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戏曲评价问题的争论，始自1980年“全国戏曲剧目座谈会”前后，1981年，一些戏剧刊物继续发表文章展开争鸣。

　　黎澍的《封建残余影响与旧剧》和郭汉城的《和黎澍同志商榷》（《戏剧论丛》1981年第1期）两篇文章，就此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

　　一、如何正确认识传统戏曲的性质和作用？

　　黎澍认为，在批判封建思想的问题上，旧戏是“值得研究的对象”，旧戏中大量的戏都好象或多或少地同封建主义牵连着。他说，这种传统艺术无论如何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民主主义的。从整体说来，就是属于封建文化这个范围。它出不了这个范围，因为它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

　　郭汉城对黎文提出异议。他说，我国封建时代的文化遗产中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也没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顶多也只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思想，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在看到它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的时候，也要看到它所具有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以便区分精华和糟粕。他还说：遗产中的人民性，民主性，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反映。旧戏中，可以举出大量有反封建思想内容的剧目，《西厢记》、《窦娥冤》、《陈州粜米》、《拜月亭》、《牡丹亭》、《白蛇传》、《十五贯》、《梁山伯与祝英台》、《打渔杀家》、《秦香莲》等等，只是其中的佼佼者。抹杀遗产中的精华，不可能对人民在创造祖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正确的估价。郭文进一步指出：遗产中的精华，就其高度来说，诚然达不到对封建制度的否定，但决不能因此否定它与封建思想对立的性质和反封建的作用。

　　二、如何估计戏曲形势和怎样进行戏曲改革？

　　黎澍认为，戏剧改革在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强调抢救、发掘，好象没有真正做到推陈出新。他还认为，旧戏可能真正到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时代了。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旧剧后继无人，剧目大量失传；知音不多，甚至真正懂得的人也日见其少，内容和形式都已陈旧和僵化，跟青年人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现在看来，甚至还可以认为是一个继续传播封建意识的渠道。他提出解决问题的三种办法：第一，继承五四以来发展话剧和新歌剧的传统，把发展话剧和新歌剧当作重要工作。第二，旧剧的优良品种要作为古典艺术形式由国家特别加以保护，在这个基础上探索旧剧革新的道路。第三，提倡上演各种题材的戏。

　　郭汉城不同意黎澍对建国以来戏曲推陈出新的估计，他认为十七年的戏曲改革工作中，粗暴和保守两种政治倾向都是存在的，但总的来看，还是贯彻执行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的。所以戏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无论是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作和舞台艺术的革新发展，其成绩之巨大，是我国戏曲发展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没有的。关于戏曲形势和戏曲改革的措施，郭汉城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我国戏曲剧种多，情况十分复杂，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还着重指出，现在传统剧目有两类：一类是经过整理、改编的剧目，一般是做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工作；一类是未经整理改编的剧目，情况也不相同，有极小部分的诲淫诲盗的坏戏，应制止其任意泛滥。如果不加以区别对待，笼统以“传播封建思想的渠道”一概否定，对戏曲进一步推陈出新是很不利的。他认为，一种艺术形式送进历史博物馆陈列起来，不是好办法，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古老的民族戏剧艺术，走的是这条道路，中国的戏曲艺术没有走这条路，是件大好事。对戏曲的创新问题，他说，必须尊重戏曲艺术的规律和特点，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离开戏曲艺术的基础，创作出来的只能是话剧、新歌剧，决不是戏曲，不能以话剧、新歌剧代替戏曲。

　　1981年第1期《陕西戏剧》发表张绍宽的《戏曲中的封建毒素和“四化”的矛盾》后，陆续发表苏育生的《如何看待戏曲中的封建毒素——与张绍宽同志商榷》（第2期）和金行建的《要推陈出新，不要全盘否定》（第4期）等文章，对如何看待传统戏曲问题展开了争鸣。

　　　一、传统戏曲是否传播封建毒素

　　张绍宽认为，我国的传统戏曲产生于封建社会，是封建统治阶级“教化”人民群众的工具，渗透着封建主义的毒汁。目前，戏曲在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广大城乡，仍然散布着封建毒素，成为封建残余势力和思想大功率的颂歌队和辩护士，成为保留封建思想最集中，最顽固的堡垒，与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苏育生则认为按照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观点，我国的传统戏曲，应当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是统治阶级提倡的戏曲，一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戏曲。前者，大体是“封建统治阶级‘教化’人民群众的工具，渗透着封建主义毒汁”；而后者却相反，基本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爱憎、意志和愿望，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他还指出，我国传统戏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现在我们所说的“传统戏曲”主要应当指那些不见经传的“花部”戏曲剧目，以及后来京剧和各地方剧种的大量传统剧目，这些剧目主要是历代艺人艺术创造的结晶，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艺术感染力。如果不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笼统地冠以“渗透封建主义的毒汁”，是很不严肃，极不恰当的。

　　金行建强调指出，传统戏曲的民主性精华，其主要表现，恰恰就在于反封建和使人认识封建主义的种种丑恶。他认为对待传统戏曲只能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只见精华不见糟粕，或者只见糟粕不见精华，都会导致偏颇之见。

　　二、如何正确认识传统戏曲中的道德观

　　张绍宽说，绝大部分传统剧目不同程度地带有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毒素，因为这些剧目大都出自封建文人之手，他们的美学思想无法逃脱忠、孝、节、义这个封建主义的范畴。这种封建思想最集中的表现有两点：一是“皇权大于一切”，二是“皇位高于一切”。即便是最清醒的剧作家、人民的艺术家。在作品里，在舞台上，也很难突破这个封建思想的藩篱。例如目前正在上演的《狸猫换太子》，一群封建社会的上层官僚，围绕一个至高无上的象征的婴儿皇太子，进行一场保卫皇位继承人的斗争，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戏的主题思想是反动的，宣扬的是地地道道的皇权思想，没有半点人民性。《杨门女将》从整体上来说，是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但是，它毕竟向人民宣扬了反动的忠君思想。《七品芝麻官》塑造了一个秉公执法，不畏强暴的知县唐诚的形象，但最后的胜利，决不是唐诚斗争的结果。而是“圣旨”的威力。把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明君”那里，难道不是宣扬“君权至上”的反动思想吗？

　　苏育生不同意张绍宽的观点。他认为传统剧目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应当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传统戏曲放在一定的条件下，把握其总的思想倾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用“皇权大于一切”、“皇位高于一切”这样抽象的观点评价剧目，没有不发生偏颇的。《狸猫换太子》固然是一场“保卫皇位继承人的斗争”，但郭娘娘勾结宦官郭槐，陷害李娘娘，火烧冷宫，妄图溺死初生婴儿，是十分残暴的，而陈琳、寇珠等人，冒着危险，甚至献出生命，救出婴儿，并将其抚养成人，应当说是正义的。《杨门女将》中即使某些情节，如杨家将谅解了皇帝，披挂上阵，也恰恰说明杨家将以民族利益为重，表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七品芝麻官》虽然写了“圣旨”的威力，但并不降低唐诚秉公执法的斗争精神。因为即使在有“圣旨”的情况下，那些比唐诚官职高得多的达官贵人们，一个个都溜之大吉，而唯独这个七品芝麻官才能把诰命夫人弄得威风扫地，受到应有的惩罚。

　　金行建针对张文的观点指出，不少传统剧目，虽然反映了“忠孝节义”这个封建主义范畴的内容，但并不都是受着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制约，而是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人民的愿望和理想，我们要看它是鼓吹封建主义思想，还是古代人民在使用表达封建道德的一些语言来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的感情以及描绘人民的理想，这在思想内容上，是不能加以混淆的。金文举例说：《打金枝》、《斩秦英》、《草桥关》这类戏，具体斗争突破了封建道德的重重“藩篱”，古代人在戏里做出了和封建统治阶级完全不同的关于“忠”的解释。《吃糠》、《卖发》中所正面歌颂的是赵五娘的孝，《清风亭》中对张继保不孝的控诉，不都是可以简单地用封建主义的“孝”所能解释了的。《武家坡》、《苏武牧羊》、《六离门》、《杜十娘》等的思想性，也都不尽能以一个封建道德的“节”字而给予一笔抹掉。《生死全交》、《杀庙》、《八义图》的思想内容，也同样不是用一个封建道德“义”字所能概括得了的。

　　除此之外，《戏剧界》1981年第1期还刊载了陈德溥的《怎样看待传统戏中的道德观》一文。文章认为，“忠、孝、节、义”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核心，但这些道德观念也包含有劳动人民的道德内容。因为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也形成有自己的美德。“只是由于劳动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因之在道德上不可能独立形成，唯有借用或依附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来表达，从而逐渐成为统治阶级道德的一部分”。他同意张庚1956年在《文艺报》第13期上发表的文章中的提法：“忠、孝、节、义等封建时代所提倡的道德是有人民性的一面”，并举例加以说明。陈文最后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该不怕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光荣的传统美德；更应该不怕承认我们今天的热爱祖国、尊长爱幼、忠于爱情和助人为乐的社会主义新道德是与古代劳动人民所提倡的“忠、孝、节、义”道德内容是有一定联系的。我们从我国丰富的戏曲遗产中，不仅感到强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力量，而且感到了强大的人民的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