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结合大量文献资料，对明成化刊本《白兔记》的发现经过、文本形态、文献价值以及整理、研究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同时指出，这是戏曲文献的一次重大发现，它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对戏曲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良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白兔记》　中国古代戏曲　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0549（2003）03－0093－08

Abstract:This text combines plenty of documem materials, Copies of“the white hare” discover process, text forms, document value and as well as arrange, studying last overall retrospect and summaries comparatively at situation.Point out that this is the once of opera document significant discovery,there are positive impetus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opera historiography greatly once of an opera document.

Key words:“the white hare”the Chinese ancient opera  document studies

　　“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互释证”［1］（PP.1－3）这是20世纪初王国维等著名学者治学为文的特点与经验总结，这一方法对于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同样适用。在中国戏曲史学建立发展的近百年时间里，随着大量戏曲文献的陆续发现，戏曲史的研究也从单纯的利用“纸上之遗文”转向书面文献与“地下实物”相互释证的阶段。借助考古、文物、民俗、文化、宗教等学科的成果，戏曲文献的搜集范围明显扩大，戏曲史研究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学术空间。明成化刊本《白兔记》的发现和研究就生动地体现了戏曲史研究这一新的发展趋势。

　　1967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澄桥大队宣家生产队因建造猪棚，平整土地，对该队西北的一处墓葬群进行了挖掘，结果发现了一批古书。这批古书后为上海书店收购，1972年送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鉴定。经专家鉴定，这是一批刊于明成化年间的民间文学作品。随后，考古组派人前往发掘地点进行调查。据查访所得与文献资料判断，这批刊本可能是曾任西安府同知的宣昶夫妇的随葬品。

　　这批刊本共包括13种说唱词话和1种戏文，它们分别是：《花关索传》（分前集、后集、续集和别集4集）、《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石郎驸马传》、《包待制出身传》、《陈州粜米记》、《仁宗认母传》、《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包龙图断歪乌盆传》、《包龙图断赵圣帝孙女仪公案传》、《包龙图断白席精传》、《开宗义富贵孝义传》、《莺哥孝义传》、《张文贵传》。戏文为《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这批作品由北京永顺堂书坊刊印，原装订为11册，用纸为竹纸，书中有大量插图，其版式、字体、插图等风格多承元代之风。作品中刊刻年代最早者刊于成化7年（1471年），最晚为成化14年（1478年）刊刻。这批古迹后来转交上海博物馆收藏，并进行重装。

　　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一重大发现未能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1972年，《文物》杂志才首先予以报道，并刊载了赵景深先生的介绍文章。1973年，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照原版式用黄纸影印百部，分装成12册，以《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一十六种附〈白兔记〉传奇一种》为名出版发行。1979年，又重印一次。198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鉴于《白兔记》原本“残缺不全，错误较多，读者颇有无从下手之叹”，遂“查考《白兔记》的各种版本和有关著述，进行校补句读”，整理出一个面向广大读者的读本。1986年，俞为民先生又整理出一个新的校注本，即《明〈成化本白兔记〉校注》，刊于当年出版的《艺术研究》第3辑。这样，这批刊本才广为学界所知，并得以被较为深入地研究。

　　这批刊本的发现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的13种说唱词话为现存最早的词话刊本，比明末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早了近200年。这一发现使研究者得以见到元明时期说唱词话的原貌，消除了关于这一文艺体裁的体制及其与话本、杂剧关系的误解。正如胡士莹先生所总结的：“通过它看到中国古代戏曲、说唱文学和小说的相继的发展过程，填补了宋元以来词话这一说唱文学的空白”。［2］（P.392）至于戏文作品，虽只有《白兔记》一种，但由于刊刻年代较早，故对戏曲史研究仍十分重要。此外，这批刊本的发现还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在中国版刻史、目录学史、俗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文字史上意义极为重大，它们日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自非偶然”［3］（P.120－127）因论题所限，这里只对《白兔记》的情况进行重点介绍。

　　据认定，这一《白兔记》刊本应当是北京永顺堂书坊于明代成化7年至14年之间刊行的。该刊本全书不分出，共46页，半叶13行，每行20到23字不等，有6幅插图。这是现存最早的戏文刊本。明代成化年间，民间通俗文学经过近百年的酝酿，开始出现复兴的气象，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戏曲从民间搬演走向文人创作的重要过渡期。成化刊本《白兔记》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戏曲的演进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文献。

　　对成化本《白兔记》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着，总的来看，研究主要围绕着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对其研究价值的确认。

　　现存南戏作品大多刊印于明代中后叶，其间经过一些文人的改窜，已失去作品的原貌。究竟南戏的原貌如何、当时的演出体制如何、角色分配如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阐述都需要较早的实物文献来提供佐证。成化本《白兔记》的发现为研究早期南戏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样本，它是现存最早的戏文刊本，赵景深先生称之为“继《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后的第四种较为完整的“南戏”，［4］（P.40－47）它虽非宋元旧本，但较之其它版本为早，应该说是较多的保留了宋元南戏的原貌。因此，通过对其研究，可以探究南戏戏文早年的情况。

　　成化本《白兔记》在三个方面体现着早期戏文的原初形态。

　　首先是开场问题。成化本的开场较为繁缛完整，时间很长，除了末角的吟诗、诵词、唱曲之外，还有叙家门、前后行子弟问答等内容，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各剧大体相同，反映了早期南戏演出时开场的真实情景，这种开场形式除介绍剧情外，也是出于演出时静场的需要而安排的，并非可有可无。相比之下，汲古阁本主要是供案头阅读，因没有实际演出的需要，开场就只有短短的4句词来介绍剧情大意，对原剧开场部分进行了大量删削。

　　其次是场次问题。成化本《白兔记》不分出，更没有出目，而是采用连场戏的形式，这也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等早期南戏相同，这一方面可证明成化本对戏文原貌的保留较多，另一方面也说明早期南戏的剧本主要是舞台演出本，还没有成为案头阅读的读本。从现存早期戏曲剧本来看，无论是杂剧还是南戏都不分出。相比之下，汲古阁本与此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它是依照明代传奇的规范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将全剧分出，同时还加上出目，颇类似于章回小说的回目。

　　再次是角色的分配和装扮问题。早期的南戏中，净丑出场的次数较多，虽然他们表演的内容有时与剧情无关，但是却能起到插科打诨，吸引观众的作用。这既是唐宋以来参军戏、官本杂剧滑稽幽默传统的继承，也是剧场中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在成化本《白兔记》中，常见一角多扮和以人充当道具的现象，如剧中史弘肇之妻、马明王庙老道、李弘一、唱赞礼先生、小张儿等5个人物皆由净角一人扮演，李弘一之妻和小王儿则由丑角一人扮演，剧中的末和外也都是一角多扮。剧中史弘肇还曾以人拟物，充当案板。这与早期南戏《张协状元》基本相同，反映了南戏草创时期演出的实际情况。

　　这种一角多扮与人物充当道具与早期南戏演出戏班规模较小，演出场地简陋有关，属一种因陋就简的灵活变通。其中以人拟物的表现方式在今天的一些地方戏中仍有保留，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此外，从语言上看，成化本《白兔记》的语言更为本色，其中保留了相当多的方言土语，这些土语至今还在江浙一带流行。这也是其保留剧本原貌的一个例证。

　　其次，对其性质的确认。

　　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其作品原貌的保留情况；二是剧本的具体功能。

　　说到对作品原貌的保留情况，成化本《白兔记》是学术界公认现存最早的南戏刻本。但是它毕竟刻于明代，它与宋元旧本原貌的关系如何、保持原貌的程度如何，对此研究者还有不同的看法。赵景深先生认为“成化本南戏当然不能说完全保持了元代的原样，但也可以肯定，成化本《白兔记》是继承了元代南戏《白兔记》的大致样子保存下来的”。

　　至于成化本与元代原样的关系究竟如何，保留了哪些、删改了哪些，赵先生对此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后来的研究者通过不同版本的比勘，较为全面细致地论述了这一问题。首先，通过对成化本《白兔记》与《南曲九宫正始》所保留辑自《元谱》、古本几支佚曲文字上的比勘，学者发现这些佚曲与成化本《白兔记》在文字上大体相同，赵景深先生的上述意见得到了印证。其次，《南曲九宫正始》所收57支佚曲中有27支亦见于成化本，两者的主要关目、场次、唱段等大体相同，可见成化本《白兔记》与元代旧本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

　　但是，成化本《白兔记》并非与原本全同，在成化本保存原貌的程度问题上研究者的意见有所不同。有的研究者认为成化本《白兔记》是‘宋元南戏旧编，在元代即已流行”［5］（PP.81—91）（PP.76－84），“成化本《白兔记》确实是一本嫡传于元南戏《刘智远》的珍本”［6］（PP.69－79）。但有的研究者不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强调成化本根据演出需要对原本也做了不少改动，比如将8出过场戏删去，此外对保留的过场戏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压缩和删减等。

　　对成化本《白兔记》的渊源问题，孙崇涛先生的说明较为符合实际，他在进行版本的详细比勘后认为“成化本《白兔记》是明成化年间（或可能包括较成化略早的年代在内）民间戏文班子以‘元传奇’《刘智远》之类的古本《白兔记》戏文为基础，而又根据演出需要进行过适当艺术处理的舞台演出本，它由‘永顺堂’作为通俗读物刊行，大体保留着明代民间戏文脚本的面目”。［7］（PP.211－221）

　　至于剧本的具体功能问题，学界一直认为，该剧乃是供演出做底本，而非供案头阅读。大家皆认为成化本《白兔记》系“成化年间‘永顺堂’书坊采用了当时民间舞台还在搬演的《白兔记》减文台本进行翻刻的一种通俗读本，虽然有可能做些个别文字上的改动，却能大体保留着那时民间戏文脚本的真实面目”。［8］（PP.163－175）这可以从戏文的开场、刊本中大量同音假借俗写字的保留、8出过场戏的删除等方面得到说明。

　　彭飞先生在肯定成化本《白兔记》是演出舞台本的前提下，更进一步提出，它“还是该戏班为某处新建戏台（也许是庙宇或祠堂里的戏台）所演出的‘破台愿戏’本”，并以剧本开场的4句上场诗、一段敬神驱祟词和一曲迎神舞曲为例证。［6］（PP.69－79）彭飞先生的这一看法揭示了早期民间南戏演出时迎神祭祀的风俗，但剧本是否一定是为新建戏台演出的“破台愿戏”本，还需进一步考实。

　　美国学者白之则提出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剧本的演出“不是在京都或其它大城市娱乐区的剧场中，而是在一位达官贵人饮宴的厅堂或花园中。时间看来在某个节庆日近于黄昏之时”。［9］（PP.70－77）但这种看法更多的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并不符合剧本的实际。

　　既然是为供演出做底本，就势必涉及唱腔的问题。关于成化本《白兔记》当时演出采用的是什么唱腔，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叶开沅先生认为成化本是高腔本，而汲古阁本则是昆腔本，这是因为成化本“是昆腔兴起以前的本子，不可能唱昆腔，只能唱高腔”，由于“昆腔所用的水磨调，一字拖得很长，高腔本子已不能适应此种需要，对于唱词势非删节缩减不可”。［5］（PP.　81－91）（PP.76－84）

　　对此，俞为民先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南戏的唱腔虽然有着海盐、余姚、弋阳和昆山之别，但它们只是演唱风格的不同，而作为联曲体的戏曲格律则是一样的，因此其所采用的剧本也是相同的。再者，《南曲九宫正始》本是为采用昆山腔的剧作者提供指导，其中收录了57支元本《白兔记》的佚曲。用高腔本的曲文来为采用昆山腔的剧作者提供范文和准绳，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将成化本说成是高腔本，把汲古阁本说成是昆腔本，是“不妥”的。［10］（PP.　39－63）

　　再次是对其版本源流的确认。

　　在成化本《白兔记》发现之前，可以考知的元明两代《白兔记》版本有11种，其中有2种为全本，一是明汲古阁刻本《绣刻白兔记定本》，一是明万历富春堂刻本《新刻出像音注增补刘智远白兔记》；有6种为选本，分别见于《风月锦囊》、《南曲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醉恰情》、《吴　萃雅》、《词林逸响》、《词林一枝》、《玉谷新簧》、《八能奏锦》、《秋夜月》等明代曲选和曲谱，还有3种仅见于《南词叙录》、《笠泽随笔》、《金瓶梅词话》等书的记载，但全本已失，无从得见。

　　依据各个刊本剧情和剧本文字的相近程度，大体上可以将这些以全本或佚曲存在的《白兔记》版本分为两个大的版本系统，一个是汲古阁本系统，该版本对元本改动较少，较为接近元本；另一个是富春堂本系统，该本对元本改动较大，距元本较远，明代各种选本所选多属这一系统。通过比较可知，两种版本系统在剧情、文字以及语言风格上皆有较大的差异。

　　有的研究者从剧中人物气质的鄙野、儒雅之别，戏剧语言的口语、文词之别，对观众欣赏能力要求的高、低之别等方面比较了《白兔记》两大版本系统间的气质差异。［11］（PP.201－217）通过刊刻最早的成化本《白兔记》与其它版本《白兔记》的比勘，不仅可以见出成化本的重要版本价值，同时也可由此反观其它版本的重要价值，从而揭示出《白兔记》版本较为复杂的渊源流变关系。

　　通过文字的比勘，多数研究者认为成化本《白兔记》与汲古阁本《白兔记》同属一个版本系统，而与富春堂本的关系较远。不过，两者虽然属一个版本系统，但也存在着不少差异，这表现在：成化本比汲古阁本少了8个场次；在情节的处理上，汲古阁本比成化本要铺张得多；成化本的错别字特别多，而在汲古阁本中多已改正；成化本比汲古阁本更通俗、更接近当时在民间演唱的实况。［12］（PP.56－87）

　　至于成化本与汲古阁本的具体关系，研究者的看法并不相同。温凌先生认为汲古阁本“是在成化本系统（因为不一定就是具体到成化本）基础上加工整理的一个本子”［13］（PP.184－192），叶开沅先生则明确地提出“汲古阁本的祖本为成化本”，“汲古阁本为成化本的改编本”，“汲古阁本是针对当时昆腔水磨腔的需要，将成化本祖本改编而成的，属于改调歌之的情况，其创作意图主要是删节缩减”。［5］（PP.81－91）（PP.76－84）

　　但也有其他不同的看法，比如孙崇涛先生在比勘两种版本后认为，“如果单是从剧本的篇幅、各本中互见的曲子数量与曲牌名目这些方面来考察，似乎汲古阁本跟‘元传奇’《刘智远》的规模与曲调体制更相接近，而成化本与‘元传奇’《刘智远》之间，则有着一段相当远的距离”，同时，“在成化本中还保留着许多较汲古阁本还要接近‘元传奇’《刘智远》佚曲的曲子或者某些曲辞”。他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直到明成化年间，部分地区民间搬演的戏文，依然承袭着宋元戏文的某些旧范；他们所演的某些戏文剧目，也是依据相传下来的宋元戏文旧本而加以‘地方化、‘剧种化’、‘舞台化’”。［7］（PP.211－221）

　　俞为民先生更是直接对叶开沅的看法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两种版本出于不同的改编者之手，因版本的性质和用途不同，改动的程度也就各异，各有其接近宋元旧本处，比如成化本在剧本形式、语言风格方面比汲古阁本更接近宋元旧本；但在剧本篇幅、曲调方面，汲古阁本又比成化本更多地保留了宋元旧本的面貌，因此，它们“同是根据宋元旧本改编而成的，只是因改编者的意图不同，才各有特色，两者并非底本与改本的关系”。［10］（PP.39－63）看来对这一问题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除与富春堂本、汲古阁本的比较外，有的研究者还将成化本《白兔记》与其它版本的《白兔记》，如《风月锦囊》本、《缀白裘》本进行了比较。［9］（PP.70－77）

　　其他相关研究：

　　对成化本《白兔记》的作者、成书年代、刊行背景以及文学风格等问题，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成化本《白兔记》在开场中明确说该剧系“永嘉书会才人”所撰，这可以从剧本中找到佐证。比如剧中保留的一些温州方言、开场中“罗哩连”和声的采用以及剧中所描写的撒帐风俗等皆是此类例证。［14］（PP.137－139）然而“永嘉书会才人”虽然是该剧的原创者，但成化本并不就是作者的原编本，其间肯定经过多次改动，与原本已有所不同。不过，正如孙崇涛先生所说的，说它是“永嘉书会才人’原编戏文的嫡传本，应是不成问题的”。［7］（PP.211—221）

　　此外，汪庆正先生通过剧本中“一贯五伯文钱钞”到汲古阁本中改为“百贯”一例，结合明代货币制度的变革，认为“成化《白兔记》是一个成化时代的重刻本，其成书年代应更早”［12］（PP.　58－67）。孙崇涛先生结合明代经济社会发展、南戏的普遍流行以及明代的文化政策等状况，对成化本《白兔记》的刊行背景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揭示和分析；彭飞先生通过对剧本文字疏漏、插科打诨及撒帐歌的分析，指出“全剧充满了十分纯朴真挚的民间气息”，“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明初演剧史料，在我国戏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6］（PP.69－79）

　　这些围绕成化本《白兔记》所进行的探讨，全部或部分地解决了《白兔记》的作者、创作年代、性质、版本源流等问题，为南戏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相信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有关研究还会有新的收获。

参考文献：

［1］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A］.王国维.王国维遗书［C］.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周启付.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J］.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

［4］赵景深.明成化本南戏〈白兔记〉的新发现［J］.文物，1973年第1期.

［5］叶开沅〈白兔记〉的版本问题［J］.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1、2期.

［6］彭飞.略论成化本〈白兔记〉［J］.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

［7］孙崇涛.成化本〈白兔记〉与‘元传哿’〈刘智远〉——关于成化本〈白兔记〉戏文的渊源与性质问题［J］.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8］孙崇涛.成化本〈白兔记〉刊行背景与刊本的性质问题［J］.戏曲研究，第1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9］美.白之.一个戏剧题材的演化——〈白兔记〉诸异本比较［J］.文艺研究，1987年第4期.

［10］俞为民.南戏〈白兔记〉的版本及其流变［J］.文献，1987年第1期.

［11］陈多.畸形发展的明代传奇——三种明刊〈白兔记〉的比较研究.［A］.胡忌主编.戏史辨（第二辑）［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

［12］参见汪庆正.记文学、戏曲和版画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J］.文物，1973年第11期.

［13］温凌.〈白兔记〉漫笔［A］.学林漫录第2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4］胡雪冈.温州南戏考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文字编辑　赵志勇）

　　苗怀明（1968—　）男，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