官员调查此案时，主观认定这是被害者养女与她的青年男友所为。苏州知府况钟深入调查后，发现是冤案，临刑拯救，但遇上司阻碍，况钟只得向朝廷击鼓伸冤，平定了冤案。田汉第一时间将此剧推荐给中央，得到周总理的支持，让此剧在北京和各地巡回演出，以教育广大公安人员和干部。田汉看了《十五贯》后写诗“只为主观坏作风，青年血泪可怜红。人间多少过于执，反向遗钱笑况钟”。这说明，作为人民代表的田汉，仿效况钟实事求是深入民间了解民情，认定他在湘、桂、沪等地视察所见的大批艺人的困苦、失业，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造成的。为此，1956年，田汉在《戏剧报》上先后撰写《必需关心并改善艺人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呼吁。这一呼吁得到了周总理的重视，同时，总理也从其他方面了解到不少地方的艺人确实有许多穷困的情况，于是从国务院拨出专款救济广大艺人。田汉的忧患意识让中央警觉，提高了艺人的生活待遇，调动了艺人们的积极性，于是出现了1956年至1957年春全国各地戏曲话剧演出非常热烈的盛况。这就是田汉在新中国第一次忧患意识的典型表现及其意义、价值和力量。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田汉对中央提出的反右派斗争运动的认识是模糊的，他有时同情被错划右派的亲友，有时被迫执行反右路线。1958年，全国大跃进，田汉为此欢欣鼓舞，其乐观精神急剧上升，全力投入剧本创作，写出了话剧《关汉卿》和《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改编了戏曲《西厢记》等作品。田汉高度赞扬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赞扬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为民请命，勇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以此鼓舞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田汉这种忘我的创作精神，一直伸延到1959年冬写作话剧《文成公主》，颂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民族大团结和国家大统一。

　　1959年7～8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开始。当时，运动也波及到文艺界，剧协有人批判田汉存在着“右”的倾向错误。但因田汉写了许多歌颂“三面红旗”的诗文，所以这次没有给田汉扣上“右倾”的帽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受到的第一次“左”的冲击，但田汉没有怨言。1960年冬，中国暴露了许多由于“左”的路线造成的严重问题，诸如公社化将土地过分集中的问题，又如农村大刮共产风、浮夸风，虚报亩产万斤，而后又大反瞒产私分，致使农村出现粮荒、农民断炊、饿死等问题。此时，中央及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提出土地下放以队为基础，六十年不变的政策。思想上提倡实事求是、提倡告状精神，号召学习唐代魏征上谏、明代海瑞上疏精神。这些正确的政策和主张，都属于反“左”。由于这样，农村逐步得到整顿，学术界、文艺界、宣传部门也先后传达了中央的这些文件精神。史学界多次召开会议，提倡以史为鉴，写“古为今用”的作品。田汉参加了会议，看了文件，与此同时，中央指示向被反右倾扩大化的同志陪礼道歉，田汉也获得陪礼道歉。

　　1960年冬，文化部在天津召开会议，贯彻“八字”方针，号召文艺界人士到城乡调查研究。田汉响应号召，组成以他为首等四人到山西、陕西、四川省调查戏剧界的情况和农村情况。在“左、右”面目不清楚的情况下，地方领导，特别是农村干部对上面派下来了解情况的人，很少如实反映农村因为“三面红旗”造成的后果和真相。所以田汉也只能通过看生产队墙上的大字报，了解村干部违法谋私的情况。回想在北京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一次报告中说：“现在，农村中封建报复的现象很严重，作家应该揭露这些以教育我们后代子孙。”田汉受到这一反映忧患现实的写作启示，但未获得现实生活中的封建报复的材料，很难写作反映现实的现代剧。直到1961年1月，田汉到西安后的一个晚上，应作家黄俊耀之约，去观看他新改编的碗碗腔《女巡按》。此剧是根据清代作家李十三的《万福莲》改编的，它突出了唐代人民对武则天王朝的反抗。故事描写江南百姓受到当地豪门贵戚的压迫和剥削，民女萧慧娘被武三思的侄子、则天皇帝的侄孙武宏抢夺，危难之中，得到义士袁行健的救助。恰在此时，武则天派女巡按谢瑶环到江南私访民情，调查官僚的违法行为。谢瑶环在苏州发现上述民女被劫案后，执法如山，不畏强暴，下令释放民女，严惩武宏。但由于武宏后台很大，朝廷要追究，因而女巡按与结拜金兰的袁行健，背叛朝廷，反人太湖。田汉观看此戏后，认为此剧艺术性很高，也很有情趣，是优秀的传统剧，但与历史有些出入。一是武则天时期是个安定的时期，没有人造反；二是武则天是站在中小地主立场，反豪门贵族起家的，应与武三思分开；三是按历史剧要求，武则天在经济上是反对豪门贵族兼并农民土地的；四是武则天派女巡按私访便是代替她贯彻政策，女巡按应忠心报国到底，不能有反叛的结局。根据这几点想法，田汉带着《女巡按》剧本回北京修改，田汉对唐史、对武则天这个人物很熟悉，他曾在话剧中两次塑造武则天形象。重读唐史，田汉首先决定塑造武则天的正面形象，将她反土地兼并的事件写入故事，把武则天继承唐太宗遗训“载舟之水可覆舟”（即人民是水，帝王是舟）这一历史经验写进至对现代戏，特别是对历史剧，都以“左”的观点加以指责，把“古为今用”的戏，通通说成是“以古讽今”的坏戏、反党戏，《谢瑶环》便是其中之一，还有《海瑞罢官》《李慧娘》等。1963年春，出访东南亚回国的某中央领导在云南昆明观看云南省京剧院演出《谢瑶环》时，演出结束后拒绝上台与演员握手合影，指出该戏有反党意识，并把戏中多处情节生硬地与今天现实发生的事件相类比。如：说中央当年文件中指示限制土地集中在公社，要求下放到生产队以队为基础，《谢谣环》中田汉用豪门贵族兼并土地加以影射；当时中央提倡告状精神，上谏纳谏精神，戏中人向皇帝告状，说是影射；戏中武三思收民间铜铁也与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相提并论；特别是此剧开头武则天唱“要提防载舟之水可翻舟”说是暗指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是要置田汉于死地的冤案，这是与田汉创作此剧的初衷完全相反的。田汉写的事件、情节，都见诸史载，绝不能与现实类比，实际上本质和事实并不相似，如要比较也只是精神上的联系，如上谏相当于批评自我批评。这样理解才能真正看懂和理解《谢谣环》是古为今用的历史剧，但是“左”的领导、“左”的路线自食其言，说话不算数，自己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把“香花”当成“毒草”，把忠于党、爱党的田汉同志打成了反党分子。

　　历史证明了田汉是正确的，证明了他的精神事业忧患意识具有永恒性。1979年4月，田汉同志的冤案得到平反，《谢谣环》也重登戏剧舞台，并获国家荣誉奖。

　　三　田汉的精神：忧患和乐观并存

　　我们了解了田汉的忧患意识，但其忧患意识中也包含着乐观精神。有着抗争、前进、自信、争取胜利、不屈不挠追求国家解放、民族复兴的理想，这一切都体现在不同时期他所创作的作品中。从田汉个人的典型性格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特有的与众不同的乐观精神。一般人初读田汉著作，未谋其面，误以为他写悲剧多于喜剧，可能是一位悲剧作家，在生活上一定忧郁、沉默、寡语、严峻、孤独；可是与他相处后才了解到他是一位充满热情、乐观、好客合群，终日喜形于色，常常爆发出朗朗笑声的梨园领袖。他与艺人、朋友、国际友人交谈和聚会时，无拘无束，结交的朋友、艺人遍及全国及海内外。人们常亲昵地称他为田老大或田先生，而不称官号，他很高兴。所以，他作为当时的艺人领袖，毫不过分，这也是艺人们所公认的。他既有与民同甘苦的性格，又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他相信党，无论受到多大委屈、迫害，他安之若素，一笑置之。他喜欢谈笑，喜欢听别人说笑，无论是当时传说国民党山东省长韩复榘的笑话，还是当年苏联民间传说赫鲁晓夫的一些笑话，他都参与，其笑声充满四合院内外，飘荡在广东新会银洲湖上。田汉坚信党和中国必然实现伟大复兴，无论道路如何曲折，个人如何受委曲，他均不动摇这一信念。他兴高采烈地在诗词中欢呼“二十个兄弟党，来和我们欢喜”。他希望中国人民快乐、欢笑，他在纪念意大利喜剧大师哥尔多尼的报告中，题名“我们要健康的战斗的笑，我们要哥尔多尼”。他说：“哥尔多尼是那样一位好的喜剧作家，今天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不分日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喜剧，需要笑，中国人民以前也遭受过外国侵略者、国内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我们愤怒的时候多，笑的时候少，现在我们应该大大地笑了。”田汉提倡笑，自己带头创作喜剧。1958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创作了北京工人、农民、干部参加建设十三陵水库的戏，剧名为《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他以极高的革命乐观精神和浪漫主义理想，描写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党的领导干部，用冲天干劲，挥汗如雨、日以继夜地挖石填土建筑水库。剧中描写的男女主人公，高歌欢跃，劳动猛进。戏中插入快板、民歌、诗朗诵，劳动的场面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他在剧中写的浪漫天真的天堂畅想歌词，吸引了好几位作曲家配曲。该剧在北京音乐厅演出时，报喜队从观众席四面出来，满场欢声掌声不绝。苏联戏剧家协会主席彼得洛夫（当时已60多岁）看该剧时，称赞不已。他从未见过在剧中如此盛大的报喜队和观众雷鸣般掌声，他大声喝彩叫“好！”

　　因为中国人民喜爱喜剧，田汉在他的话剧《文成公主》中删去了悲剧情节，成了喜剧，甚至在改编京剧《西厢记》中，剧末也将张生和崔莺莺描写为并驾齐驱的喜剧结尾。

　　由此可见，田汉的革命乐观主义，有他的独立性。他的忧患意识与乐观主义精神是交融的，他的特殊典型性格和乐观主义精神和喜剧色彩是统一的。这些，对于正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民，具有强烈而深刻的借鉴意义，也与“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传统精神相吻合。

　　让我们在纪念田汉同志110周年诞辰时永远不忘记他的战斗历程和宝贵遗训。

　　（作者：黎之彦，1954～1966年曾任田汉秘书；田灿，田洪之女，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