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六年来戏剧创作的成就和特点

　　六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方针指引下，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同其它各条战线一样，戏剧战线也已走上了正轨并得到一定的发展，戏剧创作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

　　六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戏剧战线上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虚无主义的罪行，打破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设置的种种禁锢，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批判了“左”的指导思想，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恢复和重建了“四人帮”强行解散的艺术表演团体，一批老剧作家回到了戏剧创作岗位，一批中青年戏剧作者成为戏剧创作的骨干力量，建立和健全了戏剧创作机构，团结和扩大了戏剧创作队伍，解放并发展了艺术生产力；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双百”方针，鼓励各种戏剧门类不同艺术形式、不同风格流派的自由发展和自由竞赛，使话剧、戏曲、歌剧、舞剧、儿童剧、皮影，木偶等戏剧品种，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话剧艺术继承并发扬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不断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在塑造人物典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上，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都是走在前面的。戏曲贯彻了“三并举”的剧目方针，不仅恢复上演了被“四人帮”禁锢的优秀传统剧目，而且在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创编新历史剧，努力探索运用戏曲形式表现新的生活、塑造新的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歌剧创作在运用民族形式以及吸取西洋歌剧经验，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有新的探求。舞剧的成就是令人鼓舞的，它无论在运用民族舞剧语汇或使芭蕾舞民族化方面，都有突破，面貌为之一新，在数量和质量上超过了十七年。皮影、木偶也恢复了一批传统剧目，创作了一批艺术质量较高的新剧目。特别要提出的是儿童剧的创作和演出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热烈欢迎。

　　六年来，文化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文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艺术创作的措施，如举行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戏剧会演，举办优秀剧目评奖，观摩创作成果，开展艺术竞赛和理论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剧创作的繁荣。

　　六年来的戏剧创作是活跃的，主流是健康的，发展是正常的。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前的一个时期，有些戏剧创作还受着“两个凡是”等框框的束缚，但在“揭批‘四人帮’，歌颂老一代”上，戏剧创作还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文艺上的“揭批‘四人帮’，歌颂老一代”，也主要是出自于广大剧作家的热烈的政治激情，由下而上，在一些老同志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逐渐形成的。戏剧方面，从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转折》、《曙光》开始，其后相继出现的话剧是《秋收霹雳》、《丹心谱》、《报童》、《西安事变》、《沉浮》等，戏曲《蝶恋花》（京剧）、《西安事变》（秦腔）、《报童之歌》（越剧）、《三月春潮》（越剧）、《南天柱》（京剧）等剧目，都由于及时地表达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和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怀念，受到群众的欢迎。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国戏剧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而使它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我们的戏剧创作才真正思想解放，才在不断克服“左”和右的干扰中真正开始走上正轨。

　　三中全会之后，广大戏剧工作者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面对“四人帮”造成的灾难后果和长期以来“左”倾思想对人们的严重束缚，面对它们同即将起步的四化建设的历史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发出了时代的呼喊。话剧《未来在召唤》、《报春花》、《权与法》、《救救她》、《向前，向前》，歌剧《星光呵、星光》、《忆娘》，戏曲《佤山雾》（京剧）、《一包蜜》（京剧）、《发霉的钞票》（常德汉剧）等，有的是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有的是批判“左”的错误的流毒，有的则揭示了实现四化是不可逆转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令人至今不能忘怀的是，当时几乎每一出好戏的上演都成为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被街谈巷议、道路传诵。特别是《于无声处》的调京演出和发奖，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那些日子里，广大戏剧工作者扬眉吐气，振奋异常。

　　一九八○年在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以后，在胡耀邦同志提出的“五个正确对待”的循循诱导之下，广大戏剧工作者对社会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四人帮？造成的灾难后果必然被逐步消除克服和四化建设必然胜利的前景，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认识。他们的目光开始较多地转向了四化建设的现实，直接描写四化建设的作品不断出现，质量也有所提高。在此期间，戏剧界虽然一度出现过所谓“淡季”的议论，以及少数人表现出心有余悸、沉闷等现象，但是绝大多数作者却从党的关怀中吸取了力量，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身到变革现实的伟大斗争中去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在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上付出了更大的努力。话剧《血，总是热的》、《谁是强者》、《灰色王国的黎明》、《左邻右舍》、《分忧》、《金子》、《双双对对》，戏曲《母与子》（淮剧）、《野马》（评剧）、《民警家的“贼”》（评剧），滑稽戏《路灯下的宝贝》等剧目，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九八一年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后，对文艺界出现的自由化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斗争，使反映四化建设的戏剧创作得到了健康持续的发展，创作质量也不断提高。到一九八二年，在戏剧舞台上又出现了一批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并形成了一股新的势头，非常令人鼓舞。话剧《被控告的人》、《网》、《吉它之歌》、《可口可笑》等，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四化建设中面临经济领域内反腐蚀的复杂斗争；《初春》、《不尽长江》、《哥儿们折腾记》，戏曲《朝阳沟内传》（豫剧）等，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四化进程及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儿童剧《闪烁吧，繁星》、《朱小彬》、《宋庆龄和孩子们》等，则呼吁学校、家庭、社会要共同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小侦察》、《金童》等儿童剧更是表现了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捍卫社会主义的勇敢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话剧《金钥匙》、《宋指导员的日记》等，不仅敏锐地捕捉和表现了萌芽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新的因素，而且在通过这些新的因素塑造四化建设中的新的英雄人物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新的进展。

　　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许多作者为农村生活中新的亮色所吸引，创作了一批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剧目。如话剧《赵钱孙李》、《落凤台》、《张灯结彩》、《吉庆有余》；戏曲《红柳绿柳》（莱芜梆子）、《牛多喜坐轿》（湖南花鼓）、《月难圆》（评剧）、《蔡九赔鸭》（汉剧）、《典型人家》（贵州花灯）、《合家欢》（京剧）、《春嫂》（皖南花鼓）等，都展示了新农村的风貌。《六斤县长》（陕西花鼓戏）更是歌颂了农村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过程中社员和社员、领导和群众之间的新型关系。而根据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改编的川剧《四姑娘》在戏曲现代戏如何保持戏曲特点，又能在艺术上有所革新方面是取得突出成就的。藏戏《朗莎雯波》和藏语话剧《松赞干布》、宁夏的歌剧《曼苏尔》、青海的京剧《格萨尔王》、云南的白剧《望夫云》、贵州的黔剧《奢香夫人》、新疆的歌剧《艾里甫与赛乃姆》、《帕尔哈特与西琳》、朝鲜族话剧《春到海兰江》等的演出，说明被“四人帮”摧残殆尽的少数民族戏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

　　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紧紧地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及时地表达时代和群众的呼声，同新的时代和群众紧密地结合，是六年来戏剧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

　　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沃土，创作题材无比广阔，不同艺术样式、风格、流派自由发展，不断探索和力求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以更好地反映新的生括，这是六年来戏剧创作的又一显著特色。

　　胡耀邦同志曾经用“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话来形容文艺创作题材的无比宽阔。六年来，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从历史到现实，从四化建设到中外友谊，从爱情、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到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在戏剧舞台上得到了反映。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过去一直被视为禁区的我国革命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其中也包括党内重大路线斗争和工作上的一些重大失误，也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被搬上了舞台。这是十七年中所没有、也不可能做到的，是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而结出的丰硕果实。与此同时，新编历史剧的创作相当活跃且有显著成就，值得注目。话剧《大风歌》、《唐太宗与魏征》、《秦王李世民》，京剧《徐九经升官记》、《正气歌》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剧作家殚思竭虑，或者力求从历史人物身上吸取智慧、经验和教训；或者力图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迷雾中，揭示出它们内在变化的规律，而这两者又都是为了服务于四化建设的伟大任务。这是应该得到赞许的。上述事实表明，现在我们剧作家想象驰骋的天地、大显身手的领域，是已经无比地扩大了。

　　从戏剧样式上说，粉碎“四人帮”后，悲剧冲破禁锢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它通过悲剧人物的性格塑造和悲剧情节，揭露了“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表达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一切正直善良人们的怀念，并进而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悲剧的根源，使观众在悲愤中进行更深沉的思考。这是十七年中被排斥的戏剧样式。而喜剧，无论是话剧、戏曲或滑稽戏，在扩大题材领域，塑造带有喜剧性格的正面形象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它不仅表现了广大群众“笑着向昨天告别”的精神面貌，而且在增强戏剧的娱乐性和对落后事物的讽刺性方面，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为了表现新的时代的生活，适应新一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加强同电影、电视等姊妹艺术的竞争能力，戏剧艺术在表现形式上进行了改革、丰富和发展。话剧艺术从戏剧观念到戏剧表现形式上都正在进行变革和创新的探索。《灰色王国的黎明》、《屋外有热流》、《陈毅市长》、《绝对信号》等，从编剧手法到演出形式上力求突破“四堵墙”或狭窄框架的束缚，打破习以为常的那些结构方法和表现手法，以更自由、更开阔地展现生活场景和人物内心世界，丰富戏剧的表现手段。这表明，随着戏剧题材领域的扩大，绚丽多姿的生活内容要求有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段去表现。这对于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对于逐步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流派，达到革命的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题材领域的扩大，登上我国戏剧舞台的人物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些还作为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留在观众们的记忆中了，这是六年来戏剧创作的另一个特色。

　　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塑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德怀、任弼时、刘志丹、陈毅、贺龙等的艺术形象，以及孙中山、鲁迅、宋庆龄、吉鸿昌、詹天佑等近、现代史上的伟大人物，都已经作为艺术典型树立在戏剧舞台上，成为鼓舞我国人民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这批剧目和人物的出现，不但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戏剧的思想容量，而且也显著地提高了舞台演出的艺术水平。同时也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锻炼了作者塑造人物的能力，为创造更多领袖人物的艺术典型提供了新鲜经验。

　　我们的戏剧作者还以巨大的创作热情，塑造了一批四化建设者的形象。这里既有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敢于冲破“左”的思想羁绊，站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列，联系群众，坚持原则，敢于扶正祛邪的领导干部；也有思想敏锐，脚踏实地，勇于追求新目标，敢于开创新局面的改革家和实干家；还有一批在平凡岗位上，敢于面对现实，战胜一切困难，为振兴中华而艰苦创业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虽然，成功的艺术典型为数还不够多，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预期，在广大戏剧工作者的努力下，一定会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典型，出现在我国的戏剧舞台上。

　　在戏剧创作的实践中，组织起一支戏剧创作队伍，培养锻炼了一批中青年戏剧作者，使戏剧创作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有所缓和。这批中青年作者艺术上日益成熟，他们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和创作能力，思想敏锐，勇于创新，其中不乏有才华的作者，他们已经成为戏剧创作的主力。人才辈出，硕果累累，这正是我们戏剧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是六年来戏剧战线大好形势的生动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