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沈谦，人们熟知他是清初有名的浙江诗派西冷十子之一，而作为曲家，则很少有人谈及。沈谦不仅有戏曲理论专著《南曲谱》等，而且一生还写了六部传奇、一部杂剧。在他的生前，有的剧目已经演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没有流传下来。确有名目可考者五种：传奇《兴福宫》、《美唐风》、《胭脂婿》、《对玉环》，杂剧《庄生鼓盆》。现存清代各种曲目皆不载。

一

　　沈谦自己说：“至于填词，仆当垂髫之年，间复游心。音节乖违，缠绵少法。窃见旧谱，所胪言情，十九遂尔。拟撰仆意旨所好。……此后，既人事日繁，即文史无暇该览，况兹琐事，而复流连，聊为足下陈之。”（《东江集钞》卷七《答毛稚黄论填词书》。以下凡不著明出处者，皆见此书。）这是说他十几岁时，除学诗外，还注意填词之道，稍长则流览文史，无暇顾及。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的曲作及曲论专著，大都是其后期即入清之后所作。

　　现所知有关他的戏曲著作，见于以下记载：

　　《清吟阁书目》：《庄生鼓盆》杂剧。

　　《东江集钞》卷四：《以所撰“兴福宫”剧本授吴伶，因寄拍揆、商霖》诗。

　　同上卷六：《〈美唐风〉传奇序》。

　　同上卷七：《与李东琪书》：“仆学诗无成，卑而学词，昧昧犹之诗也。布于旗亭者有《胭脂婿》、《对玉环》等曲。吴伶不知音律，取其学浅，便入齿牙，多习而演之。足下岂未见之耶？……日下方撰《美唐风》一词，用反崔、张之案，以维世风。此虽小技，亦不欲空作。足下传屈、宋事，何时可成？义或同之。”

　　沈圣昭谨述、洪昇为之填讳的《先府君行状》：“所著韻《东江集》凡诗赋二十一卷、文十卷、词曲十二卷外，复有传奇六、《词氏》、《南曲湾》、《古今词选》、《临平记》、《安隐寺志》、《沈氏族谱》诸书。”

　　现存《东江集钞》九卷、《东江别集》五卷、据邓之诚先生考证，刊刻于康熙十五年。他说：“全集诗二十一卷、文十卷、词四十二卷，选刻者仅三分之一，余俱散佚。”其中“词四十二卷”不知何所据。据沈谦好友应撝谦说，此集系沈谦生前自己编订，但戏曲作品并未包括在内，未能付梓，故六种传奇，我们今天不仅看不到内容，而且只有四种存目。其中传奇《美唐风》因有自序，可略知剧本的内容及创作意图。《序》全文如下：

　　“尝读《诗》至《唐风》，未尝不叹其美也。其诗曰：‘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又曰：‘有状之杜，生于道左’。可谓忧深思远，而以贤贤易色，真尧之风也。至于李氏以封国而袭‘唐’之名，然其风则坏极。高祖、太宗以来其间多有不可言者。乃至群臣士女，被其风慆淫恣情，都不简括。夫阔眉大袖，效者必过之，草尚之风，能不偃乎？元稹《会真记》一书，伪托张生自述其丑。夫既乱之又彰之，复与杨巨源、李绅、自居易辈互相唱歏，而诸君亦恬不以为异。后金董解元、始因《会真》创弹词《西厢记》，而元人王实甫又填以北曲，明李日华、陆天池辈翻为南曲。歌馆剧场，时时演作，浪儿佚妇，侈为美谈。虽采兰（女曾）药之风不始于是，而此书之宣导，盖亦侈焉。故李唐之风，至今未得泯也。

　　顷因多暇，反其事而演之，冀以移风救敝，稍存古意。然《西厢》之人人，沦浃肌髓，恐非一舌所可救，且有大笑其迂阔者。然予鉴于往事为世教忧，以词陷之，即以词振之。果能反世于古，士廉而女贞，使蟋蟀、枤杜之什交奏于耳，不亦美乎？因唐《教坊记》有曲名‘美唐风’，遂以此名传奇云。”

沈谦显然是以封建卫道者的面孔来看待《西厢记》，认为戏曲舞台上表演男女幽会、倾吐爱情是有伤风化，他要“反崔、张之案，以维世风。”可以想见，《美唐风》里的男女主角、必然是恪守礼教的正人君子、闺门淑女。不过，他谈到的“元稹《会真记》一书，伪托张生自述其丑，夫既乱之又彰之，复与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互相唱叹，而诸君子亦恬不以为异”不无一点道理。元稹的《莺莺传》写得最成功之处，在于大胆地肯定了张生、莺莺敢于冲破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恋的叛逆行动，同时又用莺莺给张生的一封信，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弃少女的凄怨情怀。然而《莺莺传》的明显缺陷正是张生的最后一段议论，他斥女人为“尤物”、“妖孽”，并以此掩盖自己的薄倖和卑污。足见，沈谦“既乱之又彰之”的指责，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只是由于他不仅指《莺莺传》，而是连同所有的《西厢记》剧本，包括王《西厢》在内，一概加以否定，则是很错误的。

二

　　我们知道，在西冷十子中，沈谦、毛先舒、柴绍炳三人精于音韻之学。他们之间有不少讨论音韻、填词的书信，这些书信内容有的涉及戏曲创作的理论问题，值得我们注视和研究。然而他们对戏曲的看法，却是大相径庭的。以毛先舒为例，他在《南曲入声客问》一文里，从音韻学的角度，论述南曲如何入声，不无见地。但又是这位毛先舒，对戏曲的文学形式是相当反感的。他有一篇《止友作传奇书》，据笔者考证，此文是写给他的学生洪昇的。因为信中列举了某些剧作中的人物，其中特别提到窦滔其人应“罪当杀无赦”，而窦滔正是洪昇传奇《回文锦》（一名《织锦记》）里的男主角。

　　这篇洋洋千言的长文，开宗明义，立论三纲之事关重大，而夫为妇纲尤为重要。接着大发议论：三纲沦亡，世风衰微。曲家为曲“宜借此倡立风教，而所作橘井传书事，龙女已聘，未行也，嫌夫；而属情柳毅，终更嫁，是淫德也。今而嘉之，是奖淫也。”继而把一些剧中人物形象指控为，罪在悖乱人心。毛先舒之所以谆谆告诫洪昇不要再写传奇，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戏曲的社会功能，认识到它拥有广大的观众及其强烈的艺术感召力量：“凡人之情，仿善难而仿恶易。古贤之书，非必人人能读；而一台之剧，观感者数千百人。故传奇虽戏，所关实大。”此文若有可取之处，仅见于斯。

　　沈谦则不同。有关沈谦的曲论专著，除上面提到的《南曲谱》之外，还有三种：一为《南曲韻》（见《答沈声令》）：一为《谱曲便稽》（见《与袁令昭书》），这两篇我们都看不到了。唯有《词韻略》可以见到，此外尚存的《与袁令昭先生论曲谱书》、《答毛稚黄论填词书》、《与李东琪书》、《陆荩思诗余序》、《填词杂说》等书信文章，还是可贵的戏曲论著遗产。

　　沈谦的曲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他没有世俗的偏见，认为戏曲与诗文一样可以同登大雅之堂。在封建社会里，诗文向被列为正宗，而戏曲和小说则视为雕虫剩技，此见陈陈相因，循循成规，就连明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王骥德也谓之“词曲小道。”沈谦不然：“然予谓：词曲犹之乎诗文也。有龙门、剑阁之奇，即有茂苑、秦淮之丽；有日华星采之瑞，即有微霎疏雨之幽、安见桃叶竹枝不可媲美《关睢》、《卷耳》也。且自能者视之，气至音成，各臻其妙，辟之鸿钟遇叩，大小齐鸣，此盖器讵用周，发必钧美，有可有小可者，皆非才之至矣。”在此，沈谦一反传统偏见，把戏曲的艺术价值与诗文等观。沈谦又进一步提出：“人或谓之剩技，予独谓之全功。”在清初的剧坛，唯他和李渔（比沈谦晚五年故去）有此卓见。

　　二、沈谦沿用了李卓吾《童心说》里的“至文”概念，在他看来“至文无大小”，只要“生香真色”，就能感人以情，动人以魄，使读者、观者（忄高）若心历其境。这也是沈谦心目中的当行本色。他曾经作了这样的比喻：“画龙必云，或露鳞甲爪尾、若灭若没者，其中皆龙也。”源于自然形态而又有典型概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读者皆若心历其境，惝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沈谦的创作理论是：“立意贵新，设色贵雅，构局贵变，言情贵含蓄”（《填词杂说》）这在李渔的《闲情偶寄》里作了更具体更完整地阐发。沈谦的创作态度也是谨严的：“文字不嫌屡改，由浅而深，由烦而简，由塞而通。如拣金琢玉，粗者一分不尽，精者一分不出也。……不能涉笔便佳也。”这是他对自己学生潘云赤的告诫，现在读来仍熠熠生光，可作借鉴。

　　三、沈谦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戏曲史繁花锦簇的兴盛时期。在经历了明初一段剧坛的沉闷、萧寥之后，曲作特别是南曲传奇别开生面，琳琅满目，以汤显祖为先驱代表掀起了一个创作高潮，同时也出现了临川、吴江这场争论。王骥德在《曲律》里是这样评论两者得失的：“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舴舌。”这场论争的影响相当深远，汤显祖去世后五年而诞生的沈谦对这场争论，不消说是熟知的，他曾经用一句话作了高度地概括：“守谱者窘文，骋词者违法。”说得相当精要。（《与李东琪书》）戏曲不是案头之作，要供伶人演出，故不能违法；然而囿于音律之规，曲文毫无光彩，味同嚼蜡，也是不符于戏曲美学原则的，他谓之“窘文”。针对两者的偏颇沈谦提出了“情文相生”说，内容和形式，文辞与音律，相辅相生，浑然一体。“至于情文相生，著述甚尔，浮言胪事，淘汰当严。作于诗文亦然，非特填词而异矣。”沈谦的总结应当说是正确的。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在传奇创作极盛的当时，沈谦预见到了危机的一面：“仆以填词一途，于今为盛，亦为极衰，约者见肘，丰者假皮。”针切时弊，深中肯綮，说得何得深刻！北曲衰微，南曲极盛，而约者仅见其肘，不能握其全豹；丰者又不能窥其精髓，仅仅注重它的外表形式。众多的传奇作品问世，但是烩炙人口、可供演出者寥寥可数，这正是“极衰”的征兆。沈谦的预言，已为戏曲发展史所证实：到了康熙年闻，在出现了《长生殿》、《桃花扇》两部压卷之作以后，就一蹶不振，再无声色。待到地方戏兴起之后，戏曲艺术才进入到另一个鼎盛时期。

　　四、精于音韻的沈谦，对语言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变化，尤为注意。在这方面，他稽古考今，辨伪去舛，研究戏曲声律的演变进程。如对沈璟之作，他说：“宁庵为声教之功臣，蒐订最详，未可轻议，如论《琵琶记》，‘龙’字转叶‘六’音；罗顺舜曲：‘白蘋岸侧’，注‘侧’字为上声，亦其千虑之一失。仆不自量，每欲正之而未能。即其各宫后所载尾声总论，或宜于古而不宜于今。仆尝作《谱曲便稽》一书，备列时人所常用者，似不可不补入也。”（《与袁令昭先生论曲谱书》）所论甚当。“龙”本不能转叶为“六”，应为“驴”，“侧”字也不是上声，应为去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江别集》中沈谦所作的南、北曲小令、散、套之作，每每注为“新翻曲”，正是他创作实践上新的尝试。遗憾地是，他几部专著的散佚我们已无法窥其曲论的丰富全貌了。

　　值得欣慰的是，他的《词韻略》，附在《瑶华集》后，被保存下来。戏曲讲究音韻，魏良辅在《曲律》中说：“五音以四声为主，四声不得其宜，则五音废矣。平上去入，逐一考究，务得中正，如或苟且舛误，声调自乖，虽具绕梁，终不足取。”李渔的《闲情偶寄》则专辟《音律》一章，提倡“恪守词馥。”然而，词兴于唐，滥觞于宋，却无词韻行世，故“宋人填词，太无纪律，如有宥之通语虞，五歌之通六麻，汛引博取，流弊无极，名家或所不免。沈去矜氏谦，《词韻略》折衷最当。”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韻》书成，遂奉为正宗，明人尝以此正元曲之讹。待到南曲取代北曲统治戏曲舞台时，音韻上的矛盾遽然而生，这首先表现在四声上：北方方言只有阴阳上去四声，无入声，而南方方言则有入声。因此，如何处理南曲入声的问题，成了当时歌坛上的一大纠纷。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严，必须以中州韻彀为主；一派宽，依据方言，有所变通。沈谦力主后者。

　　戏曲作为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唱腔，必须与当地的群众语言相通。尤其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语言差别甚大，一种声腔，从一地流传到另一地，必要结合当地的方言，把原来的唱腔加以改造，才得通晓悦耳，否则就会失去观众。南曲的海盐、余姚、戈阳、崑山诸腔所以能取代北曲，正因它们是结合了南方方言的声腔。假如这时的南曲作家，仍囿于中州韻，力求近古，他们创作的曲目，必然不受观众欢迎，或则强演员之所难，失于“南腔北调”之叹。抱残守阙，循因袭旧的拟古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乏其人的，戏曲史上亦然。不出所料，沈谦《词韻略》一出，就遭到反对，首先发难的就是毛奇龄。《瑶华集》的编者蒋景祁为此作了附笔：“去矜之论，从乎宽，西河（即毛奇龄一引者）之意，严。”至于谁是谁非，暂付阙如，“附笔于此，以俟高明论定焉。”其实，反对派担心的是：“五方言语，各从其乡，不以中州为准的，则彼此参错岷峨，滥觞其流，将不可止，岂非词学之忧乎？”他们唯独没有看到，正因为“五方言语，各从其乡”，戏曲的音韻和本地方言相结合使群众能够接受，这才是保持戏曲艺术生命力的重要一环。沈谦在音韻上的主张，至今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三

　　沈谦，《清史稿》有传，传极简略。《国朝杭郡诗辑》《两浙輶轩录》叙其生平，亦数语。现参诸《东江集钞》及友人所作序、传、墓志铭，以及从同代人诗文中钩稽出的有关材料，对其生平考述如下。

　　沈谦，字去矜，号东江。杭州东五十里临平镇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20）正月十九日，卒于清康熙九年庚戍（1670）二月十三日，享年五十一岁。

　　六岁（1625），入乡塾，能辨四声，幼颖慧。

　　九岁（1628），能诗。

　　“沈子去矜，九岁能为诗，度宫中商，投颂合雅，其天然性也。”十岁（1629），父欲让其应童子试，“君辄自引咎不愿。”其时家境颇丰，延祝慎庵为师。后陆圻授以《陈子龙集》，始效其体。于是居家苦读至二十岁。

　　十八岁（1637），其父筑章庆堂成。随叔父沈体仁学书法。

　　十九岁（1638），娶妻徐氏。

　　二十岁（1639），与毛先舒相友善。

　　二十一岁（1640），生长子圣旭。

　　按：谦生六子：长圣旭，次圣昭，，次圣时、次圣旦、次圣曜、次圣历。女一，为圣晖。

　　二十三岁（1642），秋，其父张歌筵舞，大会宾客。讌集者为祝慎庵、黄平山、陆圻、陆骧武、孙治、郎季千等。沈谦为之作《章庆堂讌集记》。毛先舒亦记其事。

　　二十五岁（1644），明亡，隐于医，绝口不谈时务。与毛先舒、张丹南楼长啸，赋诗为乐，合称“南楼三子”。后，复葺数椽为寄傲之地，名为“东江草堂”，故自号“东江子”。

　　按：医为家学。谦父沈献廷（逸真）曾在“万历年为游洋将军，已罢官，遂以医名吴越间”。（《先府君行状》）沈谦自己也说：“同学二、三子从事歧黄，仆亦黽家学，未逊于群医。”（《答嗣寅书》）皆可证。

　　三十一岁（1650），其父卒，享年六十八岁。

　　三十二岁（1651），作《答毛稚黄论填词书》。

　　三十三岁（1652），与师祝填庵游盐官寺。

　　三十六岁（1655），其母卒，其四子圣旦亦殇。

　　三十九岁（1658），作《与袁令昭先生论曲谱书》。

　　按：袁令昭是年曾来杭。见毛先舒《溪书》卷一《赠箨庵七十序》：“先生戊戌来西湖，与余一再会面即去。”沈谦亦有词《西河??同袁令昭先生集湖上》。

　　四十岁（1659），其妻徐氏卒于二月二十九日。先舒曾劝其续娶，未果。

　　四十四岁（1663），游佛日寺。

　　四十五岁（1664），长子圣旭死。十余年间，数遭丧事，渐成疾。

　　五十岁（1669），春，毛先舒病剧，前去探视。夏归，卧疾。

　　五十一岁（1670），卒于二月十三日。

　　从以上的生平考略中，可以看出：沈谦历明、清两朝皆不仕。他的一生，大都在杭州一带度过，未曾远游。诗文中提到的出游，也始终没有离开故乡周围的山水胜迹，只有一处提到他在一年的春天去过苏州、去的原因是应商霖之邀，观看他的传奇《美唐风》之演出。

　　无论是他或友人诗文中提到与他交游密切的，除陆丽京，毛稚黄，张祖望、柴虎臣、吴锦雯、陈际叔、孙宇台、丁飞涛、虞景铭西冷十子之外，便是他的学生洪昇、王东曙、潘云赤、张砥中、沈丰垣、俞季瑮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也大都是毛先舒的私淑弟子。至于沈氏宗谱，大致为：先祖原为湖州武康人。溯源到宋朝之建昌侯，二传为宋末之汝正公（贞白），明初散文大家高青丘曾为之作传。三传为谨之公，四传即奇英公，洪武初年迁居临平。六传为竹轩公，官九江府同知。十一传为沈谦的曾祖复春公，生三子，长子怡春，即谦之祖父。怡春亦生三子，谦父为长。名七逸，字献廷，号逸真。生于明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谦之长兄名伟，次兄名英，三兄名诚，谦最幼。

　　一九八○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