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和煜，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用他的话说，他种过田、做过工、打过仗。现在的身份是国家一级编剧、湖南广电集团大片办主任、湖南卫视电视剧中心艺术总监。盛和煜这个名字第一次蜚声剧坛源于他的处女作歌剧《现在的年轻人》，当年由中国歌舞剧院上演。之后他创作了大量的戏曲作品：湘剧高腔《山鬼》，赣南采茶戏《山歌情》，汉剧《蝴蝶梦》，湖北花鼓戏《闹龙舟》、《十二月等郎》，滇剧《瘦马御史》，京剧《黄荆树》、《马前泼水》、《梅兰芳》，评剧《凤阳情》等等。所涉及的题材之广、剧种之多且成功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这些独具个性的作品对中国戏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荣誉。他的作品曾六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六次获我国政府最高奖——“文华奖”（其中两次“文华大奖”），剧本多次获全国“曹禺戏剧文学奖”。而他近年来创作的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青春历史剧《恰同学少年》、电影《夜宴》也让更多的戏剧之外的人认识了他。

　　　　　　　　　　　　　　　　　一

　　才华横溢的盛和煜惯于逆向思维，湘剧高腔《山鬼》就是他逆向思维的杰作。

　　《山鬼》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文化艺术大量涌入，创作思想空前活跃，而此时也是中国戏曲遭遇严重危机面临无所适从境地之时。当时许多有为的剧作家从不同方面努力探索，寻求戏曲的发展之路。在众多的探索面前，盛和煜的《山鬼》以一种全新的戏剧理念清新面世，并对戏剧界创作观念产生强烈的震撼，也奠定了他在戏剧界的地位。

　　《山鬼》以历史人物屈原为描述对象，编织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和深刻寓意的故事。屈原追随山鬼的幻影，来到了高阳所统领的部落。他想在部落中宣扬他的理想，却碰到了最不可理喻的状况：美人杜若子和部落首领高阳成亲，但是她却毫不惭愧地和心中所爱的田遣幽会；被发现后田遣为救杜若子喝毒酒而亡，但是杜若子没有为田遣的死悲伤；高阳把杜若子借给屈原，杜若子却要借机和屈原私奔；屈原把真相告诉高阳，高阳却认为屈原贪心不足，要杀了屈原；当屈原要被活吃了，竟然得到神的任命当了首领；他用道理教育偷红薯的人，自己的斧钺竟然因此丢失；高阳浴血奋战后归顺了敌对部落，而族人却依旧拥护他做部落首领，而屈原深爱的杜若子选择了留在高阳身边。最后孤独的屈原继续上天下地寻找理想中的美人。

　　女主人公杜若子的形象也很独特。杜若是一种香草的名字，杜若子是名副其实的香草美人，也就是屈原一直追寻的理想的化身。用现在最小资的语言说，她是大自然的女儿，灵动而天真，什么也不懂。她的行为和处世态度不是教化出来的，而是天然而来的。杜若子和屈原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刚开始在理想主义者屈原眼中，她是个不可理喻的人。她不喜欢高阳，却嫁给他。她害死田遣，却没有丝毫眷恋。最后屈原渐渐认识到了，杜若子有一种纯洁的自然美。如果他的理想真的实现，就是杜若子的这样敢爱敢恨。但是他无法接受这种理想实现的真实。杜若子最后没有选择和屈原走，屈原的追求在可望而不可得中继续。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作为盛和煜最得意也最心疼的一部作品，《山鬼》浸透了他全部的激情，他创作了自己心目中的屈原。他说这个屈原可以是诗人哲人，而不可以是政治家思想家；这个屈原属于艺术，而不属于科学。他从自己现实的生活感受出发得出的对屈原的认识虽不同于人们认识习惯中的屈原，正是转换思维方式的结果。1988年9月中国戏曲学会在淄博召开探索性戏曲研讨会，提出了十台探索性剧目，《山鬼》名列其中，尽管盛和煜著文说“我不探索”，但《山鬼》所产生的影响是不青而喻的。

　　20世纪90年代，在一片文艺远离崇高的声浪中，盛和煜与人合作写下了革命历史题材剧《山歌情》。此剧表现大革命时期江西人民与反革命力量进行的殊死搏斗。与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戏不同，他没有正面描写敌我双方战场上的直接较量，展示血淋淋的革命斗争场面，没有刻画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而是独辟蹊径选取战争背景下老区的一群普通人作为主人公，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写他们的复杂情感生活。贞秀与明生都是蓝衫团的成员，他们唱“山歌”唱出了爱情；贞秀是童养媳，自幼与满仓生活在一起，兄妹感情甚好，满仓的母亲待她如亲生女儿一般，按照习俗她得和满仓结婚。贞秀徘徊在爱情与恩情之间，痛苦万分，最终来是与心上人分手与满仓结合。但这群人并没有完全沉浸在个人的痛苦中不能自拔，他们还有共同的信仰和追求——支援红军闹革命，在一次保护情报的斗争中爱和信仰使他们团结起来，最终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盛和煜充分展现人物的情感冲突、精神追求与生活上的苦闷，又使全剧在革命与反革命、生与死的“大限”前洋溢出一种悲壮的崇高美。

　　盛和煜的笔触也涉及到当代生活题材。在社会飞速发展的变革中，农民工进城带来许多社会现实问题，农民工的生存权、工资待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家乡留守儿童等等问题，可写的很多。但盛和煜偏偏没有正面写进城的农民工的坎坷遭遇，而是选择了以苗子为代表的留守妻子的生活。在《十二月等郎》里人们看到了中国几千年来妇女的等待。苗子的丈夫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外出打工，留下一群女人。留守女人不得已要推选村民小组长，夫债妻还，苗子有千般不愿意但还是当选了。丈夫不在家有人爬墙头，收不回水电费，鱼塘养殖遇到困难，调查组调查她和周龙的关系引起众人误会，丈夫有了外遇，这一切变故让苗子身心疲惫。新年到了，别人家都团圆了，丈夫杳无音信。苗子平静地送走了周龙，默默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十二月等郎》获得巨大成功，现在已成为湖北荆门的品牌。这是盛和煜反向思维视角独特的又一例证。

　　　　　　　　　　　　　　　　　二

　　盛和煜认为在作品中能提出问题，引起别人思考，就是戏曲大家。

　　《山鬼》有一种人生永恒的追寻和对生命的感悟与理性的把握。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就像屈原的追寻一样，只有开始，不会结束。它写尽于纸上，却解读于每个人灵魂的深处。屈原为了理想上下求索，当他遇到了自己理想的香草美人杜若子时他却陷入不可接受的矛盾中。杜若子怎么能这样对待爱情？偷红薯的人为什么屈服于暴力而不是公理？人们怎么能让可耻的叛徒继续当部落首领？最终他明白了自己的追求在真实的倾轧下原来有着荒唐可笑的一面。在剧作中盛和煜对千百年来受到人们尊敬甚至神化了的人物采取了一种调侃的态度，但在谈笑调侃的后面隐藏着他思考历史的深沉的痛苦。这个屈原形象背后藏着的是人生沉浮的况味，世事变迁的沧桑。屈原深知前方“路远山高”，但依然“怀瑾握瑜复远行”，暗示了人生中不可调和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山歌情》不写残酷的路线斗争，而在“情”字上做文章，写人情，写人性。在《我改〈山歌情〉》中，盛和煜提到山歌情就是写信仰对人性的重要。全剧展示的是贞秀、明生和满仓三人的爱情关系和感情纠葛。贞秀爱明生却违心地嫁了满仓，满仓得到了贞秀的人却得不到她的心，让三个人都处在痛苦之中。按照现在的观念这太不人性了，与其三个人痛苦不如让两个人幸福。婚姻自由贞秀就应该嫁明生！离开具体的生存环境讲人性只能是虚假的人性，对于生活在农村的贞秀来说，她无法摆脱封建社会遗留给人的精神束缚，这是那个特定环境下的农民生活情感的真实反映。和明生相爱使她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她又不能抛弃养她成人对她有恩的满仓一家，否则人何为人？她会一生背负精神重负不得安宁。如此这个特定生存环境下发生的爱情悲剧，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贞秀、明生、满仓这些普通人还有一个共同点——跟着红军闹革命。尽管他们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纠葛，不管他们生存环境多么困难，他们背着多大的重负，革命都能将他们团结起来。为革命为过上好日子他们能抛弃自己的一切甚至于生命。唯其如此，人性才得到最真实的体现，才显得壮美！

　　中国女性等待已然继续了几千年，这种等待究竟有没有意义？《十二月等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徽州女人》从少女等到老妇，等来等去等成空，有多少女人就是这样在等待中让自己容颜老去，生命枯萎。剧中的苗子也在等。苗子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她温柔贤慧、孝顺能干，她只想做个小女人依偎在丈夫身边，可丈夫走了，把家留给了她。她不仅得挑起家庭的担子还肩负起了全体村民的重担。再苦再难她不怕，因为她心里有琴声，丈夫拉给她的琴声。可是弦断了，丈夫在城里有了外遇。一个中国传统的女子会不会在丈夫背叛自己之后停止等待？她会不会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剧中写苗子强忍内心的痛苦继续为全村人操劳着，在周龙的帮助下建鱼塘、选鱼苗、跑销路，给全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却也引来了调查组，调查她和周龙的关系。面对种种议论，她该何去何从？伤痛欲绝的苗子掷地有声地说：哪天周大哥受处罚，哪天苗子就嫁给他！她说的是气话，但谁能说不是她的心里话呢？丈夫背叛了自己，自己怎么就不能有新的生活？苗子的情感选择是《十二月等郎》的核心，尽管苗子选择了等待，但也引起了当代人深深的思考。剧作家无法解决社会的、哲学的、现实的种种问题，最大可能地提出问题引入思考才能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十二月等郎》做得很精彩。它扣问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以其精湛的表演艺术，高尚的民族气节，谦逊的个人品德让国人引以为傲。如何把这个真实的人物艺术地立在舞台上，这是一个很难写的题材，很容易政治化，概念化。如果真的做出一个主题多元化的《梅兰芳》，不会比一篇赞颂梅兰芳高洁品质的文章更有艺术价值。当京剧交响诗剧《梅兰芳》上演时，盛和煜专门写道：“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一部人类史，多少强大、剽悍的民族或衰败，或湮灭，惟独中华民族能够绵延五千年，且生生不息，我们的民族性格究竟是什么？写《梅兰芳》时突然感悟，是水。梅先生那样一个儒雅的人，软弱的人，不争的人，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取得了一个人抗战的胜利。这是和平、澄明、宽容、自信的胜利，民族性格的胜利。上善若水！”世界上最柔的东西莫过于水，水能滋养万物，却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才是最为谦虚的美德，然而滴水能穿石，最柔软的东西能打败最坚硬的东西。所以说弱能胜强，柔可克刚。盛和煜的思考为《梅兰芳》找到了“上善若水”的主题。

　　　　　　　　　　　　　　　　三

　　盛和煜的戏曲作品超凡脱俗，清新美好，努力打造着戏剧新样式。

　　盛和煜的戏曲创作一直继续着一种创作理念上和技术层面上的尝试，无论是《山鬼》、《山歌情》、《十二月等郎》还是《梅兰芳》都不难看出他的艺术追求。当初写山鬼时，他要求演员在舞台上大声地叫“屈原的血是滚烫的，屈原的肉是酸酸的”，最好能把剧院的顶都掀掉。几个月以后，张艺谋在电影《红高粱》里有了这种痛快淋漓的渲泄。难怪周长赋有句话说：我们都在跑，盛和煜在飞，《山鬼》太超前了。

　　他的这种尝试在唱词写作、剧本结构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在唱词写作上他强调返璞归真。《山歌情》以兴国山歌为基调，把“哎呀来”的抒情格式改造成了叙事格式。满仓去参加红军，与贞秀临别时唱道：“……这栋草屋拜托你，外搭牛棚算半间，坡上薄田靠你种，更莫荒了后菜园。还有一事要记牢，床下还有一个泡菜坛，泡了半坛酸豆角，省得两月油盐钱”。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全是些琐事，却道出了真实的生存环境，展现了一颗美好、质朴、憨厚、实在的心灵！唱得不高不低，有板有眼，人情人理，淋漓尽致，唱得人心碎。至今很多观众对最后一场明生和贞秀告别时的唱词，仍然记忆犹新，“明生：……好妹妹，你让我临死说句真心话：苦苦恋妹几多久，妹是哥心头一枝花。今日要去鬼门关，也不慌来也不怕，奈何桥上打转身，想问妹妹一句话：来世唱不唱山歌？哥妹同栽一枝花？贞秀：……自从参加蓝衫团，才晓得世界有好大。山歌给我插翅膀，歌声飘飘飞天涯。满天都是五彩云，人间遍开自由花……我给明生一句话，来世还把山歌唱”。这些唱词太朴素了，把他们心中对彼此的深深爱恋都化入了朴实而动人的山歌之中。欢快自在的山歌在生死离别时唱响，怎不让人泪流满面。它让人们相信越归真反璞越接近于事物的本质，朴实的心声比华丽的词藻更加丰富。

　　《十二月等郎》的唱词更彰显了盛和煜高超的文学功底和高境界的追求。中国戏曲的剧本是格律化的韵文。越是成熟的剧种如京剧、豫剧等要求越严格，合辙押韵、上仄下平，字数固定、节奏鲜明，当然地方小戏要求相对宽松。而《十二月等郎》则有一点不讲平仄，有很多唱词倾向于生活化，散文化，全剧吟诵式的唱词令人耳目一新，“炊烟在原野飘散／牛羊归栏猪拱圈／心儿却空落落的／只有忧愁一丝丝蔓延……／旭汉呀旭汉／你把家扔给我／又让我摊上麻纱一团／五十多户人家啊／减税增产读书上环偷鸡摸狗家常里短／我不想当组长／我看到女强人就烦／我只想当个小女人／守着我们小小的温馨的家园／夜色浓了／愁绪蔓延……”这些取自荆门民歌，改造成了戏曲唱腔的唱词虽然不完全遵守戏曲创作的基本规律，但其内在的韵律却营造出一幅诗情画意的乡村图景。也只有盛和煜敢这样写。

　　唱词设计上的探索也进行到了唱词规律最严格的京剧中。京剧《梅兰芳》开头的唱词是“我看到鸽子从积雪的富士山前飞过，小河流淌着阳光，初夏的田野生机蓬勃，心中充满平和安祥……天女是菩萨的使者，大慈悲大智能法力宽广，她用善行感化人类，播洒鲜花世界芬芳”。在结尾还有同样不合京剧唱词规律的“我深深的爱着你们，就像幽谷爱着阳光”。这种对戏曲创作规律的反叛在盛和煜而言不是偶然，而是有意识地追求一种别样的艺术体验，而正是这种艺术体验给他带来了创作上的极大成功，也为中国戏剧写就了一个独特的个案。

　　每一个熟悉戏曲和舞台的创作者，都会探索出属于自己的讲故事的独特方式。盛和煜的剧本结构是个性化的。小剧场京剧《马前泼水》，从传统戏整理改编而来。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结构处理一反传统戏的线性结构而采用闪回插入，从崔氏挡朱买臣马头开始，二人回忆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从第一次争吵是为什么？再到怎么就从新婚的般配走到眼下的不般配，使得观众很清楚地知道了二人的所思所想及心路历程。结构的跳进跳出很有新意。《十二月等郎》的结构更为独特，是把情感作为一种叙述框架，而不是把事件作为叙述框架。《十二月等郎》全文只有八千多字，一改传统戏曲中人物上下场的“你下他上来”之类繁琐老套，运用了很多新鲜语言元素。比如说，苗子唱：“周大哥哪天受处罚，苗子哪一天就嫁给他”，直接推出来了周龙的唱：“好苗子你又在说傻话”，使得人物情感始终行进在韵律与节奏之中。如果一般的编剧就会写成“苗子下，众人看着他。然后周龙上，某人告诉我苗子说的话，我心里好感动”。两厢对比显然此种结构更简洁，更出情出戏。到了《梅兰芳》，剧本全文只有六千多字，而其表现的内容却向着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而延展。盛和煜这种文体试验性质的作品在戏曲舞台上是和传统有所不同的，所以人们觉得《十二月等郎》不是传统意义的花鼓戏，被称作“乡村诗剧”；《梅兰芳》不是传统意义的京剧，被称作“京剧交响剧诗”；《马前泼水》居然把小剧场戏剧和京剧联系到了一起。这可以说是人们对盛和煜的作品中且歌且吟的情感叙述结构的惊叹了。很多人说《十二月等郎》写得好，如同一首诗一篇优美的散文一幅画，清新空灵。这不是盛和煜突发奇想，而是十几年戏曲创作的积淀而成。

　　盛和煜戏曲作品中还包括对人物进行陌生化处理。所谓陌生化处理，就是将人们非常熟悉的人物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挖掘并表现出来。历史上的屈原是一个忠于王政、心怀高远、爱国忧民，执著地追求理想的典型中国士大夫形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一直以来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但盛和煜觉得“现代中国人在赞美学习屈原先生的正直忠诚仁厚求索精神的同时，不应当再去赞美和学习他的迂腐牢骚清高脱离实际了”，他一反对历史人物的传统评价，从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出发，写下了与大众心目中不一样的屈原。不能说历史上的屈原就是如此，但至少可以看到盛和煜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认识和再发现以及独特的艺术追求。比如传统戏《烂柯山》中的崔氏，以一个千金小姐之身下嫁给朱买臣九年，最后却连肚子都填不饱了，她为了过上好日子逼朱买臣休妻，结果后来朱买臣平步青云，而她只落得长街求告。传统戏给她的定位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谁让她没有像王宝钏似的苦守寒窑十八载。而盛和煜的小剧场京剧《马前泼水》重新演绎了这个故事，写崔氏在苦苦哀求被拒之后，猛然醒悟，从朱买臣手中夺过水盆，肝胆欲裂又平静坚定地自己将水泼了出去。这里的崔氏并非没有自责之意，但“世事沧桑，红烛已尽”，谁来为她鸣心中之不平？她追求好一点的生活有错吗，为何会遭受如此命运？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人从来没有同情过她？她在马前泼水，正是她内心中存在而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舞台顶部垂下五片白色纱幔，崔氏手中泼出的水，骤然变成从天而降的大雨。《马前泼水》泼得人心头一惊，原来人们对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事物大都缺少基本的发现。盛和煜的人物处理也往往像这个《马前泼水》一样，总是泼得人心头一震。

　　盛和煜说过：“文学创作是孤独的，是寂寞的，但是孤独和寂寞是必须的，也是美好的。”在创作中他以艺术礼赞生命，创造出一个个鲜活感人的艺术形象。在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总是淡然而低调，当别人称赞他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剧作家之一的时候，他却纠正说自己是“中国最有潜力的剧作家之一”。他常说剧作家应该“不为名所累，不为稻粱谋”，要有文化使命感。他希望自己的每出戏都变成女娲补天的颗颗彩石，补缀在中华民族文化坍塌的那块天空上，变成星星，照耀当下，照耀后人。所以无论境遇如何变迁，他仍然坚守着戏剧创作，守护着这个远离浮华，退却铅尘的单纯而美好的精神家园。

　　有一幅清代邓石如自题联：“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用来形容盛和煜的戏曲创作正好合适。不仅写照出他淡泊的心境和洒脱的自信，更写照出他作品中的独特的个性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