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69周年。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戏剧也走过了40年不平凡的道路。

　　1919年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也是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彻底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因此，党从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对文化工作（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的领导。因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①这里，当然包括对戏剧文化的领导。所以，无论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戏剧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随着时代而前进，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戏曲工作尤其如此。

　　戏曲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众多的剧种，丰富的剧目和人才辈出的戏曲班社，同人民文化生活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她长期形成于封建社会，其后又受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摧残，从艺人的思想觉悟、演出内容到班社制度、行会制度都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以致出现了菁华与糟粕杂陈的复杂状态。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这种复杂状态，如何进行戏曲改革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理论，结合中国戏曲实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就提出了“推陈出新”的口号。②建国初期的1951年4月，毛泽东同志为新建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这个口号，体现了戏曲艺术继承、革新的辩证关系和客观规律，成为我国戏曲改革的指导方针。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改戏，改人，改制”的“三改”任务。使戏改工作有了第一个以政令形式出现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近40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这个方针和《指示》得到贯彻时，社会主义戏剧就繁荣，就兴旺；反之，就萧条，就倒退。

　　回顾50年代初期和中期，《五五指示》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不仅促进了我国戏曲艺术的全面革新和蓬勃发展，戏曲艺人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极大提高；而且使数以百计的戏曲剧种重新焕发出青春；使濒临绝境的古老剧种昆剧通过对清初传奇《十五贯》的整理改编，出现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奇迹；并使一批前所未有的新兴剧种如吉剧、曲剧、青海平弦戏、南通海门山歌剧、丹剧、淮洪戏、黄龙戏、苗剧、黔剧、龙江剧、丝弦戏、陕南曲子戏、唐剧、仫佬剧、碗碗腔、弦板腔、线胡戏、彝剧、陇剧、梅县山歌剧、关中道琴戏、广西文场戏、临高戏、含弓戏等，挟着时代的风云和浓郁的乡情破土而出。同时，使话剧、歌剧、舞剧等新文艺戏剧形式更加自觉地走向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也使少数民族戏剧在祖国大家庭中获得空前的重视与发展。以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为例，参加的即有京剧、昆曲、评剧、越剧、汉剧、秦腔、川剧、淮剧等23个剧种的37个剧团，包括梅兰芳、王瑶卿、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袁雪芬、常香玉等著名表演艺术家在内的1600多演员演出了82个优秀传统戏、新编古代戏和现代戏。出现了一批经过去芜取菁甚至点石成金的优秀传统剧目如京剧《白蛇传》、《将相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晋剧《打金枝》，川剧《秋江》，评剧《秦香莲》，汉剧《宇宙锋》，豫剧《新花木兰》，楚剧《葛麻》，秦腔《游龟山》，桂剧《拾玉镯》，湘剧《琵琶上路》，　　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等。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丰富多采，也充分显示了她的民主性菁华与现实主义精髓。实际上是对戏改工作经验的一次广泛交流和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成果的盛大检阅。随后于1954年在上海相继举行的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和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参加人数则达到2400多人（其中话剧约900人），共演出11个话剧剧目和30个剧种的111个戏曲剧目；另外还有木偶戏、皮影等戏5个剧种展览演出了47个剧目。集中涌现出越剧《西厢记》、京剧《黑旋风李逵》、吕剧《李二嫂改嫁》、沪剧《金黛莱》、甬剧《两兄弟》、梨园戏《陈三五娘》、莆仙戏《琴挑》、黄梅戏《天仙配》、扬剧《鸿雁传书》、锡剧《双推磨》、柳琴戏《喝面叶》、昆曲《刺梁》、苏剧《窦公送子》、淮海戏《求情》、梆子戏《寇准背靴》等传诵一时的好戏和一批很有光彩的新人。对于戏曲剧目的整理、戏曲表演艺术的提高、戏曲队伍的培养、戏曲表现现代生活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戏曲和话剧创作实践中的运用，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对于正确区分保守与粗暴，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人民性与封建性等原则问题的界限，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不仅如此，在党的领导下，从50年代到60年代，还先后举行了1958年的现代题材戏曲联合公演、1960年的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965年的中南区戏剧会演和华东区现代戏会演等，把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通过这些演出，使我国戏曲现代戏舞台继建国初期的评剧《小女婿》、沪剧《罗汉钱》等年轻剧种的成功尝试之后，陆续出现了京剧《白毛女》、《红灯记》，昆剧《红霞》，扬剧《夺印》，眉户戏《梁秋燕》，豫剧《朝阳沟》，评剧《刘巧儿》，沪剧《芦荡火种》，越调《游乡》以及湖南花鼓戏《三里湾》、《补锅》、《打铜锣》等一批优秀剧目，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影响深远。

　　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制定的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政策，我国戏剧会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会取得如此硕果累累的丰收。

　　当然，在给予成绩以足够估价的同时，必须承认，几十年来我们所经历的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而是迂回曲折，坎坷不平，不时受到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

　　50年代中期，正当我们的戏剧舞台生机勃勃、繁花似锦之际，戏剧界在一阵反历史主义的风刮过以后，又出现了片面强调现代戏的偏向，对戏剧的社会功能作了狭隘的理解。一时庸俗社会学盛行，舞台演出剧目趋于单调、萎缩。1957年又出现了右的干扰，认为党对戏剧管得“太多、太死”，主张少加干预或不加干预，甚至把文化部早在1950年经过慎重研究、明令禁演的26出“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的行为，丑化侮辱劳动人民”③的坏戏全部开禁，造成演出剧目的混乱和人民群众的不满。1958年，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文化部委托中国戏曲研究院召开的“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对全国编演现代戏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总结，进一步促进了戏曲现代戏的繁荣。这应该予以肯定。但不久出现的“以现代戏为纲”以及60年代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则又一次违背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悖离了党的正确领导，以“左”的面目造成了右的恶果，不仅使优秀传统戏和新编古代戏受到歧视和排斥，而且使现代戏在“写中心，演中心”的思想指导下，题材愈写愈窄，质量愈演愈低，观众愈来愈少。其间，文化部于1960年根据周恩来同志关于“两条腿走路”的指示制定的“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虽然一度起到了纠正偏差的作用，但“左”的干扰依然存在。同时，阶级斗争扩大化也给戏剧带来了消极影响。直到“文化大革命”，酿成空前浩劫。

　　粉碎“四人帮”后，历尽磨难的中国戏剧开始复苏。人们从切身经历中，愈加体会到：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党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戏剧，不可能有戏剧的持续繁荣。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为我国戏剧艺术和整个文学艺术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经党中央批准，从1979年1月5日至1980年2月7日，在首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这次献礼演出，分18轮进行，历时13个多月，由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国务院所属各部的127个艺术表演团体演出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137台节目，其中话剧61台，戏曲30台，歌剧12台，舞剧7台，歌舞剧2台，音乐舞蹈18台，曲艺3台，杂技2台，木偶戏1台。在表现现代生活的剧目中，人们开始看到了一批性格鲜明、真实感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这是社会主义戏剧舞台上的一个新成就、新突破。应该说，这次献礼演出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次振奋人心的文艺盛会，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结果，也是我国文艺界充分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高度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

　　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所致的《祝辞》，对全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殷切的期望。再一次体现了党对领导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从此，掀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戏剧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新篇章。

　　新时期十年的中国戏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开创了新局面。无论创作实践或理论研究的活跃，作品深度和广度的开拓，艺术表现力的增强，创作方法和题材、体裁、样式、技巧、流派的丰富，都有了新的飞跃。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话剧（如《茶馆》）和色彩缤纷、独树一帜的戏曲在国内外也赢得了愈来愈高的声誉。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从1980年开始举办的“全国优秀剧本创作评奖活动”，先后评选出话剧、戏曲、歌剧的若干个优秀剧本。《中国戏剧》（原名《戏剧报》）从1983年开始主办的“梅花奖”，迄今已历7届，先后有19个戏曲剧种和话剧、歌剧、滑稽戏的137名中青年演员获得这项全国最高表演艺术奖的殊荣。1985年底，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历时25天，演出了从全国300多个剧种、2000多个专业戏曲剧团中精选出的14个剧目（包括13个剧种）。其中兼获演出一等奖和剧本一等奖的大戏有武汉市楚剧团的《狱卒平冤》、江苏省淮剧团的《奇婚记》；兼获演出一等奖和导演一等奖的大戏有秦腔《千古一帝》、评剧《高山下的花环》。此外，获剧本一等奖的大戏有莆仙戏《秋风辞》、湖南花鼓戏《喜脉案》、京刺《康熙出政》；获导演一等奖的大戏有滇剧《关山碧血》。任跟心等10位演员获主演一等奖，张光明等16位演员获配演一等奖。此外，对音乐设计、乐队伴奏、舞台美术和武打舞蹈设计等也进行了评奖。这次观摩演出，及时检阅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形势下，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和“三并举”剧目政策的新成果，总结交流了戏曲改革和创新的新经验，积累和推广了优秀保留剧目，发现和奖励了一批优秀演员和舞台艺术各部门的优秀人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然而，新时期十年的中国戏剧也不是一帆风顺。一方面是“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思想对戏剧队伍的侵蚀，使得有些戏剧作品和戏剧演出沦为迎合低级趣味的商品；一方面是从艺术实践到理论研究都不断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分歧往往涉及社会主义戏剧与商品经济，继承与革新，纵向继承与横向借鉴，弘扬民族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等相互关系问题。而分歧的实质在于要不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不要尊重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理论和戏剧自身的艺术规律；要不要弘扬民族文化；要不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不要党对文艺的领导。许多年来，经常可以听到“党管多了”、“要少干预，少介入”、“少管比多管好，不管比管好”等论调，主张对戏剧听之任之，让其自生自灭。这就使本来混乱的思想更加混乱。

　　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上的某些分歧，原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不同学术见解和艺术观点的争鸣，更是符合“双百”方针的好事。问题在于，有些“理论”逐渐走向极端化、绝对化，逐渐超出了学术范畴和艺术范畴。于是，出现了对民族戏剧以至民族文化的彻底否定；“全盘西化论”再度抬头；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盛极一时，并且占据了不少学术讲坛和报纸、刊物，而不同的意见却很难得到畅所欲言或公开发表的机会。于是，“戏曲夕阳”论和“戏曲消亡”论应运而生。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戏曲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和“传播封建思想的渠道”，不能代表中国戏剧，也不可能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观众，因而已经毫无发展前途和存在价值，犹如日薄西山的夕阳，正在走向消亡。至于她目前还能在舞台上暂时生存，只不过是“历史的惯性”而已。由此断言，中国戏曲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甚至连“振兴戏曲”的口号也被说成是“面对现代艺术的猛烈冲激惊惶失措”，是“不现实的呼唤”和“不切实际的梦呓”，而“梦呓尽管也会散发出五彩的泡沫，但它逃不过历史无情的规律”。至于“挽狂澜于既倒”的妙方，据说只有一条，即以西方戏剧艺术或“世界艺术”来取代。理由是：“在人类的艺术第一次有可能成为‘世界艺术’，人类将成为艺术王国的‘世界公民’……这种艺术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只要中国继续开放，封闭型的观念和形式落后的戏曲就不可能获得现实发展的任何可能性。”与此同时，出现了全盘否定中国民族戏曲的美学特征和艺术规律的“新观念”，从王国维的“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到当代公认的“熔歌、舞、剧于一炉”的科学概括，往往一笔勾销，从而提出冲破一切“条条框框”，“重建”中国戏曲的主张。在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则主张只要现代化，不要戏曲化，甚至反对提戏曲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正如在话剧方面则只要现代化，不要民族化）。戏剧界的有些学术会议，失去了平等讨论问题的学术氛围，而是只准一方鸣，不准另一方放；只准相同的意见鸣，不准不同的意见放。有些学术讲座“一边倒”，只邀请一种观点的专家登台讲学，对不同的观点则动辄斥之为“观念陈旧”。人为地造成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不正常状态。关于“戏曲化”的讨论，本来可以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展开，但在不少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未能畅所欲言，不同意见尚未充分交流的情况下，却出现了“要大胆冲破‘戏曲化’的束缚，在戏曲表现形式上进行第二次革命”的舆论宣传，并且指责“戏曲化”已经“成为传统化、程式化、繁琐化、僵化的代名词，……成为现代戏发展的障碍”。这当然是与党所一贯主张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难以协调的。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评价“戏曲化”，而是反映了一种值得深思的现象和一种不值得提倡的风气。影响所及，进一步增加了戏剧界——尤其戏曲界思想上的混乱；有些报刊加码升级，对“戏曲化”大张挞伐。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文艺界纷纷出现“看不懂的诗”、“看不懂的画”，“看不懂的小说”……的同时，戏剧界也出现了“看不懂的戏”和“看不懂的戏剧理论”。有些很有才华、很有前途、写过不少好剧本的中青年作家，开始大幅度“更新”戏剧观念，在自己的作品中生吞活剥地照搬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和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些戏剧理论著作，从西方“引进”或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以至生物学、气象学、高能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借用”的名词、术语连篇累牍，诘屈聱牙，令人望而生畏。同上所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更新或如何更新戏剧观念，不在于要不要借鉴或如何借鉴，而在于对外来的、西方的东西不加鉴别，趋之若鹜，甚至以旧为新，以丑为美；对自己的、民族的东西不屑一顾，弃如敝屣，甚至全盘否定，深恶痛绝。这不能不令人忧虑。因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④“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⑤

　　在某些错误思潮的影响下，生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也受到扭曲：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大于内容。生活，不再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而是可有可无，因为，据说作家拥有两个宇宙，即外宇宙（外部客观世界）和内宇宙（内部主观世界），而前者是表象的、有限的；后者是内蕴的，而且是无限丰富，取之不竭的。于是，有些剧作家不再在深入生活，积累知识、磨练技巧、提高素养上面下功夫，而是把“观念更新”和“主体意识”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置现实生活、艺术规律以及观众的审美习惯于不顾，热中于图解主观意念，表现自我意识，天马行空，孤芳自赏。这当然导致加大了戏剧与人民群众、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也加深了戏剧自身的危机。

　　令人高兴的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被提到了重要日程；弘扬民族文化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被搅乱了的文艺思想开始得到澄清。按照党中央关于“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要求，社会主义戏剧也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仅以1989年底的首都舞台为例，短短两个月内就有近30个剧团上演了58台思想性、艺术性较强的剧目。好戏连台，令人目不暇给。

　　不久前，李瑞环同志强调指出，弘扬民族文化是“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顶住一切外来压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加深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相互了解、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力量”，因此，应该成为“全党全社会关心瞩目的一个重要课题”和“文化战线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对此，中国社会主义戏剧当然负有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面前，不同的意见仍会产生。“有些带有政治方向性，有些是属于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有些则是非原则的分歧。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旗帜鲜明、有理有据地进行批判；对属于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要通过学习讨论和艺术实践加以解决。至于学术观点和艺术观点的争论，那是什么时候都会有的，更不能因此而影响文艺队伍的团结。”⑥

　　人民需要戏剧，戏剧更需要人民。有了正在加强和改善的党的领导，有了戏剧界的团结一致，中国社会主义戏剧一定能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紧跟时代的步伐，密切同人民的联系，担当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走向新的繁荣！

注：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②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题词。

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⑥1990年5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