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叶一青同志历时两载，数易其稿，写了一个花鼓戏《喜脉案》，定型为“新编民间故事剧。”有人问：“你们是怎么把民间故事编成戏的？”“民间故事千千万，怎么就选中了小公主养汉子这码事？”这一问，还真给问住了，因为我们实在不善于谈创作体会，只得把一本创作流水帐公之于众，博大家一晒。

　　一

　　故乡的青山脚下有条河，小时候我常在河里玩水。回到家父亲问我在哪里弄得这么落水鬼一样。我说下河玩水去了，便不免挨一顿竹条。于是，我学会了撒谎：说是在田沟里摸泥鳅来，在小水渠里捉青蛙来，或是……反正有的是词，现编。想蒙混忙忙碌碌的父亲并不费劲，老老实实挨一顿打却是够难受的。尽管妈妈常告诫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给我讲“狼来了”的故事，而我终因不愿意挨父亲的打而违背母亲的教导。长大了，我坐着长长的竹筏，沿着青山脚下那条河，顺着流水，离开了故乡，流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流进新奇的大千世界。

　　我曾壮怀激烈扑向那烈焰腾腾的炉前参加大炼钢铁；也曾振臂欢呼一个个丰产卫星上天。没料到，转眼炉塌、厂倒，破铜烂铁狼籍荒郊；亩产万斤的良田，却长不出聊以填饱肚子的食粮。富饶的大地被一场谎祸戕害。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所崇敬的共产党员也撒谎？老老实实有什么不好？狐疑、困惑、郁结在我的心头。三年过去了，狐疑未解，困惑犹存，神州大地又掀起一场“撒谎大奖赛”，喇叭、轿子、刀枪、剑戟充分表演；诬陷、吹捧、“看客下菜”，为此，有的人上了天堂，有的人下了地狱。达时候，我又回到阔别的故乡，既非走资派，也不够牛鬼蛇神的资格，是“光荣”地去改造世界观。每天抡大锄、挑牛粪，虽然对于改造自己充满了热忱和信心，而那一百多斤的重担又实在叫人望而生畏，只想早日结束痛苦的改造。有一次，公社秘书对我说：“听说你小子在外面编过戏，是支笔杆子，到公社里来帮我整几个先进材料，每天记二十分工，怎么样？”写材料比编剧本自然容易得多，说几句好话，对别人也没有坏处，何况还有二十分工？如果收成好，每十分合到两毛钱，一天就可以收入四角，且不用担牛粪，在当时，这诱惑力还小吗？我答应了。刚刚一动笔，那些被歌颂的对象便对我表示了极大的热忱，请我吃饭、喝酒，给送鸡蛋。还悄悄告诉我：拜托，拜托，全凭你笔下生花，只要上了报，国家粮就到手了。是呀，哪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想捞个国家粮本本，过过轻松日子？有趣的是，我居然成了他们的救世主！

　　于是，笔走龙蛇，无中生有，我的笔下走出一个又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他们终于拿到了粮食户口簿，领取了每月二十四元五角的俸禄。有位大字不识的傻大姐还当上了师范学校的校长。派我写材料的秘书当上了公社书记，公社书记当了更大的书记，我也很快恢复了公职。于人于己，皆大欢喜。至此，我终于发现，谎话，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功效！

　　这功效，显然大家都知道，只是心照不宣。虽然每个红头文件上都强调“实事求是”，而每次上报的成绩、经验，又总是象崩爆米花一样膨胀了好多倍！那些心眼儿太死，不愿扩大事实的人，反而被指责为无能、不力、右倾……

　　后来，我参观过故宫。宫廷里，讴歌皇上的颂文比比皆是，仿佛“万寿无疆”的声浪依然绕梁不绝；然而，哪个封建王朝又逃脱了覆灭的命运？

　　我登过庐山，瞻仰过庐山会议大厅，仿佛看到那些金戈铁马、战功赫赫的老帅、将军们在谎祸面前一筹莫展，无数只曾经勾动枪机、消灭了蒋家王朝数百万军队的手无可奈何地缓缓举起…”嗟夫！人类社会，大千世界，何等错综复杂！

　　扯远了，该回到《喜脉案》戏上来了，然而我总觉得，未找到《喜》剧的素材，没有《喜》剧创作计划之前，我好象就早已认识了巧舌如簧的李珙。这正是笔下未写《喜脉案》，心中早有李太医。

　　二

　　也不知始于哪朝哪代，湖南华容地方传下来一个有趣的故事，新科状元黎淳被招为驸马。洞房花烛之夜，状元公识破公主已有身孕，无端戴顶“绿帽子”，心中实实不甘，翌日上得朝来，题诗一首，当众挑明了皇家丑事，万岁爷脸上无光，盛怒之下，将公主当众剖腹。为了显示帝王的胸怀，便将二公主与状元续配。黎状元盛感龙恩浩荡，带着新婚妻子衣锦还乡，行至黄河边，皇帝老子翻了脸，找个借口杀了他的头。二公主没了丈夫，回京哭闹，万岁爷无奈，只得为状元平反，赔了他一个金脑壳。至今，华容城里还有状元街、状元坟。有无此事？不见经传，无从考证。当时，身在华容的老叶跑来找我商量说这个故事好写戏。从此，我们便开始了对那位身怀六甲的“失足女青年”的研究工作。

　　戏从何出？故事当然离奇有趣，既有男女洞房秘事的勾当，又有剖腹取胎儿鲜血淋淋的场面。剧本创作之初，正是传奇疯魔人心韵日子，街头巷尾书报摊上尽是“女尸之谜”“迷宫大血案”之类的醒目标题。试想在舞台上将那小公主大卸八块，取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人儿，确实是够刺激的，必定能迎合一批观众的胃口，使得坐无虚席，场场爆满。曾经就有人这样设想过，设想它应该是一个大悲剧。然而，这样的集荒淫、邪恶、残暴于一体的悲剧，除了刺激观众的感官，使人瞠目、恶心而外，有无悲剧的美感呢？回答是否定的。“真正的悲剧美是崇高的，犹如狂风巨浪悬崖陡壁等所产生的美感之中却夹杂着痛感”一样崇高而悲壮。

　　戏剧要繁荣，要振兴，要适应今天的观众，但决不是迎合迁就，向低劣的欣赏癖好屈膝投降；而是在适应中培养观众的高尚情操，给观众有益的精神养料。

　　动笔之初，还考虑到另一种高见：充分发展公主与情人的爱情线，写“后来居上”的“第三者”——状元主动“让贤”，使得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将原来的凶恶残暴变为情意绵绵，化干戈为玉帛，是一幕赞美的喜剧，赞美公主追求爱的自由、性的解放，赞美状元公与人为善、自我牺牲的人格美。自然，表现人格美是中国文学艺术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主题，甚至可以说，人格美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灵魂，被千千万万老百姓所崇尚。可惜那“跳粉墙的公子、痴情的小姐”太多了。更何况今天的观众已有了爱情的充分自由，用不着偷偷摸摸。即便一时冲动，撞破禁区，酿成恶果，向单位写个检讨，补领一个结婚证也就没事了，何用大惊小怪？因而，哪怕是尽善尽美地塑造状元公让老婆的高尚风格，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多大关注。这种写法、仍属平平。贺拉斯在《诗艺》里说：“世界上只有某些事物犯了平庸的毛病还可以勉强容忍，唯独诗人若只能达到平庸是不能容忍的。”作诗是这样，作戏文何尝又不是这样？好心的朋友说，别折腾了，这个戏就这么写也满不错了。而我们却有个毛病，那就是眼高手低。眼睛老往高处看，心中老想着“语不惊人死不休”。在我们精力充沛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探索新的途径，追求新的意蕴。攀登新的高度而要甘于平庸呢？

　　历史剧（或者古代戏）的高度不在于反映历史的真实，也不是陈述一个有趣的历史故事供人一乐，而在于给今天的观众以教育鼓舞，要使人在击节咏叹之余，猛然得到一些启迪。所以，历史剧应该有现实感。

　　现实感，委实是个好东西，为文为戏者，无不对她苦苦追求，但却高低各异、上下有别。我们以为：图解现实，把现实中发生的事，换一个古代包装，是为下乘；影射现实，即：史实与现实似是而非，作者有意增删情节，使其酷似当今之人之事，是为中乘；而上乘之作，应是不动声色、不露破绽地迫使人联想到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我愈不提现实，你愈想到现实，这手段，也许是较为巧妙的罢？因此，我们便着意追求一种寓言式的内蕴。譬如《皇帝的新衣》，说的是皇帝穿一件看不见的衣服，这样一码子事儿，却饱含深刻的哲理，让人玩味不已，浮想联翩，这才是最高、最难达到的意境！

　　古代戏，是演给现代人看的，同时还是给未来人看的。要让未来人象今人看《窦娥冤》一样为之动情，读《看钱奴》那样忍俊不禁。这便是我们的创作意图。因此，唯有通过自己的作品，把浓缩了又浓缩的、沉积在我们心底的情绪喷发出来，才是我们的愿望。我们抛开那些低级趣味的情节，就象冲洗净河床里的浮沙去淘金一样去寻求故事中能够撞击人们心扉的底蕴。皇帝为皇家体面，竟不惜处死自己的女儿，状元直言不讳，终招杀身之祸，这是故事的核心，这个核心，岂无深刻的哲理？我们从这儿开始设想：在残暴、专制的封建社会里，朝廷中突然冒出这样一档子事来，各色人物、各种嘴脸，该会构成一幕多么滑稽的喜剧！莫里哀说：“一本正经地教训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

　　当我们最后确定就以“公主怀孕了，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为戏胆，展开矛盾，充分揭露封建专制下，各种人物的扭曲和变态的时候，李珙这个人物，一下子从生活积累的底层冒了出来！这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恍若悟破了玄机，说不尽的怡然自乐。原来，眼高手低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儿。或许，这过程就是人们常说的对主题的提练。幸好，是到了最后方觉悟的，不然，就有主题先行之嫌了。

　　三

　　《喜》剧搬上舞台后，得到了广大观众的青睐。正当我们在喝采声中洋洋自得，有如阿Ｑ被人唤作“Ｑ哥”的时候，却兜头泼来一瓢瓢冷水；不少细心的观众，纷纷对剧本提出质疑、非议、乃至于指责。因为我们在处理戏剧情节时，淡化了状元公与公主的情缘，模糊了他们相遇、相爱的经过，略去了许多繁杂的情节；而把笔墨省下来，写公主怀旧的美梦、状元对妻子的坚贞、胡涂氏对丈夫的厚爱，太医胡植的悲愤、写李珙的变态行为与皇帝的复杂心理。于是，问题来了。

　　某甲说：“皇帝是不轻易出宫的，你们那戏，朝鼓一敲，他马上就来了，玩意儿似的，要得么？”

　　某乙说：“公主出走了，怎她又回来了？”

　　某丙说：“纵然是兵荒马乱，皇帝也不会把个女儿也弄丢了，好歹要有个交代啊！”

　　某丁说：“公主金枝玉叶，怎么会爱上一个穷秀才？恋爱过程？爱情基础？……”

　　凡此种种，一下就把我们弄得心中惴惴，如坐针毡了！

　　的确，戏里不合理的毛病太多了，留下了许多残缺，得想法子补救。然而，一补便不可收拾，须按故事程序一一交代。先写兵荒马乱，皇族公卿仓惶出逃，再写公主如何失散，巴山道如何路遇秀才，相依为命，患难中结为夫妻，隐居古渡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牧歌式的田园生活；而后战事平息，“天旋地转回龙驭”，皇帝下旨，满世界寻找公主。忽一日，锦衣使者在巴山古渡头发现了河边采桑的公主，便请她回宫。而公主不忍抛下丈夫，凄迟不肯上路，使者却不容他与布衣丈夫见面，便把她强押回京，临行时，公主脱下一只绣鞋以为表记，泪洒河边，依依而去……这样写，来龙去脉，情节冗长，只怕要连演数集，了犹未了，哪还有笔墨抒情写意，充分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呢？写戏毕竟不是说评书、讲故事，而是要言志、明理，通过剧中人物的活动来传达作者的用心。因而，这种“十全大补法”是断然不可取的。

　　于是想到小补，把每个问题都略加说明，然而说来说去，问题是稍稍说清楚了；但是情淡了，戏松了，主题也被一些补巴遮盖得模糊了，反不如不补的好。

　　正在苦思无有良方的时候，偶见湖南画家曾晓浒作画。他画山不露全山，画水不尽其源，泼墨成云，点平若雾，嶙峋怪石、参差古木隐约其间，看似残山剩水，偏有无穷妙趣。设若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均仔仔细细画出，势将把整个画面塞满，那样，便成了一幅军事地图，还谈得上什么艺术品呢？原来，在国画布局上有个讲究，叫做“密不透风，疏能走马”。留空白，竟是一种最不容易掌握的艺术手段！

　　于是想到《喜脉案》。剧中省去许多情节，大幕一拉开，就告诉观众：公主怀孕了，但她还没有出嫁，怎么办？观众马上就紧张了，被这突然事件吸引了。自然，观众关心的不是公主为什么怀孕，而是怀孕以后怎么办？她的汉子是谁？那个不负责任的“小流子”哪里去了？当众太医吞吞吐吐、遮遮盖盖，李珙花言巧语，状元公直言不讳，胡太医忠义两难的时候，观众便开始了是非观念的判断，倒要看看哪位是真君子了。这样的效果，是不是也象国画一样，是浓墨重彩与空白相衬造成的呢？

　　细细想来，颇觉有理，正所谓歪打正着，心中也便释然。与其弥补残缺，冲淡人物与情绪，倒不如残一点、缺一点的好。后来，渐渐觉得，有意无意地留下一些残缺，虽不尽合理，却更有美学价值。好在今天的观众，文化修养高了，思维能力比过去强了，通过丰富的联想，可以填补故事的残缺，自我解释不合理的情节。这种写法，未必没有好处，比如：为表现西湖美，写一大段唱词，尽数苏堤春晓，雷峰夕照、断桥残雪、平湖秋月……反不如用一段美妙的西湖小调来启人遐思更好。

　　看来，意到笔不到，言尽意未尽，才是真正的恰到好处。宁可残缺，不可太满，这种美，我们叫他残缺美，姑妄言之吧。

　　四

　　有人说，《喜脉案》的成功之处，主要是写出了李珙等人物。这说法，作者是由衷赞同的。

　　在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按照人之常情对正常事物作出正常的反应。那么，当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封建王朝的皇宫里，皇帝的女儿有了私情，又偏偏暴露在皇帝面前，这情况就特殊了。残酷的封建专制逼着人们不得不作出异乎寻常的反应。违心的说话，违心的办事，人性歪曲了，情理悖离了，荒诞离奇的事接连发生：

　　公主怀孕，李珙说成是“风邪入内”；一贯耿直，以医德为重的胡植，居然也撒谎；皇帝爱女儿，千方百计为她治病，却又要将她处死；更有胡植装死、胡涂氏挨刀等等。荒诞、颠倒、混乱搅在一个锅里。而李珙却面对此情此状，大声呼叫：“可喜可贺！”生死攸关的大事被他一番巧妙的谎言说得烟消云散。结果，说真话的遭到惩罚，说假话的连连升官。这些事，看起来荒谬可笑，不合情理，十分虚假；但恰恰是这种不合理的情节体现了人物的真实思想，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我们把它叫做放大镜、哈哈镜手法，用这种手法来写喜剧人物，编造喜剧情节，无疑会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喜剧内涵更加丰富。

　　人情、人情。人与情是分不开的。不同人物，不同环境有表达感情的不同方式。状元、公主新婚离散则忧伤缠绵，胡涂氏是个来自农村的妇女，则以喊魂、骂夫、闹法场寻死来表达她的朴质情感。皇帝是这一谎祸的祸首，他心狠手辣，视杀人如割草，但他也是人，他也有骨肉情分，故而我们安排了他痛哭自己女儿的一段戏。在给他写这段唱词的时候，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他痛苦难受、伤心流泪。面对亲生骨肉的遗体，他撕下面纱，道出了深藏在内心的难言之隐。他埋怨胡植既己撒谎就不该改口，埋怨女儿不该当面承认，他感叹做个皇帝也难难难！这样，他就不是一个偶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情足了，人也活了。

　　为了写好人物，写好我们“这一个”，不雷同，不概念化，我们有意改变了旧戏里脸谱化的传统习惯，将历史感与现实感结合起来，力图从人物内心出发，展现复杂的、立体的人物性格。在传统戏里，什么样的脸谱便框定了什么样的人物性格：白脸奸臣，红脸忠臣，黑脸莽汉……而现实中的人哪能这样？这么说吧，一个人至少有两张面孔，或许更多。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境，脸谱总是难免要变换的。比如，求人给落实政策，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给孩子安排工作，你就得变小花脸，要你介绍经验、谈创作体会、大会表态等等，马上得变架子花脸了……

　　若依惯例，我们戏里的胡植，正直仗义，他应该是一贯正确；李珙拍马逢迎，媚君事主，应该坏事做尽。我们没有这样写，一言一行，都从实际出发，决不强加于人。胡植虽然正直耿介，但是，“铁到洪炉抽软线”，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说了假话。一句谎言，铸成大错。这样，才有胡植的冒死闯宫，直言犯上，搭救公主等等……人的多重性格得到了展现的机会，这个人物才有了光彩。

　　李珙，也是一个被社会扭曲了的人物。“人之初，性本善，”谁生下来就会撒谎？就笃定主意做一个坏人？然而，为了生存，惧怕权势，怯弱的个性便形成了，说谎成了一种自卫的武器。所以，我们塑造李珙这个人物时，还是让他在被动中前进。他既媚言惑主，害了状元公，又逢迎拍马，花言巧语救活了三条人命。他希望与同僚们“患难与共同携手”，但为了保全自己苟且偷生，又不得不去监斩同僚，“圣命差遣不由己”嘛。从前，四川山道上常常看到一种抬人的竹椅，谓之滑竿。有的人让人抬着走，有的人抬着人走，世上的事就那么新奇，有人坐轿子就有人抬轿子，假若皇帝老子不爱听那一套，李珙就不会煞费苦心了。他也难啊！

　　五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编剧有了法则，倘不严格遵循，写出戏来，便不免有许多技术上的争论。就象工业产品鉴定会，就象评酒、品茶。品尝者闻一闻、呷一小口，咂巴出味儿来，而后自有高论：此酒是酱香型、曲香型，此茶够一级毛尖、二等炒青……

　　《喜脉案》出笼之后，有人在品尝之余，竟有些茫然，于是问道：“你们这个戏究竟是讽刺喜剧还是滑稽喜剧？还是幽默、赞美、抒情……”这个牌子很重要，产品没有定型是无法推销的。而我们却象傻瓜一样，张大了口，回答不出来。连戏剧的基本属性都不懂还编什么剧？不过，这话冤枉了，什么叫喜剧、悲剧，什么是赞美、讽刺、幽默喜剧等，我等也还略知一二，只是编剧的时候，无暇顾及它，把“佛祖”留下的法规忘到脑后去了。我们的戏，是以我们饱满的热情编出来的，我有话要说就痛痛快快地说，不管用什么方式。我对那逢迎拍马、趋炎附势，充分理解领导意图的“马屁精”，向来蔑视、厌恶，便把他的面具揭开来，让他暴露无遗；我热爱那些忠厚、善良、朴质的人们，便赞美他们。虽然在剧中我不能给他们以令人满意的结局，甚至还要给他以“下放”处理；但这并非我之过，是社会、历史的责任。或许这样更能引起观众的同情，更能够把他们长留在心中，永久地纪念。

　　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创造，是讳忌形式约束的，否则，不叫创造，叫如法炮制。只要能表现我的这一个，便可以不择手段，不顾形式，毋须保持一定的格局，讲究某种风格的统一。公主夫妻失散，魂牵梦绕思念他的丈夫，留恋田园生活，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用滑稽、讽刺喜剧的手段来表现的；而当四位太医不知内情，争相拉脉看病，以图封赏时，又是十分滑稽可笑的。胡植夜闯后宫，公主被赐自缢，令人伤感悲凄，免不了掺进悲剧成分；胡涂氏闹法场，李珙见风使舵，把死的都说活了，必然产生喜剧效果。又悲又喜，非驴非马，叫什么剧？我们说，就叫它杂剧（非元明杂剧，乃混杂之剧）吧。马和驴杂交产生了骡，骡子拉犁、驮东西劲大。尼纶纤维与羊毛混纺，比纯毛料弹性好，耐磨，耐碱，还容易洗。如果有人一定要加挑剔，说骡子究竟是驴还是马，问混纺纤维究竟是尼纶还是羊毛，为什么风格不统一，这个问题恐怕只能使人哑然了。

　　这样一说，或许又会有人问：“你这个戏岂不是没有风格了？”有。我说，这风格不在标签上，而是在作者的追求之中，说穿了，那就是两个字：“冷静”，愈是惊天动地处，我愈不动声色。在我们找到一大堆素材，抓住了“主脑”之后，我们曾十分激动，而这时需要的却是冷静。法国作家梅里美的作品常常冷静得象一潭秋水，“对正面人物的描写也略带揶揄，对不合理事物的揭露又含着讽刺的微笑，就是叙述某一惊心动魄的事件或惨绝人寰的悲剧时，也还是用一种平静的态度。”即便在小说《马铁奥·法尔哥尼》中，写到法尔哥尼要枪杀并埋葬自己的独生儿子，仍然平静地“用长枪的枪柄敲了敲地面，发觉泥土松软，容易挖掘，他觉得这块地还适宜于执行他的计划。”这样的冷静，已到了使人无法忍耐的程度，作者也就达到他所要达到的最佳效果。再如《空城计》，诸葛亮那种内紧外松、幽默该谐，是多么叫人揪心！设若作者把诸葛亮的铤而走险写得波澜陡起，电闪雷鸣，观众还会那么揪心、激动吗？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似乎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因此，我们在戏中努力追求冷静的风格，哪怕是“皇帝哭公主”、“法场斩胡植和状元”以及胡植夫妻最后凄凄凉凉地遭到放逐时，我们笔下仍旧力求轻松调侃。让波澜埋在水底，让表面保持平静。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大事渲染，写得呼天抢地，悲悲壮壮，可以断言，观众受到的感染反而弱了。道理说不太清楚，反正我们认定：汹涌的波涛决不比暗藏的旋涡更使人怦然心动。

　　故尔，我们便别出心裁地给自己的剧本贴上一个无形的标签，叫作“冷静的喜剧”。不知大家敢不敢苟同？

　　六

　　戏到结尾，撒谎的李珙升了官，说真话的胡植倒了楣。这一结局，善良的观众是通不过的，有许多观众写信给作者，为胡植鸣不平。为什么人们都憎恶李珙敬仰胡植？虽然李珙升了官，但任何一位观众也不愿去做李珙那样的被人们唾弃的人物。我们想，这样的社会效果应该是好的了。

　　编完《喜》剧，忽然觉得自己脱去了许多天真味，老了许多。对于生活，对于戏剧，似乎看得深透一些了，又似乎更模糊了，岂不怪哉！对编戏似乎有了极大的兴趣，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然而又瞻望前程，不寒而栗。写戏太难了。两年磨一戏，一方面，我们在磨戏，另一方面戏在磨我们。两年来，湖南省戏研所的齐芝田老师一直在陪伴着我们受苦，每次修改，都得到他的指导，若非他，多年的媳妇岂能煞成婆？而当各地剧团正在上演《喜》剧，幻灯字幕、报刊杂志上印着编剧大名的时候，他却默默无闻，坐在家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老花镜下，又不知瞄准了谁的剧本。在此文结尾处添上这么一笔，是希望有人知道，《喜脉案》之所以能成正果，皆因有“神仙”点化。

　　一九八六年八月

　　于洞庭湖畔

　　责任编辑　姜春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