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光屁股诸葛亮

　　我从小在戏迷家庭的影响下，就喜欢戏剧。读小学时老师就教会我唱京剧《借东风》，并非要推荐到社会上去公演不可。我们湘阴是个小县，没有剧团，刚刚解放就连文工团都来不及成立，一说政府要开什么大会，临时指定我们学校出几个节目当晚在古庙戏台演出。未等天黑，老师就用水粉红墨水给我画了一张孔明的脸；用铁丝黄麻扎了一条冉口，挂在鼻孔下臭味很浓，大概是墨汁染的；孔明扇倒是非常精致的羽毛扇，是没收地主的胜利品。就是八卦衣很难办，做来不及，借无处借，用长袍代用也不像。晚会已经开始了，服装还定不下来。正在老师们着急的关键时刻，学校的一位工友满头大汗地抱着一件衣服进来了。大家一见花花绿绿的就高兴了，校长忙去接手，“到底是领导阶级，在关键时刻就体现了伟大。”“你在哪个班子里借的？”“什么借的，我是从菩萨身上脱下来的。”“这，这不好吧！”校长忙制止：“什么好不好，现在是新社会，不信迷信，快给她穿起来吧。”穿到身上才发现袍子后叶少了一大块，工友解释说：“是这样的，因为菩萨是坐着的，哪个裁缝给菩萨做后叶的啰！”当时我也像泥菩萨一样，任大人去摆布，教唱老师认为可以，只是再三的叮嘱我千万不要转身，就是下场，也要退着下。我连连地点头应是，可是耳朵里什么都没听进去，我看见两盏煤气灯就像老虎的眼睛，全身发抖。琴声一响，看见在台上拉京胡的老师架着二郎腿，轻松的样子，我的头也随着两边摆起来，手不抖了，脚也抬得起来了，效仿着名流的派头，几大方步就到了台口，正要起唱，突然一杆子点燃了的鞭炮，噼哩叭呐的从下伸了上来，我不知道是捧我的场，以为是男学生整人，吓得忙抱头转身。这一转就转露了底，引起哄场大笑：“啊，原来是个光屁股诸葛亮哟！”当时，我这个十岁的细妹听到这样的话，不知有多难为情，我是流着眼泪唱完《借东风》的。这第一次登台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也给别人留了笑柄，“龚谷音演了一出光屁股诸葛亮‘哭’东风”。第二年，文工团成立，由于我的“哭”东风唱出了名，也把我这个光屁股诸葛亮招进了革命队伍。领了一套大号的灰制服，妈妈帮我一改，不但改合体了还多做了一条西装短裤。我再不是缺后叶的光屁股诸葛亮，而是穿西裤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了。

　　二、毛主席的小老乡

　　1951年“五一”劳动节前后，我们湖南花鼓剧院正在广州作巡回演出。就在节前头一天的下午，临时领了一个神秘的任务：指派我今晚到广州军区参加舞会，舞间为中央首长演唱花鼓调。是谁来了，团长不肯说，反而命令我回来知道是谁之后，也不能说出去。还要我打扮漂亮些不能丢湖南人的丑。这就为难了，我当时连最差的小三针的手表都没有一块，猪皮面的鞋也没有一双，怎么打扮呀？！穷姑娘在一起只有穷凑合，这个借衣，那个来鞋，这个把手表让我戴，那个拿扣花给我别。可以说，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除内衣内裤是自己的以外，其他全是借贷。我就是这样“借罗衣”参加盛典。

　　到了军区，我才知道是为毛主席演唱，给毛主席伴舞，而且指定我这个主席的小老乡跳第一首曲子。这下我高兴发呆了，一不准备节目，二不去整理自己的容妆，只对着入场口的电梯门，瞪着一双小眼睛傻笑，心里什么都想到了，而什么都想不好，人一紧张就想跑茅房。我刚刚要离开，舞厅里那嗡嗡的杂乱声突然终止了，只见人们朝电梯口方向移动。我随大家视线一看。穿灰中山服的高大身躯步入了舞厅。这不是电影中见到的主席形象，而是我亲眼看到的真正的毛主席呀！心跳得像打鼓一样，强迫自己把这第一眼见到的主席形象，细致的记忆下来，可是眼睛什么也看不仔细。只见主席跟同来的一位梳Ｓ头型的女同志跳了起来（后来听说是江青），搞保卫的同志轻轻对着我的耳朵说了几句：“下一曲子，归你跟主席跳舞，你先站到他的坐位旁边去等侯。”

　　“主席。我想跟你老人家跳盘舞好不？”浓郁的乡音引过了主席的视线。他笑着望了我一眼，一声“好”字就起身了。天呀！这么高的个子，我硬是伸直了左膀才搭上他老的肩膀。“你是湖南哪里的人？”“我是湘阴的，”“湘阴人喊妈妈是唔（口皮），你是不是也喊唔（口皮）呀？”“噫？主席呀，你怎么晓得这些土话呀？”主席点着头笑了起来。他的幽默和亲切解除了我的紧张，他一句土话，沟通了我们之间的乡情，我想，我要多讲湖南的笑话给他听。我还没想好，他又问我叫么名字，我怕主席误解我是英雄的英，忙先作解释：“我是稻谷的谷，音乐的音。”“呵，山谷之音，这是个演员的名字，取得好，是哪个取的？”“是我爷爷取的。”主席又问我到广州来干什么，这一问，就打开了我的话匣子，我把改编后的《刘海砍樵》详细的作了介绍。当他听到我说刘海是个劳动小生时，忙问我“怎么叫劳动小生？”我说“过去的刘海是作小丑演的，丑化了我们劳动人民，就改成了小生的俊扮。为区别于才子佳人斯文小生，所以把刘海说成是劳动小生。”我的解释不知主席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他不作回答只是一个劲的哈哈大笑。他喜欢笑，我就更喜欢讲，专讲湖南土地方的土笑话。毛主席高兴了一连的笑出声音来，全场的人都注视着我们，连窗外值勤人员也把头伸进来了，他们还未弄清楚主席为什么笑，也就跟着笑了起来。等这一舞曲结束之后，不少人都围着我问主席听到什么发笑。组织晚会的同志特别高兴，还要我去邀主席跳舞。那些等主席跳舞的同志，像排队领奖似的，我真不好意思插她们的队。但是领了任务又不得不去。“主席，我还想请你跳一盘。”怕排队的姑娘有意见，主席忙帮我解释：“她是我的小老乡，就多照顾一次吧。”就这样，我跟主席跳了两盘舞。最后一盘还是跟开曲人跳的。曲子没有完就不见主席了，舞会就此宣布结束。我回剧团后，总想告诉大家，又不能说，服从命令睡觉又睡不着，一直忍到第二天参加“五·一”游行活动的途中，我在彩车上看见“羊城晚报”报道昨晚的消息，说主席今天一早就离开广州回北京了。这时，我像发疯式的大叫起来：“同志们！昨天我跟毛主席跳舞了，还握了手讲了话！”同志们也像炸了锅一样，硬要抢着握我这只同毛主席握过手的手。哎哟咧，舞美队男同志的手，都像老虎钳式的，痛得我只想哭。哭？又没有哭，说是笑，脸上还挂泪珠。那非哭非笑和又哭又笑的幸福心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

　　 三、倒霉的幸运儿

　　曾经有人在戏剧报上介绍我，题为“没有得过奖的名演员”。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倒霉的幸运儿。演了四十六年的戏，塑造了一百一十多个角色，可没有拿过一次奖牌（唯一的是兰州小品会演中的小奖牌）。年轻时，正是当主角的年龄又没遇上设奖，后来设奖了我又老了，创作剧目很难碰上一个以老旦为主的戏。那些不设奖的移植剧、传统戏，我倒演得不少。1965年好容易摊上一个《打铜锣》排了一年多，临到中南会演拍电影时，又被换下来了，说我有海外关系，父亲在台湾，怕我到广州后外逃。你说我倒不例霉！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个幸运儿。我登过庙台、草台、大舞台、洋舞台、中南海的高级台；演过电影、电视、话剧、歌剧、花鼓、豫剧和京剧；唱功戏、做功戏、现代戏、传统戏，可以说戏剧的百科门类我基本上尝到了。唱腔得到了观众认可的“龚派”、劳动得到党和人民很高奖赏；省党代会主席台的一把位让我坐了；出席全国妇代会的代表让我当；首次评职称唯一一个花鼓一级演员的指标给了我；我又是花鼓第一个领到国务院津贴的演员。到现在我还能活跃在舞台上，湖南的新老观众知道有个龚谷音，群众点龚谷音的戏，省委领导指名要龚谷音的小品，虽然我没有金牌，我也满足了，所以我说我是个幸运儿。

　　责任编辑 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