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在姚文元的发迹史上是一个关键的年头。在这以前，他不过是个混迹文坛的泼皮。在投机钻营中虽小有名气，终归是个涂着粉红色脸谱的叭儿。一九六五年秋，这个叭儿蓦地在《文汇报》上甩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不只是向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同志狂吠乱咬，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文字狱。

　　提起文字狱，人们自然想到清初封建统治者对文人的镇压。孔尚任写《桃花扇》，有人告发，康熙以怀念晚明之罪，把他罢了官，只落个“名满京华受谪宜”。洪升的《长生殿》，则以演出于皇家忌日治罪，以致“断送功名到白头”。最甚者雍正皇帝，他认为“维民所止”的考试题目，暗藏砍他脑袋之隐喻，一怒之下砍了主考官等人的脑袋。这是索隐侦幽、捕风捉影的奇冤。但它们比之“四人帮”制造的文字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吴晗同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不犯忌讳，二无风可捕，三无隐可索，竟平白无故地被姚文元诬为“借古喻今”，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弄得家败人亡。而建国以来举凡编写、整理、主演和评论过海瑞戏甚至清官戏的同志，无不遭到株连，甚至替吴晗同志说几句公道话的数以千计的同志，也遭到“全面专政”。社会主义民主遭到野蛮的践踏，社会主义宪法变成了废纸，文化学术界的革命知识分子从此遭到一场旷古未有的文字狱浩劫。姚文元这个用无数革命者的鲜血染红自己花翎顶戴的人面山魈，从此一步登天，混入中央，篡夺了中央文化宣传大权。

　　（一）

　　“四人帮”发起对《海瑞罢官》的反革命“围剿”，是企图在吴晗等人的身上打开一个缺口，打倒当时的中宣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的一大批老干部，并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毛主席。

　　人们记得，在“大跃进”的那些年代里，毛主席在一次会上批评某些同志弄虚作假和浮夸风时曾说过：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会后，周扬同志便在文化学术界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他曾到海瑞的故乡——海南岛了解和收集海瑞的历史资料。他在上海支持杰出京剧艺术家周信芳等排演《海瑞上疏》。以后，林默涵同志对这个戏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北京，前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同志在胡乔木以及北京市委领导同志的鼓励下，积极贯彻毛主席的建议。为了宣传海瑞精神，他从一九五九年六月起陆续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五篇文章，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同年，应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之殷切邀约，编写京剧《海瑞》。后来为区别于《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等戏，接受朋友们的建议，改名《海瑞罢官》。

　　这个戏通过农妇洪阿兰一家的遭遇，描写了海瑞在任职应天（江南）巡抚时期，同大封建官僚徐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场反霸斗争里，海瑞敢于“为民请命”，杀了徐阶之子徐瑛，救了洪阿兰一家；逼令徐阶把霸占的田地退还农民。这个剧本尽管还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却塑造了一个不畏强御、刚正不阿、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宣传了海瑞精神。因此，受到了观众和评论界的赞扬。

　　事隔多年，阴谋家江青突然在一九六五年露了“峥嵘”，勾结张春桥、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等海瑞戏发动袭击。一九六七年，她曾不打自招地说：由于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保护”吴晗，在北京——中央所在地，“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其实是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文化部的领导同志抵制了她的阴谋策划。而更重要的是，毛主席严肃地制止了她，并对她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毛主席对吴晗同志是关心爱护备至的。吴晗曾用二十年时间写出一部《朱元璋传》。毛主席在繁忙工作中仔细阅读了原稿，并约请吴晗同志谈了一夜，对书稿提出许多精辟宝贵意见。吴晗同志十分感动，对书稿作了第四次修改。但是丧心病狂的江青，居然胆大包天反对毛主席对吴晗同志的保护，诽谤吴晗同志“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甚至胡说什么《朱元璋传》歌颂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是反党大毒草。不久，她便背着毛主席偷偷窜到上海，经张春桥搭桥，找到了姚文元。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炮制毒文，“保密了七八个月”，并约定对周总理封锁消息。江青狠狠地说：“不叫周恩来看。”到了年末，便在《文汇报》上抛出来。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反对他们这一鼠窃狗盗的卑劣阴谋；当《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这篇大毒草时，他特意在修改“编者按”时大段引用了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在学术讨论中，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与此同时，还强调讨论应当“采取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后来，《北京日报》被迫转载时，“编者按”中也强调了“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周总理在“编者按”中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实际上是对江、张、姚无限上纲，把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硬拉成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问题的蔑视和反击；强调“实事求是”和“以理服人”，实际就是对江、张、姚“歪曲事实”和“以势压人”的坚决否定；引用“不用怕什么批评”的话，实际是在鼓励吴晗同志顶住江、张、姚的蓄意诽谤和诬陷。两篇“编者按”鼓励了吴晗同志，所以，当他被迫写《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时，除了言不由衷地作了些检讨外，仍然能用大量的史料，批驳了姚文元许多歪曲历史，强差人意的地方。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中，他义正词严地申明自己在“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当时还有不少同志坚持正义，写文章反驳姚文元，为吴晗同志辩护。但由于江、张、姚当时披着“最革命”的伪装，姚文元又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到处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用最卑鄙的手段，对上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下欺骗广大人民群众，设下现代文字狱的罪恶之网，致使吴晗同志陷入反革命“围剿”之中。

　　与此同时，他们对上海的周信芳等同志也发动了恶毒的攻击。姚文元先是在这篇大毒草中点了《海瑞上疏》的名，埋下一颗黑钉子。紧跟着便组织专门班子，指使黑爪牙以“丁学雷”的名义抛出另一篇大毒草《〈海瑞上疏〉为谁效劳？》，用最无耻的手段陷害周信芳等同志，并不指名地攻击林默涵等同志。继而又化名方泽生，抛出《〈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把矛头指向中宣部和文化部。

　　“四人帮”满以为这样便可以镇住文化学术界，把人们的嘴统统贴上封条。但事与愿违，反而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仅《文汇报》编辑部就先后收到三千多封反对他们的来信来稿。“四人帮”为了进一步镇压反抗他们的同志，便又让反革命分子戚本禹、关锋等人披挂上阵。这两个反革命小丑在上海同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于密室；回北京则得到一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十分密切而又颇有权势的老党阀的支持，抛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等黑文，与张春桥、姚文元密切配合，完成了对吴晗等同志的南北夹击。

　　江青曾公开说过：“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一语泄露了天机：他们的政治阴谋大得很！当江青勾结林彪、陈伯达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之后，便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底的文艺界大会上，公开指责“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她甚至胡说什么不彻底砸烂“三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彻底”。她把“砸烂三旧”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衡量它是否成功的标志。由于“四人帮”的恶毒诽谤和肆意攻击，前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相继瘫痪。这三个部门中凡是同《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有牵连的领导同志全被打成反革命“黑帮”头目。而吴晗、周信芳、马连良等人则被打成“反共老手”“反动权威”“戏霸”。吴晗夫妇和女儿饮恨逝去。周信芳、马连良也被折磨致死。遭受株连的数以千计的革命同志，有的被赶入“牛棚”，有的则遭到毒刑拷打致死。

　　（二）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如其说是一篇信口雌黄的文章，勿宁说是一张阴险歹毒的刁状。他师承封建社会刀笔吏的衣钵，集讼棍刁吏蒙骗诡诈手段之大成，在刁状里不惜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穿凿附会，血口喷人。

　　首先，他给吴晗同志栽赃，把一个“显然愚蠢的思想强加到”吴晗同志头上，胡说什么吴晗同志在剧中把海瑞塑造成一个“为农民阶级服务”的清官，散布“资产阶级历史观”，“毒害人民思想”。而他姚文元则是坚定地“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揭露了作为“掩盖统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的反动本质。现在，让我们看看他在“反投献”、“平冤狱”、“修水利”三个问题上怎样玩弄花招，诬陷吴晗同志，又是怎样卑鄙无耻地篡改海瑞的历史本来面目的。

　　首先谈“反投献”问题。“反投献”是海瑞在任职应天巡抚时大力推行的土地政策。当时江南一带，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官府横征暴敛，而税赋徭役，尤为苛重，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而在朝任职的各级官僚和退休在乡的各级乡官，他们所占土地亩数，比重甚大，但按规定可以减免税赋徭役，这就必然把苛赋重役转嫁到一般中小地主、富农和自耕农包括贫民头上。他们不堪其苦，为逃避苛赋重役，有的被迫自愿把田亩“献”给有势力的官僚和乡官，以求庇护。有的则被官僚和乡官的狗腿子、庄头欺骗，田地被强行霸占，几致倾家荡产。有的被迫“投献”田地时，可以典卖几个钱；有的干脆不见一文，即所谓“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得，收之莫敢不与”。凡此种种，统称之为“投献”。

　　海瑞坚决反对“投献”，强令官僚和乡官退出“献田”，其目的是削弱土地兼并之风，防止中小地主、富农和自耕农（包括贫农）的进一步破产，制止贫雇农的失业和外流现象。这既有利于恢复生产，安顿黎民生计，更有利于增加国库的财政收入和封建皇朝的稳定。据史载，退休宰相、大官僚徐阶占田二十多万亩，为江南首户。海瑞首先拿他开刀，强迫他“退田过半”，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姚文元却矢口否认这个历史事实，他说：根据记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总之，海瑞的“反投献”对农民没有任何好处。

　　这里，姚文元玩弄了一个张冠李戴的诡计。姚文元所引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的确是“入四万亩于官”。但那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在海瑞离任之后，徐阶的政敌高拱唆使亲信干的。海瑞的“反投献”事迹，在《明史??海瑞传》中有明确记载：海瑞“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穷弱”、“贫民”，不是农民是谁呢？这么容易看到的史料，姚文元故意不引，还说什么“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同时又故意引甩不是海瑞干的“入四万亩于官”的史料，以假充真，来证明海瑞的“反投献”仅仅是为了效忠皇朝。这种从讼棍刁吏学来的弄虚作假的诬陷之风，正是阴面秀才、流氓文痞的本色！

　　姚文元似乎感到这样未免太蠢，便又提出一个歪理：“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之地……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然而，就在他这段文字之前的第三段，却又明白无误地写道：“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占为己有”。

　　姚文元一会儿说贫雇农无田可“献”，一会儿又说自耕农的土地被占即是“投献”。难道贫农不属自耕农？贫农有别于雇农者，就是因为他还有那么几亩薄田，聊以为生，不愿受雇于人。姚文元为何把贫农排斥在自耕农之外？还有，姚文元一会说，“入四万亩田于宫”，“根本不是退给农民”；一会儿又说，“贫雇农无钱可‘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但是，农民被掠夺、霸占的‘献田’，是无需用钱赎的，是无条件退还的。大手笔如姚文元者，总不至于混淆“夺还”和赎买的区别。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一切实用主义者向来如此。姚文元也不例外，他既然承袭了讼棍刁吏的衣钵，一切卑劣手段都可以干出的。

　　其次，关于平冤狱问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贪官多如牛毛，清官稀如麟角。但清官之有别于贪官者，不但公开挂着“明镜高悬”“爱民如子”的招牌，而且在行动上以“执法如山”自爱，以“伸张正义”自许，以“致君尧舜”和“除暴安民”为己任。他们在断案时，从不曾离开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立场，但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黎民百姓的疾苦，打击豪强缙绅，为黎民百姓平反冤狱。这有历史可查，勿需多费口舌。奇怪的是姚文元一口咬定，清官“只能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工具”，根本不可能为黎民百姓平反冤狱。他甚至引用海瑞自己的话来证实海瑞也是个草菅人命的坏蛋。海瑞的原话是：“江南民风刁伪”，对付“刁诈之徒”告刁状的办法是，在“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

　　这就奇怪了，姚文元在前述“反投献”的有关引文中，他甚至把“贫民”的“民”，都一律解释为“中小地主和富农”。现在却又把“民风刁伪”的“民”，一律加到农民头上。这有什么办法，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不敢面对历史事实，又没有别的本事，只好借用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故伎，颠倒是非曲直。你看，姚文元故意把明明是贫苦农民的“民”，安到中小地主和富农的份上，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蒙骗读者，使之相信海瑞的“反投献”，是把田退给地主阶级，没有退给农民。然后，他又故意把挨打“枷号”的刁民，硬说成是农民，满以为这样又可以证明海瑞是草菅人命的坏蛋，是农民的死对头。姚文元这位玩弄文字游戏的大师，可谓煞费苦心！

　　谁都知道，封建社会中被盘剥、被残害的农民，不到逼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去擂堂鼓告状的。又得出钱，又得赔工，农民是吃不消的。他们告的状，大多实有其事。只有地主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市井泼皮、无业游民，才以诉讼为乐事。海瑞讲的“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的，正是这一批告状的行家里手干的。海瑞“枷号”这样一些“刁诈之徒”，让他们吃点苦头，教训他们别再诬告好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姚文元这样起劲地为这些“刁诈之徒”鸣冤叫屈，正是因为他本人就是“百端架诬”海瑞和吴晗的“刁诈之徒”。

　　当然，不必讳言，海瑞虽然被群众称为“海青天”，他也为黎民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但毕竟不是农民阶级的菩萨。农民被他“枷号”，受“痛打夹苦”者也是有的。冤案在他手里没有得到平反的也不会少。只要想一想“四人帮”制造的错案、冤案、假案至今还未能全部彻底平反昭雪，我们怎能苛求一个古代的政治家呢？

　　但是，姚文元对海瑞的诽谤还没有完。他还引用海瑞下面一句话，以证明海瑞保护地主阶级，残害农民，“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不假，作为封建主义道德体制的虔诚维护者，海瑞从封建等级观念出发，认为“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分”，所以要“存体”，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令人惊讶的倒是姚文元。他在引海瑞原话时，竟玩弄一个斩头留尾的鬼把戏。现在把海瑞的原话抄录如下：

　　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小注：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产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就是说，海瑞在判断“争言貌”时，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礼法和等级制度，采取了保护乡官，“宁屈小民”的做法。但在判断冤狱和争产业问题上，海瑞很明确，“与其屈贫农，宁屈富民”，“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话再清楚不过了，海瑞是决心庇护贫农、小民和愚直的人，而宁让富民、乡宦和刁顽之徒倒楣，吃大苦头的。

　　这些话的本身，就足以驳倒姚文元强加给海瑞的“罪名”。而这些“罪名”纯粹是诬告。声声自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无实事求是之心，竟有诬陷害人之意，对人家的话不如实引录，却采取“斩头留尾”的伎俩，借以欺上瞒下，达到其打倒海瑞和吴晗的双重目的，其手段之刁猾卑鄙，用心之谲诈歹毒，实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再次，关于修水利问题。海瑞在任职应天巡抚期间，疏通吴淞江和白茆河之事，是他为国为民、造福千秋的一大功绩。

　　史载吴淞江常年失修，淤塞甚厉，水利失调，洪灾频仍，饿殍遍野。海瑞进行实地调查，测量当浚的江段并决定把这段江面加宽半倍。他采取的办法是以工代赈，既救济了灾民，又兴修了水利。正如他在给皇帝的《开吴淞江疏》中所说：“吴淞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开工时，海瑞亲自驾一叶扁舟，往来江上指导民工修浚。工程在两个月中胜利完成，并且当年见效。这事就连海瑞的政敌何良俊都说：“前年海刚峰（海瑞的号）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

　　修吴淞江的事实，姚文元是抹煞不了的，但为了诬陷海瑞，他黑笔一摇，竟然在竣工质量和日期上大做文章：“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你瞧，他多么刁难人！史书明明记载竣工的第二年、第三年，吴淞江都发了大水，农民们免水灾之苦，他却瞪着眼来个不承认主义。

　　姚文元接着说：“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对呀，对呀，质问得好啊！一条沟通太湖与出海口的大江，慢说在古代，就是今天，两个月也修不完啊！他姚文元质问得多么合情合理。可是仔细一核查，不对了。史料记载，海瑞组织灾民疏浚的并非整条的吴淞江，而是一个河段，共一万四千多丈，约合十华里左右。动员大量灾民的力量，在两个月内完成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相当快的。姚文元偏要说成是浚通整个吴淞江，借以欺骗读者，使读者对海瑞的功绩发生怀疑。姚文元为了回避海瑞修得快这个实质性问题，偏要在完工的具体枝节上胡搅蛮缠，强词夺理。他给自己活画出一副刁钻的无赖相，虽瘪三泼皮亦当退避三舍，自愧弗如！

　　（三）

　　姚文元在刁状中否定海瑞是个清官，诬蔑海瑞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之后，硬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把海瑞写成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诬陷吴晗宣扬“统治阶级的法庭是保护农民的场所”，“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成保护农民的工具”，真是贼咬一口，入骨三分。

　　人们只要了解一下《海瑞罢官》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姚文元的诬蔑，纯系无中生有的无稽之谈；也可以了解到他是怎样挖空心思地制造一个假案，把吴晗打入囹圄的。众所周知，剧本反映的是海瑞在任职应天巡抚时的一段斗争生活：海瑞微服上任，察得前宰相、江南第一大乡宦徐阶的儿子徐瑛霸占农民田地，强抢民女，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等罪行，便同徐阶父子及鱼肉乡民的地方官吏，展开了一场复杂艰巨的斗争。他说：“恶乡宦贪残吏摧残乡党，害得那苦百姓逃亡他乡，民已穷财已尽国脉丧，我海瑞报圣上要作主张。”他“替黎民申雪冤枉”，要“整顿纪纲”“精忠对圣皇”。可见海瑞是从朱明王朝的长远利益出发，为了报答皇上知遇之恩，为了制止农民的进一步破产逃亡，安顿民生，振兴“国脉”，才同腐败透顶的封建官僚集团进行斗争的。当然由于海瑞出身比较清贫，长期接近贫困阶层，对农民备受压榨与迫害也有一定的同情，才愿意“除暴安民”，为他们“申雪冤枉”。海瑞同历代有远见的政治家一样，是懂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的。他把“搏击豪强”、“为民雪冤”和“整顿纪纲”、“效忠当今”统一在自己的行动里，政治思想上反映出改良主义的浓厚色彩。这也是封建社会里清官的共同特征。所谓海瑞“为农民阶级服务”“搞了一场大革命”云云，无非是捕风捉影，“百端架诬”于作者罢了。

　　大家知道，在戏里海瑞虽然处置了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吏，把徐阶之子处以绞刑，但徐阶的亲信、新任巡抚已经赶来接替职务，海瑞不得不交出巡抚大印，罢官南归乡里。吴晗同志这样处理，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同时向观众暗示：海瑞虽然在“平冤狱”问题上，为被冤屈的农民平反昭雪，但在强大的封建官僚集团势力面前，最终是无能为力的，甚至自己都落了个削职为民的下场。可以想见，新任巡抚将会把农民的田地再度夺走，受平反昭雪的农民将遭到更残酷的迫害。这恰好说明：统治阶级的法庭，从本质上说，不是“保护农民的场所”；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是“保护农民的工具”。姚文元硬要颠倒黑白，以是为非，蓄意往吴晗头上栽赃。他心狠手毒到了何等地步。

　　至于诬陷吴晗把海瑞写成“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更是荒唐到了极点。姚文元的依据是农民的四句唱词：“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谁都知道，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并不就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观点。在封建社会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把海瑞这样的清官看成是自己的“救世主”，这是很自然的事。这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虽然不过是一种幻想，却是他们天真幼稚的然而是真挚感情的流露。这并不代表剧本作者对海瑞的评价。相反，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罢官告诉观众：海瑞可以一时为少数农民争得生存的权利，却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民“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更谈不上保证农民“过上好光景”。

　　剧本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明明告诉观众，海瑞尽管是个为农民做过好事的清官，却不是“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不是农民的“救世主”。姚文元偏要蛮不讲理，凭空造谣，诬蔑吴晗同志把海瑞写成“搞了一场大革命”的“救星”，宣扬“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四人帮”常常把“艺术家的良心”挂在嘴边，动不动就责问人家的“良心”哪去了。姚文元甚至借用古语骂别人是什么猖狂的“中山狼”。实际上从姚文元对吴晗同志的“百端架诬”、蓄意陷害来看，他们才是一伙披着人皮、丧尽天良的中山狼。

　　（四）

　　关于《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吴晗同志在剧本出版的“前言”中说得很清楚：通过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吴晗在介绍海瑞的文章中，还曾引用古人评论海瑞的一句恰到好处的话：“海刚峰不怕死，不爱钱，不吐刚茹柔，真铮铮一汉子。”所谓“不吐刚茹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欺软怕硬，任你再硬我也敢顶敢斗。吴晗很欣赏这句话。他实际上是把这个中肯的评价熔铸到海瑞的艺术形象里了。

　　据此可以看出，吴晗通过剧本是在宣传刚直不阿、不畏强御的海瑞精神。剧本启示观众，从海瑞的?鞅媸欠牵谎角椋炊蕴拔郏炊曰等嘶凳拢幌蛐岸袷屏Φ屯罚岢侄氛降椎挠帕计犯裰校橙【窳α亢投氛椤５牵ξ脑飧鏊饕勺遥谷挥眉虻サ墓沤窭啾鹊男味涎Х椒ǎ芟菸怅贤尽敖韫欧斫瘛薄?lt;/P>

　　姚文元是这样指责的：“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而你吴晗就是“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的代表，“为他们抱不平”，“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接着便气势汹汹地质问吴晗同志：《海瑞罢官》是让观众“学习‘退田’吗？”“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么？”这一连串的质问，象联珠炮似的射向了作者。

　　按照姚文元的这个混帐逻辑，作品中写了什么事件，就是让观众学习什么。那么，写了贪污盗窃，就是让人学习贪污盗窃；写了杀人，就是让人学习杀人；写了妓女生活，就是让人学当妓女。实在是荒谬绝伦。然而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无非是利用这种古今简单类比的索隐法蛊惑人心，让人们信服他对作者的蛮不讲理的指责：以古讽今，影射现实。今天看来，这虽然愚蠢透顶，不值一驳；但“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就是长期利用这种“影射现实”论的肮脏武器大兴文字狱的。

　　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始于一九五九年，演出于一九六○年底。而姚文元却指责吴晗同志利用《海瑞罢官》配合一九六一年出现的“单干风”和“退田”。我们也要反问姚文元：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时怎么能预见到你所谓的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和“退田”呢？在时间观念上，你是个不知道一九五九年是在一九六一年以前的白痴呢，还是为了陷害吴晗同志竟下流无耻到癫狂发昏的地步呢？

　　姚文元还气势汹汹地质问作者：难道让观众“学习‘平冤狱’么？”中国人民“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你看，这个叛徒的孝子、特务的螟蛉，居然一本正经地教训起人来了。不过，当他趾高气扬地训人的时候，却露出了自己的马脚：一向把“阶级斗争观点”挂在嘴边的姚文元，竟然是个地地道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者。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断发生变化。阶级斗争逐渐趋向缓和，阶级也将不再存在，但还有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外国特务等残余分子。阶级斗争还未到完全消灭阶段，社会上还有坏人陷害好人的冤枉事件发生，这是小孩子们都会懂得的普通常识。否则，国家就不必设置法院和监察机构，更不必写到宪法里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一九五六年就曾说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所谓“错”，就是错案、假案、冤案和冤狱。你姚文元为什么竟闭着眼睛唱反调？用意何在呢？谁都知道，在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多少桩触目惊心的错案、假案、冤案和冤狱，至今未能完全彻底平反昭雪！就以《海瑞罢官》这桩公案来说，不就是你姚文元勾结江青、张春桥一手制造的么？你们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这么多的冤案和冤狱，造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空前绝后的大浩劫，却又假惺惺地侈谈什么中国人民的解放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真是千古的奇闻，弥天的大谎！你们故意粉饰太平，借以掩盖腥风血雨；干着刽子手的勾当，却偏偏在人们耳边嘤嘤诵经当菩萨。对你们这些阴谋家不进行历史的惩罚，是难以平亿万人民的心头之恨的！

　　秉公而论，吴晗同志编写《海瑞罢官》之时，似乎没有让观众去学习“平冤狱”的主观意图。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人借鉴历史，“古为今用”，海瑞的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为民请命”的斗争精神，对今天平反“四人帮”造成的大量的错案、假案、冤案和冤狱，为万千个无辜受害者、包括吴晗本人昭雪，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应该说，这是吴晗同志始料之所不及。

　　姚文元恬不知耻地问：“在社会主义社会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我们说：在你们“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统治下，广大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有‘冤’，吴晗有冤，周信芳有冤，马连良有冤，一切惨遭迫害致死的同志有冤。而平冤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彻底揭露和清算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滔天罪行；彻底推翻他们强加于革命者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扫尽阴霾刚峰现，揪来文痞祭晗翁。历史毕竟不是阴谋家、野心家可以随意拨转的时钟。以篡改历史，害人为业的“四人帮”，虽能逞一时之淫威，把革命者推入血泊之中，终难逃历史的法网。海刚峰虽遭鞭尸，十二年后重见天日。他的艺术形象又将重现戏曲舞台。毛主席提倡的海瑞精神不但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在今天更附寓新意。吴晗虽含冤而死，却在人们心底长生。他的《海瑞罢官》和许多历史著作，作为一笔精神财富必将长留人间。（1978.12）