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祠堂的宗族文化，主要体现在祖先崇拜和祭祀活动。立祠堂以重祭祀。祠堂祭祖在各族都有着十分严格细密、礼节繁琐的规定，是形成家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柱。封建社会门弟风气盛行，祠堂的营建昭示着家族的源远流长，先人的道德境界、丰功伟绩，同时鞭策后人、光宗耀祖，以各种宗族活动形成宗族的凝聚力。“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通史·邑里》)以宗祠展示宗族血脉的高贵与名望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因此，祖先崇拜的思想，渗透到祠堂建筑的门楼、楹联、匾额、绘画、雕塑等方面，更突出地体现在祭祀制度、宗祠条规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且源远流长、涵盖面广的话题，本文仅以一些所见所闻，从某个角度来打量这种民俗文化现象。

　　洞口县高沙曾氏宗祠的门楼上彩塑有“南丰著书”(指北宋文学家曾巩，江西南丰人，世称南丰先生，徽宗即位，拜相。)“文正封侯”(指晚清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曾任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厅堂悬有曾国藩祖孙三代所书“春风沂水”、“同归于厚”、“一家仁让”三块匾额，收藏了唐玄宗李隆基御制的“尊圣曾子石刻遗像”的线刻石碑(由山东复制)，以显扬先祖圣宗曾子倡导“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主张。

　　溆浦溪口在近一公里范围内原有十二个贺姓祠堂，每个祠堂都有戏台，现存六个祠堂及其戏台基本保存完好。贺氏宗祠，为贺姓的总祠，牌门楼上方竖额“儒宗世家”，在右边不远处的贺氏“春公祠”上的竖额为“狂客家声”，贺氏晢公祠的竖额为“儒宗世第”，均尊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为祖。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证圣进士，官至秘书监。好饮酒，与李白友善，八十六岁辞官回乡。他的名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如空谷传响，哀婉备至，久久不绝。

　　溆浦龙潭谌氏宗祠大门竖额“汉阳侯”、“毅穆公”、“翰林院士”、“礼部尚书”、“御前侍卫”、“文武进士”;吴氏宗祠大门竖额有“协办大学士”、“诰授奉直大夫”、“钦加昭义将军”;韩氏宗祠大门竖额有“提督军门”、“巡抚部院”，门联“经济超群宋世居官四宰相;文章拔萃明廷选士三状元”等，都在慎终追远，光耀宗族，也是昭示名高族望之地位。溪口翟氏宗祠竖额“朝仪大夫”，不仅追溯千载，即不薄今贤，祠内将本族的革命烈士翟根甲及其夫人的灵位立于神堂，将国家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书碑刻于祠内，视为光宗耀祖的典范。龙潭吴氏宗祠大门有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为江南吴氏宗祠撰联“后稷以农事开基泰伯以至德让统瓜绵万叶千技九公莒源为嫡派;季扎有延陵名士隐之有翰墨流芳蝉联儒宗经学三吴仁里共家声”。

　　在中方县荆坪潘氏宗祠、溆浦龙潭吴氏宗祠、韩氏宗祠、夏氏宗祠、向氏宗祠等祠的神堂内，可见牌楼门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红漆灵位，层层相叠，庄严肃穆。在韩氏宗祠、吴氏宗祠和向氏宗祠的灵位中，还发现有不少牌位的姓名被红纸贴盖，问及，原来是尚健在的族中老人，花了五十元钱先买下这个灵位，去世后再将红纸去掉，这是在生的人先选好位子，以免去世后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放牌位，也算为自己办妥了一件后事吧。

　　凤凰杨氏宗祠座落在县城东北部的古城墙边。太子少保、果勇侯、镇竿总兵杨芳捐资修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享堂的藻井饰以龙凤的图案，正面绘制三幅水墨大壁画：麒麟送子、鲤鱼跳龙门、狮子踩绣球。宗祠历经百余年沧桑，享堂仍然显示着杨家昔时的辉煌，对祖先之祟拜。两边墙上挂的杨氏家训十则，劝谕后人要克勤克俭，勤以持家，家和万事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训一方面警示后人，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宗法之森严。

　　冬至节属民间传统节日。时在农历十一月间，即阳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右。殷周时以冬至前一日为岁终，后二十四节气亦以冬至为首。是日，家人团聚，备办佳肴，享祀先祖，庆贺往来，一如年节。明代首辅夏言上疏：“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洞口黄泥村在修复杨禹公祠的毁弃石块中，看到一块民国元年(1911年)冬至节该祠的捐股碑，碑额刻有“千古纪念”。在沅陵七甲坪金氏宗祠的《全氏复金姓祠碑叙》中感叹，“吾族人合钱于祠，将每岁冬至行寝荐之仪焉，噫!宗法之不满甚矣，祭制之已坏久矣。”杨氏宗祠和金氏宗祠的碑刻正好证实了清代晚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湖南农村冬至节仍沿袭古制，合族相互捐股，设宴祭祖共庆的宗族活动。在金氏宗祠另一通碑刻中明确规定：“祭祀以时，粢盛必洁。宗族惟和，长幼是序。男女有别，子弟以正。维嗣遵法，嫁娶从礼。上诸规所，私用祭器，作铺仃客，刻损门石，毁瓦画墁，打晒谷粮，囤放物件，无故演戏。以上诸条所当力禁，子孙世守，勿相替也。”

　　2004年冬到洞口石江谭氏宗祠，正值谭氏族人聚集祠堂举行隆重的开堂祭祖活动，享堂悬挂“祭祀先祖明公生日暨戏台成功大会”的横幅，一座修复全新的重檐歇山六角攒尖顶戏台十分耀眼夺目。厅堂内人来人往，鞭炮声声。主事人忙里忙外，热闹非凡。厨房内为三牲祭品和宴席，也热气腾腾，一片繁忙景象。据族人介绍，祠堂还将进行二期修复工程，为此族人都在继续捐款捐物。寝殿中堂墙上悬挂八个用镜框装裱的先祖彩色画像，从所画的服饰来判断，系明清两代谭氏先祖名人。其下的祭坛之上，贴书“宏农谭氏一派宗祖考妣位”，左右书“神圣仙尊，普同供奉”，两边楹联“敬恭明神则笃其广，昭格先祖载锡之盛。”

　　洞口凤凰村吴杨公祠，打破了一姓一祠的惯例。据说吴、杨两姓的先祖，吴家有家财而无嗣，杨家有子而过于贫穷，但两家却有着亲密的关系。杨家将儿子过继给吴家，吴家子孙繁衍兴旺发达后不忘先祖，便建祠为吴杨公祠，不忘祖先的养育恩德，又不忘杨氏血脉。正如门楼大门楹联的明示：“渤海发祥当思勇忠世守，宏农继业毋忘清白家声。”“渤海”和“宏农”分别指吴杨两姓祖源。当地都知道吴杨两姓本是一家，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两姓互不通婚。祖先崇拜即是对血、对血脉的崇拜，在家族和家庭之间不管是多么久远的历史，不管是多么遥远的空间之间，不管这条生命链上溯到何时何地，也不论今后的子孙向何处去，追本溯源之心则是无法消除的，如同多少代以前已离开故土的海外侨胞一样，今天仍怀着以一颗崇高的赤子之心漂洋过海来寻根问祖，祭奠先祖。

　　江潭王氏宗祠始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系王氏族人祭拜先祖王以权而建。王以权(1345—1380年)元末明初人，为大明政权创立功勋，被明世宗追封为元帅。祠内后殿即祖先堂内神主牌位，饰以精致的镂雕金漆门罩，雕有“双龙抢宝”、“百鸟朝凤”、“神勇八仙”、“狮象麒麟”等内容，玲珑剔透，技艺精湛。

　　钟元帅庙是钟氏族人为纪念其先祖元末招讨元帅钟培英而建的宗庙。在庙内《再接再厉续修碑记》中载有：“缅怀帅公身寄元末，鸿图壮志，时当国祚衰微，投笔请缨，指挥万众，血战九江，康山元戎，官拜江阴侯。洪武定鼎，高尚其志，不仕投戈，息马隐遁蒲溪寨(今横板桥区天龙山)，天运归一，卜取巽江堆上，偃武修文，培育五桂，书香门第之家，一脉相承。明末清初，建庙堂，垂群塑像，……”在我们到钟元帅庙的前一天(即阳历12月15日)还举行了帅公诞辰的祭祀和演出活动。

　　江潭王元帅官和双江钟元帅庙都是为昭显本族先祖的卓越功勋而建的宗庙。以显其本，以祭其祖。随着岁月流逝，这两个宗庙已经突破了宗族概念，从血脉的祖先崇拜衍化成神灵崇拜，且香火十分旺盛，成为保一方水土和子民的神灵，从祠庙修复捐资功德碑的名单上就可以证明，保护祠庙已经不光是王姓或钟姓族人的事，还包括一方土地各族姓氏民众的捐款。这是由家庙、宗庙演变成神庙的典型例证。

　　溆浦龙潭向氏宗祠的三组纵列院落，左右分别为耐职堂和关圣殿，溆浦潘氏宗祠左右为关圣殿和五通神庙，韩氏宗祠的左边不远处的“紫云宫”，是清乾隆年间韩氏族人建的家寺。相传在明永乐年间，韩姓先祖在洞庭湖遇险，为杨泗天神显灵得救，故立庙塑像，韩氏子孙世代供奉。庙门横额有“恩同骨肉”四字。怀化荆坪村潘氏宗祠，系北宋潘美后人贬居之所，潘美(925—991年)，北宋初年将领。字促询，大名(今属河北)人。宋初灭南汉、南唐、北汉时，担任大将。后以宣徽南院使、开府仪同三司任三交(今山西太原北)都步署，负责北方边防。太宗雍熙三年(986年)攻辽，指挥失当，致名将杨业陷敌牺牲。旋以业妻折太君提出控诉，受降级处分。后加至同平章事(《辞海》1113面)。潘美第二个儿子潘贞周的前三房(即前三个儿子，潘美的三个孙子)便被贬到楚地湘西，即现今的荆坪，时有九百多年。清乾隆、嘉庆及民国二十年(1931年)相继维修。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座西朝东，中轴线上自西而东，依次为大门、戏楼、前厅、正殿。两侧建厢房，大门牌楼门左上方至今仍有潘美元帅升帐的彩塑。祠内楹联匾额较多，如“脉启荥阳历朝文武忠良涌;职承光禄世代子孙宏业兴”。祠右为五通庙，左为关圣殿。正段砖术结构，面阔三间，进深四间，歇山顶，穿斗抬梁式混合构架。这些都是宗教文化融入宗族文化的实例。

　　宗祠堂号有着突出的宗族文化色彩。每一个宗祠都有各自的堂号。各姓氏祠堂有堂号，总祠和支祠又各有堂号，主题多是对先祖名贤的追思与敬仰，礼赞家族历史的功德与光荣，成为祠堂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堂名的内涵，一是弘扬先祖的功业，纪念先祖名人，如杨姓因先祖杨震廉节的典故而号“四知堂”，陶姓因名士陶渊明号五柳先生而名“五柳堂”，周姓因宋朝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酷爱莲花而称“爱莲堂”;二是不忘祖源，以祖族始居发祥地命名，如周姓的“濂溪堂”，杨姓的“关西堂”，土家族田姓的“雁门堂”;三是导倡封建伦理纲常，如“叙伦堂”;四是崇尚美德，提倡友爱和睦，如“敬爱堂”、“世德堂”、“清懿堂”、“敦德堂”等;五是希望子孙发达，发财致富，如“宏本堂”、“报本堂”、“敦本堂”、“万户堂”等。此外还有名出典故的，如王氏“三槐堂”、“槐荫堂”，传说因先祖在瘟疫流行时，采摘屋前三棵槐树的树叶煎药，使族人躲过了一场劫难。而以文章为据的是苏轼的《三槐堂记》，其文曰：“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魏公之业，与槐俱荫;封植之勤，必世乃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宁远路亭村王氏宗祠横额“三槐世家”，衡阳王氏宗祠建“培槐阁”，楹联为“培根深百尺;槐荫庇千秋”，桂阳古楼王氏宗祠大门石刻楹联：“手植庭槐应三公;才称珠树刘四杰”。以槐荫喻祖荫，以槐喻人，以郁郁葱葱的三槐，作为家族的堂号和德行的瑞符，皆典出苏文。桂阳长乐村曹氏宗祠称“七步堂”，典出先祖曹植之七步诗。谢姓号“东山堂”则源于东晋谢安东山再起建立功勋，又号“宝树堂”，是典出东晋谢安问侄儿谢玄：“为什么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弟好?”玄答道：“好比芝兰玉树，想要生在自己的庭院里。”这里以芝兰玉树喻指贤能子弟。王勃《滕王阁序》中有“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句。皆典出如此。土家族田姓又称“紫荆堂”，传说在宋代有个郭氏老太婆闹分家，老祖公说：门口紫荆花树，花谢树死，就分。老太婆早晚以开水浇树，以求树死，哪知，紫荆花却越长越旺。为使子孙后代不忘典祖，便以紫荆立写氏堂。

　　在洞口县境我们考察了五个杨氏宗祠，在祠堂的门楼上方无一例外地标明“宏农郡”三字(即祖居发祥地，今陕西华阴和河南灵宝以北一带)，以不忘祖典。其实天下杨姓都把远祖追溯到弘农杨氏。弘农杨氏在天下杨姓族人的心目中，是最崇高、最受人尊敬的。弘农杨氏又是借助于杨震家族而闻名的，可以说，没有杨震家族，就没有弘农杨氏。从西汉末的杨宝，经杨震、杨秉、杨赐，到东汉末的杨彪，再到杨修，六代均为东汉名臣，家学相传，培养的儒学门徒，遍及关、洛。东汉是经学盛行的时代，从杨震到杨彪，弘农杨氏一门“四世太尉”，(东汉最高职务为“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太尉为三公之首。)像弘农杨氏这样的经学世家，自然备受当时清议公论的推崇和赞许。杨氏后代多以“四知”为堂号，四知传家永，三公世泽长。在黄泥村杨氏宗祠的大门的横额上书“四知堂杨氏宗祠”，四知堂者源于其先祖杨震廉节之典故。杨震(公元51-124年)，东汉大臣，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字伯起。少好学，受《欧阳尚书》，博览群经，当世誉称“关西孔子”。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大尉等职。安帝乳母及中常侍樊丰等贪侈骄横，他多次上劝谏，被樊丰诬陷罢官，自杀。《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四迁荆州剌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杨震的中子杨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博通群经，常隐居教授。40余岁出仕，汉桓帝时，由太常拜太尉，成为三公之首。是东汉桓帝的得力宰辅。据《后汉书》记载：“秉性不饮酒，又早丧夫人，遂不复娶，所在以淳自称。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杨秉为官清正，敢于直言进谏，为东汉名臣。杨秉之子杨赐，字伯献，少传家学，长大后常隐居教授门徒，汉灵帝时官拜太尉、司空，是杨家在汉代的第三位太尉和三公。《后汉书·杨震传》赞曰：“杨氏载德，仍世柱国。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赐亦无讳，彪诚匪忒，修虽才子，渝我淳则。”由此可见，弘农杨氏天下“世家大族”的历史地位至此已经完全确立。到了五代和北宋时期，又出现了杨震第五子杨奉的后裔杨信、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四代，前赴后继、英勇抗辽的杨家将世家。东汉名臣世家和北宋名将世家，可称杨氏历史上祖德宗功的两大亮点，一文一武，交相辉映;精忠报国，一脉相承。在紧邻绥宁县的关峡苗族乡大园杨姓《杨氏家谱》即有同样的记载，寨中的主楼堂屋悬有“四知堂”。会同县高椅村多为杨姓人家，其迁徙始祖为杨震二十八代裔孙，杨姓院落的院门横额多书写“关西世家”、“关西门第”、“清白家声”、“清白堂”、“清白世家”、“清白流芳”等，以先祖杨震为典范，堂堂正正做人，保持廉节清自家风。洞口县黄泥村杨氏宗祠的大门正中上方，塑有杨震正坐公堂、八名官员分立两边，以及杨令公、百岁挂帅等有关杨家将的戏曲故事。在曲塘杨氏宗祠，将北宋天波府三代名将绘于门楼之上，上层左边依次为杨令婆、杨六郎、杨七郎、杨八郎、杨宗保、穆桂英，右边依次为杨令公、杨六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杨五郎，不仅宣扬了祖德宗功，还召示了显族名门的家声。

　　宗族的家训无不贯穿着以孝为本的主旨。有“孝”才能有“忠”，所谓先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齐家”是以“孝”为核心;“治国”是为“忠”。宁乡县麦田胡氏《族训》中，第一条“团结宗族，捍卫国家”，第七条“律己治家，忠信笃敬”。中方县铜鼎谢氏宗祠，正厅两侧墙上，书有“忠、孝、礼、义”四个约两米高的大字，在“忠”字下绘岳母剌字——精忠报国图，“孝”字下绘养儿防老——儿子尽孝图，“礼”字下绘孔融让梨——逊让之礼图，“义”字下绘三国刘、关、张——桃园结义图。桂阳庙下雷氏宗祠的前厅两壁分别书写“忠、孝”和“廉、节”四个大字，突出地强化宗祠的封建道德文化。

　　南宋招谕使谢枋得为祭祀和续谱，请名臣文天祥为江西谢氏族谱作序，序中有一段对话：“乙亥之春二月望后三日，招谕使谢君枋得入觐天祥，适厕，直院对晤问求欧苏二家谱法。天祥笑且泣曰：虏骑充斥，不问所以，萃民集众，而谈宗乘，此一姓之事，非当今时务之急，公固识时俊杰，兴言及是得非，无意朝廷乎!枋得‘亦笑且泣曰：余之询宗乘者，正公之哭国势也，祖彬祥符，中官尚书，簪缨世胄，三百年来，族非一家，家非一人，分布字内，皆藉皇灵。饮者，本朝之水，食且寝居。行者，本朝之土，冕且带圭。组者，本朝之爵禄，而枋得又荷主眷业，既数载，一旦腥膻蹂躏，忍风衣冠而椎结哉!万一不测，义与君俱，故讲求谱法，令子孙知生于赵，娶于赵，卒于赵，葬于赵，子女岳婿于赵，字名行号于赵，受恩既厚，报德宜深，当敦笃伦序，勉励忠孝，恢复中原，扫除绝漠，以报高厚于将亡。尚存之际，必如先世之淮淝，奏捷琅渤清尘，乃可即安，岂是无意朝迁乎!天祥又不觉泣且笑曰：君之志如此，不但为家之孝子，亦并为国之忠臣，愿协力勤王，共迁宋至一线，俾国脉家统，与天并丽，庶不负今日讲求之意，……”这段十分精彩的对话，极力宣扬在国难之际，不忘为家作孝子，又为国作忠臣的封建道德的最高准则。谢枋得，江西弋阳人，南宋宝佑四年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官至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率军抗元兵败，南宋亡，被元押送大都，乃绝食而亡。文天祥，官至右丞相，抗元兵败被俘，拒绝诱降，凛然就义。北京现存江西会馆谢枋得祠有联：“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便是对文天祥和谢枋得的赞美联句。

桂阳县古楼乡何氏宗祠戏台

　　祠堂的碑记也是十分丰富的，有每一次复修祠堂的碑文，有义庄祭田的碑文，有兴办义学的碑文，有修路建桥的碑文，有捐款功德碑文，有族规家法的碑文等。碑文是一个氏族的历史见证。如江永夏层铺上甘棠村是周氏家族的千年古村，至今还保存有宋代以来的修路、修桥、修寺庙、建学校的各种功德碑，本族文人的诗文碑、劝谕文碑等各种石刻碑记，被称之为新发现的首部石刻家谱。又如桂阳何氏宗祠至今保存的碑刻有《新建书院碑记》(康熙五十二年)、《新建戏台碑》(康熙五十九年)、《重建公堂碑》(乾隆十八年)、《重修公庭碑》(乾隆三十二年)、《重建公馆碑记》(乾隆五十六年)、《重修公祠碑记》(道光二年)、《重修宗祠碑记》(同治十二年)、《过堤买后龙山碑记》(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祠堂仍完整地保留着自1714年—1936年二百多年间历次修建和重修的碑记，实属罕见，简直就是封建宗族的活标本。一部祠堂的宗族史和建筑史，对于民间祠堂文化的研究是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古楼何氏宗祠的康熙《新建戏台碑》

桂阳竹里成氏公祠戏台对面神堂

　　民间祠堂同时又是本族子弟的学堂。一般都是以祠堂的义庄祭田和私人捐款办义学。桂阳县鼓楼乡何氏宗祠乾隆十八年(1744年)《重建公堂碑》记载：“且夫□之，前虽美弗□莫为之，后虽美以传吾族。自□□以来，虽代有英贤蔚起，但宗庙未建，无以振纲常而淑后人也。所以爰立家塾于斯，一以□□;二以□成长。其所以　启我后人者，固不致深且渥也。无奈多历年所势，承崩败之观，加之年□丰，几致前美之大故。今我户纠集念先人而奋兴，或廓前模□开来之盛业，或而春秋冬夏，子弟陶淑于诗书……。巍巍荡荡，应绍福口量之无边;实实□□，可□人文蔚起，虽不敢称家学之渊源，亦以云前美之不坠焉。……”塘边村欧阳氏宗祠碑文曰：“以宗孝敬建学校，以明人伦，不甚赖有此光先烈而启后人哉。”下双村祠堂始建碑记曰：“圣学讲于斯人材，以育子弟之贤肖出焉。”太平村成氏宗祠在享堂墙壁至今还保存有清光绪年间兴办私塾的碑记。辛亥革命后，全国各地兴办新学，早期在农村为本族捐资、后来祠堂兴办义学便遍及各地，如邵东岳飞后人兴办的精忠学校。宗祠私塾是氏族“宗孝敬”、“明人伦”，为族中人文蔚起、辈出英才而设的。桂阳竹里成氏宗祠因先祖在五代时曾作怀阳太守，公祠的享堂上至今还悬挂着“德绍碑铭”、“业振鄂豫”、“代生相才”三幅匾额。除景仰先祖名贤、耀祖光宗外，还包含鼓励本族后学以先人为榜样，子孙后代名人辈出。如衡东大桥乡礼厚村，系南宋名臣文天祥后人三百余口涉居地，文家村谨遵先辈遗训，苦修炎黄遗风，勤奋为本，廉洁自律，民风淳朴。全村无奢淫之行，无非份之念，无争斗之迹，无鲁莽之举。村民人人于己务严，于人务礼，于事务实，于交务情。这正是儒学孝治思想和尊祖睦族的宗族教育对于后人的影响。也有的宗祠不作族人子弟学堂而另建私塾，如溆浦龙潭吴氏在宗祠之外建私塾，山门上书“吴氏蒙养”，直至今日仍是当地的一所小学。会同高椅杨氏宗祠因另有学馆，碑记中即明文规定：“家祠祖灵所栖，读书虽系美事，然文武二师各有学馆，家祠之地，不得坐馆教习，永禁之”。

桂阳敖泉乡杨家杨氏宗祠戏台

桂阳庙下雷氏宗祠戏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