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剧种史讨论会，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参加会议的都是老同事老熟人，见到大家我很高兴。

　　首先想和大家回顾一下戏曲剧种史研究的一些情况。

　　过去的戏曲史研究家对于古代戏曲声腔问题，曾经有过不少接触，但对剧种史的研究却涉及的太少了。在戏曲史研究领域里，剧种史研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剧种史研究主要涉及到近代戏曲史的许多问题。我们写《中国戏曲通史》只是写了古代部分，就写到鸦片战争为止，近代部分没有写。戏曲近代史和现代史，确实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充分的学术探讨，没有写出各地的剧种史，那么近、现代的“通史”是写不出来的。

　　解放以前关于剧种史研究的专著很少，马彦祥同志在《燕京学报》发表的《秦腔考》，算是一篇。湖南人刘守鹤发表在《剧学月刊》的《祁阳戏》，也算一篇。真正搞起戏曲剧种史研究，应该说是在解放以后，也只有在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戏曲艺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剧种史的研究才可能开展起来。1952年文化部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虽然只有二十三个剧种参加，那时“百花齐放”的局面，已经形成，剧种史研究的迫切性，摆在大家面前。在欧阳予倩同志的倡导下，以他为首，集中了黄芝冈、周贻白、杜颖陶等戏曲史研究家，他们过去曾经掌握大量史料，又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批戏曲剧种史的研究文章，编辑出版了一本《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其中包括了京剧、粤剧、滇剧、楚剧、闽剧、湘剧等剧种。这批文章，有史料有观点，至今对我们从事剧种史研究，还是很有学习、参考价值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版社曾经再版发行。再一本书就是《华东地方剧种介绍》，在座的有几位同志是亲自参加这个工作的，作者中也有几位作古了。当时他们背起背包跟随剧团走遍了华东广大城乡，拜访了许多老艺人，寻师访友，调查研究，才得到了大批资料，这批资料现在看来是很珍贵的。当年访问的那些人，现在是无法访问得到了。又经过分析归纳，理出条理，才写出各剧种的介绍文章，又汇编成书。对解放初期从事剧种史研究的开拓者们，我们总是怀着敬意的。比如，他们拜访苏州昆腔武班汪双全等老艺人所得到的苏州昆腔武班上演昆、弋剧目的材料，和昆腔武班走杭、嘉、湖一带，如何适应群众需要，维持昆腔的生命，等等。这些资料都是弥足珍贵的。

　　在那个时期也出版了一些剧种史的专著如：徐嘉瑞的《云南农村运动戏剧史》，戴旦的《滇剧初探》等等，究竟是凤毛麟角，为数不多。解放初期只有少量的人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剧种史的工作，而现在我们有条件了，能够积聚这么多同志进行剧种史的研究工作，这多么可喜！

　　剧种的研究是离不开古代戏曲声腔的。古代戏曲声腔的研究，近年来也有不少的进展，同时也发现了不少新的史料。徐文长的《南词叙录》、王骥德的《曲律》等古代戏曲论著中涉及的戏曲声腔资料，是大家熟知的。除此之外，《南词引证》中记载的关于北曲的“冀州调”、“中州调”问题，也对元曲的演唱方法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可以窥见到元杂剧流行的广大黄河以北地区，但因语言的关系，他们去演唱时会各有差异。但是，什么叫“中州调”？什么叫“冀州调”？还有待于探索。这些问题迟早会解决的。现在研究老调、丝弦、柳子戏、耍孩儿、罗戏、卷戏等剧种史的同志很多，其中又有不少精通戏曲音乐的专家，当他们研究这些大老剧种音乐的时候，有的同志已经提出它们和元杂剧有无关系的问题，是否是元杂剧之遗响？这是大家已经接触到的问题，只是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

　　明朝人胡文焕编的《群音类选》，在目录里标明有：“官调”、“诸腔”、“北腔”、“清腔”等等，而“诸腔”里又包括弋阳腔、青阳腔、太平腔、四平腔。这是在明朝人编的戏曲选集里指出的戏曲声腔分类。“宫调”是不是昆腔？现在对它们的了解还不是很清楚。这些腔调如果和所收录的选出联系起来，那就大有文章可作了。明朝人潘之恒（景升）的《鸾啸小品》关于曲派的论述，也给我们研究戏曲声腔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按照他的说法，以昆腔而论，当时有上海、松江、无锡、嘉兴之别，同样是昆腔，由于流行地区不同，却形成各自不同的曲派，这也给我们研究声腔以启发。至于其他像潮州调《金花女》、《荔镜记》等古本戏曲的发现，说明明代在福建、广东一带也有古老的声腔在流传。《金瓶梅词话》里提到的海盐腔子弟的演出情况，给我们提供了海盐腔演出的历史线索。近几年讨论的汤显祖“四梦”用什么腔调演唱的文章，也为我们研究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声腔发展变化情况提出了新的课题。戴不儿同志生前发表的关于“余姚腔”考证的文章，已引起了大家的很大兴趣。对古代声腔的研究，密切和我们现在的剧种研究联系起来，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线索，可以打开思路，继续探讨。

　　现在搞剧种史的人多了，剧种史的专著也出版的多了。大家在搜集资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功力很厚。上海陆萼庭同志的《昆剧演出史稿》，他从解放前就开始搜集资料，他是着重从演出这个角度来进行昆剧研究的。胡沙同志的《评剧简史》，马龙文、毛达志同志的《河北梆子简史》也都是在多年积累材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次讨论会的“简报”上介绍广东积累粤剧资料就有五十万字，这就很了不起；福建的福建剧种历史《资料汇编》历时十几年，出到第十七集了；河北出的《河北地方剧种史料汇编》也很了不起。总之，大家都注意搜集了很多剧种史的资料来进行研究，这是科学的态度，是很可喜的现象。

　　自粉碎“四人帮”以后，剧种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目前全国有六条线来抓剧种史的工作。一是《辞海》；二是《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三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四是上海同志搞的《中国戏曲剧种词典》；五是《中国戏曲志》；六是戏剧出版社抓的《中国剧种史丛书》。剧种史的研究，通过六条线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在六条线的推动下，湖南的同志抓得很好，很有魄力，他们为了搞好剧种的研究，从录音到录相，从文字到脸谱、曲谱都作了搜集、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他各省也都有所安排，有新的进展。各地的工作显然是不平衡的，需要我们统一思想、统筹安排，把这支力量组织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打开剧种史的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总括戏曲剧种史研究的历史经验，我想剧种史的研究，要坚持这样几条：一是要坚持马列主义立场、观点；二是要大量地掌握史料；三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没有这几条做为保证，尽管是开个学术讨论会，也会要分散精力、相互扯皮。

　　再谈一下剧种史研究工作中的交流与协作的问题。剧种史研究的协作与交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张庚同志一直抓这件事情，他为了当前开展剧种研究工作的需要，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结合湖南、山西等省的戏曲研究部门先后组织了高腔、梆子等讨论会，还有今年将要召开的皮黄讨论会，这些会议就是交流，大家摆出资料来进行一些探讨、我们中国的戏曲剧种确实是错综复杂的。以秦腔史而论，山陕梆子的渊源何自？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秦腔是个很了不起的剧种，在清初，它不仅震动了当时的北京，而且魏长生等人还把它带到了江南。广东的西秦戏和秦腔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浙江的绍剧，与秦腔也有特殊瓜葛。为什么绍剧能受秦腔这么大的影响呢？至今还没被解释清楚。皮黄戏从长江上下，直到大江南北，广泛流传，滋生繁衍，蔚为大观，要做大量调查研究，也不是凭一隅之见能把它研究清楚的。因此必须加强研究工作中的交流，互相提供资料，“疑义相与析”，或者能找出一些允当的论断来。我们这次戏曲剧种史撰写讨论会，也是一次很好的交流。像山西的武艺民同志，长期研究“道情”，走遍山西全省和有关省份，掌握大量资料，他能给老调丝弦剧种研究提供很多宝贵材料和线索。如果没有这个讨论会，他们之间什么时间能搭上钩，互通情报，那就很难说了。我们今后还应该提供种种机会和条件，来使剧种史研究工作者相互交流，我想这很必要。大家互相交流研究心得，互相无私地提供资料，这种良好的学风，应当继续发扬。那种有了资料秘不示人、居为奇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应该的。

　　有的同志希望我谈谈编写《中国戏曲志》和撰写剧种史的关系问题。我曾请示过张庚同志，他的意见是：“戏曲志”已经纳入国家科研项目了，是有完成时间期限的。是由文化部、中国剧协和国家民委三家签署的文件，由全国有关部门协作完成的一项科研成果，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抓总的国家社会科学科研计划里挂了号。“戏曲志”的工作量很大，凡是有关地方戏曲的材料都要广泛搜集，汇为一代文献。同时它又为剧种史的编写，提供丰富资料。过去我们编写完《中国戏曲通史》之后，就准备着手搞近、现代戏曲史，可是没有足够的材料，没有近、现代戏曲史中的核心部分——地方剧种史的足够的材料，也就不可能着手编写近、现代戏曲史。而若想搞好剧种史，又必须首先要搞好“地方戏曲志”，才好积累大量资料，因此决定还是首先编写《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志》的工作，必定要占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就很可能影响剧种史的写作。当然剧种史的撰写、出版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用十年的时间把它出版完毕，那真正可算是洋洋大观了。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完美艺术形式的我国戏曲艺术，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开展，终将在国际戏剧艺术之林中雄据一方。生动体现“百花齐放”局面的，是各有特色的地方剧种，因此，剧种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内、国外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从工作安排上说，戏曲志和剧种史是可以同时进行，只要能把它们协调起来，是可以相辅相成的。由于各省的情况不同，进度也不一样，这个工作不可能强求划一。有的省对戏曲志工作准备得较为充分，那么先搞戏曲志；有的省的某些剧种史已经脱稿，将近完成，或正在进行之中，这也可以先搞这几本剧种史，这对以后戏曲志的编卷工作也会有好处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安排。

　　我想顺便谈一下关于“传统剧目汇编”的问题。据今所知，目前，有湖南、湖北、陕西、山西四个省进行了这项工作，北京现在刚见广告。这项工作是在1956年全国第二次剧目工作会上提出来的，据当时统计有五万七千多个，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因为北京市、中国京剧院还有几个省市没有报数，这个数字显然是个初步统计数字，尽管这样也是令人震惊了。这些传统剧目的本子，是从老艺人口述记录下来的，再一部分是家藏、珍藏的秘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拿不出这么多剧本来，有人说这是戏曲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有了如此丰富的传统戏曲剧目，我们的传统剧目工作就好办了。各个剧种都不乏这样的事例，传统剧目经过改编，化腐朽为神奇，成为优秀的演出剧目，莆仙戏从《邹雷霆》改编为《春草闯堂》，就是突出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前各省都在进行这项工作，编印出版了“戏曲传统剧目汇编”。截至1966年，有十八个省区编印了分剧种的传统剧目汇编累计出书约671册，包括剧目4880个。“文化大革命”里这项工作中断了，这些书包括未出版的资料损失了不少，如河北省由于武斗，已是荡然无存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这项工作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据1982年夏天统计，恢复出版戏曲传统剧目汇编的四个省又出了24册，241个剧目。现在河南、北京等省、市也先后行动了起来，这个数字又有了变化。各省市保存的这批传统剧目本子，由于年深日久，所抄资料用纸已经变质，字迹模糊一片，还需要重新誊清，有些还需整理，才能复印。这是相当繁重的工作，而且带有抢救性质，如果我们不做，下一代人就更不好做了。这是国家的艺术财富，也是历代民间艺术家的创造，如果不能及时整理复印，很可能就要失传。如果这项工作也象各种“集成”和“中国戏曲志”，一样纳入国家计划，那就会好办一些。还有戏曲传统剧目汇编的出版问题，过去除天津、上海、北京是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其余各省都是自己印的，印刷、出版、发行都有很多困难，要进行调查研究，加以改进。

　　目前在戏曲剧团大量上演的还是传统戏，约占上演的剧目的80％，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经我们改编加工的呢？很值得注意。现在在戏曲上演剧目出现了倒退现象，把一些老本子，甚至是禁过的戏又拿出来上演了。这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很不利，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措施。我们编印传统剧目汇编并不是只为了拿来上演，而是为了“推陈出新”。各个省市能不能在编印出版传统剧目的同时，将戏曲整改小组一类的机构组织起来，把一些退休的、有能力的老同志请出来来作这项工作，他们五十年代从事戏改工作，曾经做出很大成绩，他们是有兴趣也有能力来完成这项工作的。总之我们应当考虑一下，在改编传统剧目问题上，我们要大力加强，为戏曲艺术的“推陈出新”，做出新的贡献。

　　大家都十分关心剧团体制改革问题，小组讨论中曾经热烈谈论。剧团的体制改革确是一件大事，是一场革命。但改革决不是“向钱看”，改革是改革那些不适合我们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合我们国情的、不适合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办法、条例、体制等各个方面。应当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进行自我改造、自我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使之体制、法令、条例等更适合社会的发展的一场革命。改革的方针部署，中央很明确，就是：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而系统地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改革方针。改革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条：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不是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我们一切的改革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健康，都要以这三条来衡量。文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提高艺术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不断创造出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和合格的人才，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概括起来还是陈云同志对评弹改革所说的三句话：出书、出人才、走正路。承包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理解为改革即承包，承包即捞钱，那就大错了。有人钻改革的空子，乘机捞钱，是不允许的。因此就要认真地做好改革工作的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努力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型剧团。

　　这次召开全国剧种史讨论会，机会难得，会议开得很好。耀邦同志号召我们：团结奋斗、振兴中华，这种精神应当贯彻到我们一切工作之中，剧种史的撰写与研究工作，也应在这一精神鼓舞下，更快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